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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常识 |
最新书评 共 9 条
柯柔茵
这是我读过的用时最长的一本书，平常一本书，只要不要太烂，几个小时就能搞定，而这本书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
读后觉得，每个国家的体制确实都不够完善。现在，我觉得，我有点”巴黎综合症“。
一种症状，起源于日本。因为大多数日本人从小被教育巴黎有多美丽，有多神圣。后来他来到巴黎，发现那里也有乞讨的人，顿时接受不了。
之前以为的民主大国，看完之后，发现它们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而且很大，比如英国的何去何从与青年的反穆斯林现象，法国文人在变革中的尴尬与矛盾，现在的德国人他们究竟应不应该承担这个纳粹枷锁……
我们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存在在问题，都在混乱。还有，我们的中国。最近在新浪微博上关注了一些发布国内外新闻的微博，每天，它们都在跟我述说着中国的混乱…
何处是乌托邦？美好之国呢？
还有，我们中国的共产主义呢？说了这么久的国度呢？
我想，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状态，一个美好愿望吧。
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不断的往它靠近，尽管到达不了，起码我们也在慢慢靠近了，慢慢变好了。恩。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愤青的人。
有些，东西，丑恶的东西，会选择去逃避。我知道改变不了这个社会的现状，我只能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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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恐怖分子这个定义。
书里面多次提到，英国法国德国的反移民反穆斯林的现象。
他们觉得穆斯林很容易带来动乱，受教育程度不够，抢他们的饭碗，而恐怖分子大多数来自这个人群。（多像曾经对犹太人的定义啊）
所以，抵制他们。
我在想，恐怖分子，是怎么回事。
于我，我看到的恐怖分子，是一群被逼，然后采用极端手段反抗，表达对社会不满的人群。
如果，他们不是被隔离，被蔑视，被侵权，他们也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去反抗。虽然，他们的定义跟我们定义的被侵犯可能是程度不一样的。
记得，书里面有一段关于，穆斯林人可以自己“处理”自己的妻子，就是掌握妻子的生死大权。
这在欧洲这些，高度”人性化“的崇尚人人平等的基督教国家，这是多惊世骇俗的想法啊。
认为是上帝的子民的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插手，管一管。让群野蛮人，“现代化”。（这又让我想起了美国对非洲的‘解放“）
于是，欧洲人”改造“……
穆斯林人，反抗……
人肉炸弹，暗杀……
我想，在这个愈来愈全球化的世界，尊重一个民族，宗教的文化是很重要的。
但，我不反对，欧洲这些国家在涉及生命问题上，对穆斯林人进行一个小小的干预。而在，一些大事上，必须彼此包容。比如，那个严重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问题。
我知道，世界上恐怖分子袭击，四起。
最近，中国新疆也有几起。（新疆人是信伊斯兰的，也就是穆斯林人。）
恐怖分子真的除得了吗？
其实，恐怖分子现象，它反映的是社会的一个问题，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交融之间出现冲击的问题。
而，要解决恐怖分子这事，还得我们反思自己，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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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出
文 / 禾刀
人类历史潮流充分表明，权力最终能否关进“笼子”，绝非取决于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对权力制衡力量的大小。
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Roskin）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在政治科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颇有建树。曾著有《政治科学》、《国际关系新世界》、《民主苦旅：四个发展中国家》、《中东政治：文化和冲突》等。
在本书中，迈克尔将国家的历史、地理与当代的发展现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深入浅出地对世界的部分典型国家进行观察和描述，从中选取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伊朗这9个国家作为分析的模型，以生动简洁的语言从历史、制度、政治文化、现状、争论等5个方面讲述公民需要了解的“国家常识”。
迈克尔笔下的国家常识，其实是人类经过反复斗争博弈形成的政治文明结晶。虽然各国发展普遍经历了贫穷与战争，但数千年的曲折发展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颇富共性色彩的脉络，即公权力正在由历史上的帝王独揽，在长期博弈中不断受到制衡和削弱，变得更加可控，正如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说的将权力装进“笼子”。
