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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 |
最新书评 共 9 条
海天
唐先生治史,頗多個人情感。往往古今參照,嬉笑怒駡,或反失史家本真。
本書名為“袁氏當國”,但本人卻對唐先生寫中山先生以及梁啟超、蔡鍔師徒的內容印象深刻。唐先生認為孫、蔣、毛、鄧都是同一類人,天幸其“革命尚未成功”,否則難免走上集權之路。書中還援引中山先生諸多趣事,如成立中華革命黨、輕率發動二次革命(實則一次內戰)、追求宋美齡(不是大姐嗎?怎麼變成了二姐?)、豪言建鐵路二十萬里卻一寸未修、謀求聯日抗袁、不顧百姓死傷 炮轟廣州城等等,中山先生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漸至走上集權之路,與傳統國父形象甚為不同。
袁氏變共和為帝制,唐先生從人性以及時勢兩個層面入手,而且大量將責任轉嫁給楊度、袁克定等人,袁老四自己反而是無可厚非了!帝制優於共和,因為帝制能夠選出沒有爭議的繼承人,使得政權平穩過渡,古德諾的這凡說辭竟然成了袁氏一夥的理論基石,真是可悲可笑!終被梁啟超、蔡鍔這一文一武給踢出歷史大局,應然。畢竟這已經不是靠著一部“資治通鑒”就能上下其手的時代了。
從來弱肉強食,近代中國弱則為列強魚肉。前車之鑒,我輩豈能不奮發圖強,以效力中國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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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
在每天上下班路上看的袁氏当国,在过去接受的历史书上一直把袁世凯当为卖国贼,在看了走向共和后,知道其为一代枭雄。谋略和武功都很高超。
看了此书,对此人较为清晰以及对当时的历史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袁世凯当选已经是不二人选,无论经济实力,政治资本,对于政治制度的理解,都已经是最成熟的人选。且在晚晴在罢免其官位,其怕成为历史罪人,同样裸身而退,目前看起来颇为不解当时的选择,但也可以看为是当时的中华民族的信任体系。如同光绪死后,宣统继位同样没有破折,但换了政治制度后,成为共和,再称帝就退步了。
对于21条的签订同样是很多条款没有签的,且当时的的国体来看其政治局面不是军阀纷争,国土面积也是百年来的最大。
唯独一生中的选择错误了一点,就是称帝。从而成为民族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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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ns
基本是一口气读完这书。其实对于这段历史,我并不陌生。能够认真读完,只是因为作者的视角和语言,是我不排斥的。
我排斥的是,语言表述啰嗦,故而欧美译本经常读不下去。
我排斥的是,线索按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历史按照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逻辑关系,或者按照时间一条线单维度的罗列。
我排斥的是,许多历史研究者以传统卫士自居,哪种自以为就自己懂得传统文化精髓的心态,那种刻意为中国文化糟粕辩解的行为,令人排斥。
比照近期读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欧洲简史》,以几个维度考察历史和文化;又回顾几位新儒家以及钱穆大师的著作,以理想者的态度,一味袒护传统。故而得出的结论是:本书中规中矩,比较客观。尤其是对传统的批判,比照他国、放眼世界的眼光,至少比坐井观天的新儒家更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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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子衿
《袁氏当国》是读盛名已久唐德刚先生的第一本书,历史三峡论若隐其中,但诸多慨叹和史事,却令人唏嘘不已。其实,唐一直说的历史转型,即使今日之中国也未完成。康梁、孙黄一声所奋斗的目标,在今日之中国亦是泡影耳!
不过,袁世凯的83天帝制,更像是绵延中国两千多年皇帝幽灵的一次借尸还魂,充满迷惑而又令人警醒。自此之后,帝制当真正寿终而正寝。不过,在唐看来,作为有“治世能臣、乱世枭雄”的袁世凯,不过一悲剧历史人物耳!是受见识所限,而并非一味昧于权力之泛泛政客!
然此种限制不但是袁的问题,多年在洋学习,鼓吹革命的国父孙文先生亦有气限制,尤其在
宋教仁之遇刺后,断然发动二次革命,真中国发展之关捩。于作者来说,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孙的表现有失水准,为后面的83日帝制以及军阀混战埋下种子,更是让中国走上了“非法治”道路,当为此书“书眼”中的“书眼”。
首先,重新审视“二次革命”
1912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後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同时被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袁世凯则被认为暗杀背后的策动者。
1913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年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一场战争。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中立。
此就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
进人读史,多看热闹,又何曾想到“二次革命”的合法和合理呢?唐的观点则真发人深省者也!因为二次革命完全有可以不发生的可能。
其次,宋遇刺是违法,孙发动“二次革命”就是合法吗?
