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慧廉 - 书评

天天向上

　　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
　　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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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南

　　这段时间，读了点儿历史类的书。越读越心悲，我好像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捅破一点点，就是我的无知之处：读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才知道一点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辛酸际遇；读陈毓贤的《洪业传》，才知道我仰慕已久的燕京大学居然有这样一位重要的参与者；读沈迦老师的这本书，苏慧廉这个名字才第一次跳了出来。
　　
　　我对苏慧廉的兴趣源自他与山西大学堂的关系。虽然，现在的山西大学声名不显，可是，一个世纪前，却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学堂之一，而且，实力很强。这一段说来是个很长的故事，诸位有兴趣可以翻翻《读库1302》的第一篇《西斋十年》，也是沈迦老师的文章。
　　
　　囿于所知，对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我了解很少。加之这些历史被有意识的模糊，能接触到的机会也少之又少。只是以前偶尔路过某些偏远的村落，居然会看到一些破败的教堂，心生好奇，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沈迦老师在书中对这些背景有比较细致的梳理。简而言之，当时的中国是传教士们向往的冒险之地，他们觉得这是未被传教区域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开拓之心难抑。不过，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受到的待遇却很糟糕。大中国的人，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都没把这些长胡子、深眼窝、高鼻梁的异族人放在眼里。一有冲突，后果难料。十九世纪末就发生了好几次杀害传教士的惨案，这中间的是是非非且不论，由此可以看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之难。
　　
　　山西大学堂的创办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当然这得得益于李提摩太极具远见的建议。传教士们不再强行宣化教义，而是通过行医兴教的方式逐渐让中国人了解他们的宗教，再慢慢接受，效果事倍功半。放在百年后的现在来看，传教士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影响至深。
　　
　　绕得很远，忍不住说了一些大背景的东西，苏慧廉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但他又不纯粹是传教士，他懂得一些医术，在温州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后来经李提摩太提名担任过山西大学堂西斋的总教习，极大的提升了学校的建制和规模。苏慧廉还是一位很好的学者，在方言和宗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顺提一句，鼎鼎大名的费正清曾经是苏慧廉的学生。
　　
　　说这么多，有些由人及己。我们现在大学一毕业，就忙不迭得找份稳定点的工作，把自己安顿下来。看看苏慧廉及老一辈的学者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选择多一点不一样的考虑呢？
　　

