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官员的尺度 - 书评

角落有故事

　　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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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烨

　　读完一本好书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
　　
　　
　　这本书不但完整地还原了案件情况，而且包含一些旁枝末节也脉络清晰的呈现开来。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短小精悍的这句话，经过大法官们根据时代情况、案件特点，对其进行了许多散发着思想光芒的阐述和解释。
　　
　　大法官们所作出的判决意见书和异议意见书，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仍令人喟叹的经典之作。
　　
　　印象深刻的包括：
　　
　　我们应当对某种做法时刻保持警惕，那就是对那些我们深恶痛绝，甚至认为罪该万死的言论的不当遏制。——霍姆斯大法官
　　
　　第一修正案假定，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看法现在和将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决定命运的赌注。——汉德大法官
　　

小林君

　　壹.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历史学家朱学勤曾说：“新闻是一条河流，每天流经我们的眼前。”但在当下中国，这条河流总会很不幸的时不时遭遇截流，媒体总是向人们展现着它的尴尬处境。很多时候我们遭遇的状况是，一个新闻事件以狂飙般的速度卷入公共领域，接着在短时间内迅速掀起狂风海啸般的万丈波澜，旋即又以同样的速度消失在公共视野。　　
　　转变出现在2012年年末，一份努力承载新闻真相的报纸，面对极端的审查制度，在不得已中，企图以一种迂回而令人痛心的方式，揭示一个被隐藏的真相，寻回本应拥有的公正待遇。
　　“党管媒体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宋建武，《媒介经济学》[A].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早已写进新闻系教科书。但我仍无法想象，是何种恐惧与专制，将知情权与表达权一并心惊胆颤的赤裸裸剿灭。公权介入，消息源关闭，注意力转移，不由得事实双方任何的辩解，真相未明却尘埃已定，这似乎成了一贯的作风与方式。
　　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写过一个监视体系深入骨髓、新闻审查遍布各个角落的政治社会。而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笔下的世界毫无陌生，媒体审查制度形同海绵里的水分子，不紧不慢的渗透进每个角落。
　　这世界上许多显然不合理甚至荒谬的事情，往往因为人们的习以为常而一直滋润的存活着，仿佛过往的历史就是他们将来继续存活下去的最大理由。而通过一本名叫《Make No Law: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的书，我却看到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当时间追溯到四十年前，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司法抗辩。
　　　　　
　　贰.
　　在《Make No Law: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中，作者Anthony Lewis用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记述了法庭对沙利文的诉讼。故事有一个平凡的开端，从威廉姆大法官的判词开始，通过四年的抽死剥茧层层展开，以有如切凿钻石的精准度追溯至两个世纪前确立《防治煽动法》的当下。在沙利文诉《纽约时报》的这场判例中，大法官们一改《防治煽动法》中明哲保身的态度，维护了媒体批评政府官员的权利。
　　通过这两百多年的追溯，我看到尽管在美国的宪法中了列举了各种权利，但对于权利的具体含义并未清晰界定。事实上，不做界定本身便是一种智慧，谁能料到未来的社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一部事无巨细的法典又怎么不会成为社会前行的桎梏？
　　书中大法官们殚精竭虑，将今时今日美国社会的各种需求，纳入制宪先贤两半年前创立的基本大法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源自他们对社会的真切感受。当今社会之传统、需求，乃至日新月异的文化变迁，都是他们判决的指引。[ ]没有一部法律在它诞生之初就已经具有了最出色的构思与事无巨细的履行度，经过两百多年的运转，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大法官们自己的实践、总结，与调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与惯例。在大法官们看来，只有一部“活的宪法”才能够与时俱进，适应不断变幻的现实生活，真正体现制宪先贤的本意。
　　当《纽约时报》的诉状递交到维克勒斯大法官手中时，文中引用汉德法官的论断“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看法现在和将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我们却把它当做决定命运的赌注”也许彼时维克勒斯并没有意识到多元声音的重要，而自此自由的观念已从汉德法官的笔下，一圈圈的荡漾开去。