可以肯定的是，权力并不会自觉钻进“笼子”。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其著名的评论中，总结了英国数世纪政治发展的教训：“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在阿克顿勋爵所处的时代，蓬勃的工业革命大大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到了19世纪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但经济飞速发展的英国，同时面临着陈旧官僚习气的掣肘，社会腐败丛生。迫于资本阶层的强大压力，1889年英国制定了《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反腐法律的国家。与此同时，英国大力加强官僚体制的改革，加大对公权力的约束。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限权之举均为英国后来走向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权力发展的历史沿革中，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有着“国父”之称的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禅让”似乎是一个异数。华盛顿既没有选择如同袁世凯那样回到封建帝王时代，又没有延长自己的任期，其人格魅力当然不容否认，但同时也应看到，刚刚完成独立的美国羽翼未丰，一方面要提防英国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刚刚摆脱英国控制的美国缺乏权力认同。倘若华盛顿贪恋权力，其结果很难说不会令坚持抵御英国的美国人再度陷入内忧外患之中。
历史上，专制极权似乎也曾“灵光一现”。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后，经济上曾有所起色：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但由于权力未能受到有效制约，结果迅速膨胀最终走形，为德国的战败埋下了恶果。同样情形的还有中国近邻日本。明治维新运动虽然使日本在“脱亚入欧”中迅速走向富强，但由于皇室专制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约束，愚昧效忠专制权力的教化体系将日本最终带上一条军国主义的罪恶之路，先是甲午战争，后又在二战中与法西斯为伍，祸害亚洲诸国，其自身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国家。
本书没有涉及中国，但近代中国的衰落，恰恰是权力未能受到有效约束的负面典型。尽管甲午战争前清朝GDP还是日本的9倍，但实已千疮百孔，不堪一击。也尽管1908年清廷颁布了《宪法大纲》，但同时又规定了超越宪法的“君上大权”，将皇帝当然也包括垂帘听政的慈禧置于法律约束之外。痴迷专制权力的慈禧太后看似也动过改革之念，甚至也被迫同意成立责任内阁，但由于皇族专权，公众分享权力的愿望一再落空。于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居然迅速崩溃。
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重要文明成果，也是本书重要意图所在。总之，人类历史潮流充分表明，权力最终能否关进“笼子”，绝非取决于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对权力制衡力量的大小。对于这样的国家常识，没有谁可置身事外，除非这个国家根本不愿接受这样的基本常识，比如那个曾以天朝自居的傲慢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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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意
2013年06月16日 13:40
来源：羊城晚报
□王 贺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当你沿着社会经济的梯子往下走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政治参与的兴趣在减少。受教育更多的人参与得更多。”假设迈克尔·罗斯金教授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尽管现状并不乐观，但深入观察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并做出独立思考与判断，对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中国国民来讲仍然是最低的要求。不过，要做到这最低要求又谈何容易？对很多读者而言，未来似乎虚无缥缈，当下距离我们太近，只有一些碎片，其至关重要的历史认知则是通过中学历史教科书和一切以通俗为追求的历史小说里充满想象力的细节而完成的，而对于历史中的国家、个体、社会及其关系，特别是也经历了“历史化”的各种观念，则缺少基本认识。
这些我们习焉不察却潜移默化、决定着我们独立思考并参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观念至少还包括：公民、民族、国家、政党、政治、自由、民主、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官僚化、再分配……事实上，解释这些观念原初的意涵以及现在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意涵，在迈克尔·罗斯金教授写作《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之时不过是顺手而为之——他更大的雄心在于解释国家的概念。在作者看来，要想理解国家的概念，就首先得明白国家在一定意义是人为的、建构的结果，另一方面，今天我们讨论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只有大约500年的历史，而在成长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途中，地理条件、政治制度、公民们关于政治和社会的价值观和态度也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此，辨认地理、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何谓现代国家”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参考框架。
