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影海德园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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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影海德园：黄小邪电影札记》是作者的一本散文合集，收录的文章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关于电影的体悟和思考。其中既有关于世界各国电影的细致解读，亦有结合自己人生体验的唯美评点。这些文章已超越了一般的影评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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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照

　　胡同儿因缘-----一条北京小巷的生生世世
　　
　　作者 何伟（Peter Hessler） 张泠   译
　　　　
　　　　1．
　　　　
　　　　过去五年，我住在紫禁城以北一英里、北京闹市区一条小胡同的公寓楼里。我的胡同儿，没名儿没姓儿，始于西，绕过三个九十度的弯儿，出口儿朝南。从地图上看，形状颇为奇特：有点儿像问号，或像佛教万字符的半边儿。说它特别，还因为它是老北京得以幸存的少数区域之一。如当今中国的多数城市一样，首都日新月异——当地最大的地图出版社每三个月就得更新一次道路图，忙乱不堪地追随城市发展的脚步。但我住的那个胡同儿的布局几百年来没怎么变过。北京第一份详细的地图完成于1750年（清乾隆年间），在那份文献里，我的胡同儿蜿蜒着与今天相同的曲线。北京考古学家徐苹芳告诉我，我这条小街的历史也许可以回溯到14世纪，在元朝统治下，北京城的许多部分被规划设置。元朝人也留下这个蒙古词：胡同，在汉语中意为“小巷”。老北京们管我的胡同儿叫“小菊儿”，因为它连着那条大一点儿的“菊儿胡同”。
　　　　
　　　　我住在一栋三层楼房里，周围环绕着砖的、木的、或瓦的平房——胡同的典型建筑。这些房子默立在灰砖墙后，老北京的造访者们常对这种分割感印象深刻：墙后边儿还是墙，灰砖上还是灰砖。但胡同儿里最显著的特点是人们彼此的亲昵和生活的动感。十几家人可能共用一个大门儿，即使老居民区有自来水了，只有少数人有私人卫生间，所以公共厕所在百姓生活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胡同儿里，很多东西都是公用的，包括胡同儿本身。即使在隆冬时节，人们也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坐在路边跟邻居聊天儿。不时有小贩穿过——因为胡同儿太小了，开不成超市。
　　　　
　　　　车也不多。一些小巷，比如我住的这条，太窄了，车钻不进来，因此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让你难以想像是从这个有1500万人的城市中心发出来的。我常在拂晓时分醒来，听见街坊邻居在去公共厕所的路上打招呼，可能手里拿着夜壶。早晨，小贩们出动了。他们蹬着三轮车穿街过巷，每人都独具风格地吆喝着。卖啤酒的女人嗓门儿最大，一遍一遍地放声高喊：“卖——啤——酒！”在早上八点，这声音可能会令人心烦意乱：“卖——啤——酒！”——但这几年来我学会了欣赏这些吆喝里的音乐之美。卖米的男人调门儿很高；卖醋的是个男低音。磨刀的表演打击乐——金属相碰的叮叮当当。这些声音令人心灵宁静：提醒我即使我不出门，生活还是在继续，即使有点失衡。我有时买点烹饪油、酱油和应季的蔬菜水果。冬天，我也买几串蒜辫子。一个卖手纸的小贩每天都蹬着三轮车穿来穿去。这儿从不缺煤。偶尔，我也吃冰糖葫芦。
　　　　
