华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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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7〕，真不知怎么一回事。只好再精查，细想；终于也明白了，现在写它出来，庶几乎免得又有“流言”，以为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为应付某国某君〔8〕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确是这样做过了，还留下些什么“空穴来风，桐乳来巢”〔9〕的鬼格言。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不得已，我只好对于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

     其实，现今的将“尊敬”来布施和拜领的人们，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当。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求人尊敬的可怜虫于是默默地坐着；

     但偶然也放开喉咙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0〕呀！”“猗欤休哉〔11〕呀！”听众遂亦同声赞叹道，“对呀对呀，可敬极了呀！”这样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为有趣。

     从此这一个办法便成为八面锋〔12〕，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但是穿了圣贤的衣冠入殓。可怜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将褒贬他的人们的身价估得太大了，反至于连自己的原价也一同失掉。

     人类是进化的，现在的人心当然比古人的高洁；但是“尊敬”的流毒，却还不下于流言，尤其是有谁装腔作势，要来将这撒去时，更足使乏人和白痴惶恐。我本来也无可尊敬；

     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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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日晨。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莽原》周刊第七期。

     〔2〕指署名“瞎嘴”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的致作者的信。这封信攻击作者的《青年必读书》，其中说：“我诚恳的希望：一、鲁迅先生是感觉‘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所以敢请你出来作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连家眷）去，然后我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二、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按着重号系原件所有）

     〔3〕掉文袋亦作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4〕孔明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蜀汉丞相。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曾任南宋宰相，加太师衔，是主张降金的内奸，诬杀抗金名将岳飞的主谋。

     〔5〕关于宋朝不许南人做宰相，据宋代笔记小说《道山清话》（著者不详）载：“太祖（赵匡胤）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这个“祖制”，在真宗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江西新喻人）做了宰相后，就被打破。

     〔6〕指陈西滢。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

     〔7〕“研究系”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研究系”。“交通系”，袁世凯的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曾奉命组织他的部属为“公民党”，充当袁世凯当选总统和复辟帝制的工具，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交通系”。

     〔8〕指苏联人王希礼，原名瓦西里耶夫（B．A．QRGPLMST），俄文本《阿Q正传》的最初翻译者，当时是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作者曾为他的译本写过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后都编入《集外集》中。

     〔9〕“空穴来风，桐乳来巢”语出《文选》宋玉《风赋》李善注引《庄子》（佚文）：“空阅来风，桐乳致巢。”据晋代司马彪注：

     “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桐子似乳，著其叶而生，其叶似箕，鸟喜巢其中也。”这里的意思是说：流言之来，一定是本有可乘之隙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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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见《庄子·齐物论》。

     〔11〕“猗欤体哉”叹美词。

     〔12〕八面锋锋利无比的意思。清代陈春在《永嘉先生八面锋》（传为南宋陈傅良著）一书的跋文中说：“物之不可犯者锋，锋而至于八则面面相当，往无不利。”


咬文嚼字〔1〕

     三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之后，颇使我觉得惊奇，想考查这家庭的组织。后来，幸而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发见了“与此曹子勃谿相向”这一句话，才算得到一点头绪：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犹”之“妇姑”。于是据此推断，以为教员都是杂凑在杨府上的西宾，将这结论在《语丝》上发表〔2〕。

     “可惜”！昨天偶然在《晨报》上拜读“该校哲教系教员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见书投寄本报”〔3〕的话，这才知道我又错了，原来都是弟兄，而且现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儿子阿丕和阿植〔4〕似的。

     但是，尚希原谅，我于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只因为我不想圈，并非文章坏。

     据考据家说，这曹子建的《七步诗》〔5〕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六月五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京报副刊》。

