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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地带”的革命 |
最新书评 共 11 条
星尘
如果你看遍各个国家的开国史，你会发现理想主义在政治上永远都是悲剧的。而文人永远都是理想主义者。
政治家都是功利主义者，只不过蒋在国内选择了士绅地主，毛选择贫苦百姓。毋庸置疑的是蒋看起来更文明，更有内涵。但从大众历史观来看，他的选择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更大。
林肯尽管有南方大屠杀的恶行，但也在在美国评选高居前列。
更不要说华盛顿政治上的无能客观导致了南北战争的引线埋下。
但立国之功和反分裂之功，使他们当之无愧的成为美国的功臣。
中国有自己的大众历史观，三千年的国家史让每个国人比美国人更清楚分裂和国家的内部动乱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至于是共产党，又或者国民党。又有什么关系？一个国家始终组成群众是人而已，契丹人，蒙古人，满人都最终归流为中国思维下的政治体制。
CCP最终仍然会披上中国文明的外衣，因为传统的强大。
看历史是为了客观认识事情的存在规律，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
这本书很有料，但这本书主观意识形态太浓厚了，与西方对CCP的赘述差距太大。可悲的很，50，60年代的文化人因为各种政治事件，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都扭曲了，无法还原真实理智的事实。
希望这群人不要把中国带向灾难。他们是如今中国的领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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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峰山
花了几天看完这部大书，感慨颇深。本书在史料使用、论述方法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本书在史料使用上最令人叹为观止，作者对原始史料极其重视，全书很少引用著述或者转引观点，都是从各种史料汇编中选取资料的，引用了上百种文献史料汇编丛书 ，还有数十种回忆录，大量民国报刊资料，此外作者还费尽艰辛，从英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台湾等地档案馆或大学科研机构中搜取了大量资料，这些浩繁的工作，使全书论述有理有据。杨奎松老师十分重视原始史料的使用，强调历史学的求真求实本质，认为这是历史研究存在“最重要的学理基础和学术意义” ，求实就需要原始史料的支撑，作者对于现代史研究的原始史料使用非常重视，将原始史料运用程度看作一本现代史著述好坏的标准，认为只有大量使用第一手资料与回忆录，著述才能“新意迭出，令人刮目相看” 。不仅如此，在使用一手资料时，作者还进行认真甄选，“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拿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 例如书中引用过几次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因为后来在收入文集时有所修改，为了保持原貌，作者使用当初的油印件。
其次本书宏观理论分析与微观史实考证相结合，寓宏观分析于微观考证中。全书很少出现理论分析，几乎全是一些史实考证，这样一反面使此书显得中性化客观化，能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特殊环境下出版，我觉得和这种文风是有关的；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使文章严谨而有可读性。作者非常重视微观史实考证，认为“要想弄清楚大的历史判断和历史真实，还必须要从小的微观的历史事实入手，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 。书中也几乎全是一些细节考证分析。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只是一本细节考证的著作，在这些微观考证的背后，是以世界格局、地缘政治的宏大眼界，从国际国内因素辩证互动的角度，分析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这样宏观的视野，寓于大量细节叙述中。例如书中数次考证苏援的数量，如第二章中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 ，抗战后对共产党的军火与财政援助 等，这些数据的考证，看似无关紧要，但是在全书论述上非常重要。特别是战后苏联对东北共产党的援助，触及长期以来避而不谈的苏联对中共援助问题，有力论证了苏联对中共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书中常有运用枯燥的文件档案，长篇累牍地论述政策的讨论与变化，如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党团运作、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的内部讨论以及抗战中国共关系的政策等等，这些不厌其烦地论述考证，都揭示了国际大背景影响下中共策略的变化与动摇。
另外本书的论述十分辩证，在肯定苏联、国家大背景对中共成功起到重大作用，认为“外因有时可能还有决定性的作用” 的同时，仍然肯定了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也是重要的原因 ，书中主要强调了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多次对毛泽东的英明之处高度赞扬，肯定了如果不是毛泽东多次坚持己见，没有受苏联左右，中国革命才坚持下来。 最终作者也没有讨论到底外因还是内因起决定意义，只是说“历史的演进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说，“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合力，每个人的意志都受到其他人的妨碍，最终大家形成一种合力，推动历史的前进。如果非要强调指出历史的谁推动的，认为过去的成功是“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这就是忽视历史的复杂性，有些片面了，而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 。
中共成功虽然与国际背景有关，但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顺应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
自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没有祖国” ，“阶级对阶级的压迫结束后，民族对民族之间的压迫就会结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此后共产党的口号。二十世纪的俄共和中共也是这样。根据列宁主义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为了“挑起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共产党应该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胜“民族主义的残余”。 列宁“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列宁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族平等与和平共处，根本上就只是一种市侩民族幻想。” 关于国际主义，列宁有很清楚地说明，就是：“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受此深刻影响的中共，也大力批判民族主义，由此发生了许多看似不可理解的事情，如在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如此之深的情况下，中共居然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坚决认为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国民党 ；甚至于诋毁淞沪抗战是“沽名钓誉，图利谋财” 。
