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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 - 而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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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忧“天乳”〔1〕


     《顺天时报》载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之女生报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云。

     〔2〕是的,情形总要到如此,她不能别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为还有光明。不过也太嫌“新”一点。

     男男女女,要吃这前世冤家的头发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来的陈迹便知道的。〔3〕我在清末因为没有辫子,曾吃了许多苦〔4〕,所以我不赞成女子剪发。北京的辫子,是奉了袁世凯〔5〕的命令而剪的,但并非单纯的命令,后面大约还有刀。否则,恐怕现在满城还拖着。女子剪发也一样,总得有一个皇帝(或者别的名称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虽然如此,有许多还是不高兴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载,也就忘其所以了;两年以后,便可以到大家以为女人不该有长头发的世界。这时长发女生,即有“望洋兴叹”之忧。倘只一部分人说些理由,想改变一点,那是历来没有成功过。

     但现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张女子剪发的,可惜据地不坚。

     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报载有一处是鼓吹剪发的,后来别一军攻入了,遇到剪发女子,即慢慢拔去头发,还割去两乳……。这一种刑罚,可以证明男子短发,已为全国所公认。只是女人不准学。去其两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学男子也。以此例之,欧阳晓澜女士盖尚非甚严欤?

     今年广州在禁女学生束胸,违者罚洋五十元。报章称之曰“天乳运动”〔6〕。有人以不得樊增祥〔7〕作命令为憾。公文上不见“鸡头肉”等字样,盖殊不足以餍文人学士之心。此外是报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议论。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终古。

     我曾经也有过“杞天之虑”〔8〕,以为将来中国的学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须雇乳娘。但仅只攻击束胸是无效的。第一,要改良社会思想,对于乳房较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装,将上衣系进裙里去。旗袍和中国的短衣,都不适于乳的解放,因为其时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会不会乳大忽而算作犯罪,无处投考?我们中国在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齿于四民之列”〔9〕者,才不准考试的。据理而言,女子断发既以失男女之别,有罪,则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别,当有功。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

     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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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1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我们如果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缠过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脚)。因为我从北而南,所经过的地方,招牌旗帜,尽管不同,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却从不闻有一处仇视她的。

     九月四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所办的中文报纸。参看本卷第98页注〔9〕。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该报刊载《女附中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新闻一则说:“西城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自长校后,不惟对于该校生功课认真督责指导,即该校学风,由女士之严厉整顿,亦日臻良善,近闻该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发之女学生前往报名者,概予拒绝与考,因之一般剪发女生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

     〔3〕指清朝统治者强迫汉族人民剃发垂辫一事。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4〕作者在清代末年留学日本时,即将辫子剪掉,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时间在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秋冬之际。他在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归国后曾因没有辫子而吃过许多苦。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袁世凯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临时政府曾通令“人民一律剪辫”;同年十一月初,袁世凯在北京发布的一项令文中,也有“剪发为民国政令所关,政府岂能漠视”等话。

     〔6〕“天乳运动”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规定“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见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广州《国民新闻》)七月二十一日明令施行,一些报纸也大肆鼓吹,称之为“天乳运动”。

     〔7〕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清光绪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他曾经写过许多“艳体诗”,专门在典故和对仗上卖弄技巧;做官时所作的判牍,也很轻浮。下文的“鸡头肉”,是芡实(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的别名。宋代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六《骊山记》载:“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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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2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帝)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8〕“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

     〔9〕“不齿于四民之列”民国以前,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所谓“惰民”、“乐籍”以及戏曲演员、官署差役等等都视为贱民,将他们排斥在所谓“四民”(士、农、工、商)之外,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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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3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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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4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2〕华盖罩命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3〕指凌叔华。

     〔4〕“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5〕“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245页注〔3〕。

     〔6〕“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8〕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谈“激烈”〔1〕


     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为什么呢?倒也并非如上海保安会所言,怕“中国元气太损”〔2〕,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许要经过香港,须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

     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从乡间来,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为现在是时行这样的制度了罢。至于我呢,前年已经四十五岁了〔3〕,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无须这么宝贵生命,思患豫防。但这是别人的意见,若夫我自己,还是不愿意吃苦的。敢乞“新时代的青年”们鉴原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环日报》上遇到一点参考资料了。事情是一个广州执信学校的学生,路过(!)香港,“在尖沙嘴码头,被一五七号华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谨案:箱也)之内,搜获激烈文字书籍七本。计开:执信学校印行之《宣传大纲》六本,又《侵夺中国史》一本。此种激烈文字,业经华民署翻译员择译完竣,昨日午乃解由连司提讯,控以怀有激烈文字书籍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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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5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抄报太麻烦,说个大略罢,是:“择译”时期,押银五百元出外;后来因为被告供称书系朋友托带,所以“姑判从轻罚银二十五元,书籍没收焚毁”云。

     执信学校是广州的平正的学校,既是“清党”之后,则《宣传大纲》不外三民主义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独对于友邦,竟敢用“侵夺”字样,则确也未免“激烈”一点,因为忘了他们正在替我们“保存国粹”之恩故也。但“侵夺”上也许还有字,记者不敢写出来。

     我曾经提起过几回元朝,今夜思之,还不很确。元朝之于中文书籍,未尝如此留心。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范。他不但兴过几回“文字狱”〔4〕,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同胞之热心“复古”及友邦之赞助“复古”者,似当奉为师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书,我曾经举出过《茅亭客话》。但这书在《琳琅秘室丛书》里〔5〕,现在时价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阔人,那能得之哉?近来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务印书馆印的《鸡肋编》,宋庄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们可以看见清朝的文澜阁本和元钞本有如何不同。

