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艺术 - 书评

小书虫

　　《诗的艺术(修订本)》出版后，我在译文里发现了许多毛病：或者是原文没有懂透，或者忽略了原文的某些辞藻，或者过于中文化。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它综合了读者意见，给我提出了几条修改原则，深中肯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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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ris

　　对于诗，很多都人会有敬而远之的态度。“诗歌是通往心灵的小径”，而这条小径有又太神秘了，常叫人遍寻不着，更别说走了——大多数的人更愿意奔向小说、戏剧这样的康庄大道，因为它们要好走得多。久而久之，诗歌就越来越少人问津了。
　　如今的我们读网络文学，读微博段子，读年终财报但鲜有人再读诗了，诗歌的时代似乎已远离我们。
　　
　　某一天，读了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我发现，这本被公认为是古典主义文学的“法典”的书令我有了重新审视诗歌的兴致。以下便是我读《诗艺》（第一章）的一些想法与感悟。
　　
　　一、肯定诗人必须有灵感，必须有自知之明
　　“如果他感觉不到吟咏的神秘异秉，如果星宿不使他生来就是诗人，则他永远锢毕在他那褊小才具里还是不要自苦吧，强学诗终会失败，莫以你爱吟咏就认为你有天才，也该怕学诗不成，到头落得空欢喜，你应该久久衡量你的才华和实力。”
　　
　　由这段可见，布瓦洛认为诗人并非人人可当的，合格的诗人必须要有天赋与灵感。这似乎有悖于我们说的“有志者事竟成”，可怜诗歌创作的确并非仅靠后天勤奋便可达到的，真正优秀的诗歌需要有绝妙的灵感，这便要求诗人必须要有异于常人的才华——而才华与灵感这些东西真是勉强不来的，它是上帝给诗人的馈赠。
　　中国有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但依我看来，这样“吟”出来的“诗”是难有精品的，这样培养出的“诗人”也是不合格的——他们顶多只能算是诗匠，所做之诗有匠气，而无才气。因为音韵、平仄、对仗这些形式上的技巧或许可以通过后天的练习培养出来，但诗歌的“意境”却绝不可能靠技巧获得的——而“意境”却恰恰正是诗歌的灵魂——它只能在诗人灵感的火花迸发的刹那被捕获。
　　因此，布瓦洛奉劝那些平庸之人不要强学做诗，“向往着文艺生涯，要走这艰难途径，还是不要自苦吧，强学诗终会失败，莫以你爱吟咏就认为你有天才，也该怕学诗不成，到头落得空欢喜，你应该久久衡量你的才华和实力。”
　　
　　二、提出诗歌韵与义理的配合
　　“不管写什么题目，或庄严或戏谑，都要情理和音韵永远地互相配合，二者似乎是仇敌却并非不能相容；音韵不过是奴隶，其职责只是服从在理性的控制下韵不能束缚理性，义理得韵而愈明。”
　　
　　诗歌本是灵感的果实，其迷人之处正在于有高明的义理。音韵会使得诗歌锦上添花，但它绝非是诗歌的主角。如果我们一味追求音韵的华丽而忽视其他，那么诗歌义理的表现力就必然会被削弱，这便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愚蠢行为了。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永明体”诗，便是一个因过分讲究音韵而影响义理的反面例子。从现存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声律的要求是相当精细繁琐并十分严格的：“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轮扁不能言之”（《南史陆厥传》载沈约答陆厥书），可见永明体对音律的苛刻要求，必然会给诗坛带来了一些弊病。
　　诗歌的创作，必须要首先明晰“韵为理服务”这一原则，切不可本末倒置。我认为，在不影响义理的表达的前提下，适当追求音韵的美，可以令诗歌的音韵与义理相辅相衬、熠熠生辉，会令诗歌更加完美；但是若过分追求音韵，“以理就韵”，那么音韵便会化为一副无形的枷锁，捆绑住义理这一诗歌的灵魂。
　　
　　
　　三、强调理性高于一切的观点
　　“首先要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
　　
　　布瓦洛的“理性”是指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与道德规范，如忠于国王、忠于公民义务、个人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以此看来，我不免觉得布瓦洛的所谓“理性”多少有些取悦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的意思，显得有些饱受，我认为这是布瓦洛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难以回避的局限性。
　　我们的诗歌的确需要布瓦洛的“理性”，但在此之外，那些注重人的内心需求、肯定个人的力量的“感性”也是不可少的。
　　布瓦洛是一位坚定的崇古主义者，在古典主义者的眼中一切文艺样式都应该“与理性完全结合”，而布瓦洛又特别指出，“戏剧必须与理性完全结合”，“情节的进行、发展要受理性的指挥，绝不要让冗赘场面淹没着主要目的”，“切不可乱开玩笑，损害着常情常理：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
　　
　　四、强调“开宗明义”，否定浮夸俗滥
　　“也有时一个作家肚子里意思太多，不说尽一个对象绝不轻易放过。如遇到一座宫殿，便先写它的面景；然后又写些平台请你去——光临；这里是一个石阶，那里是一个走廊；那里又是一个阳台，栏杆都发着金光。他数着天花板上圆和椭圆的藻井；到处都是雕花呀，到处都是绶带形。我跳过了二十页想看看是否结束，哪知还是在花园，简直是无法逃出。莫学这些作家啊，避免这浮词滥调，累赘的无用细节你应该一概不要。凡是说得过多的都无味而可嫌；谁不知适可而止就永远无法写作。”
　　
　　中国人称那些表述毫无节制，冗杂乏味的文章“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可见文章的表述必须要有节制，不懂得取舍主次只是一味地倾泻语言，这样只会令人生厌。文章尚且如此，那么一向讲究精炼的诗歌就更要避免浮夸俗滥了。
　　冗杂的叙述会妨碍主体思想的表达，不仅令人厌烦，更叫人不得要领。因此，我认为布瓦洛提倡的“写四个字删三个字”，并非只是完美主义者的强迫症——它是一种耐心斟酌，懂得区分主次，懂得取舍的创作态度，这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五、肯定诗歌语言风格的“风雅”，否定俳优打诨
　　“无聊的俳优打诨蔑视着常情常理，曾一度眩人眼目，以新颖讨人欢喜。从此只见诗里面满是村俗的调笑；从巴纳斯神山里到处是市井嘈杂；大家滥咏狂讴，越来越肆无忌惮最俗恶的滑稽家居然也有人赞赏；哪怕就是笪素西都找到人来捧场。但是，最后，朝廷上感觉到这股歪风，它憎恶着诗坛上这种荒唐的放纵，辨认出率真自然不同于俳优俗滥我们要学马罗的那种风雅的戏谑，把滑稽的村俗语丢给新桥卖药人。”
　　
　　语言风格方面，布瓦洛强调“风雅”（“要雄壮而不骄矜，要风雅而无虚饰”），他把民间语言视作为“鄙俗卑污”、“市井嗷嘈”。布瓦洛的这些观念体现了法国专制政治的文化统一化、规范化的要求，以适应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我认为这其中有合理的、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保守性。
　　我认为，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布瓦洛是的观点完全是“站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他仅仅看到了高雅文化的尊贵，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草根的民间俗文化的活力。老百姓才是一个国家的主题，老百姓们乐意接受那些“市井嗷嘈”，说明她们肯定是有其优点的，一味地否定抹杀它们存在的合理性那断然是不正确的作法。
　　举几个例子：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作品里头一直被视作“末流”，它们被认为仅仅是消遣之物，登不上厅堂，但看如今，四大名著四本小说早已得到了人们高度的肯定；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提倡推广白话文，这曾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因为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变，似乎是“雅”对“俗”的妥协，但历史最终却证明，这样的妥协是值得且伟大的；十月份，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看了一个他的演讲，莫言说，他在小说创作中常爱加入高密方言，因为他觉得“俗不可耐”的方言显得鲜活、有感染力
　　所以，我认为布瓦洛一味排斥市井语言有其局限性，有点矫枉过正的味道。
　　
　　六、提倡创作诗歌要慢慢推敲，不求迅速
　　“从从容容写作吧，不管人怎样催逼，万勿以敏捷自豪，求迅速只是傻气：你说笔头很快，一篇诗走笔而成，这不说明你多才，只说明你欠精审劝你从容地忙着，总不要失去耐心，还要十遍、二十遍修改着你的作品：要不断地润色塔，润色、再润色才对；有时候要增添，却常要割爱删弃。”
　　
　　布瓦洛的这点主张倒是和中国古代诗人贾岛的做诗准则很契合——那个耳熟能详的“僧敲月下门”的故事。
　　这一点，布瓦洛自己的阐释非常经典：“一个作品不能表现出修改太过，但是实际上修改越多越好，往往就是由于修改，经过刮垢磨光的工夫，才能使读者感到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之趣。”
　　
　　
　　《诗艺》，不愧为古典主义文学的“法典”；布瓦洛，无愧为古典主义文学的“立法者”。
　　

