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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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汉族，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纵观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施行易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虽然他奉行蒋中正（字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此处有争议），据中国历史教科书及张学良纪念馆是蒋中正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但据《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以及张学良自述（可见《张学良世纪传奇》第四十五章《沈阳兵变》部分）则是张学良本人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三省不费吹灰之力就落入日本贼寇之手，但日后的西安事变不仅将中国共产党从危机中解救了一把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此处有争议），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作者简介：范克明教授与周亚兰女士均为教师，先后在西安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曾有论著与传记文学作品问世。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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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

序 言

　　 １９８６年，香港《广角镜》月刊４月号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对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 来说，张学良就象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人见过他。在近代史中，如果 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前茅。一位驻北京多年的外国记者表示，中 共的许多高级政要，甚至一般民众，对国民党健在的政治人物，最感兴趣的，除了蒋经国， 就是张学良了。”

　　 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 真诚朋友。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 把我自己无条件的供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 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反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和习仲勋先后代表我 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的不朽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 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 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 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科研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 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 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激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 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 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 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 历史画卷。

　　 作者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在一所高等院校任教，是副教授。几十年来， 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他治学严谨，勤于笔耕。在执教之 余，经常进行科研活动。如今，他在工作、家务繁重的艰苦条件下，怀着对张学良将军的一 片深情，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张学良传》的写作。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 的。

　　 我衷心祝贺《张学良传》的出版。

　　 我热切期待此书的出版能对促进祖国统一发挥积极的作用。

鱼汲胜

１９８８年３月３０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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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章 将军的遗憾

　　 ——写在前面的话

　　

　　

　　 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影片一旦拍成，很难改动，所以遗憾的艺术每每留下艺 术的遗憾。

　　 其实，岂只是电影，人生又何尝不是也常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遗憾呢。唐代后期杰出的诗 人李商隐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 心。”①这不是说连传说中的仙人也有遗憾吗！

　　 由此，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举世闻名的张学良将军。众所周知，他是因为同杨虎城将军在 五十年前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被长期幽禁的，若说遗憾，在当今之世，在还活着的 人们当中，恐怕没有比他对此感受更深的了。这，从他当年所写的一首诗里，也清楚地显示 出来：

万里碧空孤影远，
　　　　 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渐渐鬓发老，
　　　　 唯有春风今又还。

　　 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 诗，题为《自我遗憾作》。五十多年前，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等作出所 谓“人格担保”和保证张学良安全的许诺之后，张学良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料却被扣 留；杨虎城也被迫离开了西安。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 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被囚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 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 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

　　 每当夜阑人静，在长时间伏案工作之余，我常推开通往凉台的门，爱在自己高楼住所的 凉台上，向东南方遥望，很想写一点关于张学良将军的文字，可又觉得将这位中国现代历史 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的勃勃英姿和始终如一的纯真的爱国主义激情，丹心如铁而又充满传 奇色彩的一生事迹很好地反映出来，要把他从一个旧军阀转变成为“特别使人怀念”的民族 功臣的过程如实地加以再现，并对这位曾经走过一条极其曲折、复杂、伟大而又磨难重重的 道路，然而却并非完全没有争议的爱国将领的思想发展和无私贡献，尽可能作一些客观、公 正的分析、评述，谈何容易！但由于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历史功绩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从 将军的遗憾又联想到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以及总理为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改诗的动人事迹， 我似乎又茅塞顿开，文如泉涌了。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 十五周年会议上，张学良将军的老部下和好友高崇民思念将军，热泪潸然，当场赋诗一首， 诗云：

兵谏功成廿五年，
　　　　 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
　　　　 一人憔悴在东南。②

　　 那次聚会，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参加了，有人把这首诗拿给总理看，他看了略一沉 吟，立即指出，“憔悴”二字太消极，建议改为“奋斗”，即“一人奋斗在东南”③，这也 就是说，张学良身虽被囚，其志不移，不消沉，不悲观，仍在奋斗呢！这其实不正是生动地 表达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敬重和深切思念之情吗？

　　 是的，张、杨两将军的个人命运是不幸的，一位牺牲在特务的屠刀下，一位是终身幽 禁，他们都怀有深深的怨恨与遗憾。但如果从西安事变有功于抗战，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 族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方面看，又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这种纯粹由个人 恩怨造成的历史悲剧，却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 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杨拯民语）如果杨将军地下有知，经过八年抗战和四年的 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并又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 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时，他是会瞑目九泉的。张将军的遗憾心情，也会大大减轻。这一点， 在他被囚后，实际也是渐渐意识到了的，他诗中的“唯有春风今又还”，不就反映了他看到 抗日力量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心情吗？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行动给予后人的将不是遗憾， 不是悲观失望，而是鼓舞，是深思，是奋进，是力量！

　　 “噹，噹……”室内挂钟在深夜里发出的显得格外清晰的响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这 才发觉，自己在凉台上站的时间不短了，但不知为什么，却毫无倦意，也不想进屋，仍然默 默地凝视着东南方那象碧海般的夜空，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雪窦山、苏仙岭、凤凰山、黔灵 山、麒麟洞（这些都是当年囚禁张学良将军的地方）：

　　 黔灵青山叠，雾云遮，藜花泪溅，杜鹃声切。芳草天涯无觅处，一代英姿人杰。沧 海事，千秋澄澈。祸急寇深燃箕豆，更乡关，遍洒黎元血。家国恨，誓当雪。

　　 华清池畔擒枭桀。少将军，死生度外，义薄云阙，大礼可须辞小让，笑对刀锋斧钺。身 囚禁，丹心如铁。引颈望风长怀想，凭栏处，唯有山前月。吟到此，语幽咽。④至此，我又 想，张将军目前的处境怎么样？身体还好吧？听说将军渴望自由，很想离开台湾到国外旅 游，更希望能重回大陆，记得报上还曾透露过类似的消息，好象将会获准出国一趟了。但后 来便无下文，将军依然故我，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如众所周知，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张学 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氏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 陷囹圄。这原本就是个大冤案，又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冷雨铁窗，张学良将军也由年 轻少帅而垂老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退一步说，也正象海外著名作家江南生前在论及这 一问题时所讲的：“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 义，如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还说：“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 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他谈得多么好呀！而 且，不谈蒋介石早已作古，如今国内外形势也都今非昔比，这桩早该结束的历史悲剧，难道 还能让它再继续下去吗？特别是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以及香 港、澳门归属问题的解决，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台湾当局还有什么好犹 豫的呢？这也正如前几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中所说的：“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 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 廓海天，不归何待？’”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很明 显，祖国统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到那时，对张学良将军的幽禁将被彻底解除，他将成为一 个自由的人，他定能重返祖国大陆，与亲人团聚。啊，张将军，你在哪里？做什么？在这样 的深夜里，您大概已经休息了吧？当然，也可能在此刻你也无睡意，看到外面月色好，又披 衣来到庭院中，对月兴叹，浮想联翩；也许，也许还会轻声吟咏起李白那脍炙人口的名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是啊，我知道，知道您怀念故乡的一片深情。人们常说，叶落归根，您离开大陆四十多 年了，对故土、家园的思念，怎能不与日俱增呢？有朝一日祖国统一时，海峡两岸齐欢腾， 到那时，可以肯定，您将第一个束装就道，渡海西行，返回大陆。回来先到哪里？当然首先 会先到北京，然后到哪里？是先去东北呢，还是先来西安？我想，您也许会先来西安看看 吧。啊，西安，这古老的历史名城，她曾是周、秦、汉、唐的故里，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 的圣地，然而，俱往矣，如今她以您与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和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而 闻名于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一个伟大转折的西安事变，停止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实现 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基础。“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民族革命 战争由它肇始，土地革命战争的硝烟最后消散在这里，全民抗战的曙光升起在古长安的城 楼。华清池，再不会为仅有水滑洗凝脂、渔阳鼙鼓动地来而羞辱于史册。它更有在凛冽的寒 风中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喊杀拼命的勇士。二十世纪中华儿女的雄风一扫李氏皇朝的侈 糜……”⑤所以对于古城西安，对于您与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每一年的１２月１２日，人们都要集会纪念，颂赞你们的不朽的业绩。你们当年在这里生活 战斗过的金家巷和芷园的住所，都保存完好，并于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前夕修葺一新，成为供 人们瞻仰的西安事变遗址纪念地。啊，张将军，您何日能回来？您如能旧地重游，亲自回来 看一看，该有多好啊！如今海峡两岸已开始出现历史性的松动，台湾不是已经允许居住在那 里的人回大陆来探亲吗？张将军也是符合条件的，如今已经八十七岁，被幽禁了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前的恩怨难道还不该消除？难道要让历史留下永远的遗憾吗？啊，将军，家乡故土 的亲人都殷切地盼望着您的回归。但万一回来不了，您也不要着急，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 还是要坚强地“奋斗”下去。西安、东北和全国人民都时时刻刻怀念着您，在殷切地等待着 与您团聚，甚至希望对您遭受的漫长的囹圄之苦作出必要的报偿，不然人们心里过意不去 呀。啊，张将军，听到这些您会怎样想呢？我思量，您一定很高兴，也许会说：“谢谢，谢 谢诸位，我不要报偿，能回来亲眼看到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能再同我的东北和西北的父老 兄弟姊妹们见见面，这对我就是最好的报偿，最大的安慰。”啊，将军，请多珍重吧，中华 一统、举国上下乐融融的日子为期不会太远了……

　　 “噹，噹，噹……”室内挂钟又在用它那悦耳的奏鸣曲催我进屋了，我却留连忘返，乐 此不疲：

西安捉蒋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旧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⑥

作　　者

１９８６年冬

①　李商隐：《嫦娥》，见《李商隐诗选》，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 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出版。

②③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④　杨德政游黔灵山麒麟洞忆张学良将军的旧体诗词，原载《贵阳晚报》。

⑤　张国星：《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论西安事变》，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　许涤新著《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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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章 张氏父子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太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笔者赞赏这个精辟的论述，叹服作家良好敏锐的艺术感知是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其 实，也不仅限于家庭，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就象万花筒，人生的道路 也决不会径情直遂。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语人无二三。”还有的说：“人生， 是无休止的战场，是幸福与苦难的奇观。”①有些事可以预料和预防，但在多数情况下，却 往往又很难未卜先知，君不见，许多看起来反常、总觉得不可能、不含理、甚至是难以想象 的事，不是也常常会发生吗？

　　 比如张学良，由于出身豪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照说定会是无忧无虑、一帆风顺 吧，实际不尽然。出生于荒凉的辽中平原一所普通民宅中的这个乳名“小六子”的婴儿，从 他呱呱坠地的那个时刻起，世道就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就是在他父亲张作霖飞黄腾达时， 张学良的处境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那时家中虽然声势显赫，宾客盈门，可他由于少年丧 母，顾影自怜，不无孤寂之感。

