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上下） - 书评

小小看客

　　這是一部中國通史，因用大學教科書體例寫成，不得不力求簡要，僅舉大納，刪其瑣節。內容於學術思想，政治制度，社會風氣，國際形勢，兼有顧及，惟但求其通為一體，明其治亂盛衰之所由，聞其一貫相承之為統，以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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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坎坷而又辉煌的写作经历不免令人联想起罗素。当年血气方刚的罗素离开剑桥，教席无着，生活困顿，窘迫之余不得不靠写《西方哲学史》赚饭钱。这本诞生于个人低谷期的作品因此更多地寄托了作者本人的傲气、才情和胆魄——他几乎敢于调侃任何一位先哲，在评价康德、黑格尔一干成名前辈时更是近乎出言不逊。然而这本个人色彩浓厚、考证多有疏漏、评论时显偏颇的哲学史却出奇地精彩好看，在全球赢得了数以万计的读者。《国史大纲》作于国难之秋，同时也是作者本人事业的低谷期：与罗素一样，参考资料奇缺，生活困窘，写通俗读物实属无奈之举。然而世事就是这样，苦难与清贫反而更催生杰作。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物资紧缺的时代，大后方的社会结构却发生着激荡与交融：川滇的淳朴乡民和时髦的“下江人”惊异地互视，人类学家拥抱几乎完全遗世独立的“魁阁”，东部迁来的工业、学校给贫穷的西部注入崭新的生活形态。尽管山寺生活也偶有客人造访，清苦但还不致冷寂——族侄钱伟长、好友陈寅恪都曾专程叩门——然而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依然迫使钱穆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这种思考贯穿了全书始末，最终凝成眼前这部充满士人自觉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很显然，钱穆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们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血战前行。书首的寄语，正在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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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开篇那句“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這行字的時候。。。。
　　
　　華麗麗的想到了葵花寶典
　　
　　驚出翔來
　　
　　我等俗人。。。╮(￣▽￣")╭
　　
　　先給倫家三年時間，做一下心理準備，然後再來拜讀吧~~~
　　
　　現階段，也就看看蠟筆小新的水平
　　
　　就沒文化怎麼了，你打我呀你打我呀~~(￣┰￣*)

名字写

　　       国运不昌，战乱频繁，这样的舞台给出生入死的战士提供了谱写革命英雄主义史诗的机会；而对于钱穆先生这样的纯粹学者，则是提供了面对破碎河山，生忧患意识、扬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用史学的力量给灵魂以洗礼，用投枪一样的思想利剑，为治世救国献一味苦口良药，这是钱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文化贡献。传世名作《国史大纲》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里孕育的。
　　
　　　　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等名流取道天津、香港，赴长沙，辗转四个多月才到达临时大学文学院所在的南岳圣经学院。
　　
　　　　国难当头，客居他乡，激发了学者们的爱国激情和著述灵感。当时的南岳山中，学者云集，群星闪烁。在此期间，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分别完成了他们的名著《新理学》、《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道》的写作。钱穆则在讲授中国通史的同时，广览南岳图书馆藏书，为撰写巨著做准备。有时，来了兴致，便独自登上祝融峰，亲身感悟朱熹“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层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的豪迈诗篇。
　　
　　　　山中的日子是静谧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的战火烧进了南京、武汉和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只好入滇转进昆明，改名西南联大。由于校舍不足，文学院设在远离昆明的中越通商口岸城市蒙自的海关内。钱穆、朱自清、陈岱孙等人经过68天的跋山涉水，行程1700多公里，于1938年4月抵达昆明和蒙自。关于这次与“长征”一样历尽艰辛而又波澜壮阔的“文化长征”，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成书自记中写道：二十六年秋，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具行。取通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蒙自的条件虽然赶不上北平和南岳，但山清水秀，环境幽雅怡人，着实是高士寄情山水、放飞理想、著书立说之世外桃源。加之钱穆与吴宓、沈有鼎、姚从吾等饱学之士同居一楼，世外桃源又平添了几分人文气脉，成为钱穆一生经常忆及的风水宝地。在这里，1938年5月，钱穆在同事陈梦家的多次促劝和国难家仇的刺激下，开始在教书之余卜居宜良岩泉寺整理旧稿，正式写作《国史大纲》。期间，中国二十世纪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兼文学大家陈寅恪专程造访，两位大师彻夜长谈，演绎了战乱时期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1939年6月，《国史大纲》全稿杀青。因当时昆明已遭日军空袭，钱穆怕书稿毁于战火，决定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好事多磨，《国史大纲》在经历重重审查后，直到1940年6月才获出版。
　　
　　　　《国史大纲》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效应。学术大家夏承焘、汤用彤、缪凤林、朱自清、严耕望等都曾细读此书，认为是民国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中国通史著作，所给予的诸多溢美之词，让同时代的学人们羡慕不已。史学大师陈寅恪更是以史家的严谨为该书锦上添花，在细读细审书中引文的过程中，其认真程度如同对待自己的著作。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国民政府教育部把其指定为全国大学教学用书，其辐射范围之广、影响时间之长，至今在港澳台及海外还长盛不衰。因此有人把该书列为钱穆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考验的。
　　
　　　　《国史大纲》我系统地读过两遍，与钱穆先生的跨时空心灵碰撞持续了半年之久。最明显的感受是觉得《国史大纲》至少在五个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建树：其一，标志着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使他从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中突围出来，实现了他从疑古到信古、从考据到义理、从历史研究到文化研究、从考史到著史的历史性转变。其二，钱穆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自己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三，钱穆从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四，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时光如水，悄无声息。一瞬间，钱穆的《国史大纲》问世已经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撰著的关于中国史方面的著作不胜枚举，有名的即使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也无法与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肩。《国史大纲》在时间和读者的长期考验里，已经化作一座文化的坐标，一桢历史的背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一个时代的高峰。由此，我想到，钱穆如果没有开放的眼界，没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仅仅局限于古史考辨，在历史的断壁残章里绕弯弯、求余韵、找枝叶，他的文化高度、历史成就断然不会这么高。钱穆是历史和时势造就的领一代风骚的史学大师。
　　
　　
　　  来源：国学网，作者 胡正良， 略有改动