基于这一内在理路，《国家的常识》没有为抽象地讨论国家的概念预留空间，而是以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五个发达国家和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伊朗等四个发展中国家为讨论对象，试图展示这些国家的历史影响、重要制度、政治文化、互动模式、政治争议。并在尽可能尊重九国差异的基础之上，避免“独特性陷阱”，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总结教训，为我们思考“何谓现代国家”提供帮助。譬如作者分析1980年以来法国的政治生活：“随着社会党在1981年选举后建立政府，左翼掌握了权力。批评保守的政府是一回事，但是，管理自己的政府又是另外一回事。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左翼发现，要发展经济，承担世界性事务和改变法国社会是何等的艰辛。明智精巧的口号无法转变成行之有效的政策，法国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温和派。”这里的“温和派”当然不是中庸、犬儒的代名词，而是谋求“共同的底线”（秦晖语）、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语）的人们。
可能读者感到好奇的是此书为什么没有讨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其实，在罗斯金这个倔强的美国老头看来，美国的民主制度还很年轻，简直不值一提。不过，与其冒犯某些拿着显微镜来阅读的读者而空谈“普世价值”，倒不如观察“普世价值”的实现与否，这完全取决于一个现代国家究竟有多“现代”。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作者的另一部代表作《政治科学》教会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应只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运作，还有你纳多少税、有没有投票权、能不能吃到健康食品、房子能不能被强拆、私人生活能不能被监视，能不能监督大众传媒……阅读《国家的常识》，亦不难体察作者的言外之意，正在于说明“现代”不只是高速公路、机器厂房与航空母舰，事实上，每一公民的人生与日常生活，以及在国家与社会当中的尊严，公共空间的形成，社会机制的发育，皆与“现代”有关。
是的，要做一个合格的现代人，一个现代公民，就要拥有现代国家的常识。自《政治科学》以来，罗斯金教授一直延续一种简洁清晰而毫无学术八股习气的表述，在这本书里，他还设计了大幅的表格、图片、专栏、问题与讨论，以多种方式补充说明正文的同时也增强了其可读性，让它的面貌变得生动活泼起来，相信大家看完本书以后能深入而具体地了解和思考“国家”这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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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农求
现在翻译完前两章，第一章以后比较敏感，有想要的豆邮我吧。
历史的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从纬度上看是比美国更为宽广的国家（不包含夏威夷或是阿拉斯加），但仅仅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可耕种的，其中湿润的南方种植水稻，而干燥的北方则种植小麦。由于没有足够的余量来喂养家畜，这使得蔬菜在国内被广泛的种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半英亩（而且正在萎缩）,这种情况长久以来限制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发展。
水稻种植需要把大量的劳动和灌溉投入在一小块田地上（在中国的南方一年两甚至是三熟）。直到近代，紧张的劳作使大部分中国的劳动人口以农民的身份捆绑在土地上，并被鼓励成为顺从的家庭组织。这就意味着中央集权需要控制运河，并分配水的用量。灌溉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建立了史上最早的王朝和帝国。
考古学家发现文明发源于古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紧随其后，接下来是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经过了上千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从打猎，收集模式到定居耕种模式的过渡。大约一万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完成了这个过程，中国则要晚2000年。随着青铜器时代的来临，城市被发现于5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4000年前的中国。学者们相信这些过渡首先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现今的伊朗），是因为跟其他地区相比，更多的农作物和可被驯化的动物（包括羊和小麦）生长在中东。文明在中亚和中国被发现的时间都远比欧洲要早，同一时期欧洲才刚刚度过冰河时代。
封建王朝
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达到统一和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非常早。在青铜器时代，微小而先进的王国（和古希腊的先进水平相近）出现在了黄河流域——夏朝，约公元前2000年；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周朝，约公元前1045年。孔子就是周朝晚期的公职人员和哲学家。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代间，短命的秦朝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中央之国（Zhōngguó，至今也是中国唯一的官方名字）。秦朝的下一个朝代，汉（公元前206-公元220）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官僚帝国，取代原有的贵族制。