　　 又如在帅府，张学良原本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是主张婚姻自由的，可是当父亲仅 凭义气和生辰八字而让他与梨树县乡间小镇上的于凤至结亲时，他却一唯父命，默认了这桩 包办婚姻。幸而于系才女，又极贤慧，婚后二人感情尚好，不然，不是会带来很大的痛后吗？

　　 还如张学良早年是新派人物，在处置暗结党徒、阻挠统一、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杨宇 霆、常荫槐时，举棋不定，后竟以投掷银元的办法以卜吉凶。有人不信会有此事，然而这却 是事实。

　　 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一代枭雄张作霖车毁人亡，而这天刚好是 阴历的４月１７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在这里，生与死，苦与乐，幸福与灾难，是如此地冰 炭难容而又阳错阴差地形成了这样残酷的巧合，谁又能料想得到呢！

　　 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甚至 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 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那末，是不是有鉴于此，你才要为他立传呢？不，笔者承担不了此一重任，这里只不过 就他某些特殊的经历，作些笔录与评述，以表达对将军的敬慕和怀念之情。

　　 既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不在沉思中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 探索中，努力去追寻将军那早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夏历４月１７日）出 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张学良的这个简历，照说是无异议的。但他出生在哪一年，在国内外有关张氏生平的著 述中却并不一致。是的，这也正如李传信副教授所说的：提出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似 乎有些奇怪，因为就现在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回忆录和书刊，一般都说张学良出生于１ ９０１年……可是，海外不少学者专家却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如斯诺在《西行漫 记》中谈到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时说：张学良当时“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戴 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５０２页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的１９２８ 年，张学良“年三十岁”。韦氏辞典第九版人名录的１３９８页，也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 ８年。这就有了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呢？我倾向于１９０１年出生说。主要根据是 周大文的文章。周大文是张学良的同学和结盟兄弟，长期追随张氏父子。在他所写的《张作 霖集团的形成》一文中说：张作霖在１８９５年与同龄的赵氏结婚，１８９６年生一子，不 久即死；１８９８年赵氏又生一女名首芳；“１９００年秋赵氏已怀孕张学良三个月”，据 此推算，当然是１９０１年出生了。还说到：１９１２年“四月间赵氏病死”，“时学良十 二岁，学铭五岁”。既然首芳是１８９８年出生，张学良与首芳不是孪生姐弟，当然不可能 是１８９８年出生了。②从上面这些比较确凿的资料和论证来看，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 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张学良出生在动乱的年代。因为１９０１年正是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二年，那时满清王朝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盗匪如毛，民不聊生。其父张作霖，由于少年家贫，流落江湖，常年浪 迹于山林草泽间，所以他和母亲以及年幼的姐姐也是在兵荒马乱中朝夕不安而又饱经忧患 的。后来只是随着父亲地位的变化，他到省城里去了，才结束了这种动荡的生活。

　　 当少年张学良怯生生地来到老大帅府那面阔三间的旧王府式门前时，他看见门对面有一 座大照壁，“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其前有虎虎如生的一对石狮子。青石垫铺的门阶，使 人感到宽敞整洁；滚圆挺直的高耸廊柱，撑着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镂空牙子，又 增添了一股细灵的秀美……”

　　 “啊，好气派！”张学良不禁暗暗赞叹了，他心想，这不都跟画上看到的那些王公贵族 之家一个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或者也可说是个英雄，但他怎么升得这么快？ 曾几何时，他不是还出没于山林草泽间，后来成为官军，也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管带，怎么 转瞬间就平步青云，有了如此显赫的权势？总之，这时他一方面发现，这个新的家与往日的 动荡生涯，与过去在八角台一带的那个家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脑子里也有一些问号。如果 说，儿时的记忆还比较单纯、幼稚，那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疑虑和不安也就日益明 显。因为最初的新鲜、新奇感没有了，生活的优裕弥补不了心灵上的孤寂与空虚。特别是父 亲家法严，在家里，他是一言九鼎，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感到 压抑，总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那时他跟母亲在一起，有母亲的抚爱，邻里的关心，他 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树，可以到河沟边去。可现在他不能随便出去，也不能随便 与外人接触，甚至出门必坐汽车，还有勤务兵护送，直到重又返回这门禁森严的幽深的宅 院。所以那时他常想：这不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吗？

　　 天性好动、喜欢海阔天空的少年张学良，不甘寂寞，开始动脑筋，变着法儿破常规，要 想给这个声威显赫、但却缺少生气的王府透点新鲜空气了。

　　 张学良是张家兄弟姊妹中较年长的孩子，乳名小六子。他从小就性情开朗，活泼好动， 书他虽然也是爱读的，但玩起来也总是别出心裁，乐而忘归。“张作霖有八个儿子、六个女 儿。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这十四人队伍的‘头头’。怀英与怀卿（张学良的妹妹）说： ‘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要求文静，不许出大门， 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敢于突破大帅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 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是他每年７月１５日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是他冬天指 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大帅死后，是他叫我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③

　　 张学良是张作霖发妻赵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 弟学铭。１９１２年，他们的母亲病故，那时张学良才十一岁，学铭五岁，多亏庶母卢氏 （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 “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 人，也许正是不忘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对卢夫 人，他叫“妈妈”，视同生母。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 成为东北军政首脑，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极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对 错称者罚二十军棍”④。至于对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处幽禁之中时还给她写过 两封信，一封说：“……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的话，文句我记不 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 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 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 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 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 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 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 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 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 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 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 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 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 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 子。”⑤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 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 “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 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 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 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 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 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 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 帅”或“雨帅”，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９日生于辽宁海城县驾掌寺村。他原籍河北河间府大城 县，他的祖父张永贵是因为河北遭灾，无以生计，挑着他的父亲张有财闯关东，才在辽宁海 城落户的。但是很不幸，父亲有财在张作霖十三、四岁左右时被一同村无赖王某打死。当时 乡约（即乡间管事人）曾到海城县报案，当局决定通缉凶手，但王某闻风而逃，始终未捕获 归案。

　　 父亲死后，家境更加每况愈下。母亲王氏，生三男一女，大哥作泰早丧。母亲领着他们 兄妹几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不得已才又逃荒到黑山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靠母 亲做针线活和哥哥作孚“扛活”度日，生活困苦，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母亲发愁，常常为 此流泪。张作霖是最小的儿子，俗称老疙瘩，母亲心疼他，没让他去帮工。但他自幼机灵、 乖巧，不忍看母亲作难，所以也尽量设法找活干，如他打过短工，学过木工，卖过针线，还 在赵家庙卖过包子。那时，他在一姓郭的小包子铺发货，开始也还干得不错，但后来就不行 了，因他也许是觉得卖包子终非长远之计，准备另谋生路了；也许是他实在被饥饿折磨得再 也无法忍受下去，所以“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 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 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 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来 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识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 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⑥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改学兽医。这时，他 已长大成人，倒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那时拜著名兽医吴老先生为师，此人医术高超， 而老疙瘩张作霖自幼聪颖，学艺专心，所以不过两年时间，他便掌握了一手医马和相马的绝 招，对所谓“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 问旧病有与无。”这套医马诊谱，他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使一些眼看没救的好马，得以 起死回生，因而人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了。但由于战乱频繁，世风日下，加之那时的高坎 镇，是个三教九流云集之地，张作霖混迹其间，一方面“与乡坤、地痞、土匪、赌徒及各种 女人厮混纠葛”，同时，又有一副侠义心肠，与贫困善良的乡亲患难与共，也正因为他为人 的良知还未泯灭，终为恶势力所不容，被迫离开高坎。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大批清军开赴朝 鲜，曾路经黑山，张作霖便跑去当兵了。在战争中，他智勇过人，立下战功，得了军功牌， 并升任哨长，颇受信任。后来甲午战争失败，清军败退，他看到从戎无望，骑马开了小差， 重又回到家乡。

　　 这时张作霖已二十一岁了，母亲催他完婚，最初他有些犹豫。原来，在四年前，他曾与 赵家庙乡坤赵占元的二女儿结识，互相有意，有一段罗曼史。由于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出息的 小货郎，求婚不成，他也凉了心。现在得知赵二小姐仍未婚配，张作霖决定再次求婚。出门 那天，他礼帽长衫，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来到赵家，终于如愿以 偿，喜结良缘了。

　　 在这之后，他虽然在繁荣的高坎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兽医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治马能 手。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利用职业之便，广为交游，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并逐 渐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初开始，他也势力单薄，以后人枪渐多，加之他又格外机警灵活， 善于网罗各种人才，所以势力越来越大。但这既非万全之策，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为他出 谋划策，认为：“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宽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 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 招抚，岂不为善。”张采此议，到八角台与另一绿林头目张景惠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二人 兵马合在一起，约近三百人，公推张作霖为首，就在台安桑林子詹家窝铺一带为该处保险， 按地抽饷，名为团练，颇具实力。当时的新民知府得知此事，亦表示欢迎。张作霖遂被委任 为骑兵营管带。“张奉到委任，即赴奉天营务处谢委。该营务处以张是绿林出身，声名甚 大，员司们都要看看这个人物如何。见张二目灼灼有光，俊品人物，不是山大王的样子，倒 象个文雅书生。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大 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穿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就是身材不大，因此大家称呼 张为‘小个子’。”⑦在日俄战争前后，张作霖为左路巡防队统领，驻郑家屯，后又将他调 到洪南，这里离沈阳还有数百里。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十分惊慌，最初拟调后 路统领吴俊陞来沈护卫，吴迟了一步，张作霖却马不停蹄，抢先进了省城。原来张作霖部下 张景惠在沈阳讲武堂受训，他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张作霖透了消息，请他迅速来省， 所以张作霖便率领一哨马队，星夜兼程，直驱沈阳。他“在赶路时，经过吴俊陞防地，片刻 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接到张的名片后大吃一惊，说张统领的行动何 其神速！”⑧

　　 实际那时反对满清统治的怒潮日益高涨，张作霖完全是凭着非凡的应变的能力，凭着灵 通的情报和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的信任，以及奉天革命力量受挫、一般城乡人民对革命 尚缺乏了解之机，才得以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崭露头角的。

