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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讲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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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亨先
朱英诞琐记
――从《梅花依旧》说起
文/陈均
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把朱英诞当作文学史上那种早慧、早逝的彗星般的人物，远者如曹植，近者如兰波、海子。事实上，我的这一印象是从废名笔下初遇朱英诞时维妙维肖的场景而来：
……朱君当头一句却是问我的新诗意见，我问他写过新诗没有，他说写过，我给一个纸条给他，请他写一首诗我看，然后再谈话，他却有点踌躇，写什么，我看他的神气是他的新诗写得很多，这时主人之情对于这位来客已经优待，请他写他自己所最喜欢的一首，他又有点不以为然的神气，很难说那一首是自己所最喜欢的，于是来客就拿了主人给他的纸条动手写，说他刚才在我的门口想着做了一首诗，就写给你看看，这一来我乃有点惶恐，就将朱君所写的接过手来看，并且请他讲给我听，我听了他的讲，觉得他的诗意甚佳，知道这进门的不是凡鸟之客……
如今，大多数对朱英诞略有所知，稍有兴趣的，恐怕大多是由这篇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是废名给朱英诞的第二本诗集《小园集》所作的序，序发表了，诗集编好了却还等不及出版，便是抗日战争、北平沦陷，废名南归……一系列事件，集子永远停留在稿纸上。此外引人注意的，还有废名的另一篇文章，《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这是废名在抗战后重返北平，重拾战前讲新诗的工作而写，在这篇文章里，废名先谈林庚，选了四首，接着谈朱英诞，一口气选了十二首，并说林庚“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而朱英诞则是“在新诗当中他等于南宋的词” 。在1998年，这两篇文章在陈子善先生编订的废名《论新诗及其他》一书中相遇了，而且在“本书说明”中，陈先生又特别提示了一下“朱英诞”。
废名的《谈新诗》 是已被视作当然的新诗研究“名著”了，里面说的几乎个个后来是新诗史上的大人物，而且废名的持论精深玄妙有趣。但，且慢，还有一个“朱英诞”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当初读数遍《谈新诗》，总有这么一个悬念在心头。但是寻来觅去，“朱英诞”还是不见踪影。而且看样子，除了废名，也没人写到朱英诞。
此后，便是一个个小小的发现和阅读的过程。比如，在写论文查找吴宓资料时，发现有朱英诞署名的《吴宓小识》一文，知道朱英诞对吴宓、吴芳吉有兴趣。又如，寻一本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消遣时，发现他写过一篇《少年时代的朱英诞》，知道朱英诞与他为中学同学。正是从这篇文章的注脚，我找到了事关“朱英诞”的蛛丝马迹――通过注脚提供的信息，我找到了朱英诞的长女朱纹，其后又拜访了朱英诞的遗孀陈萃芬，读到朱英诞的大量遗稿。此时，我的“好奇心”并不因此而淡灭，反而愈加浓厚。这是因为，朱英诞的创作时间是如此之长，若从1928年他写下第一首诗算起，直至1983年去世，总共达55年之久。假使这还算不了什么，那让人震惊或者感动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这段时期里，当绝大多数作家要么封笔，要么写应合时势的作品之时，朱英诞却在书斋里继续写他的“新诗”，不求发表，只是一种“藏诸名山”的偶然的愿望。如果当代文学中“潜在写作”的概念能够坐实，这便是“潜在写作”的最佳范例。
