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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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入鲁迅先生1925年间所作杂文31篇及题记和后记各1篇。
　　《华盖集》与封建主义和洋奴买办文化思想作斗争，锋芒所指，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就毫无忌惮加以批评……”《华盖集》语言凝炼精悍，勾画典型形象，讽刺深刻而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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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1〕。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2〕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3〕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4〕，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5〕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6〕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7〕。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8〕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9〕，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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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10〕东壁下。

     ※※※

     〔1〕大方之家见识广博的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伟大的人物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经说他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的途径。后来坐在菩提树下苦思七日，终于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语，指过去、现在、未来。天眼通，也是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天人师，佛的称号。

     〔3〕“正人君子”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

     他们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竭力为章士钊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赞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4〕通人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人。这里是对陈西滢一类人的讽刺。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

     〔5〕“党同伐异”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纠合同伙，攻击异己的意思。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曾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

     〔6〕“公理”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

     〔7〕“以待来年”语见《孟子·滕文公》。

     〔8〕文士们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自以为深通英国文学，研究过莎士比亚，并常常以此自炫。如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陈西滢在同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一文中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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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莽原周刊》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参看《可惨与可笑》注〔4〕。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鲁迅在《两地书·一七》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10〕绿林书屋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农民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后来，就以“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一九二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曾辱骂鲁迅及其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教员为“土匪”、“学匪”（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和《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作者因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


咬文嚼字〔1〕

     一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则欧文〔2〕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妪纹，对于托尔斯泰〔3〕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鉐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4〕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5〕的了。

     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6〕，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7〕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鏭，鎴，锡，错，矽〔8〕，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

     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9〕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10〕。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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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月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本篇第一节发表后，即遭到廖仲潜、潜源等人的反对，作者为此又写了《咬嚼之余》和《咬嚼未始“乏味”》二文（收入《集外集》）予以反驳，可参看。

     〔2〕欧文英、美人的姓。如美国有散文家华盛顿，欧文（W．Irving，1783—1859）。

     〔3〕托尔斯泰俄国人的姓。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B．C．DEFGHEI，1828—1910）。

     〔4〕Gogol果戈理（H．B．JEKELM，1809—1852），曾有人译为郭歌里，俄国作家，Wilde，王尔德（1856—1900），英国作家。D’An－nunzio，邓南遮（1863—1938），曾有人译为唐南遮，意大利作家。

     Holz，何尔兹（1863—1929），德国作家。Gorky，高尔基（M．JENMOPI，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Galsworthy，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

     〔5〕“吾家rky”即吾家尔基。旧时常称同宗的人为“吾家某某”，有些人为了攀附名人，抬高自己，连同姓的也都称“吾家某某”。

     这里是对当时某些文人把“高尔基”误为姓高名尔基的讽刺。

     〔6〕《百家姓》旧时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宋初人编，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以便诵读。

     〔7〕原质元素的旧称。

     〔8〕鏭，?，锡，错，矽化学元素的旧译名。其中除锡外，其他四种的今译名顺序为铯、锶、铈、硅。

     〔9〕“黄金万两”拼成的怪字，其形如“驀”。

     〔10〕仓颉亦作“苍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汉字最初的创造者。


青年必读书〔1〕

     ——应《京报副刊》〔2〕的征求

     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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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

     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它发表后，曾有人在报上进行攻击。对此问题，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

     可参看。

     〔2〕《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


忽然想到〔1〕

     一

     做《内经》〔2〕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3〕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4〕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

     康圣人〔5〕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6〕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所以僻县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严时亦尝恢复杀头，虽延国粹于一脉乎，而亦不可谓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着《苦闷的象征》〔7〕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奇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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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8〕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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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9〕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10〕么？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

     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

     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11〕把戏而已么？

     二月十六日。

     ※※※

     〔1〕本篇最初分四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二十日、二月十四日、二十日《京报副刊》。

     当第一节发表时，作者曾写有《附记》如下：“我是一个讲师，略近于教授，照江震亚先生的主张，似乎也是不当署名的。但我也曾用几个假名发表过文章，后来却有人诘责我逃避责任；况且这回又带些攻击态度，所以终于署名了。但所署的也不是真名字；但也近于真名字，仍有露出讲师马脚的弊病，无法可想，只好这样罢。又为避免纠纷起见，还得声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有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然而这么一说，我的杂感真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按这里说的“不当署名”，系针对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报副刊》所载署名江震亚的《学者说话不会错？》一文而发。江震亚在这篇文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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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学者说话不会错’，是评论界不应有的态度。我想要免除这个弊病，最好是发表文字不署名。”他认为“当一个重要问题发生时，总免不了有站在某某一边的人，来替某某辩论”。而且因为某某“是大学的教授，所以他的话不错”，某某“是一个大学生，所以他的话错了”。

     〔2〕《内经》即《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文献。约为战国秦汉时医家汇集古代及当时医学资料纂述而成。全书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十八卷。“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的说法，见《灵枢·经筋第十三》。

     〔3〕《洗冤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男女骨数不同”的说法见于该书《验骨》。

     〔4〕细辛多年生草本植物，中医以全草入药。

     〔5〕康圣人指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变法维新失败后，他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又与北洋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他“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否则要此膝何用”一语，常见于康有为鼓吹尊孔的文电中，如他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6〕格物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中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话。

     〔7〕《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著。曾由鲁迅译为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8〕二十四史指清代乾隆时“钦定”为“正史”的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相斫书”，意思是记载互相杀戮的书，语见《三国志·魏书》卷十三注引鱼豢《魏略》：“豢又常从（隗禧）问《左氏传》，禧答曰：‘……《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独夫的家谱”，意思是记载帝王一姓世系的书，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9〕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明崇祯二年（1629）起义，后被推为闯王。明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三月攻入北京。后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兵败退出北京，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害。张献忠（1606—1646），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明崇祯三年起义，一六四四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1646）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时史书（包括野史和杂记）中都有渲染李、张好杀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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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绳其祖武”语见《诗经·大雅·下武》。绳，继续；武，步伐。

     〔11〕轮回佛家语。佛教以为生物各依其所作的“业”（修行的深浅、积德的多少、作恶的大小），永远在“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中生生死死，循环转化不已。


通讯〔1〕

     旭生〔2〕先生：

     前天收到《猛进》〔3〕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4〕先生寄来的。无论是谁寄的，总之：我谢谢。

     那一期里有论市政的话，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来。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

     〔5〕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6〕，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

     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7〕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8〕。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鲁迅。三月十二日。

     鲁迅先生：

     你所说底“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诚哉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你所说底“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实在是最痛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