future

　　每一个文明都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故事开始的时候，一群人住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没有进化完全，对工具的使用也不是那么熟练，语言可能已经形成但文字也还没有出现。他们开始了定居生活。
　　
　　慢慢的，他们中出现了所谓的“领袖”，后来领袖中的一位——禹，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王朝。关于这个朝代，流传下来的东西非常少。总之那时是奴隶社会，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当时打仗是贵族的特权……嗯……后来桀这个暴君太过分了，商族兴起，灭了夏，建立了商朝。
　　
　　当时依然是奴隶社会，依然是长子继承制。同一个父亲的孩子，嫡出和庶出差别非常大，大到超出我的想象。后来又出了纣这个暴君，西伯侯的儿子姬发又灭了商，建立了周朝。
　　周朝是封建制，大概因为当时人口已经变多了，不能再用奴隶制了。后来周幽王被蛮夷所害，平王东迁，前者标志着西周结束，后者则说明东周开始。
　　
　　夏、商、西周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前期，是摇篮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周易》这本书的出现。封建制出现后，人们开始思考有关人、伦理、道德之类的哲学问题，东周时百家争鸣的情况是在夏商西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许多今天的现象沿着历史追溯回去，最后都能在那个纷乱的时代找到最终的原因。而西汉往后几千年中国社会都在不
　　断憧憬能回到那个虚无缥缈却又着实存在的“上古三代”。
　　
　　后来那些封建地主不满意被一个没什么实力的名义“君主”统治了，就各自封王，于是历史从春秋进入战国。再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暴力统治，没多久就被灭了。楚汉相争，刘邦胜，建立了西汉。这过程中中国文化开始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
　　
　　西汉是中国历史少有的繁荣时代。所谓“汉唐盛世”是也。而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则为以下几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儒教，为中国人建立了一个儒教。西汉亡在士大夫太有理想了，但是太有理想就理想主义了，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是会败得很惨的。于是他们追随王莽，希望建立一个理想中的社会，但是改革来得太猛烈，社会承受不住动荡不安，终于乱了。后来刘秀接手这个烂摊子，史称光武帝。
　　
　　东汉时的书香世家又开始成为变相的贵族。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品是东汉的一种官制）。东汉后期吏治不兴，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人心不再。一辈枭雄腾空而起，中国进入长期分裂。
　　东汉会有这样一种结局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天下大势所趋。（具体什么大势自己去看书。）
　　
　　再经过不断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中国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曹氏“为他人作嫁衣裳”，司马氏最终统一了中国，建立西晋。
　　整个三国是中华文化的阴影，三国时期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是中国文化的黑暗面，其与前面东周时期的文化是强烈的对比，但这两个方面不断博弈形成往后中国的文化。
　　
　　西晋就没太平几天，一直在乱。北方五胡乱华之后，晋室南渡，其时南方称东晋，北方称北朝。东晋又被不断篡权，以下为南朝，分别号宋、齐、梁、陈。