但是，不管如何否认，中共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民族主义。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无法避开民族主义的，虽然“不愿正视”，但实际上“民族属性”，民族主义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实际上，虽然我们有那么多证据表明中共的国际主义与对苏联的依赖，中共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也一直遭到人们质疑其民族主义。但是从历史的整体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不管有多么大的区别，“但基本上都可以同样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 中共的合法性，不仅仅是苏联的影响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或者阶级斗争，能够争得民族主义的桂冠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中共一步步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就是它一步步争得民族主义桂冠的过程。“中共争取民族主义桂冠的过程是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部分” ，而国共两党的数十年斗争与合作也都是围绕着民族主义的。离开民族主义看中共的成功，或者单单强调中共的阶级革命与和苏联的国际主义，都是有些片面的。
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推动力” ，近代以来基本上所有获得民众普遍大力支持的政治运动，都与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和成长都是在民族主义诉求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的波荡下出现的，而五四运动则是在民族主义的触发下形成的，正是“外交失败，山东主权无端被日本侵害，使国人之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陡然增至极点” ，而一战后的“民族自决”、“公理战胜强权”等思潮也调动了民族主义的勃兴，由此才爆发了五四运动，此后“本来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 ，由启蒙走向救亡，知识分子逐渐放弃自由主义启蒙主义而接受了革命社会主义。可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正是在民族主义需求兴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甚至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产生好感，也是因为苏俄的那份放弃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声明迎合自己民族主义的诉求。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尽管怀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信仰，但是在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却不愿明文规定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1921年秋陈独秀被捕，在共产国际支付高额保释金后才得以释放，由此陈独秀不得不“放下虚骄的民族自尊”，意识到中共“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是不切实际的”，才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这件事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至关重要的，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在阶级信仰背后的民族主义诉求。
之后的国共合作目的也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共的奋斗目标第一条是“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 。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紧密相伴的正是民族主义的高涨，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心变成了“反帝国主义”。而中共在期间的成长，也是主要顺应的是民族主义。中共虽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号召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工人运动的突破口却是以反帝国主义为口号的五卅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共取得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导地位，共产党党员也由于工人的大量加入而从不到千人增加到万人以上。” 这可以说是中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这次运动的口号主要是民族主义。之后震惊中外，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世纪社也是，名义上是工人罢工，但是参与的不仅仅是工人，更是各阶层民族主义的大爆炸。而这次运动后中共也是最大的收益者，1925年9月中共仅有3000多名党员，到省港大罢工结束时党员人数剧增到18500人。 而且在这些运动期间共产党员中工人比例渐渐增加，工人成为主要成分。可见中共打开工人运动的局面主要靠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
但是，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下失败了。但是国民党虽然改变了大革命时期激烈的反帝口号，但是仍是“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顺应此时的民族主义趋势，实现了国家统一，并且通过改订新约获得了列强的承认，从而获得了政权的内部与外部的合法性。 南京国民政府的实现国家统一与通过改订新约运动所表现出的民族独立，为自己争得了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形象，民族主义的桂冠此时戴在了南京国民政府头上。
