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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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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兄惟
高华先生《革命年代》自2010年出版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广泛阅读与评论之青睐。我近来得到法星社陈烨老师的赠送，获得了高先生该书的珍藏版，该版的促销封塑是个大红的面子，让我们想起红太阳、东方红和红中国。红色是火热而富有激情的，有暴风骤雨的狂欢，于是有20世纪中国的特色之一——“激进理想主义”。该书中的文章是高先生近20年来公开出版的论文，大致分为五部分。因我个人的阅读和志趣所限，我精读了其中的“一、南京十年；三、革命词语；四、时代湍流；五、观察与史料”等三部分。其余的两部分，如“二、太子孙科；四、时代湍流”，我只是浏览，并无多少感想，因此仅就阅读的部分，作些笔记和评论。
一、南京十年
1928年后（蒋介石）一再鼓吹“中国必须统一思想，决不允许第二种思想扰乱中国、毒害中国”，并谓，如果在中国实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中国将天下大乱。P31《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在内外环境压力下，建立新秩序，把确立、巩固国民党政治威权视为首要任务，在政策指定和政治时间中表现出一种保留大量传统痕迹并吸取不分西方文明因素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传统主义的趋向。P37《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
高华先生的论述，给我提供一点关于1928年，国民党主持的国民政府的党化统治与党化教育，对当时的民主与自由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民主自由人士的抗议。1929年，当时的思想先锋胡适博士，写成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准备在上海《新月》杂志上发表，他的朋友如丁彀音、熊克武、但懋辛等人都劝他不可发表这些文章。后来《新月》杂志发表了二文，分别刊载在1929年《新月》杂志1929年第4号和1929年第2卷第6－7号上(P4-14)。当时《新月》被邮局扣留不得外寄。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分析国民党在“维护古文骈文的寿命上、思想言论自由上、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等上的表现，得出结论“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并对国民党提出了一些建议：“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至少应该做到这几件事：（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3）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4）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蒙。（5）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P14
胡适博士的言论得到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人王正之在1929《建国月刊》第二卷，第五期(P73-80)回应《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并针锋相对的指出：“总之，胡先生之新文化，白话文学而已。胡先生之所谓反动，不曾用白话而已。胡先生之所谓历史的研究，矛盾而已。我们之所以批评胡先生，拥护言论自由而已。”
三、革命词语
（一）有关“左翼”
当40年代初革命在根据地走向制度建构后，经过全面的改造，“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被改造成了毛泽东的“革命文化”，或者叫“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就是“党文化”。其实这个词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马雅可夫斯基最先就用这个词，“党文化”一词在革命年代是顺理成章的，它其实也可称之为“整体性文化”。P137《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
我先说一个看法，我认为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左翼和组织化的革命并不是一回事。左翼可以革命，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书院里的左翼”，20世纪30年代的李达等人，他们都是左翼，可是他们大多不跟中共发生组织联系，他们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叫“个体左翼”。左翼不一定革命，但是革命一定是左翼的。左翼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革命则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P221《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高华先生指出了“左翼”的思想特色和行为方式之现代意义，“最后，我的看法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左翼元素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的，左翼文化其中的进取、参与、反省、批判的气质应是需要的，它对今天发展中的某些弊端也许是一个‘解毒剂’。我觉得有两种情况是值得反省的：‘整体性文化’的绝对主义思想逻辑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的。另外，在今天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是否也有资本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的问题？我想在任何时候都应有多样性的存在，特别是在艺术的表达、内容的多样性方面应该有广泛的选择空间。”P137-138