　　 但他真正掌握整个东北的军政大权，那还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因为当袁世凯在北京 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虽然也是拥袁的，可袁对他并不放心。那时他不过是个师长，虽有一 定的军权，但袁对他有提防，曾派亲信段芝贵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已使他颇感 不快，等到袁世凯“登极”做皇帝、加封段为公爵、张为子爵时，张作霖就更加不满了，曾 愤愤然说：“我何能为人做子！”所以，后来当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时，张作霖就 毫不留情地把段逼出东北，并轻易地获得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职务。随后， 他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黑龙江的督军也由他的亲信担任，终于把东三省的军 政大权统统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很明显，张作霖虽由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而是“长于权谋术数”的 军阀，而且也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喜怒无常，或者是傲视一切的。相反，他倒 是知人善任，并还颇有点礼贤下士的作风哩，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很尊重，他对王 永江（曾在东北当过省长）、杨宇霆这些人从来没有责骂过。王永江每次到帅府去见他，事 先打去电话，张接到电话，就请王来。而且把正门打开，亲自到门口迎接，彬彬有礼。平时 正门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张作霖这一点与鲁莽武夫截然 不同”。⑨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实际，颇善察言观色，但凡确有不同凡响表现者，那怕也许是 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倍受青睐，破格擢升。据说，有一年春节，他独自漫步至前楼（那 是民国初年，督军署内有前后两排楼，前楼办公，后楼为公馆），见一人在办公室内写字， 问他为何不回家过年，那人说家离这里太远，回去一趟路费用得多，现在把省下的路费寄 家，家中过年更宽裕，不也是很好吗？张又提出为何不到亲友家消遣，回答是：不便干扰， “‘外面消遣，以浪费金钱，卑职素喜写字，来此写字，亦所以消遣也。’公不禁怡然为之 动颜色，连声夸赞‘好小子有出息’不绝口而去。”后来，张对此人一直不能忘却，让秘书 长把他找来，几番寻找不可得。后来好不容易把这位老兄找到了，张欢喊道：“对啦，就是 这小子！”可此写字人（录事）却甚惊惧，以为大祸临头，吓得面无人色，然而张却“温语 有加”，并为之安排了一个好差使，让他到哈尔滨某税局当了局长。⑩

　　 另有一事，说得更绝：

　　 　　帅府重地，门禁森严，对值勤守更者，雨公（即张作霖）规定午夜一过：不许任何 人进出。一日，雨公自己归来迟，逾时限，叩门门不应，连扣仍不应，雨公乃高叫曰：“我 是大帅啊！”值守者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限，任何人不得进出 的。”雨公再叫，门亦终不开，无已，公只好绕行后门，颇费手脚始得入。

　　 翌日起，趣召此守更者，守更者骇极，以为大帅震怒矣，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 奴昨夜确不知是真的大帅回，才不敢开门。”公欢颜曰：“起，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 是真听我话呀！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 监狱所的所长吧！”守更者急叩头谢罪曰：“奴蒙大帅不罪，已感激望外了，让我做官那怎 行？”公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找做大帅行吗？我他妈的叫你行，你就行！”

　　 守门者又曰：“报告大帅，奴才确不行，奴才连个字都不会写啊！”公曰：“那好办， 我叫个会写字的给你做秘书，专替你写字，快去吧！”⑾

　　 不言而喻，就如同人称一代枭雄和怪杰的张作霖这个传奇人物本身一样，这些介绍也是 带有传说性质的。但无风不起浪，类似的事儿也可能出现过，总之不管怎么说，从中仍然反 映了张作霖的某些心态和面影。这里，笔者无意对他故作褒贬，更不打算对他进行全面的评 价，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早年浪迹山林、行踪不定的流浪汉，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 人物，他能本着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原则，注意选贤任能，还是难得的。其实，不也正是因此 之故，张氏父子才吸引和聚集了一批人才，从而为创立奉张政权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吗？

　　 上述种种，说明他这个出身卑微，来自绿林草泽的军阀，虽有其专横、贪婪的一面，但 也还有他的特点，他的个性，他的不寻常处。他不仅胆子大，有谋略，有心计，而且也是比 较机敏而又细心的；尤其是，他也很懂得笼络人心、恩威并重和耍权术、抢机会、抓权利这 一套的，而这不也正说明“他在这一方面上具有强大的欲念和野心，他是处心积虑的准备随 时随地打破现状的一种人物”吗？

　　 张作霖哪能不崛起、不飞黄腾达呢，正所谓试看脱颖乱世，从此际会风云！

　　 而作为张老帅之子的少帅张学良，也正是在这个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张作霖扶摇直上但 却并非没有风险的时期投身军旅，走进自己的世界的。

①　黎汝清：《皖南事变》，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②　李传信：《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原载《武汉政协报》１９８７年３—４期。

③　张高峰：《张怀英回忆大哥张学良》，载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团结报》。

④　卢廉波：《与学良哥回忆我们的童年》，载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９日《团结报》。

⑤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⑥⑦⑧　周大文：《张作霖集团的形成》，载《吉林文史资料》第４期。

⑨　刘鸣九口述，武育文整理：《郭松龄反奉及其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 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⑩⑾　《张雨亭将军草莽轶闻》，见《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 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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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章 谢谢少帅

　　 张作霖作为奉张政权的开创者，尽管他是比较走运的，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迅速的登上 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毕竟也是历尽艰险、费尽心机，才有了这份家当的。也许正是他深感 世事多变，创业艰难、并自知才疏学浅难孚众望吧，所以平时重视招揽人才，注重听取谋士 意见。他对儿女的学业也是极为关注的。尤其对张学良，更特地请省城有名的举人，名儒作 他的塾师，也正如王益知所说的：“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延台安举人崔骏声作开蒙 师，续请海诚老儒杨景镇（雨辰）及白永贞、金梁诸人讲授五经四书。学良颖悟异常，多所 记诵……还有金梁（息候）亦曾教过张学良。据其所写资料，‘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 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又说，‘汉卿英敏过人，尤嗜文艺，锐气革新，余唱印文溯阁 四库全书，共续辑书目，修奉天通志，设故宫博物馆，复兴翠升书院，皆次第举行’。所说 多是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以后事。如翠升书院曾聘王晋卿、吴挚甫诸名家主讲，沈阳故宫博 物馆长由金先生担任。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原有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故宫文溯阁故 名），徒托空言，未能实现。”①无疑地，这些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 学基础。后来在囚系中他遍览古籍，尤爱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想来与他早年的 旧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吧？

　　 然而，当他步入社会，开始了他那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他却更注重实际了，有人向 他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不爱听；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说教，他也觉得颇 似空谈。他常说：“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主义有什么用？”还说：“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 们也有我们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莫非他真的是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吗？那倒也不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的 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于外文（他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 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的学 习，他却是很努力的。而这个基础，正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就说学英语吧，他就起步 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教师。王正廷之妹亦教过一个时期。至于重点学 习英文，是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②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 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留学美国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 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风俗习惯，使张之常识有所 增益，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是不无影响的。”③这也就是说，他那 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 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 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 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军阀家庭 里，一些源远流长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对他也有较深的影响。这从奉系乃 至东北军中一些将领的作风，以及张学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 落，而他总还是委曲求全来看，都表明他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正统观念。尽管张学良后来为停 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千古功臣，但 却也仍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 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 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重的 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 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 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 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④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 他启发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 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１９３０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 演，见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 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 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 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发图强的精神， 所以进步较快。１９１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１９２０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 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混 成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 升为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发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 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１９２１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 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 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 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 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 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 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在他写给在留学日本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 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 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争权夺利”，“绝不愿成为军 阀”。１９２５年５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二 千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 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 导队５０００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 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 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将 领的英雄气概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 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 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 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 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 反帝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 涉。’甚至发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 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 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 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 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 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 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 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 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 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 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张学良 将军到兵工厂视察，我见到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 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 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 缝。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 多高，五、六岁口。据张学良将军说，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 午喂一次，一天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写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无人敢 试，张学良为这事十分着急。

　　 “没人敢报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日行八百都发怵。第 二条是对马鸿逵这个人不了解，都听说他很狡猾，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天，刘海山（张学良的副官）告诉我说：‘张副司令找你。’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 了。见到张学良将军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一听 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有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 骑，不是伤了少帅的心吗？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听 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也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 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你做准备，下星期一试马。’并让副官通知东北军军师长和杨 主任（杨虎城）邵主席（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张学良让我试骑‘盖西北’，是刘海山推荐的。”⑥

　　 刘海山为啥推荐他呢？这是因为他知道赵的马术较高。曾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没摔下 来过。

　　 赵新华说：“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候，教 场坝已经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布篷，做看台。篷内摆着桌椅茶点。过了一会，东北军的军 师长们都赶到了，张学良将军，邵力子省长，杨虎城将军也先后到来。

　　 “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了，来了’。这时 ‘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已经备好。我过去一试，觉得蹬皮有点短，就 对少帅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了。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我心里有点发怵，就说：‘请长官们先 上马吧，我后撵。’

　　 “‘盖西北’一看别的马跑了，就有点急躁，前蹄直刨地，挺胸抬头，霍儿霍儿乱叫。 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紧忙帮着，一个人为我拉马，一个人为我拽蹬。我一手抓住缰绳，一手 抓住马鬃，左脚认上蹬，便飞身上马。谁知道这一瞬间，那马就蹿出去了，我一屁股坐到了 鞍座后头。我一看不好，连忙抓住鞍桥了，一挺身才骑到了鞍座上。随着，右脚也伸到了马 蹬里。这时，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底。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稍，真象飞一 样，耳边风呼呼直响，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只是一会的功夫，就把军师长们一个一个地甩 到了后边……下马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城八十里地。

　　 “过了好长时间，那些军师长们和少帅他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 术好。张学良将军也称赞了几句。……”⑦

　　 讲实效，敢碰硬，不示弱，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一如乃父；同时，由此事也可看出，他虽 然少年得志，却并不自傲，而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在东北讲武堂学习 时，郭松龄当过他的教官，每次郭松龄旅长到‘总办’来，张学良总是亲切地称呼他郭老 师，问长问短，虚心请教，并且一块前往北大营视察部队。张学良还经常到工厂车间参观， 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同飞行员掰腕子，谈笑风生。”⑧ 所以他的部下都喜欢同他接近。皇姑屯事件后，他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军的主 帅，仍保持这种平等待人，关心、爱护部下的作风，据原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卢广绩回忆， 当年他曾当面提出少帅缺乏老帅对待部下那种威严时，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当年老帅部 下多为武人，文化不高，对老帅有盲目崇拜心理。所以老帅对他们有失当之处，他们也不介 意。今天不同了，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教育都与老帅部下不同。你们都有自己的主张 和见解，有自尊心，我现在对你们也象老帅那样，你们受得了吗？如受不了，又怎样精诚合 作、共图大业？”

　　 “他（少帅）又举例说：‘有一次吴督办（黑龙江督办吴俊陞）来给老帅拜年。他磕过 头，对我们这些晚辈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一千元押岁钱。’说着就给我们掏钱。这 时，在一旁的老帅看见，把脸一沉，生气地说道：‘扯他妈拉巴子这个干什么？有这个精神 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了！’吴督办听后，立即给老帅磕头。忙说： ‘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的话去办。’说完乖乖地退了出去。老帅的举动，使我们在场 的人都觉得下不了台，可在那时就能行得通。现在对你们也采取这种态度，大家想想，会引 起什么后果。”