在遗稿中，有一篇朱英诞于近离世之年所写的自传《梅花依旧》，约两万言。一读之下，甚觉有味，不仅仅是因为朱英诞的文风雅致，还保留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小品文的况味，也不仅仅是它提供了一个“五四”之后、受“五四”影响的一代文学青年的心路和生命历程，对我来说，颇觉兴味的是，在这篇自传里，有一个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现代派的“微观世界”。因原稿笔迹较潦草，皆是毛笔小字，不易阅读。在一个假期里，我边读边将其录入电脑。于是，便有了写这篇《朱英诞琐记》之缘了。
关于朱英诞的家世及早年经历，《梅花依旧》述之甚详，在此不赘。以下，还是依《梅花依旧》的格局，以几个关键词来“琐记”和描摹一下“朱英诞”，也算是对《梅花依旧》的“小补”吧。
第一首诗：朱英诞的第一首诗名为《街灯》，作于1928年，此时朱英诞正在天津汇文中学读书。在写作《梅花依旧》时，这首诗尚未找到，仅存留在朱英诞的记忆里。因此他将诗题记作《雪中跋涉》，此后便是对诗中情景的追忆。当我访问朱英诞长女朱纹时，她告知这首诗已找到，在此不免抄录一番：
街灯
水上披着羊皮的人
在採索银鱼？在他身边，
鸟稚散步，安闲地。
磨坊里的驴叫起来，
钟声迟缓的敲着，
汽笛长鸣，――
这一切都远远的落在我身后面了。
桥把河隔开而把两岸连起，
我依旧望得见一切，
但在雪中跋涉，我进退维谷而行。
独自走着，我赶上前面那些提灯的人了。
街灯，昏黄的，依旧贴在墙上，
像鬼脸，……我几乎每一经过
都感到无端的恐怖。
（一九二八年冬作）
“雪中跋涉”原是诗中一句，但却较为打眼，确是诗中某种带有寓意的场景，这就难怪会误记成诗题了。朱英诞解此诗为“元白乐府派”，大约是指他其时的兴趣在“元白”，或亦指此诗的写作方法为“白描”吧。
蹇先艾：1932年，朱英诞由天津赴北平考大学，仿泰戈尔《飞鸟集》作《印象》诗数首，得蹇先艾称赞。不过，蹇先艾此后与朱英诞似乎并无交往。我于朱英诞遗稿中，曾见剪报一张，为文革后关于蹇先艾之报道，适时能理解为蹇先艾“平反”的信号。可见，因一言之赞，朱英诞对蹇先艾一直是感激兼有关注。
林庚：朱英诞考入民国学院后，恰逢林庚在此兼课教国文，于是，与同学李白凤一起，以林庚为师习诗。其时林庚在新诗坛上风头甚健，俞平伯在为其诗集《夜》作序称“这一班少年的，英雄的先锋队” 。一开始，朱英诞写完诗后即送与林庚，林庚读后为之推荐。但到后来，朱英诞的诗风有所变化，“当时他写的诗我几乎每首都看过，他似乎是一个沉默的冥想者，诗中的联想往往也很曲折，因此有时不易为人所理解” ，林庚便将其推荐给废名。朱英诞也曾短暂追随和实践林庚关于“格律诗”的主张，在《<春草集甲编>跋》中，朱英诞忆道“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两年间”，“我还试写了一些韵律的诗”“其中许多试作本都有以自由体写的原稿，我取来改写成韵律诗，却大抵失败了。废名先生所说：‘是作者帮助方块，并不是方块帮助作者，’但其实我倒是想追随静希先生完成他的实验的”。在戴望舒和林庚的争论中，朱英诞自然站在林庚一方，但态度却颇“冷静”，在1948年所写的一篇评论戴望舒的文章中，他谈到“事变前戴望舒先生和林庚先生为了诗的形式和技艺的探讨的论争，当时我是奉劝过林庚先生的，完全可以付诸不闻不问，这一点废名先生最为暸然；但林庚先生是新英雄，我也是暸然的。” 1935年12月，朱英诞的第一本诗集《无题之秋》印成，序为林庚所作，林庚乃借题重释“自由诗”之意不在“形式”，文末云“英诞平日常以诗来往近擬选印，嘱为作序；正苦无话可说心有此感顺便写出，愿英诞与我共勉之。” 其时两人交往甚为密切，摘录林庚致朱英诞一信为“诗集已改好抄清，废名先生序亦写来，即可动手刻了，得空星期四晚盼见面，今日初雪，十月阳春，别有清趣也。” 抗战期间，林庚返乡，至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此时鸿雁传书，林庚犹不忘朱英诞之创作，劝曰“近来诗境进益如何，听兄年来篇什不甚开展，一旦闭门觅句，则又恐易入巧途中，此宋人终身病也。”
抗战胜利至建国后，林庚曾与朱英诞见过数次，“在见面中也没有再听到他谈起自己的诗作，我以为他已无心于此了” ，实际上，为避“诗祸”，朱英诞此时很少公开与人谈诗。直至1985年，朱英诞已去世两年，朱英诞长女朱纹访问林庚，并告之朱英诞去世消息，林庚才知道朱英诞一直坚持写作，留下了大量遗作。林庚在朱纹所提供的诗稿上圈点选诗，所选诗为后来出版的朱英诞诗选《冬叶冬花集》之雏形，并作《朱英诞诗选书后》一文。