　　　　我甚至可以从收破烂儿的那儿赚点小钱。平常日子，平均每隔半小时就有个收破烂儿的蹬着平板三轮车经过。他们收纸盒箱、纸、泡沫塑料，和破家具。他们赁公斤收旧书，按尺寸收报废电视。旧家具可被修理，或拆成零件用。纸和塑料可卖给废品收购中心谋点薄利。不久前，我在我公寓门口堆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请每个路过的收破烂儿的进来瞧瞧值多少钱。一摞儿旧杂志卖了将近5块钱；一根烧坏了的电脑线卖了4毛；两个破台灯，总共5毛6；一双破皮鞋：9毛6。两个破掌上电脑：两块9毛6。我给一个人我在写的那本书的草稿，他拿出一杆秤，称了称，给了我1块2。
　　　　
　　　　四月末的一天，我坐在桌边，忽听有人吆喝：“长——头发！长——头发！”这音调听来不甚熟悉，于是我去胡同里看个究竟。一个男人和他的小车立在那儿。他从河南来，他的工厂做假发和发套。我问他生意如何，他从麻袋里掏出一条黑黑长长的马尾辫。这是从另一个胡同的人家花80块买的。他来北京因为天气转暖了——剪头发季节——他希望回河南之前可以收到100磅上好头发。而这些头发，据他说，大部分会出口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正聊着，一位大妈匆匆赶来，手里一个紫色丝手绢包。她小心翼翼地展开：两条大辫子。
　　　　
　　　　“我闺女的，”她说。从她女儿上次剪头发，她一直留着。
　　　　
　　　　每条马尾辫都约有8英寸长。收头发的拿起一条，仔细研究着，像个懂行的渔夫。他说：“太短了。”
　　　　
　　　　“怎么？”
　　　　
　　　　“没啥用，”他说。“我要更长的。”
　　　　
　　　　大妈试图再商量商量，但没什么效果；只好拿着那两条辫子回家了。收头发的人离开胡同儿时，他的吆喝四处回响着：“长——头发！长——头发！”
　　　　
　　　　
　　　　2．
　　　　
　　　　我搬进小菊儿胡同不久，北京开始角逐主办2008年奥运会，奥林匹克荣誉的痕迹开始触及胡同儿。极力推进北京平民的运动爱好和健康意识，政府修建了无数户外健身设施。油漆得亮晶晶的钢铁设备好意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但看上去有点古怪，似乎设计师只在健身房匆匆瞄了一眼，全凭记忆设计出来的。在健身场所，人们推转大轮子，推那些毫无阻力的杠杆，在摇锤上荡来荡去，如公园里的孩子。在北京市区甚至郊区，健身设施随处可见，即使在长城附近的小村子。在那里，这些设施给农人们新的生活方式选择：为收胡桃劳作12个小时之后，他们可以一遍又一遍转一个黄色的大轮子解乏。
　　　　
　　　　但没人比胡同儿居民们更喜欢这些健身设施。这些设备分散在老城四处，藏在小巷子里。清晨和黄昏，它们尤为尽职地忙碌着——成群的老人们闲聊着，在摇锤上玩上几圈。一些温暖的夜晚，男人们悠闲地坐在这些设备上抽烟。这些设施对胡同儿运动来说再完美不过：提供和邻居们在街上厮混的好借口。
　　　　
　　　　2000年底，作为全城“申奥”提高卫生设施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在菊儿胡同重建了公共厕所。这变化如此戏剧性，如奥林匹斯山的灵光瞬间照耀到这些小巷，留下一个壮丽的建筑。这个公共厕所有自来水、红外线自动控制的抽水马桶，还有中文、英文和盲文的标志。灰色屋瓦让人联想起胡同儿里的传统建筑。使用规则镌刻在不锈钢上，“3：每个使用者可以用一块免费的手纸（长80厘米，宽10厘米）。”旁边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全职看管厕所。了解自尊心颇强的北京市民不愿在公共厕所工作，政府从内地省份招来一些夫妇作为工人，大部分来自安徽。丈夫清理男厕所，妻子负责女厕。
　　　　
　　　　在菊儿胡同的那对夫妇带来了他们的儿子，在公共厕所前，小家伙开始学步。如此场景在首都上演，或许有一天这些孩子会成为北京版本的“午夜孩童”（Midnight’s Children，注：来自Salman Rushdie著名英文小说，关于一些在印度独立时出生的孩子）：一代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公共厕所里长大，“奥运”十年后，会长大成人并带给祖国母亲卫生荣耀吧。同时，菊儿胡同的住户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新厕所对面干净的公共空间。修自行车的老杨把他的工具和破自行车们堆在那儿；入秋，卖白菜的就睡在公共厕所附近的草地上。隔壁烟店的王兆新，在厕所入口附近放了几个摇摇欲坠的破沙发。还有人贡献了个棋盘。折叠椅出现了，随后是堆满啤酒杯的木头橱柜。