在当下的微博网络环境下，一些倡导“公正、平和、自由、包容”的知识人，多少有点30年代左翼的特点，而他们却被一些因怀念“文革”而失去基本价值（如“是非善恶美丑”）判断的所谓“毛左”污化为“公知、汉奸、境外敌对势力”。“毛左”寄希望于英雄出现，来一次革命的举动，创造出新的整齐划一的社会。于是，左翼色彩的知识人，实实在在的做一点点进步的事业，而并无革命举动，成了不够革命的人。我以为，知识人与高华先生提倡的“一个人的左翼”或者叫“个体左翼”有些相像。
（二）有关“革命叙事”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该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P145（《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P146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众所周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正像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叙事受限于政党政治和社会环境等因素，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团迷雾”。因此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历史史实的描述，是一件有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高华先生多年来对国史的研究，让我们还原了一些有关长征的记忆。这一点，高华先生多有认知，“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來，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归根到底，历史学中就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是人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自序P7）高华先生的论著《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是个这方面的力作，可惜，我仍未阅读。但从上文《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的阅读，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基本认知。
近日与本地的“文革小报”研究者王RUI老师交流，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党的历史有较多的谜团。《遵义会议》中到底是18个人参加，还是19个人参加，后来的邓小平是否有参与。显然是有问题的，彼时小平同志并无资格，但后来遵义会议遗址博物馆添加了小平的位置。可当时的与会者如杨尚昆等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并不愿意为其证实。1958年小平同志到贵州考查，第二次去会议遗址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陪同，此后那里就出现了小平的第19张椅子。这里错综复杂的问题，等待史家的进一步求证。此间涉及到领导人的意志变化，地方党委领导思想认识的差异。要之，国史研究中的长征叙事，我们在高华先生的成果基础上，是可以深入探究的。
五、观察与史料
（一）有关国家统合手段之“联防、综治”
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P290《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团、工、青、妇），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新国家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P312《小人物，大历史》
这里的高华先生提及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也就是非常时髦的政府“维稳”办公室，事业单位的“保卫处”等等。2010年我曾在本校被管辖的学苑街派出所办事，无意中看到民警同志办公桌子上的“学苑街治安耳目申请表”，多少有点讶异，该民警也比较警觉，第一时间给压到了材料下面。这些耳目一如高校在教学过程中的学生“教学信息员”一般，他们负责调查教师上课是否迟到、是否态度认真、是否有反社会反党的言论等等。昨日遇到王老师，他解释一番，警察内部是有称呼的并不避讳“耳目”，有叫“特勤”之类的称呼。又有一些对民众的监督手段，窃听电话，私拆信件，在你周边安插内线，等等不一而足。
可想而知，这套“综合治安保卫制度”从1953年开始，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一如网民所诟病的“强制劳教制度”般臭名昭著与恶贯满盈，我们的政府还奉之若神明，对普通民众进行“白色恐怖”般的专制。最为令人不满的是，地方的管理者过于敏感，对民众的网络言论，动辄以“危害国家安全”为藉口，请客喝茶，乃至无形失踪，跟民众玩比“躲猫猫”还有行为艺术的“杀人游戏”。
（二）国民党退守大陆时的不长进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作有计划部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部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眼中，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生死存亡而不顾。P362-363《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国军貌似强大，内力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入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径，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国军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要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P363
彼时国民党在金融政策上无能，在战场作战上步调不一，谍战情报工作全面沦陷，最后仓惶出走台海，实在是不长进，这些可参看龙应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彼时长进的共军，63年后又有多少长进呢？
另，2012年暑假，我在杭州，问自家大伯对共军渡江战役的记忆。他说，当时他在苏州上学，看到的就是国军无有任何抵抗，共军直接进入城市来接管，当时国军高级将领带着家人和细软，直接向上海撤退，奉行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政策。
补一点参考研究：
四、时代湍流