废名：“乐莫乐兮新相知”，这句诗在废名用来，正是形容与朱英诞的关系。自林庚介绍朱英诞与废名相识后，两人甚为相得。朱英诞家住西单，常在午后步行至北河沿废名住处谈诗，集中有数首诗皆题为《访废名不遇》，其中一首甚好，抄录如下：
访废名不遇
我独自踽踽的，
走过清翠的天的山谷；
或者行色匆匆，
道旁的水果香也不挽留。
小河里没有流水如云，
枯树是静观逝水的老人；
一个静静的冬天将告别的日子里，
我似乎感到一点寂寞吗？
当我隔了玻璃窗探视时，
那些旧家具是一些安静的伴侣，
它们似乎一点儿也不寂寞，
于是我平静地回来。
作于一九三五年
朱英诞之访废名，“一点寂寞”之意，犹如虚空――套用废名诗句――不就是“一点爱惜的深心”么？当时废名正在北京大学课堂上讲新诗，朱英诞既去听讲诗，又参与了选诗，如朱英诞在郭沫若的《夕暮》一诗下用英文写“非常好”，于是废名在讲郭沫若时首推此诗为“新诗的杰作”。废名常邀朱英诞、林庚等人去中山公园谈诗，一信云“现由我约定于星期二（五月五日）下午两点钟在中山公园后门池边柏树下茶座上晤谈，已函知静希，届时请你径由西城往中山公园为幸” ，还有一信大概是废名对“访废名不遇”的回答，“雪中我也是访友谈天去了，孰知乃有朋自远方来，其实离桥上不远，何人不知而雪亦不知乎？归来乃留得足下之‘悲观’，我亦甚觉可惜也。”
朱英诞的第二本诗集《小园集》编就，请废名作序，即如前述。不过，在翻检朱英诞遗稿时，我发现《小园集》手稿中所夹杂的废名序言，中间省略了废名初遇朱英诞之情景，因此废名序言为陈萃芬手抄稿（按朱英诞曾写：所藏废名手稿为鼠所啮，仅余论唐俟的一篇 ），因此，目前很难断定，这一细节，是废名序言的初稿中就已写成？还是废名在公开发表前才添加的？
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废名忽然搬至雍和宫，等朱英诞去北河沿时，真的变成“访废名不遇”了。后废名来信告知，朱英诞去雍和宫，并劝废名南归。到年底，大约是废名听闻母亲去世的消息，遂南归。
1940年秋至1941年春，朱英诞在周作人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讲新诗”，接续了废名在战前“讲新诗”的工作，朱英诞一边整理废名的讲稿，一边自己撰写讲稿，凡废名论及的，先录废名稿于前，再附录自己的意见于后；废名未曾论及的，则为朱英诞所撰讲义，如此一年讲下来，便成朱英诞与废名合撰的《现代诗讲稿》，并有与讲稿相应的诗选《新绿集》（中国现代诗二十年选集）。此外，朱英诞还编选了废名与沈启无的合集《水边》。
抗战胜利后，废名又回北大，并发表《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朱英诞从东北归，往见废名。在朱英诞的回忆中，还有废名谈诗之感慨。但不久，朱英诞又至唐山教书，等再次返京时，废名已赴东北，此后便再无相见之日，在《梅花依旧》中，朱英诞感叹“闻一目已眇。呜呼。怎么能到那么寒冷的地方去呢！”
李白凤：字象贤，朱英诞在民国学院时的同学，共同向林庚请教学诗。李白凤大约是富于诗人气质，又以结交名人和发表作品为荣。因此，托林庚介绍认识周作人，朱英诞在《苦雨斋中》忆道“而周先生对象贤很赏识，并且有兴致偕渠至秋荔亭去看俞平伯先生，而象贤每有所得，归来总是满怀春风似的诉说着，我听着也很高兴。” 一年后，李白凤去上海，常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后被认为是“现代派”中一员。此后，通过林庚或其他友人，断断续续有所联系。据陈萃芬回忆，李白凤后来曾在山西大学教书，也曾到北平，住朱英诞家，由朱英诞介绍工作。后无联系。
沈启无：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沈启无与废名、林庚交往甚多，据沈启无所说，废名住北河沿时，与沈启无住处仅一河之隔，经常“飘然而至”，沈启无之所以写新诗，亦是因废名鼓励。但奇怪的是，未见当时沈启无与朱英诞交往之记录。直至沈启无聘朱英诞到周作人主持之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朱英诞在《梅花依旧》中的回忆也是轻描淡写，“我偶然遇到沈启无（曾在废名家见过）”。其时，沈启无任中文系主任，并与朱英诞共同担任北京大学诗词研究社导师，沈启无在一信中言道“我擬聚英诞南星国新诸君于一堂” ，又一信说“我和英诞南星都说过，颇想能有机会办一刊物，最好是诗刊” ，颇有发动及引导新诗潮流之志。