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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 - 二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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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心集》收录了鲁迅先生1930年到1931年所作的杂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段》译文一篇。作者于1932年8月将版权售予上海合众书店,同年10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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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2-7-5 09:39:01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序言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①和《奔流》②,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③。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④,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⑤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⑥。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⑦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⑧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⑨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⑩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⑾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⑿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⒀,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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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12-7-5 09:39:02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Mehring)⒁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⒂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⒃。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

     ①《语丝》参看本卷第8页注⑩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②《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③《萌芽》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④作者一九三○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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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楼主| 发表于 2012-7-5 09:39:03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⑤象牙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⑥“蜗牛庐”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携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⑦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等语。《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⑧“庶几得免于罪戾”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⑨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参看本卷第9页注⑿。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⑩《文坛贰臣传》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⑾唐有壬的信札参看本卷第113页注⑨。《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⑿“通虏”、“通海”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⒀“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⒁梅林格(1846~1919)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⒂“不满于现状”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卷第6页注②。

     ⒃《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好政府主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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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5 09:39:04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②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③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④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四,十七。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好政府主义”,参看本卷第225页注⑤。

     ②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的梁实秋的话,都见于《新月》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③国家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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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楼主| 发表于 2012-7-5 09:39:05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④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流行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组织“民声社”、“进化社”等小团体,出版刊物和小册子宣扬这种思想。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①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②。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③,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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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楼主| 发表于 2012-7-5 09:39:06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④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⑤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⑥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⑦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⑧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⑨,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⑩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⑾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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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楼主| 发表于 2012-7-5 09:39:07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

     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

     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

     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

     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⑿,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⒀,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⒁,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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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5 09:39:08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

     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

     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

     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

     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

     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⒂,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⒃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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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5 09:39:09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⒄,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

     ②“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③“为王前驱”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这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也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④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锋周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⑤《前锋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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