　　在美利坚民族的血液里也许并没有革命的传统，越是重大的变革，反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渐进方式积累完成。从人们的出版言论自由到同性恋的婚姻自由，如今这些观念早已被许多人接受，甚至演变成制度与法律。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很难说人们是因为某个判决、某场运动又或是某次会议扭转乾坤、一蹴而就的作用，而真正的变革，或许就是在这些判决、运动、会议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努力中缓慢叠加而成的。
　　
　　叁
　　在书中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他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
　　媒体人也深切知晓，公开而自由的发声对于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美剧《newsroom》的第一集，在郁郁寡欢的Mac走出Will办公室前，她最后回头说出自己的心声，“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没有什么能比选民的知情权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信息闭塞或是虚假信息，会导致灾难性的决策，抹杀各种声音公开辩驳与发声的可能性”。
　　五十年前在美国遇到的问题，当下的中国同样存在。当时站在美国媒体身后，使其免于责难的是立法。而在中国媒体身后，却是千千万万被裹挟着各种声音的民愤。被荷尔蒙充斥的声音时常容不得任何理性的讨论。愤怒的谩骂、叫嚣，总会将道德审判推向司法审判的高地。于是，这让人不得不思考自由的尺度。在书中的后半部，Lewis也开始反思言论自由的边界，尤其是涉嫌诽谤与严重侵害隐私的行为，作者认为“没有什么比诽谤官司更能影响到人们自由讨论公共事务了。”那些仇恨的、扭曲的言论，是否本身就在妨碍甚至杀死我们捍卫已久的自由，是许多人对于美国式言论自由的核心质疑。
　　言论自由作为现代社会政治自由的基石，其奠定过程势必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道路。
　　我始终认同汉德的一句话，“人们心中必须拥有的自由，它不是冷酷无情、肆无忌惮的意志，也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因为这些只是对自由的否定，它们将直接导致自由的沦陷。”[ 勒尼德·汉德，—1944年5月21日在纽约市中央公园的演讲 [C]《自由的精神》，1944．]
　　　　　
　　肆.
　　有人说过，媒体是现代社会的内核所在。在世界变得如此纷乱与庞杂的今天，在一个被尼采称作“读报取代了每日祈祷”的现代社会，媒体成了人们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今年的4月16日是经济观察报问世12周年，在微博的客户端上他们发出了这样一段话“客观而公正地记录时代变迁，自觉承担历史守望者的角色，即使在最躁动的时刻也始终保持有清醒和理智，即使要冒巨大的风险也依然敢于发出冷静而独立的声音，并不惮于以最大的勇气承担由此而生的所有理解和不解”内心一热。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与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 许知远，《内在的审查》[J]．1510周刊，2012．]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承担着更艰巨的使命与职责。
　　2013年年初，斯伟江和蒲志强在浙大之江校区进行一场关于“媒体与司法”的讲座，当时恰逢南周事件爆发，现场的人们心照不宣的希望从二人口中了解更多关于当前新闻审查的现状。而在我看来，除了外部审查，潜移默化根植到媒体人心中的自我审查，更是一根毒刺深深戳入中国自由主义这颗微弱喘息的心脏。在《内在的审查》中许知远说，“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
　　关于自由主义的论断，在中华大地并非没有显现过。然而缺乏一个完整法律体系的保障，在个人专断的政府统治下，注定着自由主义的消亡。
　　早在八十年代的台湾，雷震、殷海光创办《自由中国》，群集许多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其上发表文章，试图以评论政治或引介思想的方式，在台湾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雷震曾发文《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表达对自由的呼声。在戒严的年代，说出这样的话是多么难能可贵。而殷海光以台大学术殿堂为传道所，为日后台湾培养一批笃信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力军。两人以《自由中国》为传媒，向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弃自己坚信不疑的自由主义信仰价值。[ 陈正茂，《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在台湾的浮沉》[J]．南方都市报,2011．]
　　在当时，因为国民党政权的存在与立足依附美国而运作，早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还有些微言论自由。而在朝鲜战争之后，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以蒋介石为领袖的独裁威权便开始显现，自此自由主义在中国最后的遗风开始走向没落。　　
　　然而直到临终前，殷海光仍坚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不仅是他的临终遗言，也是其一生奉行自由主义的最佳脚注。