这一刊物大约就是《文学集刊》，已非纯然诗刊，沈启无任主编，朱英诞、李景慈为助理编辑，“卷头语”云，“我们愿意担荷这责任，古典的精义与现代的写实熔为一炉，中外古今之得以闳通，而又各有牠的独特”。1943年9月《文学集刊》第一辑出版，出至第二辑。因受“周沈交恶”影响，虽已预告第三辑篇目，但并未出版。在此期间，两人交往极多，可谓“通家之好”。在沈启无致朱英诞的信中，有约朱英诞给学生讲诗、对朱英诞新诗课建议之语。在《水边集序》中，朱英诞记载有沈启无去其海淀乡居中催稿之事。
沈启无携朱英诞之诗去日本，并获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赏副赏” ，奇怪的是，朱英诞对此事并不知情，仅猜测沈启无冒其名而获赏，这一疑云直到写《梅花依旧》之时仍未解开。此后，因“周沈交恶”，沈启无被周作人“破门”，去武汉协助胡兰成办《大楚报》，朱英诞亦去职北大。三年后在东北重逢，建国后抑或有相见之机（陈萃芬回忆她曾偶遇沈启无），但时势易转，文事消散，已不复当年。
周作人：对于周作人，朱英诞更多的是敬且远。在李白凤频频造访苦雨斋之时，朱英诞仅是旁观而已。苦雨斋的聚会，似乎朱英诞也很少去，如林庚信云“苦雨斋之聚亦仍照常，惟少见废公及吾兄耳” 。据《梅花依旧》及陈萃芬的回忆，周作人对朱英诞颇为欣赏，曾在废名、沈启无面前多有夸奖，并有文副题为“给一位小友”，“小友”即朱英诞。除《梅花依旧》中所述与周作人之缘外，在《苦雨斋》中，朱英诞记述了几次与周作人的交往及印象，如“眼睛渐渐缩小了起来，眼球微微向上，于是一位一代伟大的人物突然有如一头印度的“象”，――使得我脑中诗意大转”，又如“苦雨翁的走路，他常是带着一些兴奋的样子走向书架或者别的地方去，而姿态很像一种醉汉的碎步，或者说有如火焰的欢欣跳舞，生命的活跃充分表现了出来，与平常在外面的枯淡的神情完全不相同。” 因“周沈交恶”及《苦雨斋中》一文对周作人的触犯，朱英诞此后与周作人遂无往来。
在1941年秋的一次庆祝“四一剧社”成立的聚会上，张铁笙戏谑式地介绍朱英诞，“说我的文章‘跟周先生一样’，而且‘有时候字写得也跟周先生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称他为周先生。’云云”，朱英诞在面红“羞涩”之余，撰文分辩道“周先生现在是有光，没有火了。然而我，我的幽愤频增。我的幽愤是多方面的。可惜有‘幽愤’而无‘诗’。” 或可反映朱英诞其时之心绪吧。
鲁迅：朱英诞从未见过鲁迅，但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在《梅花依旧》中尤显。在我阅读朱英诞所遗《现代诗讲稿》时，见废名所讲鲁迅新诗的部分被剪去，问陈萃芬方知朱英诞以鲁迅不应与众诗人并列。在其遗稿中，朱英诞亦藏有时人研究“鲁迅与新诗”的论文剪报，可见其关注之情。在《梅花依旧》中，朱英诞以鲁迅“把五四的光彩捧到了三十年代”，当然，朱英诞以周氏兄弟为时代的大人物，而自认是“大时代的小人物”。
南星、黄雨、李景慈、沈宝基：皆为朱英诞于北大时的诗歌“小圈子”中人，或曰“废名圈” 。南星成名已久，以新诗、散文著称，朱英诞曾述与南星共访周作人，南星戏称“旧刑部街”为“久行步街”。黄雨为废名之学生，时为北大斋务处职员，以写新诗闻名。在任《新北京报》编辑时，曾发表废名致朱英诞的“诗及信”。李景慈毕业于辅仁大学，在北大文学院任助教，写小说和散文，在沦陷区文坛甚为活跃，据称亦是北平左联成员。曾参与《辅仁文苑》、《中国文艺》、《文学集刊》的编辑。建国后直至八十年代，都与朱英诞保持来往，后任北京出版社社长，朱英诞诗选《冬叶冬花集》即是在他的介绍下由陈萃芬编辑，于1994年自费出版。沈宝基为法国留学归来，写诗、译诗，并发表批评，曾与朱英诞比邻而居。在朱英诞自编的《花下集》中，就载有一首有趣的“联句诗”：
屋里的天涯
（星期六七人联句）
夜，恐怕是花儿放送出来的吧？（朱英诞） 【平常，尚似丛句。】
胸中能生长出花儿来吗？（沈宝基） 【已想入非非矣。】
我的胸中为什么不能生长呢？（沈金川） 【何其天真！】
那是你缺少了光。（沈宝基） 【遂进入深刻。】
灯的辉煌是诗人的狂易，（张雪芳） 【略映带讽刺。】
华灯初上里夜和我们携手；（陈传彩） 【不失矩度。】
一阵风把黑暗吹到人间，（沈金川） 【陡转入严肃。】