　　 张学良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义感，也很精明。他不仅处处关心，体贴部下，也非 常爱惜人才，任人唯贤。对部下一惯开诚相见，用而不疑，放心信任，而不管你是从那里来 的。他不搞拉伙结帮、勾心斗角，疑神疑鬼、小鸡肚肠那一套，而是虚心纳谏，广开言路， 比较讲究民主。所以在那时，他确也团结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和有识之士。卢广绩谈到， 有一次张学良曾感慨系之地对他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屡遭外国侵略，不重视知识和人 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还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 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 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 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言下不胜惋惜。”⑨

　　 潘冬舟，亦名玉华、文郁、问友，他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后，翻译《资 本论》，第一章第一节曾单独出版。以后，中共北方局军委派人推动他为党工作，并且通过 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作情报工作并争取张学良。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器重，任他的秘 书。一九三四年中共顺直省委被破坏，叛徒供出了潘文郁（也有人说是因他泄密被发现）， 蒋介石向张学良指名要潘（张为潘开脱，遭蒋申斥——引者）。张学良让蒋孝先派人来监 督，一九三五年在武汉枪决了潘文郁。同时，按潘的要求，把他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回湖南原 籍。张厚赠了遗孤。”⑩

　　 其实，张学良爱惜人才，岂止是潘冬舟，他与爱国将领王以哲的结识也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于黑龙江）的王以哲，是从保定军官学校第 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回到东北的，打算加入东北军。可是因他在沈阳举目无亲，跑 了多天，却毫无结果，于是，他采取了向张学良写自荐信的办法，以求帮助。“信云：‘目 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 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 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 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 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 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宿皆成问题， 望钧座量之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 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 他。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 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 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为‘标新立异’，他的严格要求竟被诬之为虐待学 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象，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 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 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 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总队为基干， 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 卫队旅长姜化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的晋升，大都在力 排众议的情况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长、将军衔。一九三三年擢升为东北军六十七军中 将军长。以后王以哲又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的助手……”⑾

　　 由上可知在张学良身上，确实具有不少优秀军人所具有的优良素质。但是从另方面看， 笔者倒认为他实际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将军型的人，有人说他是儒将，不是没有道理的。也 许他当初干别的事会更好些。因为他心地善良，极富于同情心，一向把别人（如蒋介石等） 或官场看得过高；他重然诺，讲义气，易轻信，有时甚至很天真；他一向笃信和为贵，对于 那些无休止的内战，他是十分反感的。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和爱国青年，却非常关心、体 贴、爱护，而从不耀武扬威，耍大官威风。早年曾是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学生的吴景勋在 一篇谈张学良早年轶事的短文中，讲了少帅的往事，其中有两件事特别使人难忘。一件事是：

　　 一九二三年清明，早六点左右，私立奉天三育中学师生前往北陵旅行。大家分乘几 辆马车，迤逦前进。由于头一天下了场小雨，石头马路崎岖不平，低洼处积了一些泥水，马 车走得很慢。途经工业区时，将近八点，路窄人多，街面异常拥挤，同时前边还有个挑灯罩 的老头，在泥泞中缓慢地走着，马车夫更不敢快赶了。

　　 这时，一辆汽车从后面徐徐开来，车内前边左侧坐着一个西装青年，右侧坐着一个武装 军人，后边有些眷属。表兄彭长祺认得西装青年，忙说：“你看，少帅自己开车。”汽车在 灯罩挑子旁边慢慢驶过时，传来一阵“唏哩哗啦”响声，原来是汽车的尾巴刮着了灯罩挑 子，所有的灯罩完全“报销”了。老头愁眉泪眼，唉声叹气地站在泥水里；行人围上来，七 言八语地说着。道路堵塞了，我们的马车前进不得。

　　 那辆汽车也停在路旁，车门响处走下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手里拿着点什么，他分开 人群走到老头跟前说：“挑着灯罩也不靠边走……怎么办？值得多少钱？”“我这是三块多 钱的本儿。”老头颤声地回答。“给你，这是二十五块钱，少帅赔你的。”军人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里的钞票递给了老头。“啊！”老头接过钞票，破涕为笑地说：“谢谢少帅……少 帅真好！”“你昨晚上做好梦了……”军人笑着跑步回去，汽车开走了。

　　 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你老头儿，今天真走时气，遇着了少帅！”“损失赔偿，少帅讲 理。”“这是六、七倍的价钱呀！”“他有的是钱，还在乎这点儿？”“那可不一定，有钱 的人，吝啬的多着呢！”“少帅恤老怜贫嘛！……”老头小心地揣好了钞票，高兴地走了， 周围的行人也散了，我们的马车这才向北陵继续前进。⑿

　　 另一件事是：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校址在北陵南边，新开河北岸。全校四个学院三千 多学生，大都在校住宿。每天晚饭之后，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北陵丛林间散步。

　　 记得那是一九三○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同学走出西校门，朝北陵方向走 去。路过北陵别墅时，见校长张学良将军在几个卫兵护卫下走出大门。

　　 “去、去，远点、远点！”一个卫兵指手划脚地向我们吆喝着。校长看我们佩带着东大 校徽，忙说：“别、别，让他们来。”并笑着向我们招手。

　　 我们走过去行了礼，祝了晚安，然后随他往陵里走去。恰好前边有一套石桌、石凳， “我们坐下聊聊。”校长说着，首先坐下，并示意我们都坐下。“你们是哪个学院的？” “文法学院的。”“功课忙吧！”“不太忙。”

　　 忽然一位同学欠起身来说：“校长，我们部队在外县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辟做操场 吗？”“不可以，你是哪县的？”“法库县的。”“把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写下来。”

　　 他写好后把纸条交给了校长，他略看一下，揣在衣袋里。

　　 “我家经济挺困难，还靠着这块地出钱供我上学呢。”这同学红着脸低声地说。“啊， 啊，好，好。”校长点头答应着。

　　 该上晚自习了，于是我们告别了校长。路上这同学自言自语地说：“校长真能管这件闲 事吗？”“他公事挺多，那可不一定。”另一个同学漫应着。

　　 过了几天，传达老艾推开宿舍的门说：“先生来信了。”这位同学接过信拆阅后，高兴 地站起来，笑着说：“部队把地退回来了，还向我父亲道了歉。校长说话算数，真办 事！”……⒀

　　 时光如水，往事历历，从那时至今，转瞬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想张将军爱国获罪，长 期幽囚，无比痛惜。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总是不得人 心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特别使人怀念。“谢谢少帅”不是普通的 话语，而是人民的衷心感激……

①②③④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⑤　张德良：《论民族英雄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⑦　赵新华口述，孙震、何再治整理：《往事的回忆》，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

⑧　傅德口述，傅庆云整理：《勤务兵的回忆》，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 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⑨　卢广绩口述，薛景平整理：《回忆张学良将军》，载《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

⑩　张魁堂：《张学良是怎样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一文注释，未刊稿。

⑾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⑿⒀　吴景勋：《轶事二则》，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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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章 早年的战争

　　 从张学良早年的经历中，不难看到，作为一个自幼处于“东北王太子”地位，年纪轻轻 就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来说，他能虚怀若谷，团结部属，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随波逐 流，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不同凡响处，还不止此，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也 是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的。据说，他有一把刀，那是大帅的珍贵遗物，他很喜爱，一直把它 带在身边。这刀做工精致，锋利无比，刀柄上有一行字，写的是：事到临头须放胆。他很欣 赏这句话，而且看得出来，这对他以后的行动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张学良并非鲁莽之辈。他多思重谋，机敏坚定，终于成为奉军中一员饶勇善战的优秀 将领，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山露水，开始引人瞩目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１９２２年，不过它的起因却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一九二○ 年曹、吴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统徐世昌的袒奉，奉军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军事上坐 收瓜分段派边防军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使亲奉的梁士诒得以组阁。曹、吴看在眼里，恨在 心中，而一时无可奈何，因此乃有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奉军的失败。”①很明 显，那时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还是权利之争，因为“自一九二○年直奉两方联合 打倒皖系以后，共同的敌人没有了，从而双方又发生了新的矛盾……总的说，直系扩张了陕 鄂两省的地盘，而江苏又和直系接近（江苏督军李纯暴毙，直奉双方争夺他的遗缺，亲直系 的齐燮元当了江苏督军，使奉方大为不满——引者），这使奉系很不甘心，甚至组织反直同 盟，其中赵倜，卢永祥和旧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等是这一同盟的重要分子。”②经张作霖举 荐，梁士诒是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内阁总理的，因为他有那样的背景，上台之后自 然处处向着奉系，为使其进一步发展军力，曾积极为之筹款。后他的内阁又“有以开放盐 行、管理缉私为条件借款九千万之事”，遭致吴佩孚的公开反对，吴通电指责梁的借款是卖 国行为，并联合苏、鄂、赣、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徐世昌速免梁职；同时声称在梁 未下台前，他们将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接受梁的任何命令。这么一闹，梁的日子固然是不 好过的，张作霖也觉得脸上无光。其实，吴佩孚反梁还并不是重要的，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反 奉张，要夺权，他们当然很清楚，梁士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键还在于他的后台张作 霖。张作霖不甘示弱，遂以“保卫京畿”为名，发兵入关，并也公开指斥曹、吴作乱，破坏 统一。直系军阀也不相让，驰电回击，内中有“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 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等语。张作霖闻知，火冒三丈，于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四月 间，双方便兵戎相见，互相攻杀起来。

　　 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 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可是后来直军忽然反攻过来，并且攻势甚猛，奉 军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终于溃不成军，竟被直系军队打败了，而且，还败得 很惨。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军比较得力，在危急关头，连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 战，张作霖的很多军队只怕是连退路也都会被截断，退也无处可退了。这不能不使称雄一 时、纵横无阻的张作霖大为震惊。一想到他的几十万军队竟被吴佩孚这后起小辈击败，就又 气又恨，心中象翻了个五味瓶，使他坐立不宁。