在讨论该问题时,首先我们需先补充下相关背景。
第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者即是宋教仁本身,可见民国诸贤对于法治社会的期望以及法治如何给予厚望。
第二、袁世凯当时已是中华民国总统,而孙也愿意退位修铁路、发展实业,但为何在宋遇刺后就如此不淡定,不走诉讼路线,而以己之声望,悍然发动革命,使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对峙,的确有失前总统的水准。
第三、杀宋案袁是否为主谋,尚待商榷。据宋教仁临终前书信于袁世凯,其心拳拳,至死未疑袁就是凶手。
第四、当时国民党中对于此事是否有另一种声音?当然有,用《袁氏当国》原文说:黄兴即建议法律解决,虽然不是解决凶杀案的政党途径。且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提出过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
至此,民国有了第一次内战,从此陷入战乱频仍的状态,而错失了一次法律框架内解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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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晃晃
这个学期接触到了唐德刚的书,也让我领略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史学观
以前所学习的、所接触的,都是马克思史学观一家之言,当然不能说都是糟粕,但往往对待异己总是采取批判的角度。当然这也与政党所需求的意识形态有关。
但是通过看唐的书,得以站得更高来重新审视尤其是中国近现代这一段历史,也了解到如果只是单纯的通过马氏的视角去看问题,未免太偏颇了。最先接触到的是《袁氏当国》。袁氏当国而非窃,可以看出唐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其实已经不是一味的批判,而是对他进行了有血有肉的还原。袁能够做到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可见其有是一定的能力的。而整本书并不仅仅是改变我对袁的看法。其中使用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论证,因而对袁、孙、蒋、毛、邓五大政治强人的讨论亦有涉及,借古喻今(不仅仅是讽)的手法用得得心应手。
一句话总结:剔除感情色彩成分,理性分析中国近现代史。
推荐唐氏其他书籍:《晚清七十年》、《 新中国三十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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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渡
“文章不与政事同”是唐德刚在评论古德诺一事引用的古语,用此为题,意在表明,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唐先生的史观架构。
史料虽客观存在,而解读则人言言殊。一本历史著作,除了考究其史料征引外,撰史人的史观架构也是尤为重要的,史料犹纬线,史观是经线。以我浅薄之见,最忌讳的史观有两种:一种是官史家,这是唐德刚在书中的原话,也就是修正史的史家,这类史学政治性、宣传性强,强调敌我定性,片面化,绝对化。通过否定前朝获得当代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正史的标准套路。这种历史著作多如牛毛,比较容易鉴别。第二种则是书生之见。随意陟罚臧否历史人物,苛责前人,一般都有道德洁癖,立足点太高,吹毛求疵,不注重历史环境,事后诸葛亮,正可谓清谈误国啊。
而唐德刚的态度则是摒弃这两种史观。唐写到:“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类似之语甚多,散见文中。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褒贬依事。另外对于历史人物的过与失,唐也颇显优容豁达,没有苛责,强调社会政治转型期中的形势比人强,强调当时社会客观环境,这种史观是我最钦佩唐先生的地方。
书中始终在强调他的“历史三峡论”。远流版本中一句颇能道破唐先生对于袁世凯之见:“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第一号悲剧人物”。一方面“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者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任务”;另一方面,袁世凯对古典政治虽然经验老到,但对于现代民主则是力不从心了。终于枘凿不投,终成罪人。
读完之后才想起这是个删节版的,查了下删得还真多。跟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删节类型差不多,责任编辑可以列名做第二著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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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の羁
《袁氏当国》是一部难得的调理清晰的,讲述1911、1912年中国的历史读物。唐德刚先生却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利用理性的语言诉说历史,但又不时在字里行间参杂着他对历史人物的赞美、感叹和惋惜。我想历史学家本就是个矛盾的群体,他们必须客观而又感性地分析和讲述历史,才能让过去的人和事在现在鲜活起来。读着《袁氏当国》,不禁要倾慕唐先生这一大家的历史素养。
第一次接触唐德刚的作品,是高中时被岳麓书店出版的《晚清七十年》。虽然是部被阉割的作品,当初这本书还是彻底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让我走上了历史控的道路\(^o^)/~ 在读这本书之前,历史对于我来说无非就是背背年代,八卦八卦各种宫廷秘闻,回答无聊的历史问答题而已。中国历史教育的八股“精神”无疑培养出了一批把历史当成“传说中的故事”,将历史人物看成要么好人,要么坏人代表的社会精英。这种将自己置身于历史长河之外的态度即限制了当下的发展。学历史,学的无非就是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将过去与现在分而观之的人必定会变得愚昧。这样的社会精英既不能以史为鉴,避免历史上的错误,又如何能带领中国穿过历史三峡呢?