　　　　
　　　　不久，这儿堆了不少家具，每晚也聚满了人。王兆新宣称这是“W.C.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入会，当然，对于谁应该当主席，谁当政治局委员，有些争议。作为个外国人，我属于“少先队员”级别。周末晚上，俱乐部在厕所门前搞烧烤。王兆新提供烟、啤酒和白酒；新华社的司机曹先生则念叨着报上的新闻。炭烧的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残疾人看管。因行动不便，老楚经官方许可，可以开一辆小的机动车，这使他穿过胡同儿运羊肉串儿容易多了。2002年夏天，中国男子足球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打进世界杯了，“W.C.俱乐部”搞了台电视机，从厕所引来电源，无情地嘲笑国家队——因为他们自始至终一球未进。
　　　　
　　　　
　　　　3．
　　　　王兆新谦虚地拒绝“主席”头衔，尽管他是大家显而易见的选择：他的生活与现代北京的变化密不可分。他的父母1951年搬进菊儿胡同。那时，北京15世纪早期的布局还完好无损，在当时世界各国的首都中显得独具一格：一座古老城市，历经现代化进程和战火，却几乎安然无恙。
　　　　
　　　　北京曾有一千多家佛寺庙宇，后来几乎都被充公挪为他用。在菊儿胡同，和尚们被赶出叫“圆通寺”的喇嘛庙，很多百姓搬进来，包括王兆新的父母。同时，无产阶级群众被鼓动占领富人宅第。此前，菊儿胡同的私人院落中有宽敞明亮的天井，但在1950和1960年代，多数院子中挤满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从前只住一户人家的四合院成为20多户人家的栖身之所，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之后的20多年中，众多北京城门被拆毁，随之是壮丽的城墙——它有些部分高达40英尺。1966年，王兆新是六岁的小学生，他参加儿童志愿者工作队，帮助拆毁了离菊儿胡同不远的一部分明城墙。1969年，“文革”期间，为了修地铁站，附近的安定门被拆。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约有五分之一的老北京已不复存在。
　　　　
　　　　1987年，王兆新的弟弟在北京一家饭馆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几个月后，这个18岁的年轻人被和面机轧断了右臂。在那之前，王兆新开始做小买卖，希望能在新市场经济中立稳脚；他不得不考虑他弟弟的状况而选择贩卖什么商品。水果和蔬菜太重，而卖衣服需要两只胳膊量尺寸和折叠货品。烟比较轻，所以王家兄弟决定卖烟。
　　　　
　　　　1990年代和2000年后，当王家兄弟在菊儿胡同卖烟时，房地产开发商卖掉了大半个北京，部分因为当地政府部门自房地产开发中获利。当一个胡同命定要被从城市空间中抹去，它的房子和墙上就被涂上个被圆圈围着的斗大的汉字，如无政府主义者涂鸦中的“A”：“拆”。当房地产开发商在城里猖獗横行，这个汉字成了一个符咒——北京的艺术家们戏仿它，百姓们开着“拆”的玩笑。在“W.C.俱乐部”， 王兆新常说，“我们住在拆那儿。”听来有点像英文词“China”。
　　　　
　　　　与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一样，王兆新务实，脾气好，不感情用事。他的慷慨大方尽人皆知——街坊邻居们送他个昵称“王老善”。他给“W.C.俱乐部”烧烤活动出了不少力，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常说，政府迟早要在这个区拆更多房子，但他从不谈论将来。在“拆那儿”住了四十多年已让他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久。