而此时的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举起了“苏维埃革命”的大旗，建立“工农苏维埃”，照搬俄国苏维埃革命的经验，连续发动一系列武装暴动，以迎接革命的高潮。此后中共的反帝工作“几告停顿” ，渐渐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这一方面由于全力以赴忙于暴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处于地下工作状态，更关键的是苏维埃革命排斥小资产阶级等的参与，反对统一战线。在济南惨案发生，全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留守中央曾提出一些反帝的口号，发动群众，尽管他们谨慎地声明这只是一种斗争策略而不是政纲，仍然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认为这是“新的右倾”。
当时的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都使中共在人们心目中渐渐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号召。例如不合国情的苏维埃革命的提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的控制也加强了，中共对苏联的依附表现强化，乃至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中苏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居然站在苏联的角度，如中东路事件；甚至党中央完全由共产国际与苏联操纵，共产国际甚至可以“强行把一个他们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中央塞给中国共产党” ，留苏学生掌权后中共更是完全唯共产国际与苏联马首是瞻等等。即使有一些反帝的宣传，由于根据地大多位于边远地区，与帝国主义侵略等距离略远，广大农民对于这些口号的意义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如当时喊的“收回租界”口号，农民以为是“收回豪强地主的田租地界” 。
此时国内局势已经渐渐发生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加深，此时谁能高举抗日大旗，谁就能赢得民心。但是以民族主义自居的国民政府，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一致反对，反蒋力量此起彼伏。面对这个争得民族主义桂冠的珍贵机会，共产国际与临时党中央却没有把握，也大力宣传要救国要抗日，先推翻国民政府。甚至对国民政府的一些有限抗战行为，进行诋毁与阻挠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民心大失。而我们知道内战本质上就是争夺民心与资源的战争，中共通过阶级斗争土地改革来获得贫民拥护，但是这种资源动员的方式是有极限的，连绵不休的战争很快达到资源与人力动员的极限，而且内部的政策摇摆与权力斗争也大大损坏了民心。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在所难免了。
但是在冰层下孕育着重新崛起的潜流。也就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展，由于远离莫斯科和上海的党中央，而且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渐渐摆脱了对莫斯科的依附，在探索中农村领袖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革命战略，“民族主义性格逐渐浮现” ，尽管他们并没有权力，但是这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伏流已经在孕育，等待时机成熟。
第五次反围剿中国际派军事指挥的失败，和长征中中央红军与莫斯科失去联系，提供了转折的时机。1935年一月的遵义会议。 在没有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改组了政治局，毛泽东，这个独立的领导人开始崛起了，一定意义上，“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中共服从苏联共产主义指示时代的结束” 。
另一方面，抗日民族主义的高涨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疲惫不堪，捉襟见肘，面对围剿大军，可谓朝不虑夕，岌岌可危。而中共适时利用局势，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以民族大义为号召，主动宣布将停止苏维埃革命口号，奉国民政府“正朔”，停止激烈的土地革命。这对于民族情绪高涨的国人来说，大大改变了中共的形象，充分证明了它更适合充当民族主义的发言人。之后的一二九运动，中共积极参加，借机大大扩展了影响，恢复了在白区的地下组织。而在关键时刻，由于中共抗日宣传，形成的西安事变一举扭转了局势，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功亏一篑，中共不仅从围剿大军中幸存下来，获得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在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主义形象大大增长，甚至渐渐超越国民党，获得民族主义的桂冠。
抗战过程中双方互相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尽管毛泽东在抗战初期保存实力，“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 ，但是由于中共在抗战中的表现，使得国人渐渐认为中共是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是真正抗战的；而越来越怀疑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甚至包括美国人。这一方面是中共宣传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中共采取的成功的策略。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虽然异常惨烈，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一败涂地，失地千里；而与此相对照的则是中共敌后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开拓发展。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成效也引人注目，“三三制”“减租减息”的政策，不仅巩固统一战线，赢得良好的声誉，而且使许多国人觉得中共的超越阶级性，中共的民族主义印象强化。而与此同时，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忙于战争，借此机会毛泽东强化了自己的领导，通过整风运动打击了国际派与苏联的教条主义，最终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组织路线，“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使中共摆脱苏联影响的民族主义独立色彩加深。曾经怀疑中共依附苏联的人，也越来越强调中共的民族主义性格。在抗战后期，中共更是取得舆论战场上的重大胜利，由于豫湘桂战役大大损害国民政府的名誉，而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夕进行了一次反攻，虽然实际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至少在国人心目中中共是进行了对日反攻。
