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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朱世巍是有名的亲苏派。即便如此,在他穷尽所有资料反复推算核对之后也还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1943年夏,红军是以2至3倍的人力伤亡、4至5倍的装甲损失,赢得了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就算之前西方史学家或者“亲德分子“在数据上刻意夸张,无非也就是在量上的差距而已,本质上并无二致。朱先生在书中承认:尽管”堡垒行动“在战略上无疑是一场致命的惨败,德军还是凭借其装甲性能和兵员素质上的优势取得了一定的战术胜利。要知道,那还是红军事先已经获悉对方行动意图,周密布防之后的结果。一般来说,防守方总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的。试想如果功防双方易位,情况会如何?
经过仔细的分析,作者断言如果德军提前至5月份发动进攻,同样无法赢得战役的胜利。这和MARS先生的结论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构成贬低曼施坦因的理由。因为现在的人们固然可以通过查阅各种资料把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弄个一清二楚,而当时的指挥将领则完全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只能根据战场上不知真伪的、时时还自相矛盾的、粗糙的情报以及自己的经验来作出判断。如果希特勒和曼施坦因也能看到朱先生手里的一张张填满了各种各样数据的表格,我想形势的发展一定会大有不同。
对于曼施坦因的指摘还远不止于此。作者将南方集团军群在红军反攻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行动中所蒙受的惨重损失归咎于曼施坦因的”任性“和”固执“。应该说”堡垒行动“确实是这位纳粹战略家一生的败笔,但其中内情尚须细细品味。
人毕竟是具有情感的动物,注定无法在每时每刻都像机器一般根据绝对理性来运转。人的行动总是难免或多或少地受到主观上的愿望、心态这些理智之外因素的影响。即便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人也不能例外。
曼施坦因在战争初期为德军的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个人仕途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步青云(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击败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行动计划乃是他的杰作),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只是一个军长。1942年下半年,曼施坦因才凭借在克里米亚的战功升任元帅,并越来越多得获得希特勒的垂青。这个时候,他的人生似乎迎来了曙光,处于一个高速的上升通道中。
可惜好景不长,命运多舛,随着德国陆军的精华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轴心国的前途变得暗淡无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同僚眼中”最具才能“的德军将领,起初是作为一个救火队员的角色来到了42年的顿河弯------这片决定德国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战场(原本他被安排去北方指挥进攻列宁格勒,夺取该城乃是德军1942年夏季攻势的目标之一)。可惜当他赶到时德军的命运已经注定,”冬季风暴“不可避免地湮没在伏尔加的漫天风雪之中。尽管如此,曼施坦因毕竟是曼施坦因,犹如出笼的猛虎一般,他迎来了戎马一生中的”finest hour“:在1942年末至1943年初,这位”闪电伯爵“大展拳脚,先是挽救了南线几乎必然的崩溃,而后又反戈一击,以弱胜强,夺回了哈尔科夫,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一刻,曼施坦因的才能终于得到了用武之地。有人说,如果没有他,东线战事将会提前2年结束。可惜这一切,只是给他的命运徒增悲凉而已!