当我还

　　对于诗，某些时刻是望而生畏的。我似乎急于去搞定他，急于去显摆自己，可最后发现写出的都是些四不像，怪物。我想很多人肯定和我一样。
　　某一天，在图书馆寻找关于如何写诗的书，于是让我遇见了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借回来依然是在书架上躺了好些天，然后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拿出来翻两翻。就是连续几次的翻翻，我大概地把这本书看完了。布瓦洛，之前对于他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书前面的布瓦洛评传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恃才傲物的家伙，不过人家的确有这样的资格。
　　书的主体部分，也就是布瓦洛对如何写诗的叙述，译者采用诗的格式诗的语言，虽然不知道原文是不是也是这种形式，但从译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布瓦洛在诗的造诣和对于如何写诗的智慧。他从韵律、体裁、情感等多方面对试图写诗者提出了告诫，每一个热衷于写诗的人都会从中受益良多。
　　再看看我们这个时代下的所谓的诗人写的诗，很多实在是惨不忍睹。有太多的无病呻吟，有太多的乱七八糟的忧伤、痛楚。用老贾的话讲，我们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痛的一代。那些个忧伤、痛楚，都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写者已经没有真情实感，读者又怎么能感受到半点感情呢？但事实是什么呢？写者退步的同时，读者也退步了。很多人推崇这样的文字，刻意模仿这样的文字，于是我们的文坛、诗坛愈演愈糟。
　　其实不是我们的时代让诗怎么了，而是我们时代下的人，写文字和看文字的人。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应该摒弃那些虚假的文字，我们需要真实。真真切切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