静之

　　这本书读来，没有预期的酣畅淋漓，想来是无完备的法律背景知识及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历史无完整深刻认识有关，现阶段也没有集中地去思考这其中涉及的现实问题，于是与该书中的种种观点和陈述的事实，与各位大法官或华丽或沉郁，闪烁这智慧和人性光辉的判词，都没有发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书中将沙利文诉《纽约时报》的来龙去脉叙述之后，便将笔触带回美国自1791权力法案以后直至1960年该案发生期间所发生的各种相关案例的情况，做了一个梳理，然后便描述了该案在最高法院受理和庭辩的经过。到此为止还是花了些时间认真读，之后的各章便走马观花跳着看完了。这还是以后有必要重读的书，或有助于梳理了解美国的宪政发展进程。
　　正如该书的推荐语所言，“没有什么能比这起案件更有利于促进整个国家的思想交流了”，中译名《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下子就抓住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根源，在中国，人民在什么范围内具有批评官员的权力？公域和私域如何区分？他山之玉可以攻石，“正确的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在一个威权体制之下，这仍是一条需要花费无数人的努力去树立的常识。
　　人们并不天生地要沉默，人都有表达的冲动，沉默的大多数既是被教“愚”的结果也是习得性无助之后的无奈选择。不理解这一点，可能会使自己走向另一个极端。话说要深谙“不可以低估政府的邪恶，不可以低估知识分子的无耻，不可以低估群众的愚昧”方能在这个现实环境里具备自保的前提，但这毕竟不是建设性的做法。邪恶有其原因，无耻有其原因，愚昧亦有其原因，行事者当能技术化去探究个中原因和消除之，何帆教授的这本译著便是矣。
　　

alex_o

　　      美国的言论自由观念自建国之初即有，那时候甚至连一个定期出版的报纸都没有，国父们为了保证人民的表达权利，以第一修正案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该修正案以一种休眠的姿态无人理会。从黑人民权运动到麦卡锡主义再到越南战争，诽谤案不断出现，美国最高法院也是经过一系列判决逐渐的确定了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各自的范围，其中大法官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时而针锋相对，时而为了大局忍让妥协。作者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媳妇是法律圈的）并么有偏向媒体，没有为媒体鼓吹出版自由等论调而摇旗呐喊，而是以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把以“《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儿”等案件判决及其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读罢后最深刻的印象当让是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尺度之大予以惊讶及羡慕，政府官员、公众人物就是要顶住舆论压力，顶不住才说明有问题；还从侧面了解了不少美国法律相关制度，其实他们的制度某些方面来讲并不复杂，普通法作为一种传统，竟然可以跨国借鉴，值得佩服，法官由资深律师担任更是一种可以解决我们目前问题的方式；最后回到天朝，我开始有点小幻想，以后专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司法环境会变好。但是，这几天在靖江，律师又被法院坑爹了。。。。。仅以此结尾，希望这个事情闹大，越大越好，让我们都为了权利而斗争。
　　PS：缅甸都开放什么报禁了，我们的媒体除了成为政府的喉舌、娱乐垃圾生产厂应该再给力点儿，不能期待任何新政旧政的，权利从来都是争取来的，不是施舍来的。