     〔6〕今摘数条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蒌涂面,……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未为屈也。”(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

     抄书也太麻烦,还是不抄下去了。但我们看第二条,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会所切望的“循规蹈矩”之道〔7〕。即:原文带些愤激,是“激烈”,改本不过“可叹也夫”,是“循规蹈矩”的。何以故呢?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叹也夫”则瘟头瘟脑,即使全国一同叹气,其结果也不过是叹气,于“治安”毫无妨碍的。

     但我还要给青年们一个警告:勿以为我们以后只做“可叹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还未研究好,单看清朝的老例,则准其叹气,乃是对于古人的优待,不适用于今人的。因为奴才都叹气,虽无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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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6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必须要如罗素〔8〕所称赞的杭州的轿夫一样,常是笑嘻嘻。

     但我还要给自己解释几句:我虽然对于“笑嘻嘻”仿佛有点微词,但我并非意在鼓吹“阶级斗争”,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一篇,杭州轿夫是不会看见的。况且“讨赤”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轿,足见以抬轿为苦境,也不独“乱党”为然。而况我的议论,其实也不过“可叹也夫”乎哉!

     现在的书籍往往“激烈”,古人的书籍也不免有违碍之处。

     那么,为中国“保存国粹”者,怎么办呢?我还不大明白。仅知道澳门是正在“征诗”,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经“江霞公太史(孔殷)

     〔9〕评阅”,取录二百名。第一名的诗是:

     南中多乐日高会……良时厚意愿得常……

     陵松万章发文彩……百年贵寿齐辉光……

     这是从香港报上照抄下来的,一连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这诗大约还有一种“格”,如“嵌字格”〔10〕之类,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谈。所给我益处的,是我居然从此悟出了将来的“国粹”,当以诗词骈文为正宗。史学等等,恐怕未必发达。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师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独诗词骈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骈文入神的饶汉祥〔11〕一死,日本人也不禁为之慨叹,而“狂徒”又须挨骂了。

     日本人拜服骈文于北京,“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其爱护中国,恐其沦亡,可谓至矣。然而裁厘加税〔12〕,大家都不赞成者何哉?盖厘金乃国粹,而关税非国粹也。“可叹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叹气既完,还不想睡。重吟“征诗”,莫名其妙,稿有余纸,因录“江霞公太史”评语,俾读者咸知好处,但圈点是我僭加的——

     “以谢启为题,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诗十九首中字,复嵌全限内字。首二句是赋,三句是兴,末句是兴而比。步骤井然,举重若轻,绝不吃力。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属巧中生巧,难上加难。至其胎息之高古,意义之纯粹,格调之老苍,非寝馈汉魏古诗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广州。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中国元气太损”一九二七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嗾使一部分买办洋奴用所谓“上海保安会”的名义,散发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传单与图画,有一张图画上画一个学生高高站着大叫“打倒帝国主义!”他下面的一群听众,包括绅士、学者、商人、流氓,都表示反对,其中有一个工人张嘴喊着:“中国元气太损,再用不着破坏了!”

     〔3〕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有这样谩骂作者的话:“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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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7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下文“身心交病”、“新时代的青年”,也是引自高长虹的文章。

     〔4〕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如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书》之狱;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十年(1732)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之狱;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楼诗》之狱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大狱。

     〔5〕《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及其注〔6〕、〔7〕。

     〔6〕《鸡肋编》清代胡珽《琳琅秘室丛书》中收有此书,系以影元钞本校文澜阁本;这里是指夏敬观据琳琅秘室本校印的本子,一九二○年七月出版。文澜阁,收藏清代乾隆年间所纂修的“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在杭州西湖孤山附近,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

     〔7〕“循规蹈矩”之道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增加房捐,受到人民的反抗。租界当局御用的“上海保安会”便散发题为《循规蹈矩》的传单,说“循规蹈矩”“是千古治家治国的至理名言;否则,处处演出越轨的举动,就要家不家,国不国了。”

     威胁群众不得为此事“罢工辍业”。

     〔8〕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来我国讲学,曾至西湖游览。他“称赞”杭州轿夫“常是笑嘻嘻”的话,见所著《中国问题》一书,其中说几个中国轿夫在休息时,“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9〕江霞公太史即江孔殷,字少泉,号霞公,广东南海人。清末翰林,故称太史。他当时是广东军阀李福林的幕僚,经常在广州、港澳等地以遗老姿态搞复古活动。

     〔10〕“嵌字格”过去做旧诗或对联的人,将几个特定的字(如人名地名或成语),依次分别用在各句中相同的位置上,叫做“嵌字格”。

     〔11〕饶汉祥湖北广济人,民国初年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他作的通电宣言,都是骈文滥调。他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去世,同月二十九日《顺天时报》日本记者著文哀悼,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12〕裁厘加税厘即厘金,是起于清代咸丰年间的一种地方货物通过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日本等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会上曾讨论中国裁撤厘金和增加进口税等问题。各国代表大都以裁撤厘金为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条件,反对中国在裁厘以前提高进口货物的税率。他们所以在会议上提出裁厘,意在抵制中国增加关税的要求,因为他们明知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本是不可能裁撤厘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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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8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扣丝杂感〔1〕


     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

     〔2〕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3〕,《沉钟》〔4〕。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5〕,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没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至于没收的缘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但韦丛芜的《君山》〔6〕,也被扣留。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邮局里。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没收了,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会犯禁。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这些事。只有《闲话拾遗》了。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还不至于犯禁。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莫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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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楼主| 发表于 2012-7-4 14:57:09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还有一层,是终日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9〕,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记传奇》呵。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12〕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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