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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 |
最新书评 共 9 条
海天
唐先生治史，頗多個人情感。往往古今參照，嬉笑怒駡，或反失史家本真。
本書名為“袁氏當國”，但本人卻對唐先生寫中山先生以及梁啟超、蔡鍔師徒的內容印象深刻。唐先生認為孫、蔣、毛、鄧都是同一類人，天幸其“革命尚未成功”，否則難免走上集權之路。書中還援引中山先生諸多趣事，如成立中華革命黨、輕率發動二次革命（實則一次內戰）、追求宋美齡（不是大姐嗎？怎麼變成了二姐？）、豪言建鐵路二十萬里卻一寸未修、謀求聯日抗袁、不顧百姓死傷 炮轟廣州城等等，中山先生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漸至走上集權之路，與傳統國父形象甚為不同。
袁氏變共和為帝制，唐先生從人性以及時勢兩個層面入手，而且大量將責任轉嫁給楊度、袁克定等人，袁老四自己反而是無可厚非了！帝制優於共和，因為帝制能夠選出沒有爭議的繼承人，使得政權平穩過渡，古德諾的這凡說辭竟然成了袁氏一夥的理論基石，真是可悲可笑！終被梁啟超、蔡鍔這一文一武給踢出歷史大局，應然。畢竟這已經不是靠著一部“資治通鑒”就能上下其手的時代了。
從來弱肉強食，近代中國弱則為列強魚肉。前車之鑒，我輩豈能不奮發圖強，以效力中國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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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
在每天上下班路上看的袁氏当国，在过去接受的历史书上一直把袁世凯当为卖国贼，在看了走向共和后，知道其为一代枭雄。谋略和武功都很高超。
看了此书，对此人较为清晰以及对当时的历史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袁世凯当选已经是不二人选，无论经济实力，政治资本，对于政治制度的理解，都已经是最成熟的人选。且在晚晴在罢免其官位，其怕成为历史罪人，同样裸身而退，目前看起来颇为不解当时的选择，但也可以看为是当时的中华民族的信任体系。如同光绪死后，宣统继位同样没有破折，但换了政治制度后，成为共和，再称帝就退步了。
对于21条的签订同样是很多条款没有签的，且当时的的国体来看其政治局面不是军阀纷争，国土面积也是百年来的最大。
唯独一生中的选择错误了一点，就是称帝。从而成为民族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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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ns
基本是一口气读完这书。其实对于这段历史，我并不陌生。能够认真读完，只是因为作者的视角和语言，是我不排斥的。
我排斥的是，语言表述啰嗦，故而欧美译本经常读不下去。
我排斥的是，线索按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历史按照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逻辑关系，或者按照时间一条线单维度的罗列。
我排斥的是，许多历史研究者以传统卫士自居，哪种自以为就自己懂得传统文化精髓的心态，那种刻意为中国文化糟粕辩解的行为，令人排斥。
比照近期读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欧洲简史》，以几个维度考察历史和文化；又回顾几位新儒家以及钱穆大师的著作，以理想者的态度，一味袒护传统。故而得出的结论是：本书中规中矩，比较客观。尤其是对传统的批判，比照他国、放眼世界的眼光，至少比坐井观天的新儒家更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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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子衿
《袁氏当国》是读盛名已久唐德刚先生的第一本书，历史三峡论若隐其中，但诸多慨叹和史事，却令人唏嘘不已。其实，唐一直说的历史转型，即使今日之中国也未完成。康梁、孙黄一声所奋斗的目标，在今日之中国亦是泡影耳！
不过，袁世凯的83天帝制，更像是绵延中国两千多年皇帝幽灵的一次借尸还魂，充满迷惑而又令人警醒。自此之后，帝制当真正寿终而正寝。不过，在唐看来，作为有“治世能臣、乱世枭雄”的袁世凯，不过一悲剧历史人物耳！是受见识所限，而并非一味昧于权力之泛泛政客！
然此种限制不但是袁的问题，多年在洋学习，鼓吹革命的国父孙文先生亦有气限制，尤其在
宋教仁之遇刺后，断然发动二次革命，真中国发展之关捩。于作者来说，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孙的表现有失水准，为后面的83日帝制以及军阀混战埋下种子，更是让中国走上了“非法治”道路，当为此书“书眼”中的“书眼”。
首先，重新审视“二次革命”
1912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後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同时被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袁世凯则被认为暗杀背后的策动者。
1913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年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一场战争。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中立。
此就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
进人读史，多看热闹，又何曾想到“二次革命”的合法和合理呢？唐的观点则真发人深省者也！因为二次革命完全有可以不发生的可能。
其次，宋遇刺是违法，孙发动“二次革命”就是合法吗？
在讨论该问题时，首先我们需先补充下相关背景。
第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者即是宋教仁本身，可见民国诸贤对于法治社会的期望以及法治如何给予厚望。