海角之

　　1.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2.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3.他们将传统上用来挽回个人名誉的诽谤诉讼，成功转化为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这些人哪里是想打击什么不实报道，其根本目的，就是阻止媒体对白人至上社会丑陋显示的揭露：争取投票权力者遭遇私刑惩处；无良法官利用州法压制宪法权利。
　　4.他们不会仅为维持秩序，就牺牲人民的自由。
　　5.如果有足够时间，应当让人们借助讨论揭示谬误，通过教育祛除邪念，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
　　6.任何事务一旦实际运转，总难避免某种程度上的滥用，这类情形在新闻界体现的尤为明显。不过，我始终认为，留存一些芜枝杂叶，任其自由凋敝，会比直接剪除更有利于树木生长。
　　7.事前限制与事后追惩，到底哪个对出版自由危害更大？
　　8.三天过去了，共和国安然无恙。
　　9.我很痛心…..我们的报纸上，竟然刊登了那么多狠毒、粗鄙、虚伪的言论…..这些秽物会使公众的品味日趋堕落。但是，这些都是无法祛除的邪恶，因为我们的自由依赖于新闻自由，这种自由不应受到限制。
　　10.第一修正案并不局限于延续英国传统，它是制宪先贤们为挣脱上述传统束缚，而发出的独立之声。它也再次宣示，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中的“言论”。并没有什么种类之分。
　　11.如果用诽谤诉讼威胁那些因真诚相信错误事实而批评官员者，或者要求批评官员的出版物必须证明自己提到的每一处细节都绝对真实，必将扼杀所有政府或官员的批评。
　　12.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拥有绝对的主权。
　　13.本应充当公众批评之喉舌的报纸，从此将蜷缩在畏惧和胆怯的阴影之下，而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无法在这样的气氛中有任何立足之地。
　　14.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
　　15.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
　　16.“沙利文规则”要求原告证明被告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
　　17明显而即刻的危险
　　18.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试图令联邦解体，或者改变共和政体，就让他们不受任何干扰地畅所欲言吧。容忍错误意见的存在，让不同观点辩驳交锋，正是我们得享安全的基石。
　　19.我们应当对某种做法时刻保持警惕，那就是对那些我们深恶痛绝，甚至认为罪该万死的言论的不当遏制。
　　20.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利，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
　　21.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22.媒体独享自由到什么程度，这种自由就受威胁到多大程度。
　　

白墨君

　　       乍看会以为要读的是一本记述“《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纪实文学作品，细读下去才发现，纵横捭阖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简直就是一部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史。
　　    美国社会目前所达到的自由标准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是无数代追求言论自由的新闻从业者、知识分子以及法律工作者用时间和生命换来的。对他们来说，自由恰似一根毫厘必争的线，进退一寸都可以关系到人民对于国家的主权。作者以沙利文案为原点，用丰富的案例详细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把一个个大法官的推到了所有读者面前，随着美国社会批评官员尺度的变化而或悲或喜。
　　    随着阅读，某一领域的宏景在眼前展开的阅读体验是无比愉悦的，而且在读书过程中，读者会一直思考：同样是追求自由，中国的尺度为何一直没有达到美国的标准？或者说，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在意维护一丝一毫的自由权利？
　　    对于后一个问题，书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沙利文案一审和上诉均判决《纽约时报》败诉，很快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众多媒体选择噤声，不敢对种族隔离政策提出任何稍显偏激的观点，毕竟很有可能会因此背上高额的败诉费用。这严重地削弱了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批评作用的发挥，从美国人的角度看来，甚至会导致政府专制程度的增加。而当沙利文案由最高院大法官判决《纽约时报》胜诉后，另一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又被推倒：一方面最高院开始接到越来越多的诽谤类案件，另一方面，沙利文案开始作为判例被应用到“希尔案”等涉及媒体和自由的案件中。仅由此即可得到浅显地认识：捍卫言论自由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得到媒体的监督，自己的切身权益是否会有保障。
　　    但第二个问题似乎应有更深层的原因——即使对于中国人，能自由地对生活和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也是好的，可为什么中国人批评官员的尺度始终龃龉不前呢？
　　    从书中我得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启示，这就是来自美国人的精神，一种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强调效率的精神，当然，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
　　    美国当然也会限制言论自由（这是这本书出现的前提：争取自由的前提必然是自由受限），书中所记载的1798年的《反煽动叛乱法案》、1917年的《间谍活动法》、1939年的《史密斯法案》都是政府限制自由的案例。不过分析可知，这些案例大都是在国家安全存在紧急或者潜在危机的时候出现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潮、战争时期的间谍活动……由此可见，只要条件合适，任何政府都有专制的倾向。
　　    差别在于两种地缘政治和历史所影响的两国人民在政治诉求上的性格差异。公权力主导的中国与私权利主导的美国，其在地缘政治上有截然的差别。美国东西海岸的保障，南北方毫无威胁的弱邻，使得美国人性格中安全感较之中国强大许多，也就对于言论自由有更大的容忍度。历史文化原因使得美国走向强调效率的私权利制度，而很明显只有足够自由的言论环境才能保证足够快速的信息传递速度。
　　    对于这些因素的认识，其实也在某些程度上给我们以启迪：一个好的制度并不一定是最适合我们国情的制度，在中国社会群体素质和国民政治参与度不提高的情况下，如果空谈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并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但这本书又给人以另外的启示：布伦南大法官判词所写的：“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者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依然掷地有声，然而发展到今日，却分明又走到了另一个转角。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已经超越了“第四权力”，甚至出现了对公民的人身攻击，这本宣扬自由的书里并没有充分地预料到这样的局面。可见，片面的强调第一修正案的地位如美国，或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如中国，都不是完美社会的样例。
　　　　对自由和专制的平衡取舍，必然会是这个世界漫长历史中的恒久话题。
　　