　　西晋乱的原因是也是中华文化不认同司马氏的地位，他们无法“得民心”。而后既然篡权之风已盛，人们对此的反感程度也就降低了。（惜乎明成祖极其在意自己夺权之不正，导致人人一想到他就会想到他是篡位者。但其实魏晋之时篡位者不可胜数啊。一个人特别在意的东西，别人也会在意。所以还是不要有什么偏执的地方。这是会被别人抓住把柄的弱点，用来伤害你。）
　　
　　北朝继承士族精神，吏治渐佳。南朝沉溺于文学之美，最终不是北朝对手。杨坚再次统一中国，建立隋朝。
　　此间佛教传人，渐渐兴盛，至唐朝达顶峰。
　　
　　隋炀帝奢侈无道。英雄豪杰遂并起而亡之。李渊得天下，建立唐朝。
　　唐初官制、税收、兵政均非常好，但后来武后、韦后之乱，无法实施下去，遂改，一改就使唐朝建国的基础被破坏了。以至于唐明皇穷兵黩武，藩镇乱国，到唐末竟陷入藩镇割据之势。在中国大陆，各个国家走马灯似的上场又下场，史称五代十国。这个五代是当时所谓皇室正统的一脉传下来的，十国是与五代同时存在的十个国家，其实不止十个。
　　五代是中国极其黑暗的时期。
　　
　　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带领自己的军队统一了中国南方。中国北方则被辽占领，形成辽宋对峙的局面。
　　宋时非常注重读书人的培养，皇室希望可以有一批人来帮助自己统治。于是宋培养出的读书人搞出了好多我认为很烂的理论，为祸中国往后一千年。
　　但是这些理论会出现也是天下大势所趋，历史就是往那个方向发展了，真的没办法。
　　
　　后来女真族兴起，建立金朝，灭了辽、北宋，建立南宋。再后来蒙古人来了，就都被灭了。
　　
　　元朝是明清的基础。元朝士人待遇极低，元朝的一切制度一切政策都为后来明朝做了铺垫。元朝破坏宋朝的吏治，自己只知依赖武力，中国社会建设又要重头再来。（成吉思汗绝对是过大于功！）
　　元末天灾，政治腐败，汉人过不下去了，起义。元亡。朱元璋建立明朝。
　　
　　明朝……很复杂……总之最后被清朝给灭了。清朝的史料不怎么值得相信，而且清朝也很复杂，暂时看不清。所以这份简单的总结就到这里吧。
　　
　　对了，自唐中叶以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这点很重要。
　　还有好多重要的点，不讲了。
　　总之历史发展永远是和文化发展相辅相成的。
　　
　　（哎，想当年起事者，三国英雄，隋唐豪杰，而今全是活不下去的饥民。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侠客永远活在在唐宋，江湖也终于云散烟消了。）
　　

青春无

　　针对网上盛传的当代四大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雷海宗的《国史纲要》，说说我读过的感受，给各位爱好历史的朋友提供参考。《国史大纲》无疑是经典，在这四本中最好，但是这本书是竖排繁体字，根本没有简体版的，所以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但绝大部分字都认识，只不过读起来多花费点时间而已；《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其特点在于上半篇从文化、生活、宗教等方面介绍，下半篇才以时间为线索介绍各朝历史，有利于你开拓视野，但是整本是偏文言文的，自我感觉这方面能力还不错，但是读起来仍很费力，基本上每页都有读不懂的地方，书中也没有注释，所以国学基础不是非常好的不要考虑这本书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是以旅美华人的视角来写的，所以有些观点很新颖，比如从气候、地理等方面论述为什么中国会产生中央集权制，但这本书实际上是一种评论性的书，写了作者对各朝历史的看法，很多地方完全看不懂，跟当朝历史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准备买的朋友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本书其中有一半是无用的，剩下的一半才有可读性，而且很多地方作者是以外国人的写法表述的，比如英尺、英亩、基督诞生前5年等，没什么概念；至于《国史纲要》，是四本书里含金量最低的，作者不过是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而且书很薄，所以各朝历史介绍的很简单，作者也没有什么独特的历史见解，所以这本书是为初学者准备的，跟《中国上下五千年》那种书类似。除了这四本书，要读历史方面的推荐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国史新论》，见解独到、明白易懂，绝对也是经典。