第二、袁世凯当时已是中华民国总统，而孙也愿意退位修铁路、发展实业，但为何在宋遇刺后就如此不淡定，不走诉讼路线，而以己之声望，悍然发动革命，使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对峙，的确有失前总统的水准。
第三、杀宋案袁是否为主谋，尚待商榷。据宋教仁临终前书信于袁世凯，其心拳拳，至死未疑袁就是凶手。
第四、当时国民党中对于此事是否有另一种声音？当然有，用《袁氏当国》原文说：黄兴即建议法律解决，虽然不是解决凶杀案的政党途径。且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提出过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
至此，民国有了第一次内战，从此陷入战乱频仍的状态，而错失了一次法律框架内解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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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晃晃
这个学期接触到了唐德刚的书，也让我领略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史学观
以前所学习的、所接触的，都是马克思史学观一家之言，当然不能说都是糟粕，但往往对待异己总是采取批判的角度。当然这也与政党所需求的意识形态有关。
但是通过看唐的书，得以站得更高来重新审视尤其是中国近现代这一段历史，也了解到如果只是单纯的通过马氏的视角去看问题，未免太偏颇了。最先接触到的是《袁氏当国》。袁氏当国而非窃，可以看出唐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其实已经不是一味的批判，而是对他进行了有血有肉的还原。袁能够做到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可见其有是一定的能力的。而整本书并不仅仅是改变我对袁的看法。其中使用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论证，因而对袁、孙、蒋、毛、邓五大政治强人的讨论亦有涉及，借古喻今（不仅仅是讽）的手法用得得心应手。
一句话总结：剔除感情色彩成分，理性分析中国近现代史。
推荐唐氏其他书籍：《晚清七十年》、《 新中国三十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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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渡
“文章不与政事同”是唐德刚在评论古德诺一事引用的古语，用此为题，意在表明，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影响便是唐先生的史观架构。
史料虽客观存在，而解读则人言言殊。一本历史著作，除了考究其史料征引外，撰史人的史观架构也是尤为重要的，史料犹纬线，史观是经线。以我浅薄之见，最忌讳的史观有两种：一种是官史家，这是唐德刚在书中的原话，也就是修正史的史家，这类史学政治性、宣传性强，强调敌我定性，片面化，绝对化。通过否定前朝获得当代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正史的标准套路。这种历史著作多如牛毛，比较容易鉴别。第二种则是书生之见。随意陟罚臧否历史人物，苛责前人，一般都有道德洁癖，立足点太高，吹毛求疵，不注重历史环境，事后诸葛亮，正可谓清谈误国啊。
而唐德刚的态度则是摒弃这两种史观。唐写到：“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类似之语甚多，散见文中。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褒贬依事。另外对于历史人物的过与失，唐也颇显优容豁达，没有苛责，强调社会政治转型期中的形势比人强，强调当时社会客观环境，这种史观是我最钦佩唐先生的地方。
书中始终在强调他的“历史三峡论”。远流版本中一句颇能道破唐先生对于袁世凯之见：“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第一号悲剧人物”。一方面“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者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任务”；另一方面，袁世凯对古典政治虽然经验老到，但对于现代民主则是力不从心了。终于枘凿不投，终成罪人。
读完之后才想起这是个删节版的，查了下删得还真多。跟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删节类型差不多，责任编辑可以列名做第二著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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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の羁
《袁氏当国》是一部难得的调理清晰的，讲述1911、1912年中国的历史读物。唐德刚先生却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利用理性的语言诉说历史，但又不时在字里行间参杂着他对历史人物的赞美、感叹和惋惜。我想历史学家本就是个矛盾的群体，他们必须客观而又感性地分析和讲述历史，才能让过去的人和事在现在鲜活起来。读着《袁氏当国》，不禁要倾慕唐先生这一大家的历史素养。
第一次接触唐德刚的作品，是高中时被岳麓书店出版的《晚清七十年》。虽然是部被阉割的作品，当初这本书还是彻底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让我走上了历史控的道路\(^o^)/~ 在读这本书之前，历史对于我来说无非就是背背年代，八卦八卦各种宫廷秘闻，回答无聊的历史问答题而已。中国历史教育的八股“精神”无疑培养出了一批把历史当成“传说中的故事”，将历史人物看成要么好人，要么坏人代表的社会精英。这种将自己置身于历史长河之外的态度即限制了当下的发展。学历史，学的无非就是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将过去与现在分而观之的人必定会变得愚昧。这样的社会精英既不能以史为鉴，避免历史上的错误，又如何能带领中国穿过历史三峡呢？