而战后中共能够在这么短时间战胜不可一世的国民党，与其夺得民族主义的桂冠也有重要关系。中共虽然大量利用苏联援助，而且苏军在东北也犯了一些暴行，但是由于中共的舆论宣传控制，基本未能形成太大影响；与此相反，国民政府大量的美援，以及美军在中国的一些暴行，都大大调动国人的民族情绪，引发了许多反美游行，大大损害了国民政府的民心，中共抓住机会，利于这些民族主义的抗议活动扩大自己影响，在国民政府内部造成了众叛亲离局面。 而此时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虽然没有太大理论价值，但是却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强调中国独立于美苏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尽力塑造自己民族主义的形象。
新中国的成立，中共反复强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是声明自己民族主义代言人，自己带领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国后紧接着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独立战胜了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至此，中共正式将民族主义的桂冠戴上了。而民族主义也成为中共存在与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依据，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阶级革命。领导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总之，中共成功之道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这里谈到的民族主义也只是其中之一。中共成功之道虽然离不开国际背景，而且中共的阶级斗争、国际主义信仰的确很坚定，但是这些背后也应该看到，在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中，任何一种力量要获得成功，都必须争得这顶桂冠。中共能够抛开理论信仰的教条，真正从现实需要出发，顺应这股潮流，是其成功的必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杨教授的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 的一个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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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水晴
这本书从交换前看到交换后，中间三个月停掉了，拾起来的时候倒也不太累。因为不是历史系的，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就看不出什么历史领域的东西，史料运用非常牛是有感觉的，不过更多的是社会学视角下的东西了。
显然喊着要打破学科限制的人会不同意我的划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鼎新赵的三分法的（历史学——时间序列；社会学——社会结构；人类学——意义赋予）。照这个分法，奎松杨这本的社会学范儿特别足，就是在探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各种机制的重要性是如何变化的。当然这本讨论的显然是国际公运这个脉络下的变化。虽然奎松杨没有明说，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叙事逻辑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啊（心里涌起各种复杂情愫）。
不过这本书要探讨的国家社会关系远比这个词的发明者鼎新赵在The power of XXX中的讨论要复杂的多。因为这个“国家“就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词，有苏联这个国家的含义，也有孙中山中国转向蒋介石中国的这个国家，还有苏维埃中国（于是这有涉及了苏维埃建国到失败的经历），真是反本质主义的典范。
书里基本每个小标题都带着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顺着这个思路写，600页的书都精彩绝伦，思及盈盈姐的悲剧，可以给出”娱乐性很强“的评价了。
有几处非常有意思的论述让我印象深刻。
一是在探讨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列宁在建国初期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其理论对于”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这一点颇为强调。而这一点显然是中共成立初期获得大量帮助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持。而不可避免的国际主义会与民族主义产生一定的矛盾，小冯上课时曾说ZLY师兄写过一个探讨这个话题的论文，可惜不甚成功。不过这里“民族主义”又出现了有趣的分支：一是由认为无产革命是多个国家共同进行因而苏联要予以有力支持向所有无产阶级政党要以苏联的安全为最高利益从而实现世界革命的转变；另一点则是斯大林上台到中国革命后期苏联成为彻头彻尾沙文主义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两个问题对中国革命多次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若要拎出来，确实可以再做一篇文章了。
二是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因为共产党地位和战斗方式的特殊性，有个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博弈过程。在十年内战中，游击战所获得的军事上的优势和政治上无法形成有力根据地的矛盾成为苏维埃政权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大概又可以专门研究了。结合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会很有趣。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联系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奎松杨说得特别漂亮，我随手标记在书上，也就不找出来一一说了。
四是合&法&性问题。这其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从中共在抗日到解放战争中的宣传，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执行合法性模式。显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引起全国上上下下不满的时候，执行合法性是最具煽动力的，可是延续到现在，就成了各种悲剧的源泉，比如鼎新赵在the power of XXX里的分析。这真是个烂摊子。。。
另外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这本书小冯提及的时候是讲资源动员论那一章，其中提到社运组织。用二二交叉分类，一个分类是支持者取向和权威取向，另一个则是以支持者是否直接参与，于是分为服务性的，自助和利他性的，政治代表性的和政治动员性的四种社运。前两者是支持性的，后两种更多是战斗性的。奎松杨这本大抵是属于后两种，交叉分析，根据当时的国家-社会关系（我又情感复杂了）来叙事，对于支持性的那部分很少涉及。用小冯的话说，叫“革命也有饮食男女”，但是大家总是很少叙述革命者日常生活的一面。比如整风运动作为背景有分析，却没有详细说。之前看到有本书叫《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很想找来一读，看看有没有在这个交互分类下有突破。