　　                                                          曾刊于读库0702
　　　　

王贤

　　       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说过，“这屋里再无其他物品，包括我们自己，能像手绢那般重要。它是全功能的：鼻涕，鼻血，受伤的手、肘或膝盖，哭泣……或是，咬住它，憋着不哭!人处逆境，需要这样的极微之物寄托情怀。”在张泠那儿--我和关注她的人一样，大概都更愿意称呼她为黄小邪--我看到了这样的性情文字。起初以为《流影海德园》是一部单纯的电影随笔集，看了才发现这是饱含深情的一部处女作：糅杂了城市笔记、电影评论、旅思日记、音乐人生，甚至还有翻译作品。文字华且实在，抒情哀而不伤，评析又恰到好处。
　　
　　    作为专业的电影文化研究者，当张泠噼噼啪啪抖出让·雷诺阿、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特吕弗、考克多、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等人的名字时--当然还有不少大陆独立导演如应亮、张律、万玛才旦等等--我看着并没有任何“掉书袋”的厌恶之情。她并没有像其他电影评论家一样，在文章中填斥了大量的电影术语和专有名词，而是以一个点去牵引出一个面，再以面为基点，营造起一座立体感十足的都堡，这好似她的那多年垒砌的光影之城。比如第一辑中写巴黎和纽约，在这两篇文章中引用了至少十部关涉这两个大都会的电影。在每部电影中，一段段奏鸣曲播放着私人影像记忆，从各种不同的调子、色彩、角落、状态赋予城市以生命。而曾经的批评和当下的冷清，其实都是在为艺术家、电影和影迷添砖加瓦，静候时光之光绽开。
　　
　　    再有以点拉线，垂直剖切一部电影的，如《白色树林，红色沙漠》一篇，从“色彩心理学”切入，提到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中色彩融入电影故事本身的变革：“红色沙漠”并非显见性影像，而是作为一种内在视觉流动，如何有效地表达出人的暧昧、焦虑，并在工业世界中对照人自身的感受，企图重启诗意。《芒种》如此，解读《东邪西毒》、《雾中风景》亦如此，直教看过懂得爱着的人点头称是。当然，少不得对比大师及八卦：安东尼奥尼与伯格曼，克鲁佐与希区柯克……他们互相如何不服气，又暗自欣佩彼此。
　　
　　    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的确是张泠“十年来的人生和写作总结”，不仅仅是电影文化研究的心得，还有个人成长历练带来的某种痛失。我想每个敢于拿它写文字的人都会多少带着几分惶恐与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然而，这也是难得可贵的寻觅和道别之旅。
　　
　　    本书第二辑，彼岸宝岛的私人化影音絮语纷飞。当一个人在现实中亲临影像中的背景、道具时，且这一前一后，一真一幻相隔数年甚至几十年还静默依旧，这大概是最令人兴奋又喟叹的时空旅行了。因为记忆不是等一个人年老，掉了牙齿留下豁口以后才被不时地舔拭。一个人在影音世界的游走，注定得寻觅现实残留的痕迹，以证明自身和记忆存在的确定性。迪化街、牯岭街，台北里到处是杨德昌的踪迹；侯孝贤的风柜、九份，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林怀民的小说，朱天文的剧，这都是恋不得的风尘和往事。在诸多今非昔比的对照中，也勾起自己的岁月倒影。在《拥挤的乐园》中，五首罗大佑的经典曲目背后烙刻着作者过往的花样年华，读来易被感染，深受共鸣。不是文字有多妙，而是真诚，至少一种对自己的青春离而不弃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还有第四辑中的淘碟买书，在多年的漂泊迁移中，能恒守住极微之物的寄托，一直牢牢藏紧着自己的手绢，不失为一种信趣。所以，尽管是一部不完整的书，读来始终十足迷人。
　　

小潜