《袁氏当国》中引入了“历史三峡”的概念。在1910年代，中国企图从帝制转入民主，大跃进跨过“历史三峡”，却以失败告终，还附带赠送了接下来几十年的动乱。事实上，一件事想要做成功无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可惜，20世纪处的中国一个也达不到。
先说天时。中国从帝制转入民主的时机在我看来是糟的不能再糟了，因为中国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帝运动，然后在踢掉帝制这一挡路牌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体制。我想在天时这一问题上，难免要把日本列为参照物。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比中国要早了整整43年。在这43年中，日本有足够的缓冲期慢慢从封建制度过渡到明主制度，慢慢在国内政治博弈推行宪法，在经济上转换体制，并在军事上累计实力。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的君主立宪内阁制度能够成功，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呢？其实根本原因是日本所要反的”封建力量“是将军，而不是皇帝。皇帝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明治维新其实跟明治天皇也没啥关系，当时的实权都掌握在维新派手里，维新派说着算。而中国不同，康梁变法依靠的政治基础本身就是应该被首先剔除的“封建力量”，这样矛盾的变法又如何能成功呢？
回到辛亥革命上面来。20世纪初的几年是国际政治博弈空前剧烈的时间。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列强在全球强取豪夺，互不相让。而刚成立的中国不免被卷入列强之间，甚至与列强的军事外交斗争中去了。书中也说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亡无日；内有白朗率农民起义，中原正一混乱。“（122）。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根本无法像日本有长时间的缓冲期。看着中国的内忧外患，当时的爱国民众无法不急躁，巴不得立刻马上变成民主体制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这样一心图快的结果就是阴沟里翻船了。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时期列强之间还是小打小闹，虽然日本也如中国般被列强强迫签订无数条约，但当时还有足够空间自立自强。等到列强大闹起来，他都能打败俄国，晋升列强了。天时果真是要紧的很啊！
再说地利。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朝的中央权利就已经下方给了地方。观《袁氏当国》，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的帮派、政党更是层出不穷。即使袁世凯当政期间，中国还算统一，但地方离心仍然是难免的。再者，中国的疆土早已被列强刮风地七零八落。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且不能保证，如何能跃过历史三峡呢？古今中外领土的统一之所以被认为是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因为只有统一的政权才能有力并且有效地实施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早已分散地中国自是达不到”地利“这个条件了。
最后说人和。《袁氏当国》中有3个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孙中山(国父啊国父)、宋教仁和袁世凯。唐德刚对这3人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孙中山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孙虽然是个大思想家，但某些思想(例如大中华铁路)有些太过理想化。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比起孙，他更能搞出点扎实的行动计划，可惜锋芒外露，霸气泄漏，便成了枪下冤魂了。袁世凯是个曹操般的枭雄，有手段有思想，却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就遗臭万年了。他们三个人，如果倾力合作，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套领导班子，还是有可能hold住当时的形势的。一个搞思想教育，一个搞实践计划，一个把着枪杆子维护和平，多好的组合啊。可谁的心中没有一点小九九，谁不想当中国的第一人。于是孙、宋一派的同盟会和袁世凯互相削弱对方的实力，甚至互相渗透。(这段子听的好耳熟。) 这就是个中国历史的悲剧啊！中国人老是喜欢在对外的同时搞点内斗，斗来斗去，把本来绝佳的领导班子都给斗掉了。当然除却领导班子这一点，当时的民众也是断然达不到“人和”的标准的。不但文盲居多，而且在不文盲中，真正懂民主的简直是凤毛菱角。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本来使最优的选择。但这在内忧外患不断，领导层面还各个忙于自立为王的中国，定是很难实现了。
无论我们如何感叹，如何惋惜，历史也已经定型，1911-12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早就已经过去。除非我穿越到平行时空，否则是看不到其他的结局了。倘若要以史为鉴，分析当今中国越过这“历史三峡”的可能性，也难免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考虑。中国是统一了，但中国人在八股历史和政治教育的熏陶下，仍是无法自主推动民主法制的进程。无论变革的契机何时出现，我期望那是个和平、缓和的过程，而不是另一次如辛亥革命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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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4 23: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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