在20世纪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青年知识人有他们的大同理想，也参加了革命时间，如去延安、到解放区去，或者坚守在沦陷区作地下工作，还有一些民主人士，在第三条路线失败后，转向了与中共合作，他们的命运在革命年代是有风光的，而在国朝建立后，却黯然失色或受尽悲苦的冤屈。这些知识人的命运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時先生的言论，对我们多有启发，“中国革命的历史悲剧在于，那些由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引进和播种的革命思想，无一例外地被那些反知识分子的人收获了，他们更知道怎样去操纵革命、去掌握权力。而对于知识分子，革命的果实转化成了对他们自己的毁灭。”
余英時先生在《20世纪中国的激进化》一文中说：“例如，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社会良知的观念就不是现代西方的文化泊来品，而是来自儒家的遗产，并可上溯到三代圣贤。在任何意义上，既是儒家学者又是官员的范仲淹（989－1052）的两句名言，士须‘以天下为己任’，士须‘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仍然存在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即使今天也一样。中国这种精神使得无数现代知识分子不断投身革命，而且常常是耗尽心力。中国革命的历史悲剧在于，那些由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引进和播种的革命思想，无一例外地被那些反知识分子的人收获了，他们更知道怎样去操纵革命、去掌握权力。而对于知识分子，革命的果实转化成了对他们自己的毁灭。”P354《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要之，高华先生的《革命年代》给我们将革命年代的一些面相呈现出來，并让我们青年从面相中寻求背后的真相，一起去作叙事20世纪革命历史的心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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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al
读罢本书，面对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的动荡和苦难，我觉得心平气和。
* 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绝非偶然；
* 在时代湍流下的各色人群的种种行为即使不能接受，都值得去理解；
* 过去的历史绝对不该被简单化脸谱化。每一代都有聪明人，有大智慧，有进左右两难，有无可奈何，有形势复杂，后人并不比前人更有智慧，所以不该简简单单地拿历史上的错误去嘲笑前人。
从自己专业的角度看，历史仿佛是掩盖在重重噪声下的平稳信号，且具有自相似性。
所谓平稳信号，是指分布参数或者分布律随时间不发生变化的信号。
所谓自相似，是一种尺度变换下的不变性(scale-invariance)，即在不同尺度下观察分形可以看到近似相同的形象，若把整个对象的局部放大，再把局部的局部放大，都可以看到相似的结构特征。但是这种自相似并不像整形的相似那么严格，允许相似中的不相似，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在我看来，虽然是战场上的不共戴天的对手，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使命下，中共实则是国民党的延续，两者恰好是一体的。国民党由于出生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其并不能带领中国实现完整的现代化，这一点在高华的这本书里有很多的印证，而中共的连续不断的各项政治运动不妨可以视作一些大大推动了这个进程激烈的手段。
从一些角度上看，国民党和共产党非常相似，下面是高华概括的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基本特点，若不说明，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一党专政的中共。
1. 党军统帅同时又是党的领袖，党的领袖通过统领党军，实际支配全党；直接听命于领袖的党军，则是维系党和政权存在的最重要柱石。
2. 通过掌握的政权把它的组织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强化统治。
3. 作为体现党理念的党化意识形态，负责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一切现象，并通过行政权力使其社会化，以抵御其他意识形态对权力中心的威胁。
我很好奇，为何历史总是有这种相似性，是否是利益和人性这两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在冥冥中驱使着整个世界上的人们，一代一代地重复和继续着前人的故事，即使不共戴天，即使政治道路观点迥异。
我还发现一件很好玩很吊诡的事，现在以龙应台为代表的台湾人总是用来彰显优越感的融合了现代和传统“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的教育或者说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恰恰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
> 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
> 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使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当然历史是个平稳信号，蒋介石在这方面的作为尤其极其相似的前辈：
> 但随着1917年后孙中山政治上的不断遭受挫折，他对英、美民主主义虽继续抱有强烈希望，但同时开始重视中国文化传统，1921年后，孙中山回归中国传统的痕迹越益明显。孙氏深感单纯追求英、美政治模式，忽略中国传统是其革命不断遭挫的重要原因。孙氏开始相信，只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柢，从而“规抚”外来思想才能为其政治活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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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4 23: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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