　　 但毕竟，这次的败北，也使张作霖那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他不能不重新估价他的 张家军的战斗力了。但是不是直系军队就很强大，或者象有些人所说的，直军的胜利，是由 于吴佩孚指挥有方、神机妙算的结果呢？那也不是。奉军的失败，自有其致命的弱点，这是 不消说的。但直军的胜利，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这次战争中，曾任直方张锡元参谋长的孟星魁就认为“直军的胜利出于偶然和侥幸， 还是借重于冯、张等部的客军。”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争开始时，直军打得并不好，因为当时吴佩孚怕驻防河南的 赵倜发生动乱（赵与奉张有旧，有二心），住在洛阳不敢动。直到陕西的冯玉祥（当时属于 直系）出了潼关，并派张锡元和李呜钟两个旅先行到洛阳后，他才到了前线，并又急电张、 李二旅星夜北上。本来，西路奉军得胜，直军已败，现在援军到达，便又重整旗鼓，“张旅 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面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有些麻痹 了，现在看到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了过来，而且还有伏兵抄了他们的后路，被弄得莫名其 妙，以为是中了直军之计，于是张景惠下令全线撤退……吴佩孚即令张锡元之旅迅速前进追 击，进入天津。这时京津间消息不通，因为东路奉军受西路败退影响急向后转，把铁路电信 都破坏了，因而京津隔绝。这时直军实际前进到天津的只有张旅，而奉军不知，几乎草木皆 兵……”③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 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 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 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 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但由此事，他也意识到，年纪不饶人，看来自己的锐气已不如当年，思想、眼光也都太 陈旧了；军队的武器装备虽然不错，但缺乏训练，纪律不严，还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 勺子是护照”那一套，那能不碰壁呢。还有，过去他总认为，象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 张作相和汤玉麟等，都是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患难弟兄，是他的得力干将；而象儿子张学良 以及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则毕竟稚嫩，是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 的。可是这次作战，有两件事使他的看法不能不有所改变了，原来“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 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 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文升团 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 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之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 文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虽然王文升团长阵亡， 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 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 而且也使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退让。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实权大部掌握在 新派手中，并逐步深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 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④正是由于在奉军中有了这种新的变化，所以有一天张 作霖才特地把儿子张学良找来，商量对策。

　　 在平时，父子俩兴趣爱好不同，有些谈不拢；加之张作霖脾气暴躁，张学良对他不得不 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张作霖觉得自己过去轻视新军是失策了，所 以一改过去那种过于自负的姿态，进而态度亲切，比较重视张学良的建议了。因为他知道儿 子机灵，带兵打仗有经验，这次虽然也没有打赢，但他和郭松龄的新军表现不错，他们临危 不惧，败而不乱，这就很难得。而自己呢，却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是“他妈拉巴子，你们 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老婆子，不给你们，什么都会给你们”，动不动就是“哥们兄 弟”、“有脑袋算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或“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等，这显然是太落 后了，得有高招，弃旧图新才行啊！

　　 张学良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却不同意在短期内再出关作战，他婉转地向父亲进言：“世 上常胜将军少，您不是也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打胜了的，不 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因为胜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败了的，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秣 马厉兵，枕戈待旦，就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

　　 “嗯，对对！”张作霖面露喜色，觉得儿子果然颇有见地，所以连声说：“这你算说到 爹心窝里去了，爹盼的就是转败为胜，以雪我奉军之耻呀！今天爹把你找来，就是让你帮爹 出主意，这你还不明白吗？”

　　 张学良想了想，胸有成竹地说：“这我明白，叫我看摆脱困境并不难，我们奉军并不是 不能打仗，问题是缺乏严格的训练，必须下决心整军经武，选贤任能，使它的面貌有一个大 的变化才行哩。”

　　 “嗯，对对！”张作霖越听越觉得儿子说得在理，就象忽然获得了什么灵丹妙药似的， 急切地问：“你刚才说什么，要整，整……”

　　 “整军经武。”

　　 “对对，整军经武，这又怎么讲呀？”

　　 “整军经武就是认真整顿和训练军队。”张学良见父亲对他的谈话发生了兴趣，心里高 兴。但看他连整军经武这个名词都完全茫然，又不免有些悲哀；不过这点他没有表现出来， 还是很谨慎地说：“只是这整顿和训练与平时一般的操练不同，它不是简单的竞赛，也不是 只图个表面红火，而是要提拔优秀青年军官，充实军事人才，要有一个硬实的班底儿。总 之，是要从根本上改良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要有通盘考虑和详细计划才行哩。”

　　 “嗯，对，好主意，好主意！”因为吃了过于自信的亏，张作霖现在觉得儿子的话十分 入耳，所以赞不绝口：“你小子既然早就胸有成竹，为啥不早说呀，你关于从根本上改良军 队的想法很好，我们不就是靠军队起家吗？如果军队散了架，咱们的江山也难保，所以你提 出要整顿军队，我很高兴，这事该怎么个搞法，你心里大概有个谱吧，快说说看。”“好。 这事我是曾经考虑过。”张学良说，“不过，还很不成熟。我初步设想，当务之急要是致力 于建设诸军、兵种合成部队，训练好队伍，改良武器，加强空军，筹建海军，并搞好炮、 工、通信等特种兵培训和军工生产，不知您同不同意这样做？”

　　 “同意，同意！”张作霖觉得儿子的主张颇合他的心意，所以满口答应了：“就照你说 的办，你下去好好合计合计吧，咱们趁热打铁，说干就干！”

　　 这以后，张学良在杨宇霆、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和一些老臣宿将的帮助下，用两年时间， 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原东三省巡阅使署撤销了，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东 三省陆军整理处。当时，陆军整理处总监是孙烈臣，副监是张作相、姜登选，张学良为参谋 长。由张作霖兼堂长、张学良兼任监督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是一所老军校，初创于１９ ０６年，在它的早期和中期还不很完备，规模不大，到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才有了较快的发 展），也是整军经武中的重要机构。它是专门培训军官的，是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学 府。肖其煊任教育长。暂编陆军第八旅旅长郭松龄也参与讲武堂的领导和建设工作。那时， 为统一东北军队的编制，大力整顿陆海空三军，同时开办了各种训练班。

　　 那时，积极参与整军经武领导工作的，除张学良、郭松龄、肖其煊等人外，还有一批从 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不少人为振兴东北军作出贡献，并成为军队的骨干， 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 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总之，在这个时期，为使奉军改变面 貌，张学良是出了大力的，他虽然只是参谋长，但许多重振奉张军威的决策是他提出的，他 实际是居于统帅领导地位。

　　 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 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三百架、军舰二十余舰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 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

　　 总之，那时张作霖听从了儿子的劝阻，没有马上再入关作战，但要向吴佩孚报这一箭之 仇，他是时刻不忘的。那两年，他除了大搞整军经武、养精蓄锐外，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 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住在天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及浙江提督卢永祥联系，结成“三角同盟”， 并策动冯玉祥倒戈，使他脱离直系。在这前后，孙中山不仅与张氏父子有书信往来，也见过 面。当年曾亲自接待过孙中山的另一位使者伍朝枢的何柱国谈及此事时说：张氏父子与孙中 山的联系，是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去 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 孙中山先派汪精卫等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 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在谈到汪精卫的东北之行时，他着重提到：

　　 汪精卫是一九二三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 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 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的。据说汪精卫首先提出军 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 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

　　 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 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汪精卫接 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讨伐曹、吴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 设的问题。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曹、吴后如 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问题重要。因此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 糊的，大意是说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既未明白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也未明白表 示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当作是个悬案。⑤

　　 对于汪精卫的出使东北，张作霖很重视，不仅进行会谈，还隆重欢迎。他曾对宁武说： “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 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⑥当汪精卫、路孝忱抵奉时，张曾盛宴欢迎，气氛热烈：

　　 张作霖在将军府大厅摆下了酒宴。整个大厅张灯结彩。他身穿大礼服，笑呵呵地等 候着贵宾汪精卫的到来。

　　 他不时向秘书长催问他邀请的东北各界人士到齐没有？

　　 还不时地说：“这些家伙是羊屙粪蛋离离拉拉。”……

　　 汪精卫由姜登选、韩麟春陪着走进了客厅，掌声象一阵暴雨似地泼过来。汪精卫穿身闪 亮光的黑色西装，衬领、领带、笔直的裤线，可以说是衣冠楚楚，一表人才。

　　 他从大厅中间往主宾席座位跟前走，手势扬得不高，但使站着的高矮个头的人们都能看 见。脸上不卑不亢地微笑着。今天这盛大的欢迎会，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在心里猜度：一介 武夫张作霖，对他这般出格的热情欢迎，究竟是何居心？

　　 张作霖迈着小碎步迎上前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

　　 “欢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我的奉天。”

　　 汪精卫很灵敏，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张作霖弯腰的角度，寒暄地说：“见到雨亭将军，感 到荣幸，荣幸。”他看着讲台，用心地听着张作霖说多少句，他好回答相同句数的答谢词。 他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独特逻辑。

　　 张作霖走上讲台，拿着秘书写好的欢迎词，大声地念出第一句：“值此金秋之际，”他 从来不习惯念讲话稿。

　　 秘书长说，汪精卫是个文明人物，讲究这一套，张作霖才浑身长刺似地来当众念书。谁 知他刚念出头一句，不知怎么顺嘴说出：“快到八月节了吧？”他又回头问秘书长：“还有 几天吃月饼？”秘书长赶忙说：“还有十三天。”

　　 张作霖笑笑又说：“关里关外，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也都吃月饼吧？”他在台上伸 脖向汪精卫打招呼。汪精卫微微点下头，这下子把张作霖讲了几句全忘了。最后张作霖总算 吭哧瘪肚地把讲话稿嘟囔完了，也说不清自己诌上多少句。

　　 汪精卫走上讲台，掌握好了腔调的抑扬顿挫，说：

　　 “我向欢迎我的你们，致以崇高、热烈、光荣而荣幸的感谢。为革命的发展、进程、前 途、希望，来到欢迎我的你们的东北三省的奉天。今朝南北联合讨伐国逆，实乃古今绝 唱……”在热烈掌声中他致了答谢词。

　　 接着碰杯喝酒一番热闹。当天三点就在将军府会议室举行了双方商谈。

　　 汪精卫手里不住地摆弄一支漂亮的钢笔大讲了一通对曹锟、吴佩孚之流的讨伐。他说： “我们的意见，是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出兵北伐曹锟和吴佩孚；由奉天革命政府出兵关 内，直捣北京，以收南北夹击之效。”

　　 张作霖满心眼儿喜欢汪精卫称他的奉天为革命政府，他同意南北夹击。他用两只手不住 地比划，又不住地把胸脯拍得山响。他强调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从属关系，意思是不愿当 孙中山的配角。

　　 汪精卫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建设问题。

　　 张作霖听到这里，摆手让端出奉天稻香村、老稻香村、老老稻香村三家驰名果子店做的 月饼，亲手抓起一块递给汪精卫。他先咬了一口含在嘴里，边嚼边说：“我的奉天和汪先生 的广州，是象月饼一样团圆。”说完又咬了一口。

　　 汪精卫眨眨秀气的眼睛紧盯着问：“召开国民会议，是为全国团结统一，不能象月饼， 咬下一口就不圆喽。”

　　 张作霖哈哈大笑说：“吃到肚子里就团圆统一了。”又连喝几口水，涮得满嘴哗哗响。 他含糊其词，故意不作正面回答。他根本不想召开国民会议，而是想奉军二次入关占领北 京，由他张作霖把持政权。经过几次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广州五十万元军费。他再三地要 广州的北伐军每到一个地方要先和他打声招呼。⑦