最后就是，毛泽东的出场相当晚，而他成为中共领导人的过程涉及甚少，这个大略要指望红太阳了。
于是待我看完那两本再作比较吧~~~
PS：附赠八卦一则：哎呀奎松杨，对人大的怨念好深重啊！20年了，还要在序言里吐槽人大，你是有多不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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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月
第一章：
国人一开始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不是positive的
苏联为何发展共产主义，如何看上了国民党
孙中山晚年支持党政军一体化的独裁统治
第二章：
鲍罗廷是国共双方的灵魂人物
北伐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苏联援助
鲍罗廷利用政治手腕定都武汉
蒋介石才爬上位，委曲求全敷衍苏联，412事件后才宣布定都南京
斯大林最早注意到军队和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的军阀阶层从袁世凯开始由来已久，连国民党都无法摆脱这个逻辑，同理共产党最后也没能摆脱
共产党开始了解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对苏联中央亦步亦趋
第三章：
什么是苏维埃
原来暴动，秋收起义，就是当土匪杀人烧房子
这阶段主要人物，陈独秀（被撤总书记，被开除党籍），李三立（非常激进，刚愎自用），王明和博古崭露头角
原来最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是共产国际
陈独秀被扣上托派的帽子被打倒，李三立被扣上陈独秀主义的大帽子被打倒，一帮留苏学生干部被共产国际扶植上台，包括王明、博古、康生、王稼祥
斯大林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它自身的国家利益才是首位，而不是无尽的帮助别国的共产党的成长。
毛泽东之所以牛B，就在于他一开始就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打游击战，坚持保存自身实力。朱德和周恩来其实最早都不同意他的观点。
红军及苏区生存的二大基本条件。第一，土地政策；第二，游击战争。前者使自己在贫苦农民中得以站稳脚跟，获得兵源及政治上、物力上的种种支持；后者则可借维持战争所需，不致过分挤压农民。
共产党当时的土地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而且由于政策不稳定，分田地分了好几次，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像阶级斗争，一开始还吸引农民，后来就纷纷逃到白区去了。
还有一个让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的是内斗，学名“肃反”，种种行为跟文革并无二致，确实是家学渊源。
长征选在陕甘宁，除了躲国民党追兵之外，还想更方便地从苏联那里得到外援
原来西安事变前，共产党已经基本上走投无路了。还好有张学良这个复仇心切的公子哥儿。难怪蒋介石这么恨他。
第四章：
1938年六中全会，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获得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但同时中共也在他的领导下与共产国际拉开距离。
皖南事变感觉一部分是自我实现的寓言，国共合作就是个囚徒困境。
整风运动一开始是毛泽东摆脱共产国际影响巩固自身地位的手段，到1943年成为清党审干确立毛神话地位的手段。
1944年，共产党就在为打内战作准备，调兵遣将了。
第五章：
对于共产党来说，日本其实投降太早。
共产党进入东北真是阴差阳错，因为苏联需要他占领东北保证自己边境安全，所以全力护航。
内战这么快就胜利，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占领了东北，东北被日本经营了这么多年，无数的兵工厂、重工业、医院后勤，而且背靠朝鲜，苏联把所有日本在朝鲜剩下的东西也都给共产党了。
国共两党差一点就联合了。
1948年战争刚刚看到胜利曙光，毛就定下之后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49年之后一切的事情都不奇怪啊，不要再拿他人老了作借口了，可怜的被骗的被统战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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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
很诚恳地说，这是一本很实在的书，没有那些歌功颂德的马屁话语，也没有把国民党骂的狗血喷头，写苏联也是很实实在在。通过当时大量的文件材料和国际背景，描绘了CP从成立之初到建国的风风雨雨。看完后，我有种想把初高中历史课本烧毁的冲动，太TM坑现在的学生了。了解的越多，才越发现自己曾经的无知加白痴。 对于一些历来有争论的历史事件，作者并没有给出自己明确的答案，但通过一系列的历史资料，其实也是潜意识里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太过直白反而会适得其反。 看完这本书后，感触很多，但并未成型，再加上现在又是唱红歌的时期，自知即可。不过之前在网上看到过杨奎松的一段话，很具代表性，摘存以作结尾： “我从来认为自己是一名历史学者，而不是党史学者。‘党’必须特指，或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或者别的什么党，不能因为今天中国实行一党制，“党”就变成了共产党的代名词。这不科学，也不正确，等于否认其他党存在，事实上不论民主党派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它们至少还是有自己的党名和组织，还在合法活动的吧。无论哪个党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它就必然是人类社会整个大历史的一部分，对它的研究，自然也就注定了只能是一种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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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独
历史不忍细睹，自古皆然。也许是习惯了小时候在历史课上学到的党一如既往的伟大，在本书中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成长中无数次的阵痛、迷茫和挫败中感到尤其的惊讶。没有刻骨铭心的失败，便没有难以取代的成功。
何以原本弱小的共产党成功了，而原本强大的国民党却终于失败？作者更多地是从美苏影响下的国共争斗为主线来描述这段历史。
原因虽是繁杂，倒有些基本点可以帮我们理清头绪。而这大致可以从内因外因两个方面来看。