我们又将进入梦里的沙场。（沈金声） 【再接再厉。】
沙场上犹有醉卧的人吧？（沈宝基） 【沈着。】
灯亮非是阳光，唉，花儿的故乡啊！（朱英诞） 【科学与诗的谐调。】
风动我们的笑容和雪的芬芳。（张雪芳） 【富有情趣。】
烟飘到了屋里的天涯，（沈金声） 【神奇！动人之极！】
如云一般的在空中舞蹈着，（沈金川）
而我随之舞蹈的生命，雾中的花。（沈宝基） 【化生动为老练。】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北京景山东街三眼井沈宅。）
在诗后“附记”中，朱英诞写道“与诗人沈宝基仅一墙之隔。其时宝基仍喜赋诗，两个孩子声兄川弟甚乖巧，这一首联句诗就是我们访谈时大家欢乐中所写成的。”联句中署名六人，陈传彩即陈萃芬，为朱英诞之妻。沈金声、沈金川为沈宝基之子，张雪芳为沈宝基之妻。所谓“七人联句”，未见其名的是朱英诞长女朱纹，此时尚一岁，还是咿呀学语的怀中婴孩。那么，这首联句诗便是两家诗人邻居周末串门聊天时的出产物了。朱英诞在联句诗上还附上眉批，原诗稿为附于诗后，今抄录、列于诗句之旁，亦是以朱氏之乐为乐也。
“北大讲诗”之后：“北大讲诗”几乎是朱英诞履历上的辉煌。从习诗到讲诗，作为一位诗人，朱英诞实际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场”，但随即被时代所覆灭。自北大去职后，朱英诞在北平特别市政府任职两年，之后与陈萃芬一起去东北教书。1948年底，朱英诞回北平，曾见废名，不久又至唐山教书。1951年返京，此后在贝满女中教书，1963年因病退休。此后二十年，笔耕不辍，但人所未知。在遗稿中，我曾见一纸，题为“1972年第3次清稿5年计划”，上书其计算所写新诗数量之法，“四十年，以每日1诗计，共计约14600首”“每日清缮30首（早起、午后、夜间各10首）”，等等。今之于遗稿所见《朱英诞自订诗稿》，包括二十六册三千余首，也许是这一计划之成果。但如算上其他未修订的散卷及佚诗，其作品总量就难以计数了。至于自传《梅花依旧》，朱英诞长女朱纹曾言道：见父亲总是伏案，却从不见发表，于是追问缘由及来历。至1982年底，朱英诞才撰《梅花依旧》作答。
在《梅花依旧》的结尾，朱英诞单辟一节为“三十年代（小引）”，我读后以为言或未尽，于是询问陈萃芬，答道自传至此已写完。“对真理的热情是三十年代青年诗人与作家中最有才能的份子特征。”朱英诞引此语，我甚喜之。“所有致力於文学艺术的人几无例外的是”从梦想“屈原世界”开始，以进入“非屈原世界”结局，朱英诞此说，我同悲之。
丁亥处暑於京沪旅次
详情
亨亨先
关于诗人朱英诞
陈萃芬口述 陈均撰写
一 少年时代的朱英诞
少年时代的朱英诞，我还真不知道。我当时不在天津住，我在北京，后来都是听英诞他说的。何炳棣写了四篇文章，写两个人玩的情况，这些事情英诞自己都没说。我编《冬叶冬花集》的时候，给附进去了。可惜那本诗选，我忘了把英诞的生平加进去。
英诞和何炳棣两人小学就是同学，初中上的是南开中学，一块儿考试，考试还作了弊，两人答题的时候，英诞在后面捅他，问会不会，被老师看见了，也没惩罚他，因为也没真正抄袭什么，后来两人都录取了。英诞有病，瘰疬，实际上就是腮腺炎，得了好几年。上体育课的时候，他摔了一跤，何炳棣说，老师不但不怎么样，还骂他，叫他起来，结果摔破了，瘰疬、也就是腮腺炎破了，流水，上医院里治。一直到他差不多十几岁以后，这个病才慢慢的好。怎么好的呢？他老说是奇迹，在天津有一个药房，有这种病的人可以治好，发藏药，小包的，一包一包的药，给老百姓。给了他一包。他从得到一包药，专门治这种病的，吃了以后就好了。从那以后就好了，没怎么犯吧，彻底好了。遇到这么一件事情，他说过也写过这件事情，这挺难得的，因为这病不好治，后来就彻底好了。他老觉得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老说这个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的。
何炳棣一直在南开读下去了，英诞读了一年，由于摔跟头，瘰疬破了，就休学在家自学，三年以后，他考高中，考上天津汇文中学，也是相当好的教会学校。当时教他们英语的都是英国老太太，所以他的英语好，而且英语发音好，读得特别好听。
