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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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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x
读《开放中的变迁》，一开始略有些不习惯。从小被官方精细而完满的历史解释方式灌输到大，对于这种新的历史观还一时不能很好的接受。而我也因此无法从书中固有的历史观出发来对其进行理解和评价，而是更多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来对其进行观察、评价，也生成很多批判性的看法。更可怕的是，我虽然不断在书本和课堂上接触着官方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方式，但这些接触都并不系统，加上把握如此长时间历史的巨大难度，我对这本书的基本轮廓和“超稳定结构”理论与传统观理论的区别都不是十分清楚。虽说这种不成熟的看法不应该被呈现在课程作业当中，但一切问题若是不见光、不揭露就永无解决的一天，所以学生斗胆在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望老师和诸位同学斧正。
首先，《开放中的变迁》一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相对于以往的“断裂说”，“超稳定结构假说”对于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史来说是一种更为宏大、贯彻一体的理解。书的最后一章“大历史观”对这种假说进行了系统明了的表示，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历史，无论古代史还是现代史，都处于在社会整合程度的两个极端（统一和分裂）之间来回摆荡。全书基于这个理论，将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部分现代史贯穿，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超稳定结构”的历史说，突破了以往“断裂说”对我国近代和现代的划分。
从整体结构上看，《开放中的变迁》包括十章，基本采取总-分-总的结构，对我国近代史给出了焕然一新的解释。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之战，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抗日运动、国共之争，本书都从其独特的视角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而学生认为，其中比较重要而精彩的，一是在于第一章的总论和第十章的总结，即对“超稳定系统”的梳理，这个理论为我们解释中国历史史的连续性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也从传统历史中初步抽象出了中国一体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耦合性；二就在于第六章到第九章对国共两党的成败分析，这也是对意识形态—社会组织耦合理论的具体应用。该理论对我国近代历史的成功解释，也反过来印证了理论的正确性。另外，也正因为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分析，本书似乎增加了一些政治权术分析色彩，较普通的理论著作更加吸引人。
读过本书，我基于自己的理解对本书逻辑进行了一定的梳理，产生了如图一所示的本书基本理论结构图。“超稳定结构”理论的产生，要归结于以往“断裂说”解释上的不足：无法对新中国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等具有封建倾向的运动作出说明。为了克服此困难，作者提出“超稳定结构”理论，以超稳定结构下两种行为方式的一端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特点，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阶段纳入到理论体系内部，又通过意识形态—社会组织耦合理论的辅助，对古代史、近代史进行具体分析，赋予“超稳定结构”理论以完整性、普遍适应性。
在第六、七、八三章中，作者以具体的历史分析强调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耦合对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统一，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将意识形态很好地与社会组织耦合，从而提高动员力，牢牢控制住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保障了对整个中华帝国的整合。国民党改组后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走的也都是这样一条道路：在建立基本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上成立基层党组织。这种“列宁式政党组织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一个多元的环境中维系住了党组织的意识形态认同，加上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的耦合系统，中国社会由多元走向整合。而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导致国民党政权走向最终失败的首要因素，也被作者归结于这种一体化结构的失败。一方面国民党尽量划清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使得三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力、组织里减弱，另一方面倒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无法紧密控制广大农村基层，导致整合力、动员力下降，再加上抗日战争的过度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的竞争，国民党最后落得退守台湾的结果。相对于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共产党的成功也是建立在超稳定系统的成功构建之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扩大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基础，将广大农民纳入到理论体系中；另一方面，共产党组织体系成功地达成了对广大农村基层的控制，在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耦合下成功提高了动员力，最终取得胜利。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共斗争的结果，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超稳定结构”的说服力（我觉得同时也对超稳定系统进行解释）：正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相互适应（按作者的话，“耦合”），才能维持超稳定系统的进程。“超稳定结构”理论及其内部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耦合”理论作为本书的两大亮点，在全书对中国历史延续性的宏大论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和运用，感谢作者的努力，我作为读者获益匪浅。
虽然《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的论述已经相当完善，由于理解能力不足或者读书不够认真，我对作者的解释仍然有部分问题存在。首先，我认为，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论述（包括超稳定结构理论体系的建立）并没有完全突破官方的理论解释。作者所构建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官方意识形态，也就决定了本书的理论内在和官方解释有很大相似性。本书所构建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耦合理论，在具体解释过程中并未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上层建筑的论述。相比于官方解释，只是采取了连贯的历史观（即超稳定结构理论）对意识形态更加强调。据马克思的论述， 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二者相互契合、共同构成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同时，在传统社会中王朝崩溃的论述中（即下文中的②阶段），也是很多现实性因素（比如土地兼并和行政机构臃肿、剥削腐败严重等）作用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作者并未摆脱官方解释的基本逻辑。
再者，正如前述，我觉得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封建化解释并不连贯。作者的“超稳定结构”理论只是一种对历史现象的形容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中国社会在超稳定结构的两种极端模式之间来回摆荡的模型是观察所得而缺乏逻辑上的连贯。依我的理解，本书对中国王朝历史的分析大体可以分为两个过程：①一体化重建：统治者建立新的、适应当时经济结构的社会组织和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新一轮整合；②一体化解体：在中国社会（古代和近、现代）中，超稳定结构崩溃的原因在于土地兼并和行政机构扩张、腐败严重，下层人民生活无法保障，因此揭竿而起，创建新的王朝。这两个过程的不断重复贯穿中国的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作者因此而以“超稳定结构”概括这个周而复始的模式。但中国为何一直不断重复这个模式，却是作者始终避而不谈的。希望以后的书中能够更加完善这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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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o