欧洲虽然也有伟大的罗马帝国，但随着它的崩塌，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封建战乱时代。在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是繁荣、统一并且被高度组织的帝国，并通过公平的考试来选拔最具天赋的人才。儒家学堂强调权威，服从和阶级，从那里学成的学生对延续，而不是改变政权更感兴趣。识字的中产阶级出身于富庶家庭并为政权服务，而农民的人口达到了90%，有农夫的歌曲这样唱道：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拿中国和罗马来比较。大约在同一时间段内，罗马建立在公元前509年，秦朝在公元前221年。罗马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后476年，秦从公元前206到公元后220年，都是雄霸一方的帝国。在他们的顶峰时段，就连版图尺寸也大致相当；罗马横跨地中海盆地和大部分的西欧，汉朝则覆盖了现今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两大帝国知道彼此的存在，并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小范围的通商，而且在文字，写作，建筑，管理，商业领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古罗马和中国间一直存在着很多联系。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佛学从印度传到中国，但却没有成为国家层面的宗教，罗马终于接受了统一欧洲文化的基督教。罗马一直在扩张直到没法继续扩张，军队训练有素缺很少抵抗蛮夷或平息叛乱。中国夺占了越南北部和朝鲜半岛有一段时间，却并不是很热衷于扩张。一旦它在版图上雕刻完成了中央之国（天堂的中心）的轮廓，就开始转为保持现状。罗马的经济依托于奴隶，而中国则基于农民，这也使得中国更加稳定。汉朝以其四大发明在科技上领先于罗马。
两者之间最主要的不同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当西罗马帝国被蛮族击败后，它分裂成多个独立的国家，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中国也在汉朝之后遭遇了分裂战乱的一段时期，但是汉朝400年来建立起的文化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后来的朝代都凭借着这种文化把中国重组起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强调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把它分离开来是错误的选择。曾有人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着4000年文明和文化的延续。
王朝在几百年内兴盛并衰落被称作王朝周期，当老的王朝经济无力增长，灌溉系统无法被正常维护，饥荒便会发生。战争和土匪，还有腐败和政变的几率也在上升。随着更多有权势的家庭被免于征税，农民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直到他们开始起义。在农民看起来，朝廷失去了天命（合法统治的意思）。这时候，一个征服者，无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蒙古和满族），都发现将当前的王朝取而代之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战役的胜利使得新的统治者看起来得到了天命。随着新的强力政权上位，统治和税收被一并恢复。几代之后，新的王朝逐渐沾染上了老的疾病，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觉得它天命已尽，新一轮的循环又在开始运转了。
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不像日本的封建制度，中国统一的更早。日本封建制度的特点是贵族封地自制，而中国没有。在中国，皇帝决定方针和策略，国家各地落实北京的宏观政策，地方官宦负责处理本地事物，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周而复始的在土地上耕种。
在多个世纪中，中国远胜于欧洲，是世界上文化和经济最领先的国家。但是大约1500年起，欧洲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中国却停滞不前。一个显著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整体，欧洲却由多个部分组成。欧洲的君主们需要互相争夺财富，权利，和新大陆的领土，而庞大统一的中国则不需要面临竞争。很快，扩张的欧洲控制了世界的很多区域，也包括中国。今天人们知道中国曾是一个被西方羞辱过的伟大的文明。
随着小范围的扩张，中国社会逐步发展到了稳定状态，它把目标瞄准了使农民对现状满意而不是去激励他们开拓创新。节省劳力使得农民变得懒散，失业。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远胜于中世纪对工业革命保持好奇心的欧洲，却连贸易扩张都是不被鼓励的。与西方的投资、增长、冒险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商人的经营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许可，垄断和定价。
中国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缺乏兴趣。中国收买或者用长城隔离开周边环绕的蛮族，中国文化吸纳了越南和朝鲜成为它的附庸国，每年都向皇帝扣头（kow-tow）并上供。这被称作朝贡体系，并与欧洲的外交策略很不相同。欧洲认为国家间主权平等并应该在外交中被同样对待的思想并未在中国出现，其他国家只需要简单的进贡。中国的优越感使得它简单的使用朝贡来面对欧洲的渗透。
中国的航海技术，包括指南针和水密舱技术都曾领先欧洲几个世纪。从1405-1433年，明朝派出太监郑和（太监在皇宫内很常见）领导的庞大舰队，环绕了整个印度洋。一些船只达到400英尺高，很多时候甚至比欧洲几个世纪内建造的船只都大。如果中国的舰队在非洲登陆或者穿越了太平洋，中国可能就会发现欧洲或者美洲大陆，他们会为此感兴趣吗？可能我们现在都在讲着汉语？或许不会，因为中国对扩张或是殖民遥远的蛮荒之地提不起兴趣。取而代之的是，明朝认为扩张是一件烧钱的举动而且中国拥有它所需要的一切，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宅在家里的国家。
持续的沦落
约两千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着被入侵、饥荒、改朝换代的循环。老的模式不断的重现，因为这是统治这个国家最理性的方式。但是当新的时代冲击中国，老的制度无法处理两个新的问题，人口增长和西方渗透。1741年，中国的人口达到了1.43亿，仅仅一个世纪以后的1851年，数字变成了4.32亿，新农作物的引入（从美国来的玉米，土豆和红薯）、满清的和平统治和一些新开垦的农田成为中国朴素的农民营生日益艰难的诱因。税收和管理严重滞后于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使得19世纪的清朝进入了王朝周期中典型的衰退期。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西方的渗透和迷惑之中。两股文化间的碰撞——西方的活力、贪婪与中国的保守，这不是一个平衡的较量。大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开始震颤、沦落，一些恐惧仍然隐匿在表象之下。