原来他们家在天津，离塘沽不远，他那时老跟门口的小孩玩，他家里怕这个，就说人家是野孩子，咱们就在家里，好孩子，管教的孩子，说好孩子不能跟野孩子玩。可他呢，就爱跟野孩子玩，上天津的郊外跑，玩得挺晚了才回来。家里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那时家里管得都还很严，不让孩子到外边去，有这个经历。
英诞最早的一首诗是1928年写的，叫《雪夜跋涉》，后来他自己发现了，把它抄了下来。他写诗的影响是从他祖母开始的，他的祖母挺有文化，他的父亲是做旧诗的，诗做得相当好――何炳棣说，我怎么不知道啊。那时他们住得挺近的――何炳棣的父亲是学历史的，给他们补习历史。英诞的祖母有文化，阴天、下雨，就在家里背诗，在屋子里背诗，背什么诗啊，背唐诗，背白居易的著名的《琵琶行》，这件事情影响英诞挺深的，他老听奶奶念诗，影响了他的兴趣。他知道有白居易，就把白居易的诗都找来，自己看，自己学习，他自己用功。从白居易开始，他就把东西找来，自己念，自己学。
二 写诗，结识李白凤、林庚和废名
1932年，他从天津到北京来，那时北京的学校很多，而且有名、比较好。他们家全迁来了，就住在西城。先在宏达中学补习，后来考的是民国学院，不是名牌大学。因为民国学院离他家近，而且是私立的，好考，他就考到那儿了。林庚是他的语文老师，对他写新诗影响很大。新诗当时挺发达的，报纸上杂志上都有介绍，他跟他的一个同学李白凤都写诗。
他写诗挺努力的，每一首诗，就给林庚看。林庚看了以后，有觉得好的，就留下来发表。这样，他就开始写诗、发表诗了，所以林庚说，他每一首诗我都看过。他每写一首诗，就到林庚家去。林庚家就住现在的西城区丰盛胡同，林庚的夫人那时教志诚中学，就是现在的35中，教生物的，林庚的夫人跟他都挺熟的。
英诞和李白凤一块儿作诗，李白凤这人挺有天份的，但这人不好，他后来跑上海去了，在上海，和那些国民党的人在一起，再后来通信就很少了。有一段时间，李白凤到山西大学教书去了，也教新文学。但是这人呢，特别的浮，特别的浮夸，浮夸极了。他当了教授，教大学，穿着什么马褂啊，穿的什么背心啊，今不今、古不古的，就是觉得，我是大学教师，挺拿一手的。另外一个朋友到我们家，就说起他来，说他在山西大学的表现非常不好，挺自以为是的这么一个人。倒挺有才华的，有才华但是走的路子不是很正的，不是在那儿创作的，就是好出名，出点风头。后来，来往就少了。忽然他到北京来，在我们家住着，到北京来找工作了。英诞就给他跑，在北京找一些老朋友，比如韩纲羽，在北京最有名的师大女附中教课，是很有成绩的，挺有名的教师。韩纲羽给李白凤介绍到师大女附中，以后我就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我记不得了。这人好吹，后来《新文学史料》上，他爱人给他写的稿子，介绍李白凤，说是“京师大学堂毕业”，我说他啥时候上过京师大学堂、上过北大啊，就是民国学院，还没毕业就走了。不是这么回事。
后来英诞在北京教课，好多中学请他，他后来在39中，就是贝满，他是挺实在的那么一个人，北京那时候地下党挺厉害的，我在女一中，有一个老师被捕，左倾，国民党那时候挺凶的，他们左派的老师，韩纲羽是头儿，他们到中南海去开了一个会，那时中南海也是一个公园――北海公园、中南海公园，游人顺便进，不像现在改成政府了。挺大的园子，大家都去玩了，韩纲羽组织北京的老师开了一个会，怎样挽救这个老师。这个老师的名字我忘了，还是我教书的学校的。
写着写着，林庚就说英诞写诗看不懂了，怎么回事啊，就把他的诗拿给废名看，说看看这诗怎么样，废名那时还不认识英诞呢。废名一看，这诗写得太好了，他喜欢，从那时起，他就认识废名了，废名就是他老师了，有诗也到那儿去谈，关于写诗的事也去找，废名开课的时候要选诗啊，英诞帮他一块儿选诗。英诞谈过，说选诗的时候，关于徐志摩的诗，废名选了，英诞把它拿下去，后来废名没选徐志摩。胡适和废名同时讲诗，两人开一样的课，但教的课不同，听课的人也不同。废名就没讲徐志摩的诗。他们都是从《尝试集》开始，但是选的诗不一样。他们都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一点在新诗坛还挺有意思的。
他总是看废名去，他们俩特别说得来。废名住北河沿12号，英诞家在西单，吃完饭没什么事，就从家走到北河沿，去看废名。有一次去的时候不在家。最初见到他时，废名还说，你做一首诗得了。他说，我在门外想着一首诗，已经做好了。废名老约他，上中山公园聊天，谈诗，选诗。