Jane

　　     我们这一代从历史教科书上读到的很多史实，后来才发现似乎离真相很远。胡适那句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年少时也常挂在嘴边，可不经一定的阅历，如何能体味出其中深意？
　　    真相是什么？柴静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沈迦，一个亦儒亦商的温州人。基于十多年前的一个念头，对清末来温传教士苏慧廉发生了浓厚兴趣。这个在人们有限的视野中面目模糊的人物，冥冥中竟成为此后沈迦人生使命中的一个路标，引领着他六年追寻，跨洲越洋，突破重重障碍，力图接近“无底洞的那个底”。
　　    说起来，追寻的源起我也曾有幸参与。在《寻找苏慧廉》一书的序中，沈迦提到，新千年的第一年，他还是温州日报的编辑、我的同事时，我俩心血来潮打算合作弄本关于老温州的书。有着基督教家庭背景的他提出从“传教士”这个题目入手。
　　    于是，我们一起去采访。在庄严肃穆的城西教堂，支华欣老牧师领我们参观教堂主殿，仰头看黑色粗壮大圆柱支撑的穹顶，一字字读着百多年前苏慧廉亲撰的碑文……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我平生第一次踏进教堂的大门，颇感神秘，而印象中那天教堂的灯光很昏暗，更加重了我内心陌生、紧张、敬畏等等纷乱杂糅的感觉。
　　    那时“传教士”在我的心目中，基本就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所描绘的形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队。他们蛮横傲慢，与腐败的官府勾结，包揽诉讼，欺压百姓。
　　    但在随后搜集到的文史资料中，我一点点惊讶地发现：温州的现代教育、现代医学无不和传教士有着密切关联，特别是那个叫苏慧廉的英国人。
　　    不过也就仅限于此。最终，这个超出我们当时能力的合作计划宣告流产。
　　    而十多年后，独自出发的沈迦捧出了厚厚一叠书稿。他沿着苏慧廉的足迹跋山涉水，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为我们还原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传奇般的一生。
　　    在中国，在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温州，在刚刚抹去了教案斑斑血迹的太原，苏慧廉度过了近30年的光阴，从仍嫌稚嫩的青年到沉稳练达的中年，恰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他的勤奋聪慧今天听来还像个奇迹——他很快学会了鸟语般的温州话，竟能操着一口熟练的温州方言布道；他创办了学校，建起了医院，而这些都是温州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文明的曙光。
　　    温州、太原，一南一北的两个城市，都不过是彼时帝国的一个缩影。最可贵的是，沈迦努力将苏慧廉置于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考量，借着苏慧廉那双深邃洞察的眼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骚动不安乱云飞渡的年代，一个枭雄草莽争相登场的年代，一个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年代，世劫汹汹中隐含了多少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啊！
　　当看到苏慧廉夫妇对1898年戊戌变法的关注，并在不经意间亲历了全北京城搜捕康有为的惊魂一刻，我读懂了他们对第二故乡的期待：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
　　    当看到1915年古稀之年的李提摩太说中国学校的教科书缺乏四种东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学；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经济；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我和沈迦有同样的感慨：这四种缺乏，我们今天补齐了吗？
　　    当看到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笔下的1926年的上海：没有哪个城市像上海一样霓虹闪烁，这无疑是很幼稚的品味，但却受到大众的欢迎。……我禁不住笑了。的确，“谢福芸这句话，对今天依然是很好的描述。”
　　    沈迦以时间为纵轴，以寻访为横轴，在历史与现实间穿梭，串起了每个时间节点上的重要细节，编织出了一幅近代中国风云图。在这幅图上，有地方民变的动荡，有维新变法的鲜血，有八国联军的炮火，有辛亥革命的枪声，有学生运动的激情，有庚子赔款的曲折……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的视角观察，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历史幽暗如长长的隧道，其复杂和多面又如莫测的迷宫，沈迦的探寻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让我们循着另一条路径——一条被掩埋了多年的路径，赫然发现很多早年被灌输的定论是多么粗暴和简单。
　　    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如是，而那些小小的细节也同样可见沈迦对真相的执着。温州市图书馆珍藏着苏慧廉、苏路熙夫妇的两本英文著作，对此温州本地媒体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温籍学者夏鼐先生在北京街头旧书摊上购得两书，后赠送给温州市图书馆作为善本加以珍藏。这个故事常常被作为夏先生情系家乡的典型事例广泛引用，没想到被沈迦发现了破绽。他并未放过这个无碍大局的小细节，坚持查阅第一手资料，夏鼐日记以及当年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先生留存的信札，这才发现两本书原来是温州市图书馆向夏先生借阅的，在夏先生多次催还未果后便留在了图书馆，成为温州学界了解苏慧廉及温州近代宗教史的重要史料。
　　    内心深处，我真的感到很遗憾，好端端的典型事例被揭开了另一面——竟是借书未还。不过遗憾归遗憾，我们终究要鼓起勇气面对大大小小的真相。它让我们知道，很多真相并不美好，甚至是残酷的，但真实总是让人更清醒、更理性。
　　    沈迦说自己这本书是“雄心和能力失衡的产物”，我倒觉得它是知行合一的收获。满世界的搜寻一个几乎要被遗忘的人物，线索渺茫，语言障碍，明知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结果亦未可预料，但他还是不计成本全身心的投注了进去。在写作过程中，为恶补历史，阅读了一两百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甚至有相关当事者后人翻箱倒柜找出的长辈日记。那些隔了数十年岁月侵蚀的字迹让他读得很辛苦。“辨认十来页，即要闭眼让眼睛歇一歇”，他一度因此罹患眼疾，视力严重受损。
　　    不过，沈迦最终用六年时间以及这本30万字的著作验证了那句老话：苦心人，天不负。无巧不成书的小说情节居然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他绕了地球一圈寻找的人最后发现竟是温州文坛前辈；在海外偶遇的中国牧师竟然是温州早年本土传道人的后裔……上帝必是眷顾勤奋的人，将这些奇遇作为他努力的回报。
　　    了解历史是为了观照今天。恰如《寻找苏慧廉》台湾版的书名《日光之下》，语出圣经“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已发生的，未来必还会发生。
　　    对历史真相的探寻，远未结束。
　　
　　