     〔2〕即收入本书的《“碰壁”之后》。

     〔3〕汪懋祖（1891—1949）字典存，江苏吴县人，当时的女师大教员，是杨荫榆迫害学生事件的积极参加者。杨荫榆宴请评议员于西安饭店，他也列席。他在这篇致“全国教育界”的意见书（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晨报》）中，诬蔑学生，颠倒黑白，对杨荫榆大加推崇：“杨校长之为人，颇有刚健之气，欲努力为女界争一线光明，凡认为正义所在，虽赴汤蹈火，有所不辞。今反杨者，相煎益急，鄙人排难计穷，不敢再参末议。”

     〔4〕阿丕即曹丕（187—226），曹操的次子。参看本卷第520页注〔17〕。阿植，即曹植（192—232），曹操第三子。参看本卷第520页注〔18〕。

     〔5〕《七步诗》《世说新语·文学》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明代冯惟讷《古诗纪》选录此诗，注云“本集不载”，并附录四句的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清代丁晏的《曹集诠评》中关于此诗也说：“《诗纪》云‘本集不载’，疑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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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1〕

     十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2〕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3〕。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4〕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迫压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

     但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5〕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BernardShaw）〔6〕，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国则巴尔布斯（HenriBarbusse）〔7〕，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或者说，因此他也富有实行的质素，法国作家所常有的享乐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是丝毫也没有的。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但自然除了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

     我并非说我们应该做“爱敌若友”的人，不过说我们目下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近来的文字中，虽然偶有“认清敌人”这些话，那是行文过火的毛病。倘有敌人，我们就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而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辩诬之后，不过想得点轻微的补偿；那办法虽说有十几条〔8〕，总而言之，单是“不相往来”，成为“路人”而已。虽是对于本来极密的友人，怕也不过如此罢。

     然而将实话说出来，就是：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

     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公道，就得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这几天有些纸贴在墙上，仿佛叫人勿看《顺天时报》〔9〕似的。我从来就不大看这报，但也并非“排外”，实在因为它的好恶，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大概两三年前，正值一种爱国运动的时候罢，偶见一篇它的社论〔10〕，大意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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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11〕，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12〕，大可以借此来磨练。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

     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十一

     1急不择言

     “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

     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原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

     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

     我们确有点慌乱了，反基督教的叫喊〔13〕的尾声还在，而许多人已颇佩服那教士的对于上海事件的公证〔14〕；并且还有去向罗马教皇诉苦〔15〕的。一流血，风气就会这样的转变。

     2一致对外

     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

     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3“同胞同胞！”

     我愿意自首我的罪名：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极少的几个钱，可是本意并不在以此救国，倒是为了看见那些老实的学生们热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给他们碰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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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在演讲的时候常常说，“同胞，同胞！……”但你们可知道你们所有的是怎样的“同胞”，这些“同胞”是怎样的心么？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说出之前，募捐的人们大概就不知道。

     我的近邻有几个小学生，常常用几张小纸片，写些幼稚的宣传文，用他们弱小的腕，来贴在电杆或墙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见多被撕掉了。虽然不知道撕的是谁，但未必是英国人或日本人罢。

     “同胞，同胞！……”学生们说。

     我敢于说，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为“排货”〔16〕复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国人！

     要中国好起来，还得做别样的工作。

     这回在北京的演讲和募捐之后，学生们和社会上各色人物接触的机会已经很不少了，我希望有若干留心各方面的人，将所见，所受，所感的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像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给大家看看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同胞”。

     明白以后，这才可以计画别样的工作。

     而且也无须掩饰。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的。

     而且也无须掩饰了，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试举一个极近便的例，则中国人自编的《北京指南》，还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确！

     4断指和晕倒

     又是砍下指头，又是当场晕倒。〔17〕断指是极小部分的自杀，晕倒是极暂时中的死亡。我希望这样的教育不普及；从此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现象。

     5文学家有什么用？

     因为沪案发生以后，没有一个文学家出来“狂喊”，就有人发了疑问了，曰：“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18〕今敢敬谨答曰：文学家除了诌几句所谓诗文之外，实在毫无用处。