1541年，葡萄牙的一支小型舰队成为了第一批抵达中国的西方来客，他们和其他欧洲人逐渐获得了在沿海港口通商的许可。长达三个世纪，中国的朝廷都极力的蔑视外国人和他们的产品。如1793年,乾隆给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赞扬了他"见尔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也指出只有小范围的交易可做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但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嗅到了与中国通商中可能存在的巨大商机。随之而来的便是1839-1842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在中国吸食鸦片是非法并未知的事情，但英国已经从印度殖民地的罂粟田中进口越来越多的鸦片超过了一个世纪。英国藐视中国的法律并使吸食鸦片变得流行，但是当中国朝廷开始试着禁止鸦片交易的时候，英国开启了战争之门，假借“自由通商”之名，以保持鸦片生意畅通无阻。英国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但中国仍然拒绝承认异邦是先进的，用广东话弱弱的呻吟了句“除了坚船利炮，你们还有什么优势可言”（粤语原话找不到了）。在中国，战争技术并没有道德重要，这个观点后来通过Mao又被证明了一次
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从中国夺取了5个通商口岸，英国夺取了香港的所有权。在通商口岸，洋人当道，经商并治理这部分地区，并享受治外法权，意味着不用遵守中国的法律并自己设立法庭，这一点深深的使中国人和日本人感到愤怒。1856-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远征到了北京并烧毁了圆明园，并迫使中国开放了其他九个通商口岸，中国将这种帝国主义土地瓜分称为"不平等条约"。
随着通商口岸演变成了各国的势力范围，各国开始达成了共识。英法德俄日将中国沿海瓜分成了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他们管辖所有的交易行为，而且将上海变成了主要的现代商业中心。直到今天，上海无论是规模还是商业重要程度都是中国领先的城市。中国从此沦为了半殖民地状态。
从封建到共和
帝国的内部同样虚弱，叛乱一触即发。从1851到1864年，太平天国——基督教、儒家和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混合体，在中国的南方有着数以百万的信徒，并差点就颠覆了清朝。在1900年，在一些保守派官员和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源于传统的拳会),杀害传教士并围攻使馆区域达55天。最后被中国称为“八国联军”的英、法、德、俄、美、日、澳、意国的军队击败了义和团并解除了围困。步履蹒跚的清政府又不得不面对联军对赔款和额外优惠的要求。
清朝能够调整自身以适应来自西方的压力吗？日本曾经做到过，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保留了君主制的形式，并在现代化和工业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中国的年轻人要求用改革来提升国力，特别是在1895年被日本屈辱的击败后。1898年，改革派们围绕在年轻的光绪皇帝周围，在著名的百日维新中颁布了超过40条诏书，改革从教育到军事的一切事情。保守官员和慈禧太后对此无动于衷，他们组织了一次政变,废止了变法并软禁了光绪皇帝直到他短暂生命的结束（他可能是被毒死的）。
一个不能自我改进的政权助长了革命的发生，年轻人特别是军官,受够了中国的软弱并成为了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很多中国人从西方留学归来并急于把中国变得现代化。从欧洲带来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想法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孙中山——一名有西方留学背景的理想主义医生与对政府不满的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一道，在1911年推翻了满清政府。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结束，却并不是稳定的开始。由于新政权缺乏权威性，中国从1916到1927年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
日本利用了中国的虚弱，每次日本的侵略都在中国的国内激起了强烈民族主义。1894年，日本同中国开战，夺取了台湾，并从1895-1945年变成了日本的一个省。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21条需求，试图将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保护国是非独立国的一种，也是殖民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震怒了。1919年的5月4日，凡尔赛和约允许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和特权，用来奖励日本在一战中对同盟国微小的贡献。北京的学生最先开始抗议和示威，骚乱迅速的波及了中国的许多城市。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年轻人对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训练场。与德国在一战中入侵俄国相同，日本的入侵使共产主义在1949年接管中国。是入侵和之后的大规模起义把共产主义带到了俄罗斯和中国。
民主主义党，国民党（KMT）逐渐克服了中国的混乱.清政府垮台之后的不久，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逐渐被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美国留学背景），军官和商人所控制。巨大的力量开始在南方积聚，特别是广东的沿海城市开始与西方展开了密切的接触。他们不出意料地选择南京作为首都，南京意味着“南方的首都”（南北的观念也在中国存在）。