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变了。德军在俄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打垮红色苏联已经没有可能;另一方面,伴随着美国工业能力的爆发,西方国家已经复苏,正磨刀霍霍准备重返欧洲。人力与物力上的巨大差距非军事上的天才指挥所能弥补,德国已经没有能力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根据最新解密的资料,斯大林格勒之后苏联曾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德国求和。斯大林起初并不支持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明白这是西方国家刻意要让苏德双方死战到底,两败俱伤。尽管苏联挡住了纳粹,但已为此付出了千万人的代价。俄国大地血流成河,从伏尔加到柏林究竟还有多远,这是斯大林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同样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也是一个契机,通过谈判尽快结束东线战事,其实是当时唯一的可行之路。
但是仅仅掌管着一个野战集团军群的曼施坦因不可能充分了解这一切。他也不愿意了解这一切。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战斗是他的天职,战斗就是他的生命。相对于政治上的谈判扯皮,他更乐意凭借战场上一个又一个胜利来”迫使敌人求和“(参见其回忆录《失去的胜利》)。更何况,他刚刚创造了一个”奇迹“。哈尔科夫反攻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在如此艰难情况下都能幸免于难,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好戏似乎才刚刚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尔科夫反攻既是耀眼的战利品,又是危险的毒药(好比法国战役之于希特勒)。它将曼施坦因送上神坛的同时,也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相信凭借智谋就能够挽回一切。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所谓”胜利“,其实在那一刻已经”失去“了。
曼施坦因的这种情绪与希特勒一拍即合。这两个人都是天才级的人物,也都雄心勃勃(你也可以说野心勃勃。雄心和野心,谁能分得清?)。现在,前者在上升通道中,正欲更上层楼(总参谋部出生的曼施坦因,对于总参谋长一职充满了向往,他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梦想”);后者曾经盛极一时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心有不甘正想翻盘。两人都心高气傲,都”不信这个邪“,都有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架势。他们都迫切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堡垒行动”就此应运而生。
1943年是曼施坦因和希特勒的蜜月期。对于后者来说,前者和“虎式”、“黑豹”、“费迪南”等新式坦克战车一起,成为他最为仰仗的“秘密武器”。在这段时间中,希特勒对曼施坦因不可谓不言听计从,并把最精良的部队和装备交给他指挥;曼施坦因和他的部下们也不可谓不卖力,尽其所能奋勇杀敌。怎奈时不我予,成为众矢之的的第三帝国正一步步滑向深渊,形势已非个人之力所能逆转。
哈尔科夫反攻的直接结果即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形成。对于德军来说在这个地区展开进一步的决战是一个过于自然的选择。再加上战役准备期如此之长,更无法保证行动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这正是所谓的“闪电战”最重要的前提之一。然而并不能因此归咎于曼施坦因。稍加比较即可发现,从41年的“巴巴罗萨”,到42年的“蓝色方案”,再到43年的“堡垒”,德国发动进攻的地域范围及投入的兵力规模一次比一次小。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因为随着战争的巨大消耗,德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留给军事家运筹帷幄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除此之外,他们的对手苏联红军也在飞速地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是用极其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如斯大林所言,他们“在打仗中交学费,从而学会打仗”。(这样的学费全世界除了苏联也没有第二个国家交得起了)此消彼长之下,最终导致了1943年夏“闪电战”首次在战役范围内被击败,也宣告了纳粹德国覆灭的命运。
从1942年终的大难临头,到次年初的回光返照,再到夏天希特勒的殊死一搏,曼施坦因自始至终都处于舞台的中心。这也难怪很多人将令人失望的战果归咎于这位“纳粹第一将”,指责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是我们应该这样想:如果他不行,那么谁更好呢?当时谁处在那个位置能够挽回失败的命运呢?
人无完人。曼施坦因不是没有缺点。据说其为人喜欢争强好胜,导致他在第三帝国高层圈子里人际关系差强人意,估计这也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排挤在决策圈中心之外的原因之一。但曼施坦因的才能是无可争辩的,无论对于他的同僚,还是他的敌人而言,皆是如此。他的最终失败,也是注定的。这让我想起《红楼梦》中描写王熙凤的一句诗:“才智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他来到舞台中心时已经晚了,他的运筹帷幄托不起第三帝国将倾的大厦。即使真如他所愿得到了更大的权力也改变不了什么,更何况希特勒如此强人,也绝对不会把决策权交给他。归根到底,这是希特勒的战争,他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在这个问题上,曼施坦因实在是有点一厢情愿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兢兢业业,竭尽所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乐观和自信,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It's a bad business, sir. But we'll manage somehow!”
今天,你仍然能在互联网上搜索到当年以曼施坦因为主角的时代杂志封面,上面写着一句耐人寻味的评论:“Retreat may be masterly, but victory i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曼施坦因曾多次要求希特勒准许其主动撤退,放弃一些土地,以缩短战线,诱敌深入,再伺机反击。他的杰作,哈尔科夫反攻的胜利,即得益于这种战术。然而,再精妙的撤退(maneuver)再漂亮的反击,也只是困兽犹斗苟延残喘而已。胜负的天平已经逆转,胜利的时光已经渐行渐远,一去不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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