     中国现下的所谓文学家又作别论；即使是真的文学大家，然而却不是“诗文大全”，每一个题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会在万籁无声时大呼，也会在金鼓喧阗中沉默。LeonardodaVinci〔19〕非常敏感，但为要研究人的临死时的恐怖苦闷的表情，却去看杀头。中国的文学家固然并未狂喊，却还不至于如此冷静。况且有一首《血花缤纷》，不是早经发表了么？虽然还没有得到是否“狂喊”的定评。

     文学家也许应该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总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汉口的牺牲者〔20〕的姓名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诗文却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还要感动别人，启发后人。

     这倒是文学家的用处。血的牺牲者倘要讲用处，或者还不如做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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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到民间去”

     但是，好许多青年要回去了。

     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

     更何况这也可以算是“到民间去”〔21〕。

     但从此也可以知道：我们的“民间”怎样；青年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又怎样？

     将这经历牢牢记住，倘将来从民间来，在北京再遇到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的时候，回忆起来，就知道自己是在说真还是撒诳。

     那么，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

     7魂灵的断头台

     近年以来，每个夏季，大抵是有枪阶级的打架季节〔22〕，也是青年们的魂灵的断头台。

     到暑假，毕业的都走散了，升学的还未进来，其余的也大半回到家乡去。各样同盟于是暂别，喊声于是低微，运动于是销沉，刊物于是中辍。好像炎热的巨刃从天而降，将神经中枢突然斩断，使这首都忽而成为尸骸。但独有狐鬼却仍在死尸上往来，从从容容地竖起它占领一切的大纛。

     待到秋高气爽时节，青年们又聚集了，但不少是已经新陈代谢。他们在未曾领略过的首善之区〔23〕的使人健忘的空气中，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如毕业的人们在去年秋天曾经开始过的新的生活一般。

     于是一切古董和废物，就都使人觉得永远新鲜；自然也就觉不出周围是进步还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见的是鬼还是人。不幸而又有事变起来，也只得还在这样的世上，这样的人间，仍旧“同胞同胞”的叫喊。

     8还是一无所有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六月十八日。

     ※※※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四号及同月二十三日《民众周刊》（《民众文艺周刊》改名）第二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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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指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次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愤。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进行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国主义逮捕一百余人。随后群众万余人集中在英租界南京路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即伤亡数十人。

     〔3〕洗刷牺牲者的罪名指《京报》主笔邵振青（邵飘萍）关于五卅惨案的文章。他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京报》“评坛”栏发表的《我国人一致愤慨的情形之下，愿英日两国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国之嫌》一文中说：英、日帝国主义“用种种宣传政策，谓中国国民已与俄国同其赤化，英日若不合力以压迫中国，行见中国赤化而后，美国亦大受其影响……然中国之并未赤化，所谓赤化说乃纯属英日两国之虚伪政策……今次上海之惨剧，乃世界伪文明之宣告破产，非中国之一单纯的外交问题。”他又在同日该报发表的《外国绅士暴徒》一文中说：“‘暴动学生’之一名词，真乃可谓滑稽极矣，请问外国绅士，学生是否有手枪？是否有机关枪？是否已因暴动杀死外国绅士多人？否否不然，多死者乃为学生，此决非学生之自杀也。”

     〔4〕指希腊民族独立运动。一八二一年三月，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次年一月宣布独立，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于一八二九年取得胜利。

     〔5〕《致中国国民宣言》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国际工人后援会从柏林发来为五卅惨案致中国国民的宣言，其中说：“国际工人后援会共有五百万会员，都是白种用手和用脑的工人，现在我们代表全体会员，对于白种和黄种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这次残杀和平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的事情，同你们一致抗争。我们……对于掠夺中国人民并且亦就是掠夺我们的那班东西毫无关系。他们在国外想欺凌你们这个民族，在国内亦想压迫我们这个阶级。只有我们合起来同他们对敌，才可以保全我们。……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你们将来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文末署名的有英国的萧伯纳和法国的巴比塞，他们都是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6〕培那特萧通译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批评家。早期参加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后同情社会主义。著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