2925年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接管了国民党，并在北伐之后的1927年控制了大部分的中国。就在蒋介石被许多美国人誉为新中国的创建者和救星的同时，国民党的统治实际上是很虚弱的。国民党多数由西化的市民组成，它没能改善或提高乡村（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生活i在哪，而且正在被贪婪的地主所统治）的生活水平。管理也开始变得惊人的腐败，而且也没能提供有效的政策来拉拢农民的加入，他们才是中国的大多数人群。
就算这样国民党也许仍然能就像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那样，在和平环境中获得成功，可是日本入侵了。1931年日本占领的满洲然后在1937年开始征服中国的其他地区。到1941年，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沿海并迫使南京政府通过绵延的扬子江迁都到了重庆。蒋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同时等待获胜的美国给予他们力量。
共产主义的胜利
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分支被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影响，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民族革命唯一有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CCP）一直都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民族主义党派。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开始，一直和国民党保持着合作，直到1927年被蒋介石视为威胁，并开始剿灭他们。国共两党的斗争也是中国民族主义不同版本间的斗争。
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斯大林建议CCP着眼于沿海城市的无产者，但是Mao领导共产党发展乡村战略，并称之为群众路线，他认为中国只有很少的工业和很少的无产者，所以最贫穷的农民才是革命的潜在力量。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次重大反转，马克思曾认为这种观点不可行。Mao被认为是CCP内的特立独行者，曾在1931年组织农民起义并把江西变成了一个小苏联。
1934年，KMT围困了他们的“江西土岗”,约八万人开始了难以置信的5000里（八千英里）长征，目的地是相对安全的延安（在遥远的陕西省）。长征持续了一年并穿过了山川河流间的敌占区。只有6000人幸存下来。长征成为了CCP党史中的一段史诗。在于苏维埃隔离的环境中，CCP靠着用自己的方式存活了下来，包括同农民一同劳动和游击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耗尽了民族主义并使他们士气低落，但是却给了CCP积攒实力的机会。1945年苏联从日本人手中夺占了满洲，CCP也获得了一些日式武器的存货。多年中CCP只得到了苏联很少而且没用的建议，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不再亏欠苏联任何的东西。1947年，全面的国共内战爆发，CCP在1949年末赢得了战争。通过他们的农民和游击策略，Mao和CCP终于大权在握，这也使得他们与苏联的合作最终破裂。
二战后，国民党力量远大于，而且拥有很多美式装备。但是，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经济，腐败的官员出售军队的武器（通常是卖给了共产党），人们在战争中疲于奔命，这些最终瓦解了国民党。国民党经常忽视他们政治体系的根基：广大的农民。共产党通过培养农民（Mao本身也是个农民），终于赢得了一个新的天朝。1949年，国民党残余退往了台湾岛，共产党恢复了首都北京并实现了世界上范围最大的革命。建国之际，Mao难掩心中的民族感情，说道：“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屈辱的国家，我们从此站起来了。”直到今天，在中国为了赢得尊重和信誉的竞赛中，他们仍然在努力把Mao的话付诸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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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
文/雪堂
美国国际关系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历史上每个国家都具有在世界或地区范围获取霸权或霸主地位的一贯倾向，也即一旦有丝毫的条件，被经济、政体、环境所围困的现代国家，便要回到“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条轨道上来。这种逻辑解释了历史，也解释了今天及未来现代国家的基本行为，而国家行为则书写了国际关系史。
若从其所说，在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就不是主因，而仅仅是连锁反应下的掣肘。甚至可以举例说，在“国家”的博物馆中，还能找出类似于历史上波兰这样的例子，本身是处境困窘的一般民族国家，却有过“大国行为”。但即便如此，以此来完全解释大国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使人感觉本末倒置。我们应该回到连续的、没有删节的国家历史、思想和文化，来比较不同类型国家的起源，这便是迈克尔罗斯金在《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要做的工作。
罗斯金首先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历史感浓重的人类学家。他谈论每一个国家，都从地缘、民族构成引发历史追述开始，然后才提到政治体制的沿革和政体的开展，但紧接着便进入如沉积岩般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最后以忧患意识回到今天各国的现实问题。
大国地理中的国家性格