　　 这些记述，不一定很准确，但它对这一历史场景的展现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还是与当时 的时代和人物的思想发展吻合的。怎见得？我们不妨再举一例，如关于孙中山派汪精卫北 来，以及姜登选与谭延闿的联系，当时曾参与其事的何桂国就还保存着两封信件的照片，信 的来源和内容是怎样的？他谈了如下的事实：

　　 有关孙、张结合……我还保存着两封信的照片：这便是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 另一封是谭延闿给姜登选的。这两封原信都是姜登选被害后从姜的遗物中捡出。

　　 当时我们捡到这两封信，大家很高兴，把它摄影洗了几十份，分给各高级将领作为纪 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现把它附在这里。当韩麟春去广州拜会孙中山的时候， 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给他带去，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给张学良。当时张 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记 得张学良在东北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革命》。

　　 我看了这个题目很新鲜，心想少帅也谈起革命来了，急忙读了下去。读后才知道他谈的 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锟。这 原是一种没有多大内容的最起码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奉军，就连这点最赶码的思想也要算是 可贵的。

　　 兹将这两封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１．孙中山给张学良的回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颂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 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

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 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 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 敬颂

台绥孙文九月二十二日

　　 ２．谭延珣给姜登选的信

超六（姜登选字）仁兄惠鉴：

不奉教久矣。曩晤东省来人，俱道执事以迈众之才，树匡时之业，知贤豪固自不凡也。 自顷成君济安来粤，复详近履，为之快慰。弟昨随中山先生来粤，国事蜩螗，无以自勉。惟 有本此精诚，相与始终耳。一切近情，托石侯兄面达，不复言。专此，敬请勋安

弟谭延闿三月十六日

　　 至于张、段联合瓦解直系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内幕，也有当事人于立言的笔录，他说：

　　 一九一七年七月，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并兼任陆军总长，府 院不和也愈深刻，冯段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与表面化。冯为扩大个人势力，掌握京津，背着 段祺瑞，与当时北京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李长泰暗中商定，成立十八个独立团，向日本订购可 装备四个师的军火武器。不料事机不密，为段探悉，段急派陆军部亲信冷聘渔（日本陆军士 官学校毕业）前往奉天，通过丁超（奉天军械厂厂长）、杨宇霆（奉天督军公署总参议）， 与张作霖密商劫留这批武器共同伙分。张作霖大喜，即派丁超率队随同冷聘渔到秦皇岛。冷 聘渔事先已准备有陆军部接收军火的证件，待日本军火船“清快丸”抵岸后，即办妥手续予 以接收。从此奉系与段系种下善因，为张作霖二次进关伏下引线。

　　 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已早与段祺瑞、李长泰等往还密约，张允供应段等勾 搭直系内部倒戈所需款项及酬应等费，以便在关内买通直系军队。但杨宇霆说，热河境内直 军戒备谨严，硬打较难凑效，不如把张鹏飞（当地士绅、民团头目——引者）拉过来，从刀 尔登地方打开缺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军插进去。张作霖听了大喜，初步谈（金钱收买） 妥后，张鹏飞到了奉天，二张相见如故，张鹏飞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同宗；我一定保你入关。”

　　 一九二四年八月，张作霖派军长李景林和张宗昌率部潜入热河，直奔刀尔登地方。李景 林和张宗易亲往拜见张鹏飞，张派地方民团的马队数十人领路。李景林派一营骑兵随同马队 从刀尔登由山间小道直奔滦县，李景林和张宗昌亲率大军跟随在后直抵滦县车站大桥。彼时 直军主力均在山海关、秦皇岛附近集结戒备，滦县仅有部分铁路护路警看守，不战而散，奉 军遂得长驱直入天津。

　　 吴佩孚在前线得悉奉军进关到达滦县确信后，即赶回天津。吴在天津东站由电话向段祺 瑞（段当时在其内弟吴光新宅）说：“拟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 涉。”段回答说：“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 吧！”吴佩孚听了之后连称：“老师，我遵命。”当即乘车回塘沽转船逃走。……⑧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张学良和一批得力将领的帮助下，埋头整军，有了两年 的充分准备，特别是他是在北方直系政权出现危机之时，率军入关，进行第二次直奉战争 的；加之，又取得了直系内部具有革命思想的将领冯玉祥的支持与配合（冯于１９２４年１ ０月间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赶走了吴佩孚），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当 时，冯、张等曾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在此后政局的归属与方略上，他们虽 有分歧，如冯倾向于请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会议；而张则倾向于拥段，主张举行以实力派 的代表为基础的善后会议，孙、段之间的联合终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在这个时期，他们有 过一些接触和交往，原来：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 权，张作霖乘胜长躯入关，进驻天津。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北上到达天津，翌日即往访张作霖，以谋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战 线。孙中山先生指定李烈钧、杨赓笙、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同行，杨赓笙因另有工作，未 能同去。

　　 张作霖知中山先生将至，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中山先生等人至客厅坐 下良久，张作霖始出。

　　 中山先生顾全大局，不以为意，首先打开僵局，他对张作霖说：“昨日抵埠，承派军警 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张作霖面色稍缓，点头还礼。中山先生说：“此次奉直之 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

　　 张作霖听后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李烈钧见状出来解围说：“事虽如 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吴佩孚的号）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 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李烈钧这几句话使张作霖听 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中山先生乘机接着说：“协和（李烈钧的号）之言是也，自民国成 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张作霖的号）兄一人耳。”这时气氛遂转和谐，宾主交 谈甚欢，张作霖表示愿与中山先生合作。中山先生告辞时，张作霖亲自送出大门，归语张学 良：“中山伟人也，名不虚传，彼有容人之雅量，吾服矣！”

　　 中山先生一行回到旅馆后，杨赓笙询问会见情况，汪精卫抢先说：“险哉！险哉！今日 之鸿门宴也！”李烈钧听后笑对汪说：“如此胆力，即可以刺清摄政王乎？无怪事之不成 也。”在场的人听了同声大笑起来。汪精卫则紧锁双眉，面红耳赤，至感窘愧。⑨

　　 由上可知，两次直奉战争的前前后后，斗争还是复杂的，面对年轻的张学良来说，这无 疑也是一次实战的锻炼，从他协助父亲对奉军的大刀阔斧的整顿，以及他亲率大军入关，奉 军胜利和他对军阀混战的厌恶，特别是他因见“官兵伤亡之惨状，人民之流离失所，皆深感 痛苦”这些认识来看，他毕竟还是吃一堑长一智，而对自己的行动也开始重新审视了。也正 是这个时期他与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的相识以及几年后郭的倒戈反奉，更使他受到极大的震 动，有人甚至认为这给他一生“带来了一个富有风暴性的人生教训”，我看不是没有道理 的。……

①　郭维城：《张学良将军半生事迹浅论》，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 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②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③④⑤　孟星魁、李泰棻：《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得胜的真象》，载《沈阳文史资料》。

⑥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⑦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出版。

⑧　于立言：《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⑨　杨仲子：《孙中山在天津会见张作霖》，载《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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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章 郭松龄

　　 “汽车刚开出不远，迎头一队骑兵跑过来，围着汽车这一队骑兵，立刻刀出鞘，子弹推 上膛。等来到近前才知道是传杨宇霆（实际是张作霖、杨宇霆——笔者）的命令：‘把郭松 龄和他的太太就地枪决！’这是怕中途被劫走。大汽车停下了，王永清把郭松龄和他的太太 拉下车来。骑兵在外围，步兵在里圈，围了个大圆场……

　　 “韩淑秀看着凝目沉默的郭松龄，她在心里想：茂宸哪，想当年，你在广州讲武堂，毅 然参加同盟会（实际是在四川陆军当连长时就加入了），提枪北上武昌，投身辛亥革命，这 是何等英雄。

　　 “郭松龄在刹那间看着韩淑秀想：当年，你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五四”运动，在天 安门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这是何等豪 迈。

　　 “秀，你还记得新民县城怒斥日本领事的情景吗？

　　 “韩淑秀多么明白男人的眼神，她在心里回答：记得！

　　 “那时，人海横流，炮火满天。茂宸你临危不俱，大义凛然，斜视太阳旗，白眼日本领 事，慷慨陈辞，怒斥日寇，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英雄气概，这是何等的自豪！她不由大 声说：‘将军！你生平最爱读爱国诗人屈原的《国殇》。今天，我要对酒高歌，为将军高吟 一曲，以壮行色！’

　　 “‘好！秀，你唱！我来为你击节！’郭松龄往前猛地迈出几大步，这几大步就是他头 顶青天脚踏大地击响的拍节。

　　 “韩淑秀傲慢地用眼睛横扫一下周围的大兵，然后，在刀光剑影中引吭高歌起《国殇》 来：

…………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遥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①

　　 这里浓墨重彩、满含深情叙述的是张学良的挚友，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方期壮志 可酬、不料败倒荒郊、英雄饮恨的悲壮场景。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反满清和反军阀而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郭松龄，是早年的同盟会会员，也是 一位爱国军人。年轻的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受训时，与他结识，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 印，情同骨肉，相见恨晚。那时，张学良很钦佩郭松龄的为人和作风，而郭则因“见张是一 个颇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可以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因此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 兵，御外侮”等爱国主张，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以期借助张学良的地位和实力，实现自己 改造奉军之夙愿。”②郭松龄虽矢志革新，但那时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军事教官，并无多大名 气，可以说是地位卑微，和奉军中张作霖的一批旧臣宿将是无法相比的，后来他的一切作为 和成就，跟他艰苦卓绝的实干精神固然有关，但与张学良对他的“逾格信重”也是分不开 的。张学良常常不加掩饰、同时也是满怀无限信赖之情地说：“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也就 是我。”

　　 不料，不久后，这一对好得简直象一个人似的朋友，突然产生了矛盾，走向了两条不同 的路，虽然还不能说已经一刀两断、甚至完全是分道扬镳，但毕竟是各择其所，并终成永诀 了。

　　 微黑的长方脸、双目炯炯有神、蓄短胡、魁梧奇伟的个头、胸挺颈直、仪表堂堂的郭松 龄，是辽宁省沈阳市东郊渔樵寨村人，生于１８８３年。他名松龄，字茂宸。他早年在私塾 里念过书，后因家贫辍学，给人家扛过活，种过地。日俄战争爆发后，他看到日、俄等帝国 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广大劳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投身军旅， 以报效国家。他先任职于北洋陆军，后随朱庆澜调往成都驻防。在此期间，他与新军中的革 命党人接触较多，积极参加覆清活动，并加入了同盟会。在震动全国的保路风潮和武昌起义 中，他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领导暴动，拥戴朱庆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川军 将领发动兵变，反对客籍将领治川，朱庆澜离开了成都。郭松龄亦辞职回奉。