说到内因，几乎不可避免的要提到毛泽东的英明神武，不可否认英雄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是应该从更为真实的角度出发。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初，几乎只是当时全国众多救国组织中默默无闻的一个，但是基于外来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势引入，以及苏联在远东利益的实际需要，并有机会与第一大党国民党合作，得到不断壮大。但国民党断是不允许异己分子在党内长期存在的，无枪无弹，只能在掌握军队的国民党面前成为鱼肉。经过1927年的反革命清洗，“枪杆子里出政权”无疑是一深刻省悟。但是过于激进彻底的革命路线，加之领导人的盲目乐观、脱离实际，使得成立仅三年多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在1934年遭到了灭顶的打击。两次的大败和长征的历练让中共领导人认识了革命事业的艰辛，转战陕北后的中共比以往显得更为务实，而精于此道的毛泽东渐渐掌握了最高领导权。从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夺权策略反复变动的经过，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他为了实现武装夺权的目标，极力周旋于美、苏政策的缝隙间，独立自主地推进革命的过程。即可看出策略的务实（实事求是）无疑是中共取得最后成功的一大法宝。但就如作者所说，仅仅考虑内因是说不清楚问题的。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尤其是在民国战乱中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苏联口口声称“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而实际处处不是把本国利益作为中共策略行动的出发点，只要是对自己有利，国民党可以妥协、美英也可以妥协，连跟日本都签了互不侵犯协定，可见如果中共只是对苏联意见唯唯诺诺，按毛列主义照本宣科，那最后胜利的也绝不是共产党。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从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外援，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发展壮大的时间，才使得中共能一次次起死回生，韬光养晦，不断壮大，最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相比之下，国民党则是自恃实力强大，步步紧逼，不给共产党回旋余地，一则使得国际社会因同情中共而不断介入，二则使得中共变激进为务实。蒋介石是得了虚名失了实势，纵横捭阖的功夫自是不如毛泽东。加之党内各派系倾轧，中央军与地方军的矛盾，自身的腐败与信仰涣散等种种原因都使得国民党错失了一次次稳保胜局的机会。
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际大背景的变化，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以及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都使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斗争策略上都深受其影响。革命到最后其实是借主义之争，行党派利益之争。无论是哪方在叫嚣着民主，其实出于革命功利主义，国共双方都没把这东西当一回事。政党利益的不可调和，国际阵营的对立，都注定着国共内战不可避免。这时想到李宗吾的“厚黑主义”，其实就是实用主义，自古重实务不务虚名者鲜有失败，刘邦、曹操、李世民、毛泽东皆然。
如果要简单总结中共成功之道的话，务实和时势使然，无疑是本书中所揭示的原因。《孙子兵法》中有云：“欲求胜先求不败”，在敌我实力悬殊时，应尽可能先保存实力利于不败，再有效利用外部因素来为内部实力的壮大创造条件，最后实现以弱胜强，转败为胜。这为务实和时势使然这两个原因作了最好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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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熊
过年在家虽说懒散了些，也没全闲着，不多不少刚好花了一周时间，读完杨奎松的“代表作”《“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说是读完，其实不如说是翻完，一来不是专职研究者、很多细节和文献没有接触过、感觉陌生，二来过年在家、不慎感冒发烧了，还要亲戚聚会到处行脚什么的占去不少时间和心情，三来嘛，我的父母亲大人一向不太“赞成”我读这种所谓“太政治化”的书（PS话说刚被母亲大人看到了，马上警惕地问我在写啥）。不过总归是啃完一本大部头，也解开了心中许多埋藏已久的疑惑，就乱写点什么吧。
第一感觉，本人实在是大大大大地佩服杨奎松的治学、运用材料和思考功夫。我会把这本书同沈志华主编、杨奎松有份写作的《中苏关系史纲》联想到一起，不仅是因为历史时段和内容上有极多可以顺承连接之处，更是因为两本厚书的方法和写作风格如出一辙。这本500页的书，参考文献条目虽薄，注释却随处可见，特别是各类民国时代报纸、期刊和各种文件档案集，加起来怕有读过上十万页文献的功夫吧。重要的史实关节和论点，均用档案和文件引文注明，无可辩驳。尤其令我佩服的是，他敢于、也有能力去开挖几座一直存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恐怕没人留意或没人敢碰的金矿—共产国际的会议文件，共产国际1920—1930年代同中共中央联络和开会的书信、电报、文件和记录，中共中央各个时期的官方刊物、官方媒体文章和（特别是与现在主流党史不合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有关的）内部文档，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1930年代前后的运作资料，乃至共产国际前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和文件（说实话看着就是一大堆政治话语和各种细节，看多了真要作呕）。而且在初稿成书的1980年代末，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的财力和关系和渠道，居然可以找到台湾方面编撰的各种材料、美国外交关系档案（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和俄罗斯政府档案（RGANI）做参考，整本书的论述就显得更全面也更有理据了。杨奎松在这本书上表现出来的功力和潜在的研究方向，还没出国学习就基本上已经超脱了被政治考虑所污染的党史学界的条条框框，不得不说是有天才。到了1990年代相对开放和自由、出国便利、学术交流互动更多、他终于有了想要的条件的时候，便全面地爆发出来了，挖掘出来的新材料和新观点越来越多，作品一本接一本，也成就了他今日在学界的大名声。看来先前的想法不错，有些功夫确实是要潜心踏实地做好，短时间内没用不要紧，关键是一边蛰伏着等待一个机会，另一边也别闲着生锈了，勤练不缀。
具体到书的内容，有些感叹自己的思维和知识基础还是无法驾驭和消化太多，只能停留在接受和日后备查的层次上。不过收获还是有的。其一是终于弄清楚中共从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到逐步独立自主的大致过程和逻辑话语，以及毛泽东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二是看到了除主流历史书大讲特讲的井冈山苏区、红军和毛朱之外，其实中国革命真正的核心一度是在上海那个秘密的中央，其运作和资金援助都受到俄国人的密切关注；其三是关于所谓苏联在东北以大量武器物资援助中共的事情，从这本书引用的档案看来是果有其事，我粗略统计了下，仅书中有资料可证的十来笔直接援助或默许将日军遗留武器交付中共的数字，光步枪就有二三十万支，各种炮上千门，子弹三四千万发，炮弹数十万发，各类汽车器材等也有颇多，帮助运输的也有，用卢布计价的物资总值，1948—1949年也有近10亿卢布，甚至连中共早期空军和军医培训基地的日裔教员和飞机等器材也是苏联通过朝鲜运来。虽然不知道切实发挥的作用有多大（估摸着总不会小，这可是杀人的玩意啊）但数量确实远超预期，看来在台北看到的那些有关史料和图片确不能轻视；其四嘛，书里面对毛泽东的革命逻辑、民族主义心理、领导气概、精密战略部署乃至一时意气的分析，虽不占多大篇幅，却都是点睛之笔，绝对值得一看，而且也令我多少反思了过去对毛泽东的一些成见和看法。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对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多说几句了。杨奎松在书中用得不多、但其实以之作为分析书中所有中国人物（可能蒋介石除外）、特别是中共人物的核心用词，是“革命功利主义者”或者说“功利主义的革命者”。