Jane

　　                                      传家
　　                        ——姜平
　　
　　    姜平，现为加拿大烈治文（Richmond）浸信会福音堂（Richmond Gospel Baptist Church）牧师。曾外祖父夏正邦，曾是苏慧廉的书童，亦是温州第一代华人牧师；外祖父夏廷耀是我国第一位华人税务司。
　　
　　
　　
　　    作为温州早期传道人的后代，我一直对百年之前的温州传教士及教会历史十分关切。在这个如今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城市中，什么人最初来点燃了福音之火？在这个有着独特方言的小城里，福音的先驱者们曾如何工作？在这个地理环境特殊、交通不便的地区内，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怎样的经历？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未解之谜。但除了长辈留下的一些零碎口传之外，我所得到的信息实在是少之又少.
　　    信主之后便听家人说，曾外祖父是温州早期的传道人。他为了传福音甘愿去了瘟疫蔓延的玉环岛，在那里受传染而病逝，为主献身。他的六个孩子中最大的就是我的外公，当时只有十岁左右。从外公后来留下的记忆我们得知：那一天父亲来到他跟前，拿出一串上面挂了一个小小鸡心相框的项链，问他：“孩子，看看这是谁？”孩子回答说：“这是你，爸爸。”“以后若是想爸爸，就看看这照片吧。”他就这样离开了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这是我以往对于曾外祖父夏正邦的全部所知。
　　    我也从未见过外公夏廷耀，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从三舅夏建民为温州文史资料撰写的夏廷耀小传中，我得知外公是一位学业优秀、事业出众的学者型官员。他精通多国语言，曾受国家嘉奖，为近代史上第一位华人海关税务司，而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多年在此位置上从来不愿妥协收礼而放弃任何原则。母亲告诉我们，外公最喜欢唱的一首赞美诗就是《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歌词的开头就是：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记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使我最感不解的是外公和外婆的婚姻。他俩在个人经历、受教育程度，以及文化素质方面有着太大的差异。外公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外婆却是一个来自农村、目不识丁的村姑。然而从外婆的讲述以及其他长辈的谈论中，我都可以确证他们俩非常恩爱，且彼此尊重。因为外公职业的原因，他们还常常分局两地。但是外公教会了外婆用罗马拼音写信，他们多年来的交流就是通过温州方言的罗马拼音进行的。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以至于母亲和她的兄姊们都一直怀念在这个和睦相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年岁。是什么使文化素质不同的夫妻能够如此和谐？
　　    十年前有幸认识沈迦弟兄，从他为写早年温州宣教士而搜集的各样资料中，我渐渐得知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关乎我祖辈的事情。我不但知道了外公的父亲叫夏正邦，最初是苏慧廉的书童，后来成为温州第一代华人牧师，还了解了外婆的父亲徐定鳌。这位淳朴而忠心的乡村基督徒，经历了百年前“枫林教案”之逼迫。在夏正邦去世后，他资助了我的外公夏廷耀去北京读书，之后还将女儿徐玉洁许配于他为妻。正是这种在基督里共同的追求和彼此间真诚的爱，使两个早期的基督徒家庭走到一起，共同承受了从主而来的祝福。在沈迦的写作期间，我不时地得到一些新的资料，也一直期待着该书的出版。
　　    近日，终于得以一读这本积累着沈迦数年辛劳之新书《日光之下：苏慧廉和他的时代》（大陆简体字版书名《寻找苏慧廉》，新星出版社出版）。这本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的力作，不但重现了一个世纪前的历史，也将主内前辈们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读此书时似乎回到遥远的从前，看到那个世代基督徒的榜样。书中的主人翁苏慧廉，是许许多多在温州工作过的传教士之一。他在中国作出的贡献，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几乎无法理解。无论是将新约圣经译成温州方言，还是将《论语》等书译成英文，或是编撰华英袖珍词典，都是许多人尽其一生仍无法完成之事。而苏慧廉却是在担负教会发展、开办学堂医院等多项繁忙工作的同时，完成了如此之多的杰作，由此略见当时传教士勤奋与忠心的典范。
　　    《日光之下》这本书有着严谨的史学风格，同时又不失文笔流畅生动之美。沈迦弟兄在此书中展出了自己搜集的大量珍贵史料，也倾注了对书中前辈们的钦佩与热爱。这本书不但是对一段历史的记载，更是对那些为中国的福音和文明文化作出贡献者的纪念。就如牛津玫瑰山墓园上苏慧廉墓碑上的铭文所书：Their work abideth —— 他们的功绩长存。
　　