     〔7〕巴尔布斯通译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热情拥护苏联；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著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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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对外谈判条件。五卅惨案后，该会于六月八日发表宣言，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四条及正式条件十三条，其中包括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等条款。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愿望，但还不能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主要目的。后来负责这次对外交涉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总商会会长）等，又删改了其中一些重要条款，成为委曲求全的十三条。

     〔9〕《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创办的中文报纸。创办人为中岛美雄，最初称《燕京时报》，一九○一年十月创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10〕指《顺天时报》的《爱国的两说与爱国的两派》的社论。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京大学学生因旅顺、大连租借期将满，向当时的国会请愿，要求收回旅大。北洋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于三月十日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十四日遭到拒绝后，即爆发了规模几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反日爱国运动。四月四日《顺天时报》发表上述社论。其中说：“凡一国中兴之际。照例发生充实民力论及伸张国权论两派。试就中国之现状而论。亦明明有此二说可观。……国权论者常多为感情所支配。……民力论者多具理智之头脑。……故国权论者。可以投好广漠之爱国心。民力论者。必为多数人所不悦。于是高倡国权论容易。主张民力论甚难。”

     〔11〕“再而衰，三而竭”语见《左传》庄公十年，春秋时鲁国曹刿的话：“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12〕他山的好石语出《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13〕反基督教的叫喊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报》载有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宣言，说明它的宗旨是“反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之一切侵略活动”。该同盟又于四月十五日创刊《科学与宗教》半月刊（《京报》临时增刊），当时很有影响，引起了普遍的反基督教的呼声。

     〔14〕这里说的教士的公证，指五卅惨案发生后，一些在中国的外国教士曾发表宣言，对中国学生的爱国斗争在表面上表示同情，实际上是为了和缓当时的紧张局势。

     〔15〕向罗马教皇诉苦北京大学某些教授为五卅惨案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电罗马教皇，希望他“竭力发扬作为基督教的基础的友爱精神”，幻想得到罗马教皇的“同情和支持”。

     〔16〕“排货”指当时的抵制英国货和日本货。

     〔17〕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北京民众为五卅惨案在天安门开大会，据当时报载：参加者因过于激忿，曾有人演说时以利刃断指书写血字，又有人当场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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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妇女周刊》（《京报》的副刊之一）第二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载有署名畹兰的《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一文，其中说：“我真奇怪，自沪案发生后，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刺激之下，为什么总不见有一个文学家出来狂喊？

     ……于是我的问题出来了：‘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按畹兰即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他曾在《猛进》周刊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发表过《血花缤纷》一诗（副题为“悲悼沪案牺牲者”）。

     〔19〕LeonardodaVinci莱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和科学家。

     〔20〕汉口的牺牲者五卅惨案发生后，汉口群众计划于六月十三日召开大会，抗议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当时湖北督军萧耀南却于前两日（十一日）解散学生会，并枪杀学生四人；

     工人群众也在这天晚间遭英国海军陆战队射击，死伤多人。

     〔21〕“到民间去”原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口号，它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五四”以后，特别是在五卅运动高潮中，这个口号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也相当流行。

     〔22〕有枪阶级的打架季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的内战，如一九二○年的直皖战争，一九二一年的湘鄂战争，一九二二年的奉直战争，一九二四年的江浙战争，都发生在夏季。

     〔23〕首善之区指首都。《汉书·儒林传》载：“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这里指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首都北京。


补白〔1〕

     一

     “公理战胜”的牌坊〔2〕，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但这是现在的话。当时，市民和学生也曾游行欢呼过。

     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3〕。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

     却答道，“有天灵盖”！〔4〕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