陈甫鸼

　　《批评官员的尺度》，原名 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mdment。如果直译，似乎可以译为：「不立新法：沙利文案和第一修正案」。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一起重要案件，「《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以下简称「沙利文」案）的来龙去脉。
　　
　　本书的内容可深可浅：如果要浅读，只要大概能知道「沙利文」案的经过，其实也就算是交卷了；而如果要深读，那么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本案所依托和衍生的多个案例。到写这篇评论为止，我尚未读完所有的相关案例。故本篇不好算书评，只算一份阅读笔记。后文我列出了后面可供进一步扩展的阅读空间，之后的评论笔记会陆续完成。
　　
　　废话不说，我们开始。
　　
　　对法律有些了解的朋友可能都有耳闻，英美法系和我国遵循的大陆法系区别颇大。其中之一就是英美法系对判例的倚重远甚于大陆法系。而作为法律条文的判决者和解释者，法官在英美法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他们的职责不仅是宣判，在这过程中，每个判例都会成为下一个案件的依据。换言之，法官对每个判决的解读都可能决定接下来若干年内各种司法争端的走向。在这其中，最高法院作为对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解释者，肩上担子之重，可想而知。
　　
　　那么，「沙利文」案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它能在美国司法历史上如此值得大书特书，以至于要专门写一本书？原因有二：
　　
　　第一，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诽谤」这个概念划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释范畴。在这之前，美国社会的普遍意见还是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任何诽谤言论。这一方面直觉上合乎逻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早期的诽谤多是针对个人，判断性质并不困难。但本案却引入了一个新的场景：如果批评对象是政府或政府官员且批评内容为公共事务，是否民众需要保证自己的批评有根有据以避免被认为是「诽谤」？在这之前，美国司法界虽然有过学术上的讨论，却始终没有从法律角度给出过正式的解释。
　　
　　第二，这个案子诞生于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同时包含了种族问题和言论自由问题。事实上，这件案子之所以广受关注，最初的缘由就是阿拉巴马州法庭由于受种族歧视立场影响给出了不公的一审判罚，而本案恰恰因为被当作利用诽谤法打压媒体的典型案例而广受关注。彼时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一旦判决失当，不仅《纽约时报》这个当事人要关门大吉，整个媒体业都可能受影响。
　　
　　可想而知，这个案子的分量有多重。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最高法院在本案之前对一系列基本概念的都缺乏正式的司法界定，包括「言论自由」、「诽谤」、「公民权利」等等。所谓 Make No Law，相信也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需要的是法律条文的正确解释，而不是急匆匆地推出一个又一个看似有理却违宪的法案，比如《防治煽动法》。
　　