Jane

　　               本书评转自“苹果日报--苹果树下”
　　
　　
　　                              追尋蘇慧廉的身影  
　　
　　                      蔡登山
　　
　　                2013-03-24 11:10:27
　　
　　
　　      對於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我曾在耿雲志編的《胡適及其友人（1904－1948）》一書中，見過一張他和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合照，除此而外，餘皆茫然。沈迦以六年的時光，寫出了《日光之下──蘇慧廉和他的時代》一書。他說除了就近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外，還去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台北胡適紀念館、台灣大學圖書館等地。而北美哈佛、康奈爾、明尼蘇達等幾所名校的圖書館也調閱過資料。還走訪了蘇慧廉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城市，從溫州到太原，從上海到北京，從香港到澳門，從牛津到劍橋。記者出身的他說當年採訪寫作課老師的教導是「好文章是用腳寫成的」，的確如此，想當年我拍攝《作家身影》紀錄片的情景，惟有將文獻檔案資料和田野調查的歷史現場，相互映照，耙梳整理，才能逼近歷史的真實。沈迦說在英國牛津的玫瑰山墓園（Rose Hill Cemetery），一塊沒有墓碑的墳地，他們挖開界石邊的泥土，歷史終於抖落塵土，當蘇慧廉、路熙等熟悉的名字清晰地展現在眼前時，他有些感動。對於他這種「千萬里，追尋着蘇慧廉」的執着，我也相當感動，宛如我們當年扛着攝影機，從北國到江南、從日本仙台到印尼蘇門答臘、從美國到英倫到巴黎，追尋着傳主的足迹，只為捕捉那短暫的身影。
　　
　　
　　    沈迦讀到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宇宙風》第四十三期有篇筆名「華五」寫的〈英國的漢學家〉一文，記錄了蘇慧廉臨終的一幕。然後他又查出華五的真名叫郭子雄，是徐志摩的學生，曾留學英倫，讀的是政治經濟。華五文章說，英國《泰晤士報》上有蘇慧廉的傳略。但沒有具體的日期又如何去尋找到這篇傳略呢？幸運之神，似乎總是眷顧努力不懈的人。二○○七年秋天，沈迦在美國Ronald Purmort書店淘到蘇慧廉著的《儒釋道三教》初版本，在封二竟然有原書主人貼的殘缺剪報，開頭兩句寫着：「《紐約時報》電訊：倫敦，五月，十四日，牛津漢學教授威廉．愛德華．蘇西爾今天去世，享年七十四歲。」由此線索，他找出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泰晤士報》，果然看到蘇慧廉的訃告及頗為詳細的生平資料，這應該就是華五認為有點推崇過份的那篇文章。沈迦說買到這本《儒釋道三教》的半年前，他已開始在尋找已去世七十多年的蘇慧廉了。
　　
　　
　　     沈迦憑藉蘇慧廉、路熙這對夫婦留下來的兩本回憶性質的小書（是當年考古學奠基人夏鼐借給溫州圖書館而被保存在善本書庫裏的），展開他尋訪探索之旅。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一月十二日，年僅二十二歲的蘇慧廉以傳教士的身份飄洋過海，遠到中國的溫州小鎮傳播福音。他在溫州前後工作了二十五年，儘管他不是溫州新教傳播的第一人，但無人懷疑，被後世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所以能福音廣佈，其功首推蘇慧廉。同屬溫州人的沈迦，藉着蘇慧廉的行迹，有意將他所知道溫州的歷史細節寫得相當詳盡，如同溫州地方誌及溫州地方基督教史一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這正是別的作者無可取代的。
　　
　　