观沧海

　　本书功底极深，虽云大纲，却并不肤浅。适合对国史有相当之了解者阅读，如果你对历史还一知半解，奉劝去读其他版本的中国历史。因为这本大纲并不侧重历史史实，而侧重从思想文化角度揭示历史规律，尤其注重制度史。夹行小注补充了很多我们常见正史上难得一提的历史细节。如一个朝代的灭亡过程甚至只用一句就带过了，不会具体展开怎样打、怎样杀，但对于这个朝代为何灭亡，新朝代为何兴起却不惜笔墨。通观全书，史论的成分远大于史实的成分。因此如果你对国史的基本史实还不是很熟悉，读此书无疑如坠云雾。

苦茶

　　
　　在《国史大纲 引论》第三章，钱穆先生又着重探讨了上一章中的革新派，通过历史性的梳理，将其从晚清到民国三十年的三次现代性的浪潮加以引证评述。粗看这三次浪潮，都被称为革新派，但是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三派与上章所提到的记诵派、考订派和宣传派，其实是一回事。
　　在第二章所提到的记诵派，也称为传统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晚清著名的两位学者康有为和章太炎了，两人虽然都称是经学家，但其著作主要是历史性的作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本身都是经学作品，但是其写作手法无疑都是历史性的。通过对于王莽新学运动的抨击，达到对于传统政治改革的目的。采取同样手段的还有章太炎，尽管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学术论断，但是他所采取的研究策略却与康有为并无二致。通过抨击孔子及儒家传统，从而达到反满革命的目的。尽管如此，两人虽然有非常强的政治意图，但是毕竟两人受到传统学术的训练，所以在历史文本的熟悉上，远远超过后面的考订派和宣传派。
　　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的传统史学其实并不传统，只是形式上更加接近于传统文本的形式，但其内容却是非常激进的。至少，在康有为和章太炎那里，已经暗中接受了历史主义的假设，无论康有为的三世说，还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都是隐含的历史主义论述。从历史研究进行政治改革宣传，正是通过这种将传统历史循环论替换成历史发展主义，从而为政治改革创造出了舆论空间。在这意义上，钱穆将康有为和章太炎都视为革新派并不奇怪，也就是说此章是对于上一章的补充和发明。
　　同样，所谓二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派，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与所谓的考订派是相重合的。也就是说，钱穆在第二章所批判的科学考订派，在这一章中就是表现为文化革命派。通过这个隐含的申述，我们就明白了所谓的科学考订的目的，恰恰就是所谓的文化革命。也就是通过科学研究，从而揭示传统文化的愚昧虚伪的一面。这其中胡适及其门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胡适本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传统的重新诠释，还是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中对于传统历史神话的揭露，抑或是傅斯年所采取的兰克史学，彻底放弃民族历史本位。都是钱穆所指的文化革命派，他们通过所谓的科学企图指控传统的黑暗愚昧的一面，这种揭示在他们看来就是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钱穆先生不仅从形式上对于科学考订派进行了批判，而且在其学术意图上，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所谓的科学考订，并非是简单的学术方法，更在目的上是为了所谓的文化批判。这一点，对于现代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毕竟，时下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胡适及顾颉刚等人的假设上，通过科学的历史研究，从而重建古史。但是，我们看到从五十年代以来胡适所代表的学术传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整体性的认知，我们所知的历史全部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建立的，也就是后文中所提到的经济革命派。
　　在对于经济革命派进行批判时，钱穆并没有现身说法，而是采用了考订派对于宣传派的讽刺。也就是说，钱穆其实看出了胡适与郭沫若两人所代表的学术路径上是有不同的。后来，钱穆先生在《庄子纂笺》中，概括民国之后的学术传统，用了墨学与庄学做隐喻，并认为如果民国时期庄学能够流行，则墨学也就是郭沫若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不能流行。这也是采取了刚刚所说，胡适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钱穆虽然不同意胡适等人的看法，但是同样对于郭沫若也不赞同。这种双重批判，其实背后隐含着钱穆对于现代性道路的洞察，胡适所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对于传统的研究，郭沫若代表的人民民主派对于传统的研究，其实都是与康有为章太炎一样同属于以学术研究来为政治呐喊的革命传统。
　　所以，他才在对于经济革命派的批判中，认为宣传派所提出的观点，是建立在前面政治革命派和文化革命派的基础上，以为政治、文化都是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不改变，上层建筑也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因此，经济革命派的主张就显而易见了。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也就是说在第二章中，钱穆强调了记诵派和考订派还算是读过书，但革新派就是不读书，却敢于提出意见。而这一章又将记诵考订二派都看做是革新派。这两者岂不是出现了内在的逻辑矛盾？其实这一章中，钱穆引用胡适对于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其实就是第二章所谓革新派不读书的源头所在。所以，才会在此章中，再次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上一章中的革新派是狭义的，即具体指此章中的经济革新派或者说是宣传派。钱穆唯一加强的论证在于，革新派的论断，其实是来自于政治革命派和文化革命派的综合。在这个角度上看，才能明白六十年代钱穆在美国与张君劢会晤时所提到的，今天的现实其实都是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后果。这其实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恰恰是因为继承了康有为章太炎的政治革命主张和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文化革命主张，加以综合才会更加蛊惑人心。
　　上一章中，钱穆对于史学三大流派进行了全面性的批判，不过都是在形式上的批判。此章中，钱穆则是对于三大流派的进行了目的批判，也就是指出了三者的目的都是在于革命。从这个角度上看，就能与四条信念中对历史主义的批判相互参考。指出这三大流派虽然形式上各有所不同，但其实质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物，其目的都是要对于传统进行革命，只是侧重各有不同而已。
　　对于钱穆先生的批判，后世学者更多是从第二章着眼，也就是更加看重于史学三大流派的区分。而事实上，钱穆批判重点在于第三章中对于历史虚无主义革命观的批判。只有理解到这一层面，才能明白钱穆进行历史重述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历史诠释方法虽然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并没有改变。因此，扭转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述，就成为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目标所在。
　　

