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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的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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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燕
谈论一位大家以及他的书,这无疑是一件并不那么容易的事。因为他的经历、思想乃至身后的评价都已经被许多人说了许多遍,比如说到梭罗及其思想轨迹的形成,就一定要说到爱默生及其超验主义、华兹华斯及其湖畔派诗歌,梭罗受到他们的影响至深。这不仅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更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1945年,28岁的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隐居生活。后来的另类历史学家曾考证说梭罗在那两年里并非完全与世隔绝,而是常常溜回家里翻找好吃的解馋。这个形象实在与他的简单生活理念不那么相符,甚至有人认为他隐居瓦尔登湖也因此带上了一些些矫情的色彩。但在我看来,即使上述考证属实,也并不会将他与矫情扯上什么关系。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简单的,独处的,并享受于此。两年的独处成就了他的传世之作《瓦尔登湖》,但这本书也并非想要宣告什么,在他写作此书之初,他只是为了满足那些好奇于他的隐居生活的邻居们。
与《瓦尔登湖》不同,梭罗的《种子的信仰》更像是一部植物的传记。如果不是在书店看到它,那么关于梭罗,我可能只知道瓦尔登湖,或者只是作为写者的梭罗。但是《种子的信仰》展现了另一个梭罗,一个作为博物学者的梭罗。1947年,梭罗结束了两年的隐居生活回到家乡康拉德镇,在那之后的十余年间,梭罗写下了长达9000页的原始笔记和博物学日记。《种子的信仰》一书也正源于此,它汇集了梭罗留下的354页《种子的传播》手稿和631页《野果》手稿。在这本书里,作者细致地描绘种子的变迁,它们是如何经由风、水或者动物传播到它们想要去的地方。梭罗写道:“我不相信/没有种子/植物也会发芽,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我等待着奇迹。”
若论梭罗的文字,我以为生态学家格雷保罗纳班的评价无疑是恰当的。他在《种子的信仰》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读他的日记,我知道了一个人如何能将细致的科学观察与诗人对语言的掌握糅和起来。在梭罗身上,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不用将自然和诗歌对立起来,而是预想出一个可以同时丰富我们感知、心灵和头脑的均衡系统。”显然,梭罗的书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当拿起这本书,我们早已习惯的这个世界就会安静下来,而另一个平时被我们视而不见的世界则会慢慢浮现。
在梭罗的笔下,无论是种子还是松鼠,抑或森林中的其他什么,都是充满灵气的生命体。比如他写秋天的松鼠:“松鼠不愿在冬天挨饿,这样它们在秋天得忙着采摘。每一片茂密的树林,特别是常绿林,都是它们的仓库,它们尽快收藏着种种坚果和种子。你在这个季节见到的松鼠在篱笆边欢快地跳动,尾巴在头上摇来摇去,在二三十杆以外就可以看见它,也许嘴里还含着一两个坚果,带到远处的灌木丛去。”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人看来,这样的一生也许是庸庸碌碌的吧,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再看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即使没有钢筋水泥,没有人类挟科学技术之势而创造出来的“财富”,也依然可以美丽——也许会更美丽,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庸庸碌碌”的小精灵,没有这些自在流过的水与风,人们也许将难以想像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个模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梭罗的文字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平常不易觉察的美,更重要的是唤起人们关于美与所谓“价值”的思考。
梭罗曾经说过,“大多数人在安静的绝望中生活,当他们进入坟墓时,他们的歌还没有唱出来”。许多年前的某个时刻,当我坐在一大片湖水边时我曾经自问“我是否真正活过?”而此刻,梭罗的书以及他的这句话让我再次想起这个问题。梭罗无疑是真正活过的,不仅如此,他还用他对种子、对世界本源的追问完成了有根的写作。
1862年5月6日,45岁的梭罗在家中病逝。在他生前的某一天,当他与友人在林中散步的时候,他曾说过:“我死时,你会在我心里发现镌刻着一株白橡树。”
《种子的信仰》[美]亨利戴维梭罗着 王海萌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25.00元
2010年12月12日黄浦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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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松
梭罗又不只是以为科学家,他还是一位思想家。美国超验主义的兴起就与他,爱默生及富勒的倡导息息相关。作为美国思想史上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超验主义宣称存在一种理想的精神实体,超出于经验和科学之外,通过直觉可以得到把握。爱默生与1836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自然》,在最后一章,他提出人是“沦为废墟的上帝”,而大自然则是他孤独的意识。因为人类创造力的丧失,自然冻结为一种象征形式,而人可以通过破解这些暗示逐渐恢复他丢失的能力。从这一论点出发,可以发现自然界不再只是物质,而是对人的思想具有一种救赎作用的生命存在。梭罗深受爱默生的影响,对超验主义的这一主张身体力行。他在新英格兰群山中的无数次远足正是希望通过自然媒介,完成对人类内在神性的回归。
相对于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梭罗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充溢着一股崇尚生命和自然,崇尚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带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美。在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里,每种事物都在和其他事物交谈,回应,形成复杂的对话体系。如梭罗所言:“每棵树,每丛灌木,每棵草都把头昂扬在白雪之上,它们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结冰的外衣,每一片叶子似乎都在回应夏季的装扮。”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自我,自然以及大地循环的语言。在大自然中可居可游可写的生活对梭罗而言乃是一次自我发现的经历。他不仅是严格的记录员,也是自由的漫步者,他将自我铭刻在荒野之中,这已成为他主要的生活方式。如梭罗所言:“我来到这个世界,并不主要是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是生活在其间,不管他是好是坏。”上山下湖都是生命过程的实现,是最快乐的问与答。世俗意义上的家已不再重要,因为大地处处都是家。可惜大多数人对这样的经历很陌生,农夫对他们的田园知之不多,只顾毁林赚钱。梭罗没有直接攻击这种实用主义,他只是静静的在林间行走,丈量,观察,将这场对话化为一场隐秘而私人的经验。这场持续的行走最终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如果不是镇里的人询问我的生活方式,我并不想用自己的事打扰读者们的注意力。”无论初衷如何,他的个人目的最终影响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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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ey
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想象着在美国一个小镇的林地和牧场间踽踽行走的观察者。他饶有兴趣地捡起跌落在地的果实、观察松鼠和鸟儿的行动,测量地上刚刚萌发的树苗,甚至拔一下看看它的根系到底延伸到多长。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着不同树种的树林究竟是如何彼此取代的:橡树苗和栗树苗在松树林里成长,奶牛和树苗注定的恩怨,那些无数次地倒下又无数次地继续成长起来的树——他们的茎帖服地面,又再次伸向天空。他如此热情地赞美着那些从他们的林地中生长出来的浆果——为什么要南方的橘子和菠萝,每一次采摘野果都给了我们如此之多的东西!
一花一世界。如果想到那些花朵背后孕育的种子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生命力,那么这短语就不仅仅是一个超然的暗喻。梭罗描写着那些蓟花的种子——如果让每一颗都充分成长起来,那么地球将被铺满。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发芽,但如同梭罗所比喻的那样——每颗种子都在向往天堂。
“谁会再相信但以理和米勒的预言?他们说世界会在这个夏天完结,而此刻有着信仰的马利筋种子正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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