　　 那时，奉天的革命党人张榕等正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心惊肉跳，惶惶 不可终日。郭松龄联络革命志士，意欲乘机举事。不料，反动势力疯狂反扑，革命党人的起 义计划遭到破坏，张榕等人被暗杀。不久郭松龄也因“剪发易服”而又“身畔挟有民军护 照”而被判处死刑，当局准备将他斩首。这时的郭松龄，也不再对生抱什么幻想，亦认为是 必死无疑了。

　　 可是，说起来也真有点离奇，一个行将问斩的死囚犯，后来竟死里逃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奇也奇，说不奇也不奇。

　　 原来，是由于有超人胆识，被誉为“巾国英雄”的韩淑秀“不顾风险，冒死拦截刑车， 陈述郭松龄是他的未婚夫，归奉完婚，根本没有参加革命党的事，因此郭才未遭杀害”③并 应聘当了张作霖的教训队的教官。

　　 至于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结识，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张学良追求进步、崇拜 英雄人物的一种心理要求。郭松龄虽然不能说在那时名气多大，但却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优秀 教官，在战术讲堂上，他“博学多识，风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听讲的张学良。而且，郭 松龄是一种好学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吸烟饮酒，虽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 重，遇事讲原则，理想的格调很高。这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倾性格虽然大相径 庭，但，张学良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偏偏喜欢追求一种为他自己所付诸缺如的性格的一型 人物。张学良心折于知识人，而郭松龄正是学识丰富。郭松龄为人正直、严肃，凛然有一股 不可侵犯的气概，也正是张学良所最欣赏的一面。郭松龄年纪大张学良十九岁，并且做过他 的教官，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④

　　 是的，志向不凡，且又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郭松龄是个上进心、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不 仅是个好样的教官，也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治军有方，指挥若定，率军作战，总是身先士 卒，冲杀在前，成为奉军中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不幸的是，论功行赏往往赏不及郭松龄， 张作霖对他并不信任，更不愿重用。在讲武堂开学典礼上，张作霖甚至还语含讥刺地问他： “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吗？为什么回来了呢？……你还是回来的好，在外边没有 什么混头。”郭松龄当时没有说什么，但他心想，让你得意，这口气我权且忍了，来日方 长，咱们走着瞧。不想郭氏时运不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他刻苦练兵，训练得法， 他带领的队伍，成绩冠于各军，以致“忌之者亦日众。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 佳，未必善战。盖当时统兵长官，多由胡匪出身，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而惟以能战自 豪。以公出身学堂，无战事经验，故以此讥之。”⑤

　　 不消说，这些闲言碎语，是使人很不愉快的。不过，郭氏为人豁达，不愿与那些目光短 浅的人去争一日之短长，这些他都一笑置之，并不放在心上。然而，后来，以权势炙手可热 的杨宇霆为首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冷言冷语，对他处处刁难、排斥，他就难以容忍了。

　　 如果说郭松龄与杨宇霆等人的矛盾在初期还比较隐蔽，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就 变得日益尖锐起来，如在榆关，九门口之战中，“当榆关久攻不克时，张作霖命姜登选、韩 麟春率部由九门口攻入；当姜、韩所部顺利到达沙河寨，包围山海关背后之敌时，遭到直军 的顽强抵抗。姜登选与张学良商定：将山海关郭军的八个团加入沙河寨。郭松龄奉命赶到 后，坚决要求接替第一线，从正面突破敌人。‘姜、韩认为郭氏争功’，破坏军纪，让郭 ‘充作预备队’。张学良也不同意郭的请求，对郭略有责难。郭愤然率部撤退，掉头而去。 张学良闻讯，‘驰马随到二三十里外，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曾在一茅屋里抱头痛哭’。后 来，张学良常讲他有段‘张良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就指的是这件事。郭松龄撤离战场当然 不对，但据他后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他当时离开战场，‘并非抗命，实畏姜、韩谋杀耳’ （战后姜在北京曾对李书城言，未能杀龄，实龄之侥幸’）。⑥

　　 后来，郭松龄还是又率部返回前线了，并在这次战斗中，机动灵活，避实击虚，出其不 意地绕道冲至敌军侧后的海洋镇，单刀直入地进行突袭，切断直军退路，加之李景林、张宗 昌的密切配合，冯玉祥也突然倒戈，宣布“班师反吴”，所以终于把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许多将领都各得其所，而郭松龄却受到了冷落，使他很不痛快，以 致在情感上埋下了对张作霖不满的种子。

　　 何以竟会如此呢？要说起来，这与奉系军界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是有关系的。原来， “张作霖手下将领中，有‘士官派’和‘讲武堂派’之分。士官派领袖是杨宇霆，拉拢留学 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为一派；而讲武堂派则由郭松龄及张学良纠合东三省 讲武堂受训学员自成一系。杨宇霆因见郭松龄与张学良相处至近，乃屡向张作霖进言，表示 郭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宜加裁制。恰当此时，郭松龄经征得张学良同意，将俘获的直军 三万人，除补充各部队缺额外，余二万人，编成三个旅并委刘振东、刘伟、范蒲江分别为旅 长。张学良回到奉天把这事报告给他老子时，不料，碰了一个钉子；张作霖不允所请。原因 是，张作霖已采纳杨宇霆的拟议，决定将这批直军俘虏，分别拨给姜登选与韩麟春，各扩编 一个师。张学良迅将这消息电告郭松龄，但，郭认为此事已当众宣布，重要人事，业已成命 难收。张学良回防时，郭松龄已把改编事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事后，也只不过把 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实质上人枪并未拨出去。张学良和郭松龄既是同一鼻孔出 气，而且扩编的又是他属下的部队，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不加问闻。但郭松龄和杨宇霆、姜 登选、韩麟春之间的隙嫌，士官派和讲武堂派的裂痕则愈来愈深了。”⑦

　　 是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说三万俘虏的改编还仅仅是一些小的摩擦，那末，随后的显 然有些考虑不周的封官晋爵，则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实，细想一下，也难怪，奉军既 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武装集团，它的稳定、兴盛是相对的，而它的动荡、 衰落则是绝对的。果然，奉张政权的这种表面的红火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就又变生肘腋，风 波迭起了。

　　 “本来，当苏皖两省督办人事尚在悬虚的时候，张作霖征询郭松龄，要他出任江苏督 办。郭松龄不愿放弃兵权，婉谢之余，提出一个建议，主张由张学良为直隶督办，并指挥军 务，既可拱卫京津，也可屏障东北，另调李景林督鲁，张宗昌督苏，姜登选督皖。郭认为这 种安排，一旦东南有事，张宗昌足以当之，万一不济，不过失掉江苏一省，不致动摇东北军 的根本。张作霖对郭的意见，未始不以为然。岂知问到李景林，李为直隶人（直隶枣强县 人），不愿放弃督直职位，这时杨宇霆又放出风声，认为张老帅若保少帅做直隶督办，将无 以服众心。所以，最后终竟发表了杨宇霆督苏和姜登选督皖。

　　 “郭松龄见所提意见，未被接纳，且又甚不齿杨宇霆的政客作风，一时心灰意冷，颇为 消极。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一时似有久居之计。就在旅日这段短时间， 郭松龄似和冯玉祥幕中北京陆大同学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谈，这就成为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 线。”⑧

　　 这个评述是客观的，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也还有些不足。上述种种固然是郭松龄反奉 的一些重要因素，但他的倒戈与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及奉军在苏、皖的溃败也有关系。 本来，在奉军打败曹、吴接着又进军苏、皖时，郭松龄是很不赞成的，他“曾向张老将力 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 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躯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 老将威命；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但由于杨宇霆要争取江 南鱼米之乡，并为东北军开疆拓土，在老将前力主乘战胜之余威，躯兵南下。当年杨在奉军 中是出将入相的“诸葛亮”。张作霖对杨言听计从，结果不出郭之所料，苏皖得而复失。苏 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被孙传芳、陈调元所躯逐，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奉军声名扫地。此 次又要挥师入关，争夺直鲁，郭松龄更加反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 人弄坏了，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灰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 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⑨

　　 不过，在那时，指望郭松龄用劝说的办法去说服张作霖、杨宇霆，使他们悬崖勒马，也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不仅毫无罢兵之意，反倒对郭松龄产生了怀疑。正巧，这时军内有 个赴日本观秋操的差使，张作霖便顺水推舟地把郭松龄打发走了。表面上讲这是个体面事， 让郭到国外游逛游逛，实际是嫌他碍事，巴不得把这个粪堆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角色赶 开。而郭松龄呢，说实在话，也乐得趁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一去而不归，所以他是虽 有几分惆怅，但仍然还是求之不得地匆匆启程了。

　　 他是由奉天往大连去日本的，临别时，韩淑秀约他到天津相见，郭松龄与她心照不宣。

　　 看来，机灵的韩淑秀是颇有些先见之明的，郭松龄早有异志，一个时期以来，欲有所为 之心日益明显，这一点她不仅非常了解，也是极力支持的。后来郭松龄在完成了他的赴日使 命后，果然既未回奉天，也未到前线，而是独自搭船回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 利医院。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作霖的眼睛，在他“病情”未见好转时， 张便急电召他回奉。郭见事情暴露，决定提前行动，并对张学良有所暗示，略谓：“上将军 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提出“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张学良 听后，“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 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上也因张学良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 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轻内部反抗。但郭氏立逼他“大 义灭亲”，实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学良所难能接受。”⑩

　　 张学良在天津与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当晚即乘车回归，虽然他劝郭慎勿乱动，但毕竟 看出一些军队不稳的蛛丝马迹，所以，“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驻山海关附近十九团 团长张延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叫专车直开葫芦岛，登上‘镇 海’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军 舰上亦已收到。军舰一个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向东开的兵 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⑾

　　 奉天告急，一片混乱。闻变大惊的张作霖，一面紧急布署，严加防范，一面让张学良 “内抚郭氏”，力劝罢兵。张学良即乘炮舰赶至秦皇岛，欲与郭见面，为郭婉拒，但事后郭 却接连给他写了两封情词恳切的长信。在这之前还发有反奉通电，此电为饶汉祥主笔，有人 说它“四六骈体，辞情并茂，颇有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实际，文辞固然华丽，但 却“拮屈聱牙，晦涩难懂，并把郭松龄原拟电文痛诋张作霖处，‘概行删去’，有背郭松龄 反奉原意。因此，郭松龄又另发‘主和’与‘讨伐杨宇霆’两短电。”⑿

　　 在此前后，郭松龄还发过对日本公使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与抗议电，以及为数不多的 诗文。这些信与诗把他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 斗的决心，表露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诗，是写九门口之战得胜返奉后，郭松龄应张作霖的邀请，于八月中秋之夜到帅府赏 月，因为话不投机，他多喝了几杯，有些微醉了，回到家里，妻子用醋和咸姜片为他解酒， 他当即挥笔所作的。诗云：