忍冬

　　首先说它不适合初学者的原因：
　　1、从右向左翻、从上向下书写、繁体字，作者是民国时期的人，所以说话文白夹杂，XX见杀（即被杀）这样的字眼很常见…
　　2、叙述论及古人姓名、地点时多用简称、代指、用字而不用名，对我这种缺乏国史基础的人来说无比痛苦（您老人家到底在说谁呢？）
　　3、作者本着严谨的治学精神，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原文为论证的证据，这些原文中的许多是十分考验读者的古文功底和耐性的（本人耐性不好，所以后来基本上都把小字跳过去了没看，直接看大字的结论。）
　　下面说作为初学者看这本书的收获：
　　1、这本书是抗战时期大学生的历史课本（性质是这样的），和初高中的历史课本大相径庭。排除版式不说，其侧重的方面有极大的区别。初高中的课本，我猜测其用意大抵是要使普通国民了解我国曾经有过灿烂的文化，繁荣的经济，知道大致的朝代变迁和著名的君主能臣，是科普性质的；而这本书则似乎是要培养制定政策、担负国家重任的栋梁之才，而着重讨论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政府构成、权力分配、农桑水利与经济发展、文人风气与政治的相互影响等等。这本书花了很大力气介绍各朝政治的优缺点，又着力探讨朝代衰亡的症结所在，其目的不外乎借此给予读者一种看清世事的头脑与眼光，借此头脑与眼光来分辨通向强国的道路。因此，这本书绝不是轻松的，不论是它的议题，还是读它所需要花费的气力。而这也正是作者的本意，如同书最后一页最后一节所写：抗日胜利，中国建立，中华民族于国际上繁荣昌盛（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原文不在手边的说），这是我们要共同创造与见证的。
　　2、其实个人觉得，作者学识深厚自不必说，但其观点并不需要一味遵从。鄙人认为，作者多少有些保守、有些遗老气，而其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看法上与当今的主旋律（以课本为代表）有天壤之别。课本固然是有政治上使国民拥护统治者的立意，但此书莫不是作者政治立场和信仰的传道手册吗？两边都不足以全信。我等读者就兼听则明吧。
　　打字打累了，先写这么多。