孙中山对俄共动员模式表示向往和愿意效仿，愿意牺牲一直坚持的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容纳共产党，以换取俄国援助；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争先恐后地从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来人中寻找有利于自己路线的言行、再心急火燎地上升为全党的指导方针，来为自己涂上正统色彩；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紧紧抓住农民割据和游击战争的方针，抗日时期一直不肯用尽全力抗日而是要留有后劲以防日后的阶级战争，解放战争强调必须先占东北以取得苏联援助和始终不肯对美国抱有希望，乃至在党内树立自己领导地位的种种权谋……一大群人的理念和终极目标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投身的事业不外乎各式各样的“革命”。用书中出现过的话来说，他们都要用自己认为适合的、但不外乎是革命的方法，“把中国拿下来”！渐进改良的方法，是被他们鄙弃的；革了命之后经济建设和国家社会重构要怎么做，他们也没有时间精力（其实也没有见识和经验）去细作考虑。他们认为，只要革过了命，消灭或者赶走了他们认为阻碍中国之发展的势力，就可以顺利地按照自己粗略制定了的蓝图去建设“新的中国”了。革命就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就是一切言行的指导标准。
而经过了数十年瓜分、战乱、动荡、外来势力入侵、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中国，已然变成一个大乱酱缸，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中凝聚共识、协商妥协、某个政权维持基本合法性的机制既不存在，精神更是无处可寻，甚至说出来估计都会被痛骂一顿。最近很多人谈论的民国范儿和民国气质，同底层百姓的生活有多大关系，也很难说。这种环境可谓是绝佳的武力革命和夺权斗争的舞台。只要有一个强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四方归顺了。经过了几十年，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谈论革命批判革命，当然是容易的；但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中，很难想象这些掌握着中国政治历史走向的人物、乃至百姓们还会有耐心、精力和见识去想出另一条道路来。这样的革命功利主义者特别以共产党人为代表。革命，是因为他们功利地认为这种暴烈的武力消灭异己、改造社会的方法是达成国富民强的必经之路；功利，是因为他们的一切言行均以革命为中心，只要对革命有利则可以无所不为己用—当然包括外国援助和指导，和国际的有利环境。但外国援助和指导，终究是要为自己心中的理想或者说自己这一派的利益服务的。说他们是欲达成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也好，说他们是想皇帝轮流做、坐龙椅夺江山也罢，反正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中国这一亩三分地儿该咋整？
而既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还是带有浓重社会—共产主义色彩的工农武装革命（国民党受苏联影响之时走的路线也差不多，只是程度上和共产党有大区别），北方邻居—俄国苏联的影响和作用便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谁叫这国从列宁时代开始就整天叫嚷着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呢？列宁的这套说法，颇有点像把民主和评论换了一套表面语言，逻辑却差不多—姑且称之为“共产和平论”：只有当世界上国家都变得跟本国一个模式、用形同本国的逻辑去行事了（在这里是变成赤色共产国家），本国才会觉得安全。但是，吊诡的是康德是从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角度去提出民主和平论的理念，苏联却是将共产和平论作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一套意识形态和外交策略去推行去实践；一个是超脱于各个国家主体之上的，另一个却是以一个国家为中心的。这样把带有世界性、跨国性的革命蓝图同单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用马列的话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毕竟革命理想和现实利益总是时而重合时而冲突。重合的时候好办，出钱出枪出物出人地支持就成；当起了冲突的时候，要怎么平衡推进革命与现实利益的矛盾，要怎么安抚志同道合的、急切的革命者而又不得罪必须每日打交道、兵多钱多的美英等大国，要怎么提出一套新的话语和逻辑自圆其说、对付党内的竞争对手，这样的难题也周期性地困扰着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他们其实也是一群功利主义者，甚至到后期比中国共产党人们更功利，可以说是完全扔掉了革命的终极意义而仅仅将其作为口号和手段推广给其他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他们比中共党人更功利的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当然是：苏联的利益要怎么维护？
一边是急欲通过革命、特别是阶级革命拿下中国的共产党人，另一边是希冀通过革命建立亚洲方向的安全地带、尽管有革命理想但在世界政治中仍然是维护自己现实利益为主的苏联；一边是在变动不居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有利于本国革命的外力和因素，另一边是力图通过驱使各国的革命者改造世界，长远以使本国成为新世界的中心；一边是只要有利于革命则不择手段，另一边是只要有利于利益则连革命也可以抛弃；一边一旦发现老大总是变来变去一会革命一会妥协就无所适从，另一边发现小弟不按自己指挥棒转了硬要干革命也会心存芥蒂；一边在大干国内革命的同时也要看苏联老大哥的脸色好拿援助，另一边在和大国折冲时也要考虑在世界革命势力中的形象和口碑；一边明明心里装的只有拿下中国嘴上却要不停地喊国际主义，另一边念叨着工人无祖国其实是鼓动各国工人按照苏联的意志去行事……这两种思维有时交互，有时融和，有时冲突，就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看似变幻莫测的大戏。外人看来，好像就是中国革命，苏联指挥，真实情况要远远复杂得多。