大国的地理、地缘政治和民族性是罗斯金首先强调的。如书中所言，英国人长期不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瞧不起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人，这首先是地缘的、民族的。事实上英吉利海峡被称为“英国人的壕沟”，他们凭借其阻遏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经济侵袭。“二战”后，英国不是像欧洲大陆的国家那样，为走向一个统一的欧洲而努力，而是强调它的英联邦关系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为了保持自己主权中最重要的部分——对本币币值的控制，英镑迟迟没有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平坦、无法设防的北部欧洲平原使它的选择不多：当德国分裂且在军事上虚弱的时候，它是欧洲的战场；而当德国统一且在军事上强大到足以威慑任何潜在攻击者时，它则自动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威胁，法国的遭遇便是例子之一。德意志国土面积大，人口多，而且多民族混合的血统、民众回归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的倾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几乎决定了它的历史是今天的模样。罗斯金对德国人重视成就、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民族性格分析很是到位。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亚洲北半部直达太平洋的广袤国家。它只有一小部分领土位于欧洲，然而多数人口居住于此。西伯利亚的广大领土不利于定居，其矿产和森林财富很难开采。早在沙皇时代就开始的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古拉格群岛”其实也是开发计划的延续，一直没有完成。这样庞大、族群上多元的国家需要强大的中央的控制，这解释了俄罗斯强人政治的传统。
无代表性的大国政治文化
文化主导一切，是知识人意识的本能。政治文化的比较，也是罗斯金这部著作价值突出之处。比如从政治文化上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整体上依然重视文明、实用主义、合法性、尊重权威和非暴力的价值观，然而它早就面临极端且复杂的局面。作为国家博物馆中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政治共同体”的探索者，英国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等同于神圣。
英国的警察过去并不佩枪，并与巡逻区域内的人们关系良好。政治学家们习惯引用这一点来揭示英国的非暴力本质。然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爱尔兰共和军问题、特别是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情绪紧张的警方曾误射乘客，遭到公众的强烈抨击。如书中所言，现在人们将一些英国警察携带枪支和防爆设备，视为英国合法性和权威消逝的一个象征。
1989年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活动时，法国人对此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保守法国和激进法国共存的一个缩影。保守主义者们参与到法国的文明化进程中，他们有着天主教的根基与伟大性。而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则深深被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所吸引，并视法国为这些理想的守护者。今天保守派和激进派不再抗争，但仍然疏远，然而人们对祖国的感情却是一致的。
苏东剧变后，很多人天真地假定，俄罗斯将会出现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的繁荣。但与之相反，它带来的是混乱、贫困以及私有化的弊端。自托克维尔以来的政治学家们，一致认为民主制的关键是市民社会的自治。俄罗斯政治文化中一直缺乏对市民社会成长的容忍，它的社会极其脆弱，民主机构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确实迅速带来一个市民社会，但由于没有对市民社会有哲学的、道德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理解基础，俄罗斯又回到了威权主义。
德国的政治文化受其历史影响，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其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期起源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最终走向失败，民主制被威权主义势力所压倒。“二战”后，两个德国政权都成了冷战的孩子，两德合并短暂的狂喜之后，财政的压力很快将前东德与西德之间存在着的政治文化的鸿沟暴露无遗。
大国政治制度的改造与未来
今天，大国面临的问题重重，罗斯金对其中一些国家的种族主义和“精英教育”提出了温和的批评，温和来自“了解之同情”。事实上，不管是历史形成，还是现代移民潮流使然，有学者认为整个西欧目前都有变成穆斯林国家的趋势。英、法、德等国家流入大量北非、土耳其、阿尔巴尼亚移民，这也成为恐怖主义输入的主要管道。而移民带来的问题远不止于此。这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收紧他们的移民政策。移民的基本目标是逃离穷困和失业，而决定其流向的无疑是西欧国家的福利。
“二战”后，欧洲国家基本都逐渐成为福利国家，而现在都面临削减福利的压力。高福利制度，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要用于社会支出；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公司来说则意味着沉重的税收；高额的养老金制度将强加给年轻一代难以承受的负担。譬如由于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国外，德国的工资、税收、福利津贴和过度管制已导致了长期的高失业率。国家财政与福利制度的刚性展开博弈，是当代欧洲国家的主要困境。