苦茶

　　钱穆先生在《大纲》篇首，提出读本书应具备四条信念，我们不妨首先逐一分析讲读。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苦茶案，知识来源于积累，故历史本身即是文化经验之载体，称一国之民，必受一国文化之熏染，学习一国之历史知识。因此钱先生才会有知识人与文化国民的区分，这个区分是将历史作为文化来看待，而非是看做成简单的知识。这一区分，钱先生最为关键一点，是通过历史文化与普及知识进行了区分，从而区分出文化国民概念和一般的知识人观念。从这个角度上看，钱先生是有感于当时知识分子去历史文化的倾向，所针对性提出的观念。
　　从这个观念出发，钱先生才能在现代史学的框架下，重申民族文化的立场，否则现代史学本身就是一场启蒙运动，通过历史研究否定传统文化。钱先生这种民族文化立场的重申，对于历史文化的认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苦茶案，此条中所提出对于本国以往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现代一些的说法就是增加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此处提出的认同问题，恰恰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存在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所开出的现代化药方，其中最为关键一点就是去民族文化身份，接受普世价值的洗礼，故他们称之为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不仅蔓延在五四运动前后，在台湾六十年代，大陆八十年代都有这种去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革命运动。今日，知识分子提出的现代化方案依旧为去文化身份，强调普世价值的倾向。但问题在于，卢梭的启蒙问题固然是回到朴质的自然人状态。但是，今天看到如果我们放弃文化认同，是否就真能够接受普世价值？
　　对此，我表示怀疑，甚至是否定。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否定文化的影响，从而成为一个文明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命题，因此钱穆先生重申历史文化认同，依旧是我们走向文明社会的基础所在。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苦茶案，在此条中钱穆先生强调了三点，或者说是批评了当下的三种倾向，即虚无主义、历史进化观和文化自谴。虽然说表现为三种倾向，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这三种现象本质就是一个，即历史虚无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钱先生只是谴责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还没有深入分析他的本质。在这里，我们不妨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一点讨论。
　　历史进化论或者成为历史主义，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在启蒙哲人看来，传统的社会因为个体缺乏理性，所以历史文化表现为蒙昧状态。因此，只有对于国民进行启蒙才能使人类历史从蒙昧走向光明。从这意义上讲，历史进步观就是建立在启蒙哲学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类已经通过启蒙，结束了蒙昧的历史。所以，才会有认为站在历史最高顶点的狂妄。也正是抱持这种启蒙观念，所以才会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大肆攻击和污蔑，也就表现为钱先生所说偏激的虚无主义，认为以往历史毫无价值可言，又将今日诸多罪恶推诿给古人，认为今日问题乃是因为启蒙不足，大众依旧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蒙昧所导致的，在知识界形成文化自谴的行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苦茶案，最后一条其实应该是钱先生的期望所在，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民逐渐增多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有发展的希望。从这一点上看，钱穆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启蒙者，不过并非是现代意义的启蒙哲人，而是历史文化的启蒙者，希望通过历史文化对于大众进行启蒙，使之成为拥有文化教养的国民，换句话说就是有文化观念的士大夫，只有如此国家才会有兴旺发达的可能。
　　至于后面所批评的，因为虚无主义所导致的西化运动，最终不仅不会真正接受普世价值，反而会造成被动的文化殖民。从这个角度上看，钱穆先生所提出来的，正是后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念。即西方通过所谓的文化殖民，将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渐次消灭从而达到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目的。而如胡适、傅斯年，乃至后来的刘晓波、余杰等人，恰恰就是某种意义的殖民文化的买办，他们企图通过抨击民族文化，来达到彻底的西方文化的殖民。从这个角度上看，钱穆先生所代表的民族文化认同，正是对于此类殖民文化买办的揭露和攻击。所以，胡适在抗战后担任北大校长时，即不再聘任钱穆为历史教授，其原因也在于此。殖民文化买办怎么能够让民族文化学者成为北大的教授呢？
　　当胡适主持的北大培养出的大量买办学者，他们逐渐成为中国大学的教授时，也就是文化殖民运动达到了高潮。尽管五十年代对于胡适的买办倾向进行了批判，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也同样批判了钱穆的历史文化倾向。胡适与翦伯赞等人虽然说在学术研究上有左右之别，即历史是走向美国，还是走向苏联之别，但批判传统文化的取向却是一致的，因此在八十年代苏联道路失败之后，历史学者们迅速抛弃了苏联道路，却将胡适所代表的美国道路当成了新的发展方向，却依旧对钱穆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还是应该再三重温钱穆先生所提出的四条信念，或者至少要对于第四条信念再三诵读，只有当我们放弃了对于殖民文化的追求，回到自身文化传统的确认上来，中国才可能有真正向前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