七七事变以后，好多老师都走了，南下，林庚也走了，到厦门大学教书去了，废名还没想走，英诞就劝他回家，你有家还不赶紧走，回老家去，废名的老家不是湖北黄梅嘛，废名还不走，从宿舍里搬了，搬到哪儿去了？有一天找他，不在了，听说废名搬到雍和宫，雍和宫里有废名一个老乡，在那儿出家，废名搬到和尚住的香房里头。英诞也去看过他好几次，去了以后，英诞还是劝他，说你还是回家吧，现在挺乱的，乱世了，劝了以后，就回去了。
三 在伪北大讲诗以及沦陷区文坛
七七事变，废名还没走呢，那时候周作人当官了，沈启无就给他推荐，让朱英诞教新诗。沈启无跟周作人很熟，是四大弟子之一，有一次在路上，就跟周作人提起来，说朱英诞现在需要工作了，给周作人介绍，“不是正好要成立新诗研究社，要开新文学课，里面有新诗，是不是可以让他来教书。”
那时学校刚成立，文学院有五个系，沈启无是中文系主任，沈启无非常稳，很能干，讲课大家也很喜欢，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很细致的那么一个人，对人也好，当时声誉都在其他教授之上。
周作人不行，给大家作一次报告，谁爱听他的呢？听不懂他的话啊，都看他在那儿揉桌子，真是无味极了，谁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他也不怎么去学校，不上课。做个报告，大伙说瞧瞧去，哎哟，真难受，真别扭，不知道他说什么。日本人就看他太太是日本人，就让他出来工作，其实他这人工作能力也没有，还当了教育督办，靠底下人做事，他自己没做什么实际事。
关于周作人遇刺那件事，我们在学校里说的是，沈启无大年初一到周作人家拜年，结果挨了枪，是怎么回事呢？周作人出来送客，送到门口，有两个人冲周作人开枪，周作人趴地上了，我们这老师沈启无，趴周作人身上了，保护他，结果沈启无挨了两枪，到现在子弹还在里头呢。周作人没挨。别人写的不对，这事现在人人说法都不一样，当时我们上课，有时沈启无还说笑话，说子弹还在他身上。因为周作人这几个学生挺忠实的，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周作人把他给出了，我从学校出来了。我只知道他去《大楚报》，和日本人接近。后来，两人感情彻底掰了，利益不一样，周作人厉害着呢。
我们和沈启无当时交往得挺密切的，沈启无是我们的系主任嘛，我们上他们家里头，他夫人叫傅梅，他们也上我们家来，我们孩子一周岁，他们都来看，相处都挺好的。后来英诞和沈启无有点隔阂，就为一首诗的问题，大概就是沈启无上日本去，把诗带过去，可那时他是以系里的名义带这首诗去，也就让人以为是沈启无的，好像得了什么奖。英诞他不知道，没跟他说，这好像有点嫌隙似的，其他都挺好。他也挺关照我们的。沈启无办《文学集刊》，做主编，请了两个人做编辑，一个是李景慈，一个是朱英诞。
沈启无后来在北京师范学院工作，我们听报告去，一看沈先生来了，跟我们打了个招呼，说在师范学院教书，为什么去师范学院呢？那时的北京市长刘仁，当初革命时期沈启无帮助过他们。后来，沈先生没工作，找刘仁去了，刘仁给他帮忙，进了师范学院。
系里助教是李景慈，景慈挺活跃的，写杂文，他是辅仁毕业的，爱人是富家的少奶奶，对人很有礼，挺有规矩的，一家人都挺好的。后来他当过北京出版社的社长，挺能干的，很有名。南星写得挺好的，本名叫杜南星，西语系的，他有一本小诗，我看过，他也挺能写的，发过不少。
沈宝基非常熟，这个人很好，和我们是一墙之隔，我们老上他们家串门，他们也来，沈宝基这人是留法的，他爱人也是，非常好，特别朴实，和我们特好，我们第一个女孩，冬天生火，生炉子，孩子还不到一岁，搁在车里头，在那儿玩，英诞不会带孩子，老看书，孩子一下子扑到炉子上了，把脸烫了一大块，赶紧上医院啦，怎么办呢，孩子哭，没办法，沈太太跑过来，一看，孩子烫得，怎么办？赶紧住院，哎呀，那时候哪有住院费呀，一般生活都挺紧迫的，没有住院费怎么办？沈太太拿的钱，我记得交了一百多，沈先生、沈太太都非常热心，我们的孩子住进人民医院了。
因为院长是周作人嘛，他们经常到周作人家去，那会儿英诞去得最少，可是周作人发现他、把他请去以后，他有时也去，但去得最少，但周作人呢，发表文章，说朱英诞是“小友”，说他年轻、有才华、能写，发表文章挺多的，诗歌发表得也挺多。