　　读黄小邪的《流影海德园》，是在断断续续的时间空间里完成的。回校后忙于重归适应原来的生活及课程换分，所以买的一堆新书一直没时间阅读。首先选择《流影海德园》是因为之前对此书已有期待。话说知道黄小邪还是缘于高科技的发展，微博豆瓣上无意间发现一位电影研究者，微博上关注人上百信息量太大，但唯独每次都会打开黄小邪微博，因为已熟悉她的微博内容十分营养丰富，涉及电影、绘画、音乐，并无平日生活的琐碎及论战叫骂。更重要的原因还有她长期关注台湾文化、电影，所以在我踏上那片土地之前也想尽可能的先熟悉它，可在读完《留影海德园》之后，发现我的了解和感受远远还不够，甚为遗憾。
　　书分为四辑，第二辑彼岸音影是我按阅读顺序略过的一章，因为一是想把它放在最后，二是因为一种不可名状的期待。果真也是，当我读完彼岸音影时，后悔没能在去台湾之前先看到这本书，如果可以按想象中按部就班的来，那么我对于台湾、对于台北的感情应该更加浓厚。想来住在高雄半年，却因各种原因错过侯孝贤导演的《风柜来的人》，回大陆后迫不及待观看后又是一阵熟悉一阵悔意。熟悉的西子湾、轮渡，可能经过的河西路，还有可能身边擦肩而过的阿清。而在从电影画面中反射到脑海中的，是记忆的交替上阵，不由地越发想念南部城市高雄，想念一下飞机对于这个城市的印象全部都是侵入皮肤的潮湿空气。彼岸音影第一篇文章是八月岛屿，首先就是杨牧的诗《岛》，想来生活中也全是缘分，在台湾国立文学馆的时候误打误撞参加了杨牧的纪念诗会，听到家人的怀念，文学的传承以及林生祥的歌声，不由的将书的内容和生活串联起来，感觉非常奇妙。也是看完这一辑后才发现错过了那么多应该要去的地方，如“路上一只猫”咖啡馆，辛亥路立交桥（杨德昌电影《一一》中桥下少年感情纠葛的拍摄地），“礼拜五”餐厅（《独立时代》《麻将》取景地），长春戏院等等。一边觉得遗憾一边也觉得收获，因为从中知道了更多台湾电影的原型或意义。侯孝贤电影《好男好女》是以钟浩东（高雄县美浓镇客家知识分子）与蒋碧玉的故事为蓝本，去美浓时完全不知其人，只知美浓有钟理和、林生祥，现在又更为了解一些，虽然是在离开之后。一路跟随黄小邪的文字从台北出发，到台中看见东海大学（杨德昌电影《一一》拍摄地），在台南看见历史建筑以及最钟爱的二手书店，但小邪的行走中缺少高雄。而我对于高雄有关电影的记忆则全部是储藏在爱河边上的“高雄市立电影馆”，无论是免费排票还是电影馆组织的电影节，光影之间让我恍惚忘了此时人在台湾。经常在黑暗的观影室感叹，时光倒退六十几年，谁曾了解今天还有人在为此时此刻有此景感叹万千。去看表演工作坊的《宝岛一村》，频频发现身边有人偷偷抹眼泪，背后故事不得而知，看到戏中大陆来台的眷村人本以为三个月就能“反攻回去”，没想到有的等了一辈子都没能再踏上故土，心中感叹那是经历的怎样的一个时代，那些眷村人经历什么样的期盼直至所有希望落空，仿佛在那一瞬间我也体会到了那种远离家乡无法诉诸的乡愁。黄小邪在此书中不仅谈到台湾电影，还谈到剧作家朱天心，台湾舞蹈家林怀民，台湾音乐人罗大佑，通过她的笔触也让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台湾是一个造梦并可能让梦想成真的地方。如果你对台湾的期待是高楼林立现代化城市，我想除了台北高雄，其他地方都可能会让你失望。刚到台湾时朋友就曾戏说“要拍几十年前中华MG的戏直接来台湾，景都不用搭”，确实它的街道它的城市风貌还是那个时候的感觉，虽然我们都不曾经历过，但是从书本和电视剧中也有些许了解。它有适合梦想的土壤，让人觉得在这边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那不是缘于面积的狭小，而是关于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扶持。我在台湾的时候参加过一些电影节，看过很多学生作品。无疑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连学生作品都可以得到老一辈电影人侯孝贤，杜笃之，廖庆松等人的支持，这在大陆电影市场中难能可见。
　　我写下的可能更多的是关于第二辑的感受，但是其他几辑仍然吸引着我。每辑没有限制，有关于城市之间的影像，从木草街到小菊儿胡同。也有关于各位导演的作品，从让考克多到朝鲜族导演张律，她既让我看到熟悉的导演、作品以及背后的故事，也让我看到陌生的名字从而想要更想去了解他们一些，这本书是在不断翻开老回忆并逐渐上色的过程中，也打开了我对于电影世界新的了解和认识。