　　幸亏美国最高法院对本案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民众或媒体对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批评，虽然不是绝对免责，但只要能够满足本案确立的两个充分条件，就能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哪怕民众一方的言辞存在些许不实之处。正如名言 Make No Law，所有的解释均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相关的先例而来（除了那个令我不甚满意的「基于对司法行政效率的合理考量」）。因着这个判决，之后几十年，媒体得到了一柄尚方宝剑，得以大胆地揭发各种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不法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的「水门事件」、「莱温斯基丑闻」乃至「关塔那摩虐囚」能够被揭发出来，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个案子带来的结果。能做到这些，本案的主审大法官们居功至伟。
　　
　　上面都是说案子，既然是读书笔记，想不说说这本书本身，未免不太现实。
　　
　　如果说要评选出最让我不忍释卷的部分，那么至少有两章可以入选：第十三章「最高司法殿堂上的交锋」，还有第十五章「判决背后的纷争」。前一章讲的是庭审答辩，后一章讲的是答辩结束后三个月里最高法院诸位大法官们对判决意见的反复争论和权衡。前一篇或许很能得到喜欢律政剧的朋友的喜爱：大法官们和双方律师的一问一答唇枪舌剑极有画面感，而我却喜欢书中调理分明的解释：大法官的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问题指向；像我这种外行，如果没有这些说明，也许也就是纯看热闹，而不知道背后还有「联邦法院不得干预州权」这样的额外考量。感谢作者的详细解释，才让我明白那些言辞交锋中背后的含义。
　　
　　第十五章同样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章。它解释了我们最终看到的判决意见在法庭内部经过了怎样的争论。很多人都知道法律是一个讲究术语精确性的领域，但不曾经历其中的外行们（比如我）可能并没有一个真正直观的认识。这一章恰恰可以给我这样一知半解的读者补上这一课：它列出了前面第十四章几乎所有争议之处的发展脉络，也破天荒地披露了很多最高法院内部的讨论——读过另一本《谁来守护公正》的读者们可能对这个有了解，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同寻常。
　　
　　而第十八章「舞已结束」，同样精彩，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相比前面两章的唇枪舌战和紧张刺激，这章的主题无疑略显灰暗。最高法院在「沙利文」案中显然是确立了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一劳永逸永享太平。制度毕竟是人创造的，也总有被人钻空子的可能。由于「苏利文」案的规则导致的后来诽谤诉讼规则的变化，相信之前没人能够预见。而它带来的也未必全是正面的结果，甚至已经引起了原本参与审理「沙利文」案的大法官们的疑虑。幸亏，这些疑虑并没有让他们停止前进，反而通过更多的案例进一步明确了「沙利文」案确立的规则。所以文章的最后，作者给出的不是一片光明的图景，倒像是阴晴未定的将来。但我很喜欢这样的结局：我们还没有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好话说完了，照例似乎也得说两句坏话。我得说，这本书至少有两点我有不满：一是第六章到第十章；二是它的中文书名。
　　
　　第六章到第十章，实际上是一份美国媒体言论尺度演化历史的简短介绍。囊括了从美国建国初一直到「苏利文」案之前，各方各面对媒体言论的认识。对大多数不够熟悉美国历史的朋友来说，这份内容是绝对必要的说明。唯一的问题是，它以一份 74 页的超长的篇幅插进了第五章「媒体噤声」之后。过长的说明几乎让我忘记了主线，然后突然被第十一章「向最高法院进军」扯了回来。我想我能理解作者的意图。他是希望我们看到在那个言论自由尚未引起美国社会重视的时期，仍然有一批坚持言论自由的「伟大的异议者」。只是这一段的说明未免过长而显得离题，特别是第九章的几个案例，「惠特尼诉加州」案，以及「美国诉施维默」案，似乎更多地是为了表现霍姆斯和布兰代斯两位法官在言论自由上的贡献，和真正的主题即「媒体出版自由」，并无立即和直接的关系（尽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同时界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大胆地评论一句，如果是我来写这本书，我想我很可能不会加入这些内容。
　　