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试图说明中国的近代史与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的历史同样受超稳定结构的支配。所不同的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超稳定结构经历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变迁。
打个比方来说，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之旧瓶倒掉旧时代的旧酒而重装新酒的过程。它背后的逻辑是：西方外力的冲击使中国传统社会首先尝试在不改变一体化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之路。洋务运动的失败导致了国人对儒家意识形态中哲学观和社会观出现认同危机——戊戌维新。这进一步致使大一统王权和官僚机构的解体，清末的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体现了这一过程。于是，中国社会的上层组织和中下层组织大大地脱节了，军阀混战变得不可避免。民初乱象激发了一场旨在彻底抛弃旧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新文化运动。此运动所孕育出的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大有替代儒家意识形态之势。然而，中共比国民党更能有效地整合社会，这也确保了前者最终夺取政权。中共建政以后，为了与其一体化结构向契合，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成为了必然。
那么，两位作者所构建的这一整套逻辑和超稳定结构模型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力如何呢？首先，不得不承认，作者的问题意识是极为敏锐的。他们发现，现有的解释往往把中国近代史和古代史视作一种断裂。（金观涛、刘青峰，p2）这种“断裂说”无法解释一些问题。例如，毛泽东为何一边指出中国“两千年皆行秦政”，一边还是个玩弄帝王之术的高手？“断裂说”无法对其进行解释，而这个问题在超稳定结构的模型中就显得一目了然：支配秦王的历史法则同样支配着毛泽东。其次，超稳定结构模型又是十分有创见性的，而且它的逻辑也是相当一致的，它能把中国近代史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囊入其中，并得到史料的佐证。
然而，作者所提出的超稳定结构模型也有着它的局限——它有着较为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和决定论色彩。社会学界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主要立足于其对结构的界定和其拥有循环论证的嫌疑。作者把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分为上中下三层。（金观涛、刘青峰，p7-11）而作者对这种分类的依据语焉不详，他们无法证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就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有的时候，作者是以功能的角度去论证宗法家族这一社会组织的存在的。（金观涛、刘青峰，p19、102）那么，问题在于：到底是结构产生了功能还是功能产生了结构呢？
超稳定结构模型的另一个局限是它的决定论色彩。尽管作者已经对此有所意识，但他们更多地是立足于对未来的预言之上的。（金观涛、刘青峰，p429）而实际上，他们的整个模型就是一种决定论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下，仿佛西方的冲击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将注定被一个能够整合社会的列宁主义政党所主宰；从英舰上发射并在中国炸响的第一发炮弹仿佛决定了百年后天安门城楼上震惊世界的宣告。超稳定结构模型环环相扣，既不可跳跃更别说改弦易辙。从时间的维度看，它呈一个螺旋上升的态势。黑格尔和马克思如能看到作者在423页的模型图必将抚掌称善。
决定论往往预设了事物的演变由单一的因素所决定。在《开放中的变迁》中，这一因素便是意识形态认同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失调——无论是前者不能适应后者还是后者不能适应前者。实际上，事物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其中偶然性因素又占了很大比例。比如，按作者的模型，对儒家哲学观和社会观的怀疑必定出现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而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之前，郑观应、王韬等“条约港知识分子”就已经提到了向西方学习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佐藤慎一，p15）而像郭嵩焘、薛福成这些较早被派往西方担任公使的士大夫也凭借其亲身经历得出了西方的富强在于制度的结论：“西洋立国，有本又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闾小波，p114，佐藤慎一，p69）作者也许会说：这些只是“少数前卫人物的意识”，社会的整个共识还需等待“社会结构性条件的成熟”。（金观涛、刘青峰，p191）那么，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出使各国的恰好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朝廷重臣而非郭、薛这样的一般官僚，“前卫的意识”能否得到普及呢？当然，这也是笔者的后世之见，但笔者想要表达的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梁启超身上。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东渡日本。期间，他指出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进而号召家庭革命，提倡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新道德”。（浦嘉珉，p210）而按作者的看法，这种突破儒家伦理的思想只可能产生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组织得不到整合之时。
在笔者看来，由于抱着一种决定论的看法，两位作者在处理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时犯了难。他们论证到，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社会主义思想虽已介绍到中国，但没有太大影响。”（金观涛、刘青峰，p206）作者的这一论断大有削足适履之感，是笔者无论如何也无法苟同的。因为早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大论战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浦嘉珉,p355）而这场论战极大地影响着整整一代新文化运动巨匠：陈独秀、李大钊这代人正是读着立宪派的《清议报》和革命派的《民报》成长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毋宁是那场大辩论的“隔代遗传”。另外，国人的心理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得以传播的一大原因。浦嘉珉认为，中国人最初接受社会主义是出于一种酸葡萄心理：资本主义是西方进步的源头，但这源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所以中国人扑向了任何断定此源头已经受到污染的学说。（浦嘉珉,p364）可见，历史的发展实在是有着多重的因素。
由此可见，《开放中的变迁》如能综合决定论和偶发论从而对历史进行解释便可以为读者打开更加广阔的视野。当然，如何综合而不至于出现“二律背反”的情况则有待史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然而无论如何，《开放中的变迁》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它能让读者享受边读边思考的乐趣。
参考书目：金观涛、刘青峰著：《开放中的变迁》，法律出版社，2012年。
[美]浦嘉珉著：《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日]佐藤慎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闾小波著：《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江苏人民出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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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4 23: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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