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而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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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

     〔8〕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9〕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10〕，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11〕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

     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13〕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14〕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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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

     “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鸡〔15〕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16〕。这回我看见《闲话》〔17〕出版的广告，道：

     “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革命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4〕指国民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实际主持校务）。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

     〔5〕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6〕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橄榄》是他的小说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创造社出版。

     〔7〕“纸糊的假冠”这是高长虹嘲骂作者的话。

     〔8〕指香港《循环日报》。引文见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该报副刊《循环世界》所载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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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学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时事新报》当时是研究系的报纸。

     〔10〕指顾颉刚。一九二七年七月，顾颉刚从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看到作者致孙伏园信，其中有“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等语，他即致函作者，说“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旬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并要作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11〕“缧绁之忧”《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孔丘弟子。缧絏，亦作缧绁，古时系罪人的黑色绳索。

     〔12〕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13〕指国民党御用的反动青年组织。如L．Y．，即所谓“左派青年团”；T．Y．，即“三民主义同志社”。

     〔14〕指所谓“士的派”（又称“树的党”），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操纵的广州学生界的一个反动团体。按“士的”是英语Stick（手杖、棍子）的音译。

     〔15〕土耳其鸡即吐绶鸡，俗称火鸡。头部有红色肉冠，喉下垂红色肉瓣；公鸡常扩翼展尾如扇状，同时肉冠及肉瓣便由红色变为蓝白色。

     〔16〕《民报》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刊于北京，不久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关于《民报》的广告，。陈西滢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17〕《闲话》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文章的结集，名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答有恒先生〔1〕


     有恒〔2〕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3〕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

     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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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5〕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6〕，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7〕。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

     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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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

     〔12〕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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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九，四。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时有恒，江苏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话：“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综合性杂志，上海北新书局发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创刊。初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语见《尚书·武成》：“今商王受（纣）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据唐代孔颖达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内的“天下百物，鸟兽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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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于吃人的筵宴的议论，参看《坟·灯下漫笔》第二节。

     〔6〕“醉虾”江浙等地把活虾放进醋、酒、酱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种菜。

     〔7〕即本文后一篇《辞“大义”》。

     〔8〕“研究系”在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载《北京文艺界之分别门户》一文，内称“与‘现代派’抗衡者是‘语丝派’”，又说“语丝派”以鲁迅“为主”。“现代派”，即现代评论派，他们曾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参看本书《革“首领”》。

     〔9〕“投诸四裔”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10〕指顾颉刚。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说：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按指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见《两地书·四十八》）

     〔11〕《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之为“春秋笔法”。

     〔12〕这里指陈万里（田千顷）、黄坚（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参看本卷第402页注〔7〕。

     〔13〕独秀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浏阳人。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强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

     《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15〕“抚哭叛徒的吊客”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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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吴稚晖。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给邵飘萍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7〕“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后，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戮的革命群众的流血。

辞“大义”〔1〕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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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

反“漫谈”〔1〕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3〕，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5〕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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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

     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

     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

     〔3〕《教育漫谈》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一九二七年八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