　　至于书名，我想，这个中文译名恐怕没有很好地反映英文版的原意。原文标题是 Make No Law，在我的理解里，应旨在强调防止缺少充分解释的条文叠床架屋，破坏法律的严肃性。事实上，文章在第六到第十章对《防治煽动法》和《防治间谍法》不厌其烦地引用，我相信也是为了强调这个事实，即没有正确理解的司法解释会给立法带来怎样的随意性。而译文将其翻译为《批评官员的尺度》，虽然更加有力也符合本案的内容，但却忽略了对 Make No Law 这一基本原则的表述。不过，考虑到中英文翻译上下文的差异，我也完全能够理解译者的难处。换了我，我也不愿意在题目下列一个长长的脚注来说明这个标题的含义。
　　
　　另一个不算遗憾的遗憾，是这本书没能加入最高法院庭审过程的笔录。我印象中，这些笔录应该是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查阅的。如果能够附上这些精彩的问答以飨读者，对那些英文不灵或不熟悉美国法律系统的朋友们将是天大的福音。我离开美国日久，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查到这些资料。今年业余或许可以一试。
　　
　　
　　
　　那么，究竟这本书告诉了我们什么？曾有一位朋友兴奋地说，这本书能看到美国制宪先贤是如何为了建立一个优秀的制度殚精竭虑。可是我的看法不同，我亲爱的朋友。这本书展示给我的，是一份关于美国法律系统自我进化的活的画卷。在整个进化历史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建国的先贤们——我甚至都不认为他们是重点，即使他们是这个制度的草创者。这里必须褒扬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法官们，他们秉承着自己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开国元勋们思想的理解，一次又一次地修正着这个国家对宪法含义及其实务操作中的认识。他们或许犯过错误（比如 1842 年「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虽然那个案例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详见《林肯：救赎者总统》，古尔佐原作），但历史证明，正是他们所坚持的理性和不畏困难的精神，在引导他们逼近真理的领域。
　　
　　当然，我估计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会拿他们来比照我们的现实。我们怎么能从这本书里吸取什么？我想就是一句话：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完美制度。如今很多人都喜欢夸奖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很少有人能看到他们是经过什么过程才达到现在的地步的，更少有机会知道美国平民百姓们如何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相比我们现在，多少人还在梦想着一批「青天大老爷」从天而降推陈出新？不，我的朋友，如果想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只有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愿意承担改进它的责任。正如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所说：“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
　　
　　别等了，发表意见吧。哪怕坐而论道，也比什么也不做强。
　　
　　
　　
　　最后，按着前面的约定，我得晒晒我的后续阅读计划。正如前面我说的，除了贯穿本书的「沙利文」案之外，作者在正文和脚注中还详述或提过大大小小六十多个案例。如果读者想深入了解美国在言论自由这个领域认识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内容是不该错过的。虽说最高法院的内部讨论我们基本上无从知晓，但美国各级法院的判决意见都是公开可查阅的。感谢作者也感谢译者，在书的最后附上所有的案例列表，让我可以回 findlaw.com 查找有关资料。我不知道我今年的业余时间是否足够让我看遍所有的历史，但勉力而为，总好过浅尝辄止。而和我同样喜欢寻根问底的朋友，不妨跟着走一遍，也许会有惊喜。不过之后的内容也许不适合放在豆瓣上了，还是回到我自己的blog上比较好。
　　
　　五星推荐。
　　
　　原文：http://dummydigit.net/posts/2013-02-12-20-31-1.html