苏联热切支持国民党北伐，甚至硬要共产党维持与国民党的脆弱关系，为的是通过革命赶走盘踞在北方的亲日派军阀，保证东北不受威胁；出兵同张学良的东北军混战一场，不顾中共的不解和反对同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西安事变不主张杀蒋甚至审蒋而要国共和解，竭力以物资支持国民政府抗战拖住日本，还是为的保证在东北的权益。当然，暗地里苏联还是和中共站在一块的，没有放松过对中共的控制和指导（尽管多数时候这种指导有害无利，而作为农民革命主力的毛泽东和红军也没有完全遵循苏俄革命的轨道），但是一旦同美英签订了雅尔塔体系，获得了大国的保证，对中共革命的态度也可以马上变得模棱两可，甚至逼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然而，一到解放战争时看局势不可为，立即极力鼓动中共从速进兵东北、给予方便、出枪出钱，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图东北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一等到革命成功，又急不可耐地向新中国伸手要东北的权益和保证。中共呢？一切为了阶级革命，为了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合作的时候可以不停地派人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发动群众，和国民党死磕的时候可以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的时候公开鼓动前线国民党士兵反叛，抗日的时候可以在内部或者半公开地主张要和国民党既有协调又有斗争、乃至公开翻脸，国共隔江和谈的时候明知对方肯定不答应的条件偏要提出来，延安时期极力争取美国的正面观感、但在解放后明确表示对美国的敌视态度,看到西欧共产党被苏联放弃而东欧游击势力获得支持，就喊出要“当南斯拉夫”—后来南斯拉夫被苏联抛弃也紧跟着苏联的声调批判……在共产革命阶级斗争的字典中，无产阶级和政党利益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也是最大的道德最大的天，国民党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美国这种帝国主义势力，最多可以为一时的有力同盟军或反法西斯盟友，但终究也是要翻脸而作为被专政的对象的，所以拉一下打一下是心安理得，完全不需要有什么道德或者团结妥协方面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最终也没有超脱苏俄革命的大致逻辑。哪怕是自尊自豪如毛泽东者，也要在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面前说一句“我们都是斯大林的学生”。这些从初中时候就道听途说却一直搞不明白的事情，其实抓住了双方的行事逻辑，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作为一个学者，杨奎松比起网上流传各种帖子和资料的高明之处，或许就在于他抓住了这些逻辑，而处理敏感的政治问题的时候用了非常精确而巧妙的学术语言，严谨真实却又不故意揭疮疤。（PS刚母亲大人说我要学习这种功夫）
当然，在这样复杂变幻的环境中，高度集权的共产党，其命运往往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决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诸人，说白了都是书生意气，文章文件写得好，理论教条说得精熟，归根结底还是落在苏联逻辑的窠臼中，但前面已经说过了，中国革命的逻辑又不可能完全同苏联的考量重合；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及诸将领，军事和行政策略上有大才，但政治上缺点城府和目光，也缺少一夫当关挥斥方遒的气概。能有一个站在中间地带上让双方达到动态平衡、既保证中国革命顺利进行而又不至于让苏联像对待南斯拉夫铁托那样抛弃中共的人，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登上最高权力位置的过程和谋略，后人评议甚多，出格地骂的也多，这里不做赘议。但是无可否认，毛对世界局势的估量把握、对中国形势和未来走向的评估、对敌我能力的判断分析、对行军作战的认识和策划，确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风范。深厚的积累、高超的思维和语言技巧以及谋略，又使他能提出既反映革命现实，又指导未来方向的一系列理论，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抗日统一战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到新民主主义论，最关键的是这些理论一方面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让本质上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战士、将领和中下层干部明白，另一方面还可以比较顺利地融入到苏联传统共产主义学说中、符合共产之名，凝聚高层共识，让苏联老大哥满意。作为在遵义会议期间没通过电台告知共产国际（电台破坏无法联络）就“名不正言不顺”地握上了中央权力的毛泽东，能逐步在党内、国内和苏联的多重压力下脱颖而出，没有这样站在跷跷板中点维持不倒的好功夫还真是不行的。所以杨奎松也将这本书命名为“‘中间地带’的革命”。
只是，毛泽东终究也被“中国革命VS苏联指挥”的逻辑困扰—小心翼翼地玩平衡手太久了，是个人都会烦，更何况是豪情万丈的毛泽东。从1930年代一直到1949年，毛泽东尽管让中国革命走上了自己设计的道路，但嘴上仍然奉迎苏联、乃至愿意让苏联分享一些东北权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要借用苏联和斯大林这块正统的牌子。一旦新中国成立，有了自己的一个国家、可以用国对国的框架去调适同苏联的关系，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一时将革命形势相对遏止住，再加上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心中压抑已久的自尊和豪情爆发，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主义者的一面就更明显地显露出来，同苏联党政方面的冲突更加明显，而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虽然是一边倒，却也远非西方国家人士用传统的盟友关系逻辑所能理解得了的。《中苏关系史纲》中沈志华对这段历史和毛的想法就分析得很详细了，而在“跋”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之特点及弊端的分析，更是微言大义。读完了《中间地带》之后，感觉似乎有必要重读一次《中苏关系史纲》，理解会更深刻。
说到最后，突然想起了长辈说过的一件事。本国在某个历史时期，每逢开会，是必须要唱《国际歌》和《东方红》作为开场仪式。然而国际歌歌词里面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但《东方红》里却赞扬“为人民谋幸福”，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不是前后矛盾么？但是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问题，一来是因为大逆不道，二来也是压根就没想过这类问题。如此矛盾的东西却被放在一个整体中，还能让人虔诚地信仰，只有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才有可能。然而，本质上颇不相容的逻辑及势力，即使一时能称兄道弟，终究是互相利用以为工具，无法永久相容下去。歌词是如此，革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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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4 00: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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