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而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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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关于曹操杀孔融的经过，《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搆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

     ‘……（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内载曹操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

     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29〕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他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因为他文名很大，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顾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死时年二十六。

     〔30〕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31〕关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鱼豢《魏略》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人裴启所著《语林》则说：“（晏）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炎，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32〕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又隋代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说：“皇甫（谧）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张机）。……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

     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33〕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关于寒食散的服法与解法，详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34〕“扪虱而谈”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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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葛洪（约283—363）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人。

     《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36〕关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

     ‘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37〕关于闻讳而哭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

     ‘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见王忱叫人温酒便哭泣起来。

     〔38〕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

     王粲的族孙。《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说：“（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

     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他也为司马师所杀。

     〔39〕“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按正始（240—249），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40〕《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41〕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

     人。初为曹操主簿，魏明帝时迁大将军。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专断国政；死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日谋篡位。咸熙二年（265），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杀，作者误记为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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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解散方”《唐书·经籍志》著录《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43〕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

     人。晋朝初年屡征不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等。

     《晋书·皇甫谧传》载有他的一篇上司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说：“臣以?弊，迷于道趣。……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瀍，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

     〔44〕关于拔剑逐蝇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王）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按清代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卷三一五《褊急》门载王思事，有“思自起拔剑逐蝇”的话，但未注明引用书名。按王思，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正始中为大司农。

     〔45〕“竹林七贤”《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参看本篇注〔39〕。

     〔46〕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人，诗人。《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47〕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诗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的著作，现存《阮籍集》十卷。

     〔48〕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建威参军。

     著有《酒德颂》，托言有大人先生，“止则操巵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

绅处士”在他的面前“陈说礼法”，而他“方捧?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麦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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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见《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的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

     〔50〕“口不臧否人物”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51〕晋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晋书·胡母辅之传》：“辅之正酣饮，谦之（辅之的儿子）门规而厉声曰：‘彦国（辅之的号），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

     又《王蒙传》：“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52〕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所记略同。

     〔53〕《大人先生传》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这里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54〕关于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55〕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人，南朝宋诗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56〕《难自然好学论》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

     〔57〕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按禄父为武庚之名），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嵇康的《管蔡论》为管、蔡辩解，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周公践政，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

     〔58〕《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205—283），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投靠司马昭，曾任选曹郎，后将去职，欲举嵇康代任，康作书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书中自说不堪受礼法的束缚，“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后来嵇康受朋友吕安案的牵连，钟会便乘机劝司马昭把他杀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他被杀的经过说：“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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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裴頠（267—300）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晋书·裴頠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60〕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贤论》，批评当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话证明他的学说的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聃并非大贤。

     〔61〕何曾（197—278）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司马炎篡魏，他因劝进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晋书·何曾传》说：

     “时（按当为魏高贵乡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

     曾面质籍于文帝（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

     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驀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62〕“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见《庄子·田子方》：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鲁迅误记为季札。

     〔63〕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见《晋书·阮籍传》：

     “（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任诞》也载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64〕嵇康怠慢钟会，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打铁）。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

     又说：“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按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官至左徒。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262）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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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家诫》见《嵇康集》卷十。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66〕刘勰（？—约520）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67〕陶潜（约372—427）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著作有《陶渊明集》。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称为“田园诗人”。

     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东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68〕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说：“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

     ……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见《陶靖节诗注》卷三）

     〔69〕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提倡“兼爱”的学说。现存《墨子》书中有《兼爱》上中下三篇。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代思想家。他的学说的中心是“为我”，《孟子·尽心》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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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又《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等等。

小杂感〔1〕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2〕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3〕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4〕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5〕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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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6〕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2〕犬儒原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Cynicism）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的生活，被人讥诮为穷犬，所以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其身，以为人应该绝对自由，否定一切伦理道德，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

     〔3〕约翰穆勒（J．S．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4〕这里所说的“演讲录”，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作者在写本文后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演讲很不相同：政变以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5〕“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也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6〕“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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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香港〔1〕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2〕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

     “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

     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

     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

     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

     “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小书虫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3〕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

     “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4〕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