Rose

　　全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8b9cfd01015xpu.html
　　
　　
　　
　　去年老师讲解言论自由，要求阅读《Make No Law》，也就是国内畅销书《批评官员的尺度》的英文版。我手里两个版本都有，英文版的是First Vintage Books Edition，September 1992版。中文版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有部分章节我是两者对照着看的，结果发现翻译上的不少问题。
　　
　　离我阅读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当时也只是简单地做了些笔记。我无法统计出全部的不当翻译，只把我标记出来的部分整理了一点。
　　
　　首先是很多细微的瑕疵。比如英文版140页第十四章的开头是“On the morning of March 9, 1964”，中文版相应的在176页，翻译是“1964年3月9日”，把“On the morning”省略了。
　　
　　英文版第184页第十七章第二段，“For nineteen hours they held hostage…” 中文版对应在225页，完全略去了人质被劫持“十九个小时”这一细节。
　　
　　同页第三段，“the New York courts upheld the judgment”，在中文版226页，被简化为“并得到法官支持”。原文的意思是得到了纽约州法院支持，并且随后立即指出《生活》杂志上诉到最高法院。
　　
　　还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不当翻译。例如，英文版185页第一段内容如下：“Chief Justice Warren assigned the opinion to Justice Abe Fortas, recently appointed to replace Justice Goldberg, who had resigned at President Johnson’s urging to becom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中文版对应在226页，“首席大法官指派阿博福塔斯大法官撰写本案判决意见。福塔斯曾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歌德堡大法官这年离职后，他刚刚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大法官。”这是完全错误的。原文的意思是歌德堡大法官在约翰逊总统的邀请下从法院辞职，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博福塔斯因此顶替了歌德堡大法官的位置，与联合国大使这一职位没有任何关系。为了确证我还查询了维基百科条目，证实这里翻译的错误。
　　
　　紧接下来，福塔斯大法官的意见原文后半段是：“The deliberate ,callous, invasion of the Hills’ right to be let alone-this appropriation of a family’s right not to be molested or to have its name exploited and quiet existence invaded-cannot be defended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within the purview of a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free exchange of ideas and opinions. This is exploitation, undertaken to titillate and excite, for commercial purposes”。而中文版简化成了“希尔一家独处的权利不应受到侵扰，宪法为保护思想、意见自由交流而设置的保障，不能成为侵扰他人的辩护理由”。我的翻译是：“这种故意为之、冷酷无情的对于希尔一家独处权利——即这个家庭不被侵扰，名字不被利用，平静的生活不被粗暴打破的权利——的侵犯是不被保护的。以宪法保护观念、意见的自由交流为由也站不住脚。这是一种以商业为目的的利用，目的在于引起大众的猎奇心。”
　　
　　再往下一段，布莱克大法官的备忘录是：“One does not have to be a prophet, I think, to foresee that judgments like the one in this case can frighten and punish the press so much that publishers will cease trying to report news in a lively and readable fashion as long as there is-and there always will be-doubt as to the complete accuracy of the newsworthy facts”。中文版对应为“我想，任何人都不是预言家，能够预见本案这样的判决将对媒体产生什么样的震慑、吓阻效果，由于报界不得不质疑任何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真实性，从此他们将再也不能以生动、易读的形式报道新闻”。很显然，开头部分应该翻译为“不用成为一个预言家，也能预见到……”。
　　
　　 英文版189页第二算结尾是：“At the least, knowledge of the suicide intensifies one's uneasiness about the way the Supreme Court decided the Hill case.”第三段是：“<James Hill had not sued for libel, because the injury suffered by his family was not so much to its reputation as to its sense of self. Justice Brennan said in his opinion that the Court's application of the requirement for knowing or reckless falsehood in this privacy case did not determine what it would do in a libel case. >But a few months later, the Court did hold that the rule laid down in Times v. Sullivan applied in libel cases to plaintiffs other than officials like Commissioner Sullivan. The case was 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中文的对应部分在第232页，中文版为：“总之，这起自杀事件，加剧了人们对最高法院‘希尔案’的不满。几个月后，最高法院在另一起案件中宣布，即使诽谤案原告并非政府官员，也可以适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规则。这起案件即‘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尖括号内部分全部省略了。
　　
　　
　　我并不清楚出版业的操作规则，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简化翻译来增强这本书的可读性。但是至少一些事实上翻译必须准确。再加上这是一本非常流行的畅销书，出版方更应该对广大的读者负责。希望再版时候能够全面校对，改正这些瑕疵。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书客

　　“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被誉为是评价言论自由最恰当的一句话，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也可看做是对本书定位的宣传。作为一本关于法制史的书，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民主法制社会在践行宪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挫折和反思。正如最后一章所表达的那样，对待一种社会法制基础，要看这个社会的历史根源，如作者所说，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广泛的自由之地，在于其历史上未出现过其他大陆上的深重演变，因而在这里先天就是乐观主义的。这也可以从现实中得到印证，美国总是一相情愿的输出民主和自认为正确的道义，而忽略了其适用的背景。
　　不管怎么说，虽然本书中所记录的反映了很浓重的美国精神，但仍不失有很强的可借鉴性，尤其是在现在日益提倡的维护宪法权威，从宪政中体现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其中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一种自省的精神，想起前段时间看的话剧《十二个陪审员》，是否存在“合理的质疑”成为剧情中矛盾的焦点，也许大多数事情可以事不关己，但是在面对社会中可能涉及我们自身权利的事件中，或者我们亲历的事件中，我们能否通过反省来获得更本质的思想，并指导我们在日后更全面和直接的去避免恶化。理论中的理想也许在照进现实前已经被人为地加入了一层层滤镜，但是在一次次的自省中或许才能使我们更接近理想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