然而另一方面，以气候、环境无法逆转的破坏、资源无理性的消耗殆尽为代价，自由放任的经济范式越来越受到全球范围内的批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理念提出严肃的质疑。在沉重的历史负担之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应该怎样改造，才能足以应对未来的变化，这成了一个悬问。国家形态自出现以来就饱受人们的怀疑，这真的是最不坏的关于民族或地理的人类组织形式吗？历史虽不能昭示一切，但做了部分回答。国家的常识，毋宁说是国家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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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非
文 / 王洪波
这本书的书名原来是Countries and Concepts，直译并非《国家的常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6月版）。但读书的感觉是，“常识”二字用得堪称准确。梁文道的一本书就取名为《常识》，他解释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译名的“常识”二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全书按国别介绍了九个国家，其中包括五个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四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和伊朗。当然，作为政治学家，作者迈克尔·罗斯金关注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方面。书的目标并非只是让读者增加关于某些具体国家的知识而已，而是通过对这些国家单独的介绍以及相互的比较，让读者理解何为国家，何为善治，以及，国家这样一个存在如何能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常识”之“识”，与其说指知识，莫如说指见识，一种分析、判断的能力。
在罗斯金看来，地理和历史是分析一个国家的政治时首要关注的因素。比如英国，由于是一个岛国，大大降低了其“可侵略性”，其后果有二：第一，这意味着英格兰能够在不受外国干预的情况下自行发展自己的制度；第二，这还意味这英格兰不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历史上，英国国王军队规模较小，因而不能驯服议会——民主制度首先在英国发展出来的奥秘正在于此。不过，罗斯金关于地理对日本政治的影响的分析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他说，日本也是岛国，但日本面对着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威胁，所以走上了另外的道路。罗斯金所说的“威胁”也许存在，但威胁的强度并不高于欧洲大陆对英国所施加的，日本没能发展出民主制还是要从别处找原因。
作者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因此，比较可说是该书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最精彩之处。比如书中比较了法国和美国的记者招待会：法国总统面对记者的讲话充满自信和文学性，像对小孩子一样对待记者，而记者的提问都较礼貌，不敢使总统为难和尴尬；而美国总统在记者会上则显得紧张不安，记者的提问总是充满敌意，而总统的回答结结巴巴，语法混乱。这样的比较让人在发笑之余，得以体会两国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又如书中比较了沙特和伊朗，今天的沙特像1979年之前的伊朗一样，有一个美国支持的王室，缺乏民主、贫富分化，统治的合法性日益削弱，那么，沙特会像当年的伊朗一样爆发革命吗？
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书中的批判性言论。作者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政治制度：英国有“英国病”（经济停滞、萎缩），法国有地域以及宗教上的分裂，俄罗斯更接近独裁统治而不是民主统治……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的。当然，作者并不是持相对主义的态度，他鼓励你自己对政治问题作出判断，但他的价值观如何你也不难从字里行间发现。
《国家的常识》中译本没有涉及中国，而王尧的《走近藏传佛教》（中华书局2013年3月版）则是讲我们自己的国家。关于西藏，关于藏传佛教，我们都不会一无所知，但若说我们大多数人缺乏相关的常识，应该并不为过。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这一制度如何可能呢？王尧先生写道，千百年来，内地实行文官选拔制度，那么统治西藏的官员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答案是佛教经院教育。书中将藏传佛教寺庙比喻为一所大学，寺庙内有几个扎仓，相当于大学下的学院；扎仓下设有康村，相当于系；康村下有米村，相当于班。这个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从政的出家人。僧人要在寺庙里学习唯识、因明、中观、戒律、宇宙观等内容，这些都学通了，就可以参加学位考试，而考试非常严格。西藏的地方官有两个，一个出家人，一个在家人，僧俗并用，叫做政教合一。其中在家人必然是贵族，而出家人却并不一定是贵族出身。许多贫民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机会就是进庙，如果学业上表现优异，就有可能攀爬到社会的上层——西藏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由此实现。
原载于《东方早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6/9/10124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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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4 23: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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