　　重庆从冬天一下子跳到了冬天，我终于在这一天读完了这本书并写下了这片书评，我将把它好好收藏，或许会时不时的翻起，或许是我能来到草木街的那天。如果生命中真有那一天到来，我一定带着这本书，跟随着文字的牵引，把旧路和新路，好好走一遍。
　　

小乱

　　《流影海德园——黄小邪的电影札记》，一本书里，有电影，有城市，有生活，有文化，从文字风格到思想氛围，都很是喜欢。作者是电影人，芝加哥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博士生，有着我所艳羡的文字灵性与生活状态。
　　
　　“爱读书、读电影的人，往往他乡认作是故乡，漫眼看去，就代入了似曾相识的情境，于是日常的体会中得了益处”，序里有这么一句话。她记录迁徙停留过的地方——北京、爱荷华、芝加哥，X，Y，Z……居住过的城市里的电影院、图书馆、街道邻居、花草动物，个体化的生活经历与感悟就如同老房子外墙上的爬山虎，层层叠叠构建出一幅属于自己的心灵地图。每一个所到之处，都见情感但不粘滞——“似乎惶恐被固定和束缚，安定会否令人锐气尽失，惶然老去？尽管在某些疲惫的瞬间，会想念一个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城市，会羡慕终生住在某个小镇的朋友与那土地和乡人亲密的依恋，那种安宁笃定。距离，给人‘清醒’和超然的假象，也暗示着疏远”。正是这份疏远让她的文字有了伶仃的美感，借用一个电影的意向，就是那只飞进千万人心中的无脚鸟。
　　
　　对于一个不断迁徙的人，城市与成长，大概是永恒的两个主题。城市更迭，往往就伴随着失去获得失去的循环，而这循环之间，不知不觉走的最远的是成长。黄小邪笔下的成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罗大佑，那是我不熟悉的韵律和年代，却有相近的惆怅与感念。”过了这么久，终于明白《你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历过这些风尘，也终于明白，了解别人，甚至自己，比翻越一座雪山，要困难得多”。这大概是经历变迁之后最深切的感触，越来越不懂，越来越珍惜那些懂得的。
　　
　　不论是城市、还是成长，不论是北京还是巴黎，杨德昌还是罗大佑，电影是始终贯穿其中的索引，足迹所到之处、心绪所经之隅，都能在电影片段之中找到映衬。“愈发庆幸，自己选择‘电影’作为终身相伴的研究课题，因其寓意早已超越电影文本、叙事或’电影作为艺术/商业‘讨论本身，延展到文化、政治、社会、历史、哲学研究各个层面。艺术再现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关系神秘而暧昧，时常彼此影响……”黄小邪常常写到一些我不太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的电影，但是这不妨碍阅读，因为此时电影已经不仅仅关于情节和镜头，而是那些荧幕背后的城市、成长和情绪。
　　
　　秀美的文字笔调，尤其是景情交融让我着迷，或许这暗合了电影的叙事方式：用情感浸润画面，于是帧帧画面有了所谓情境与格调。时有诗词穿插，或借表心意，或作为副标题分隔文章，如同旧时宅院中停停的素绢屏风，几笔淡墨，让行走有了停顿和呼吸。细密的文字像有精致勾花的亚麻布，朴素但是细致有味。
　　
　　黄小邪似乎总是自如穿梭于现实与荧幕中，倏忽在北加州灿烂的阳光下行走，又窜入听头下的台湾、巴黎、香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在想，她的心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承载着现实世界的悲欢离合，一个演绎着电影中的笑泪人生，总在那么一些瞬间，两个世界光影重叠，荧幕之光，照亮了现实和心灵。
　　

桑下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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