　　    離開溫州後蘇慧廉短暫回到英國，一九○七年七月，他又抵山西太原，出任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相當於校長）。該西學齋，可說是英國倫敦大學的一個預備學校。以英語為其教學語言，它的師資以外籍教師居多，而且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一九○七年，就有二十五名學生被送到英國去留學。在山西的這段期間，蘇慧廉英譯了《論語》，「長年的耕耘甚至讓他得了『孔夫子』這樣的綽號」，這也開啟了他後來卓越的漢學家之端。而當時還年僅二十出頭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一九一○年夏也到山西大學堂任教，他想研究中國方言，蘇慧廉無私地幫他找到山西各地講方言的人。高本漢後來寫出《中國音韻學研究》，被稱為「首開中國歷史音韻學研究的先驅」，其中有着蘇慧廉的勞績。
　　
　　    在中國近四十年的時光，蘇慧廉結識了大批的各階層的菁英，學會流利的中文，並熟研中國的經典，他儼然已成為一個「中國通」。在一九二○年蘇慧廉接受英國牛津大學的聘請，回國擔任漢學講座教授。他一生筆耕不輟，一九二四年他出版《李提摩太在中國》，至今還是研究李提摩太最權威的著作。之後還有《中國與西方》、《中國簡史》、《中國與英國》、英譯《妙法蓮華經》及編著《中英佛學辭典》（與何樂益合編）。尤其是他前後花了十年時間來編纂佛學辭典，對於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外國人而言，是令人可敬又可佩的，這是他學術生涯的壓軸之作，也是扛鼎之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蘇慧廉以中英庚款訪華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再度訪華，途中也轉道香港，是應當時香港總督（兼任香港大學校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之邀，可能與港大爭取庚款有關。沈迦「上窮碧落」地查考當時一些名人的日記，他發現蘇慧廉訪華期間和吳佩孚、胡適、吳宓、顧頡剛、嚴惠慶、黃炎培等人都有見面，從這諸多日記中，作者豐富了蘇慧廉此行的行迹與活動細節。同年六月，蘇慧廉還應胡適之邀，赴北大參加該校學術研究會閉會儀式，並以介紹中英關係及牛津大學的狀況做演講，而胡適以庚款代表團中方代表身份於七月二十二日與蘇慧廉前往英國，他訪問牛津大學，也由蘇慧廉接待。
　　
　　
　　    十年磨一劍，成功非偶然。一個在歷史上被遺忘的名字，一個只有幾百字傳記資料的人物，經過沈迦不斷地打撈，不斷地拼貼，最終以近三十萬字，千餘條的注釋，一百六十三幅的珍貴圖片，五百一十頁的篇幅，寫出蘇慧廉和他的時代。沈迦以細針密縷，嚴絲合縫地拼出蘇慧廉飽滿的形象，還原了許多歷史的現場。使得蘇慧廉不再是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名字，他活生生地從那個時代走來，屬於英國，屬於溫州，屬於山西，更屬於中國。從晚清到三十年代，蘇慧廉的一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份，是傳教史、是教育史、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沈迦以一手資料，廣徵博採，慎思明辨地穿梭於史海之中，多少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在他信而有徵的文筆中流淌出來。例如他考證蘇慧廉和翁同龢的後人翁斌孫的交往，甚至透過翁之熹的後人，提供翁之熹的旅歐日記未刊稿。他還比較蘇慧廉接待徐樹錚（翁之熹是徐樹錚的英文翻譯）和一年後接待胡適參觀牛津的路線，幾乎一樣，而認為這個導遊有點「死板」。而蘇慧廉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死後，第四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是誰？據香港程寶美教授查閱檔案資料，發現他們找了三年才找到陳寅恪，但因二次戰亂的炮火及後來陳寅恪雖到倫敦治療眼疾卻無效，雙目失明，使得他不得不放棄牛津的職位，第四任漢學教授在陳寅恪的身上「空轉」了八年，這一方面也顯示出牛津的「求才若渴」。雖然「日光之下，並無新鮮事」，但若不是有心人去挖掘耙梳，那被歷史塵埃遮蔽的一角，又如何重見天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