《袁氏当国》中引入了“历史三峡”的概念。在1910年代,中国企图从帝制转入民主,大跃进跨过“历史三峡”,却以失败告终,还附带赠送了接下来几十年的动乱。事实上,一件事想要做成功无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可惜,20世纪处的中国一个也达不到。
先说天时。中国从帝制转入民主的时机在我看来是糟的不能再糟了,因为中国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帝运动,然后在踢掉帝制这一挡路牌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体制。我想在天时这一问题上,难免要把日本列为参照物。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比中国要早了整整43年。在这43年中,日本有足够的缓冲期慢慢从封建制度过渡到明主制度,慢慢在国内政治博弈推行宪法,在经济上转换体制,并在军事上累计实力。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的君主立宪内阁制度能够成功,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呢?其实根本原因是日本所要反的”封建力量“是将军,而不是皇帝。皇帝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明治维新其实跟明治天皇也没啥关系,当时的实权都掌握在维新派手里,维新派说着算。而中国不同,康梁变法依靠的政治基础本身就是应该被首先剔除的“封建力量”,这样矛盾的变法又如何能成功呢?
回到辛亥革命上面来。20世纪初的几年是国际政治博弈空前剧烈的时间。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列强在全球强取豪夺,互不相让。而刚成立的中国不免被卷入列强之间,甚至与列强的军事外交斗争中去了。书中也说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亡无日;内有白朗率农民起义,中原正一混乱。“(122)。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根本无法像日本有长时间的缓冲期。看着中国的内忧外患,当时的爱国民众无法不急躁,巴不得立刻马上变成民主体制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这样一心图快的结果就是阴沟里翻船了。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时期列强之间还是小打小闹,虽然日本也如中国般被列强强迫签订无数条约,但当时还有足够空间自立自强。等到列强大闹起来,他都能打败俄国,晋升列强了。天时果真是要紧的很啊!
再说地利。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朝的中央权利就已经下方给了地方。观《袁氏当国》,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的帮派、政党更是层出不穷。即使袁世凯当政期间,中国还算统一,但地方离心仍然是难免的。再者,中国的疆土早已被列强刮风地七零八落。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且不能保证,如何能跃过历史三峡呢?古今中外领土的统一之所以被认为是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因为只有统一的政权才能有力并且有效地实施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早已分散地中国自是达不到”地利“这个条件了。
最后说人和。《袁氏当国》中有3个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孙中山(国父啊国父)、宋教仁和袁世凯。唐德刚对这3人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孙中山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孙虽然是个大思想家,但某些思想(例如大中华铁路)有些太过理想化。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比起孙,他更能搞出点扎实的行动计划,可惜锋芒外露,霸气泄漏,便成了枪下冤魂了。袁世凯是个曹操般的枭雄,有手段有思想,却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就遗臭万年了。他们三个人,如果倾力合作,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套领导班子,还是有可能hold住当时的形势的。一个搞思想教育,一个搞实践计划,一个把着枪杆子维护和平,多好的组合啊。可谁的心中没有一点小九九,谁不想当中国的第一人。于是孙、宋一派的同盟会和袁世凯互相削弱对方的实力,甚至互相渗透。(这段子听的好耳熟。) 这就是个中国历史的悲剧啊!中国人老是喜欢在对外的同时搞点内斗,斗来斗去,把本来绝佳的领导班子都给斗掉了。当然除却领导班子这一点,当时的民众也是断然达不到“人和”的标准的。不但文盲居多,而且在不文盲中,真正懂民主的简直是凤毛菱角。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本来使最优的选择。但这在内忧外患不断,领导层面还各个忙于自立为王的中国,定是很难实现了。
无论我们如何感叹,如何惋惜,历史也已经定型,1911-12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早就已经过去。除非我穿越到平行时空,否则是看不到其他的结局了。倘若要以史为鉴,分析当今中国越过这“历史三峡”的可能性,也难免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考虑。中国是统一了,但中国人在八股历史和政治教育的熏陶下,仍是无法自主推动民主法制的进程。无论变革的契机何时出现,我期望那是个和平、缓和的过程,而不是另一次如辛亥革命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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