废名那会儿不教课了，朱英诞接着教，讲义是学校印的，讲五四以来的新诗人，他在那儿讲课，挺受欢迎的，一个大教室都挤满了，学生、老师都去听课，觉得挺新鲜的，好像是另一派似的，跟那些老先生不一样。英诞挺能写的，写讲稿，一天写五六千字，还编了一本诗选《二十年集》。北大还有一个新诗研究社，每礼拜活动一次，参加的人还挺多的，都搞文艺，挺正规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乱搞，写诗啊，演剧啊。我上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新诗研究社，慢慢就和英诞熟了，我们写东西给他看，他就说哪个人什么派，他说我们是婉约派，那个人是什么派……我也写诗，发表在《中国文艺》，用的笔名“传彩”，“梦中传彩笔”嘛，那时大伙儿都写，挺热闹的。组织家庭后，这方面就慢慢淡了，我就没功夫写了。
后来英诞不去周作人家了，跟我说，“我把他给得罪了”， 怎么回事呢？英诞写了一篇文章，说周作人像一头大象，这篇文章不知道怎么被周作人看到了，把他给辞了，不在那儿教书了。我们搬到海淀，就是现在北大南门那儿，一进去就是一个庙，破庙变成了个自行车店。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两年，不在北大教书了。
三十年代那会儿，杂志上满都是，《中国文艺》，好多杂志上，都有英诞的文章，来约稿的人特别多。找英诞的人也很多，那时活动也挺频繁的，北京的文人挺多的，报纸上、杂志上，经常聚会，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常见他们。张铁笙是挺有名的，是老的燕京大学的，当时在文艺界挺出名，那时他是头儿啊，有点本事，我们请他吃饭，在东安市场的沙龙，这些朋友，一块儿聊天、聚会，东安市场原来有条街，完全是书店，咖啡店，冰激凌啊，奶啊，好多文人都在那儿。我们在那儿请过好几次客，有一个咖啡店，经常有青年人活动。不是固定的。那时交往的文人挺多的，深交的少。吴兴华，是燕京大学的，没什么交往，刊物上有他的，但是跟他没什么交往。我不知道他们在外边怎么样，但在家里没什么交往。交往深的还是李景慈他们，是辅仁的，北京市的。
话剧挺时新的，四一剧社是我的妹夫李云字他们办的，有很多是地下党，我妹妹就是剧社的演员，叫陈光，演那些名剧，曹禺的《原野》《雷雨》《日出》《北京人》，还有其它好多剧。燕京的，辅仁的，好多男同志女同志都参加，因为它是地下党领导的。这些活动日本人不管，不敢管，也管不了。他们有派别的。地下党，挺有办法，演出轰动全北京，那时我们都是看这些戏长大的，那会儿挺热闹的、影响挺大的话剧，都在北京饭店，最大的场地是北京饭店。
四 解放前后
英诞到东北去，是形势变了，四平那边都解放了，希望都在那儿。四平解放后，慢慢就到锦州了，我们就到锦州去了，我有一个念小学时候的校长，姓高，我见着高校长了，一见很亲热的，他在锦州那儿的师范当校长，就约我们上他那儿教书去了。我和英诞一块儿，他在高中教，我在初中教，就在外边这样生活，就在锦州那儿。后来到沈阳，沈阳有一个中正中学，沈启无都去了，办中正大学，好多老师，我们好多同学，见面很亲热，都教书去了。在沈阳待了两年，回到北京。建国时我们没在北京，在唐山，在冀东解放区受训练，挺热闹的，解放以后，教师都在那儿，上暑期训练班，就是全省的教育界凑在一起，开始听报告、学文件，然后讨论，就在那儿学。学完以后，我记得开滦煤矿开大会，英诞会唱戏，唱京剧，他唱京剧唱得挺好的，拉胡琴，还登台表演，后来河北省教育厅长也去了，教育厅长也觉得这位同志方面挺多的，接见我们，后来写了一封信，给华北大学的校长吴玉章，介绍他去人民大学。51年回北京，英诞在家里看书、写作，把信搁在那儿，也不找去。他上贝满中学教书去了。
采访时间：2006年10月27日
采访地点：陈萃芬家
陈萃芬：朱英诞之妻，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曾加入北京大学新诗研究社，并在《中国文艺》、《中国公论》等刊发表诗作。
载《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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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6 21: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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