半壶老醋，
　　　　 两片咸姜，
　　　　 粗茶淡饭布衣裳，
　　　　 腹内尚存一副心肝，
　　　　 体上还余几载时光。
　　　　 春红，夏绿，
　　　　 秋黄，冬霜，
　　　　 兵戈裹身，
　　　　 马涉疆场。
　　　　 志未酬，
　　　　 愿难偿，
　　　　 听到的是：将士呻吟悲声哀，
　　　　 闻到的是：烽火硝烟掳戎装。
　　　　 看到的是：家乡父老饥断肠，
　　　　 得来的是：为他人做嫁娘妆。⒀

　　 “郭松龄致张学良军长的信”是在班师回奉的途中，张作霖用飞机往下撒传单以召唤旧 部弃郭来归时，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在阵地上声泪俱下、当众宣读的：

汉卿军长钧鉴：

…………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 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来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 之：

先言公意：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违反国民心愿，为万不可能之事。项城（袁世 凯）、合肥（段祺瑞），及曹（锟）吴（佩孚）之失败，可为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 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此龄主张班师之 原因一也。

……奉天钱法日见毛荒、奉票低落至二折有零，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 邦，而犹复争城争地，攘为己有，胜则毒逋全国，败者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作悔？

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二也。

……本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瘦敝之内地，扰攘争 夺，用意安在？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三也。

……将校士卒惕于兵祸，疼于国亡，伤心于民穷财尽，谁肯用命？此龄主张班师原因四 也。

年来饷粮折耗，士卒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哀疼之余……驯者逃亡，悍者倒戈，尚能驱 之作战乎？……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五也。

京榆驻守，新兵强半，不教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此龄主张 班师之原因六也。

（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有杀俘现象，郭反对——笔者）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桀；

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 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 以没也。倘因病弱不能以劳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 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虚请钧安，遥祝健康。

郭松龄　上⒁

　　 对于郭松龄的爱国的正义的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让他在行动上去支持，似也不 易；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成功与否尚难预料，他怎么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而从郭松龄这 方面来说，也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总认为，既然外有冯玉祥、李景林等的支 持，内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部下的追随，有新编的五个军由他直接指挥，通电一发，挥戈 东进，沈阳指日可下。最初，他率军登程，沿途击败各路奉军的抵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 锦州、新民等地，却也真的是锐不可挡，所向无敌哩。但中途由于日本人的插手，形势马上 大变。是的，日本人本是对张作霖不满的，总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他 们想“换马”，见郭反奉，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曾向郭松龄提出条 件，要求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了：加之“郭氏宣布政策，称所部为 ‘东北国民军’，日本认为与它的侵略政策相抵触，乃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相反地处处对 郭军进行威胁和阻挠，１２月８日，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 路及附属地区发生战斗’……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因为南满铁路南起大 连北至长春，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内不准郭军进入，无异于把这条南满路作为张作霖的 保护靠背，而不让郭军进沈阳（郭松龄进占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移驻沈阳及满铁要 地加强警戒。随后，日本内阁决定组织‘满洲派遣军’，全部开赴皇姑屯、塔湾等地，参加 夹击郭军作战。同时驻朝鲜两个师团已奉命进入奉天、吉林省境，加入奉军防线）。”⒂致 使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加之，由于日军直接参与对国民军的作 战，郭氏部队两面受敌，不得不放慢进占奉天的速度，从而使张作霖得以聚集兵力，进行反 击；再加上时值寒冷冬季，连日大雪，而战士却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这都给部队行军作战 带来很大困难。但国民军指战员多数还是士气高昂，与敌激战。尤其在军长霁云指挥下的国 民军第四军，曾一马当先，突破奉军防线，占据了大民屯，使奉军防不胜防，纷纷溃退。但 那时，由于郭军中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奉张联系，不愿再战，邹作 华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向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彼时正面之部队， 受敌军之猛烈攻击，与敌军交战，已继续四十小时，突闻停战命令，乃发生非常之困难，前 线之旅团长，丝毫不知因何骤发停战命令。某旅长策马急驰司令部询问：‘我们若再稍稍供 给一些弹药，不过数小时，确有可以占领敌阵之形势，不知何故突然发出停战命令？’”⒃ 郭松龄看到干部变心，大势已去，心中十分难过。东北国民军从此便一蹶不振，郭松龄发动 的反奉战争，前后不过一个月，便失败了。

　　 郭松龄反奉的失败，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性，因为他所率领的东北国民军挥戈东 进，所向无敌，奉天危在旦夕，郭松龄眼看就要马到成功了，怎么又突然失败了呢？人们也 许会有些难以理解，实际他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郭氏反奉出于公心，并非为个人争 权，所以吃苦受累，甚至流血牺牲，他都不怕，但让他卑躬屈膝、出卖国家主权，他是决不 会遵从的。在郭松龄开始反奉之初，“曾致电日本驻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有关正式条 约，照旧遵守；张作霖与日本所订新约，概不承认；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在军事上帮助 奉张。如果当时郭松龄答应日本的要求，取得日本之援助，胜败之数尚未可知，这说明郭松 龄还是有民族骨气的，非投降卖国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可比。郭松龄挥戈出关时，冯玉祥 正在直鲁境内打了个大胜仗，击败了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司令李景林，而占领了天津。如果 郭松龄同意日本人给他的支持，败得不那样快，冯玉祥就可以用得胜之师为郭声援，并力前 进，郭也许不致败亡。”⒄

　　 由此可见，郭松龄功败垂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完全站在了张作霖一边，这也就是 说，张作霖是由于得到了日本人的有力支持，才转败为胜的。这也亦如当时中共机关报《向 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⒅

　　 当然，郭松龄的失败，也有其内部因素。这主要是他的同盟者李景林等的违约，以及举 事仓促、策略失当等。至于郭氏夫妇于风雪中双双被俘与牺牲，前已提及，这里略加补充的 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由三百名卫兵 护卫，离开新民，前往右翼与第四军霁云部队靠拢，拟亲自指挥，以攻击奉军的背后。出发 时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皮袍，头戴貂绒皮帽，下身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 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出新民 县城约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奉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 骑兵团的袭击。郭指挥卫队与奉军接战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如何，含 泪而罢。”（殷汝耕：《半载回忆录》，《满洲报》，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第一版连载） 这时，郭松龄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他俩扶入附近农民家菜窑内藏匿。郭松龄的卫队由年 轻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战败后都被奉军缴械。奉军严密搜索，将郭松龄夫妇在菜窑中 搜出逮捕。郭松龄的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

　　 二十五日晨，张作霖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亲受杨宇霆的密令， “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 辑，第１６１页）高金山带领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达老大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内 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大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 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二十五日）印。”（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 行政公署档》）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子五里许地方枪 杀。”（黑龙江档案馆藏：《黑河道尹公署档》）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 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 “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李坚白：《东北国民军 总司令郭松龄事略》）他们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话有 如空谷足音，激励着人民反帝反军阀的信心。

　　 据目睹刑场的群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他的奉军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 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５８页）高金山先毙韩淑 秀，后毙的郭松龄。韩淑秀就义时三十四岁，郭松龄年四十二。

　　 郭松龄夫妇既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 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感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一再询 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 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 张说：

　　 ‘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 了”。张学良看完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后，跺了跺腿（脚），叹了口气，说：“完了。”

　　 并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 见郭氏夫妇的惨状。

　　 张学良后来经常怀念郭松龄。一九二七年奉军下河南，由于韩麟春指挥失误，奉军遭到 北伐军攻击，退到黄河以北。张学良遇到困难时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松龄在，我 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据刘鸣九等人口述资料）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 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还念念不忘地对记者说：“如果那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 ‘九一八’事变。”（于衡：《和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张学良访问记》，台湾《联合报》１９ ８１年９月２８日）⒆

　　 郭松龄虽然悲壮地牺牲了，但他精神不死，他那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素为国人敬仰，他 为抗日播下的火种，也是扑不灭的。以奉张政权来说，这一事件对它的军事实力虽然影响不 大，因在巨流河战斗结束后，附郭的数万人马除魏益三带一少部分人投奔了冯玉祥外，其余 军队全都返回了奉天；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奉军和奉张政权的影响，它在人们心灵上留 下的创伤，却是不能低估的。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的省长如王永江、王树翰等，都自行引退 了。张作霖也变得更加暴躁，尤其在得知郭松龄倒戈后，“几乎神经失常，他在督署中跑来 跑去，一会儿穿上军装，要亲上前线作战，一会儿换上便衣，打算率家逃难。那时，在他左 右为他出谋划策的，只有杨宇霆，在外面代他支撑战局的，也只有吴俊陞、张作相等所谓老 派，新派人物十九都在郭军中。张学良情知乱子大了，唯有跑到前线上拼命抗战，一直到郭 松龄兵败身死之后，他才敢烦张作相、吴俊陞两人陪他到老帅面前叩头谢罪。”⒇

　　 在这个时候去见余怒未息的张作霖，老实说，确实还真得有点勇气。实际上，那的确也 是意料中的事，张学良最信任、最崇敬、也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闹了这么大个乱子，他 哪能不怒气冲天呢！

　　 关于张氏父子的这次会见，司马桑敦说：

　　 张作霖一见到张学良，立刻咆哮如雷，连哭带骂，拿出手枪，就要打死他儿子，哭 着喊道：

　　 “你这个小子，结交匪类，闯下滔天的大祸，要老子命不说，真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 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个换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们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 死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老百姓！”

　　 张作相和吴俊陞连忙跪下替张学良求情说：

　　 “老帅若不饶了学良，我们不敢起来。”

　　 张作霖这才放下手枪，指着张学良骂道：

　　 “看二位大爷的面子，暂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交朋友要谨慎，不准你胡作主张！”

　　 从此以后，张学良真的韬光养晦，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老实说，郭松龄之死使得张学 良推崇的偶像幻灭了，他气质中那股待人的热诚也一时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 他的老子，他只有服从于这一个偶像。(21)

　　 司马桑敦先生对张作霖的记述是可信的，对张学良的评述也有道理，但却尚欠确切。特 别是认为张学良经父亲这么一骂，从此便“韬光养晦”，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并产生了很大 的幻灭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来了，这恐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是的，郭松龄之变，在他 思想上尽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忠孝难以两全，张学良给郭松 龄的信说得最为明白：‘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 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 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 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22)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 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 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 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 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 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然 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 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23)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

　　 但张学良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愤中奋起了！这也就是说，郭松龄的“血并没 有白流，张学良又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张学良用‘兵谏’影响乃父，促使张 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 成的遗志。历史辩证法的道路，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24)

　　 是的，郭松龄之变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又深远的。有人以为经过残酷镇 压，就不会有人再存二心了，实际不然，觉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压的，他们不仅不会被屠 杀所吓倒，压力反而会成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动力。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 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掀 起了更大的波涛、创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辉业绩吗？！

①⒀⒁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②　任松、武育文：《郭松龄》，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 出版。

③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３月出版。

④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 版。

⑤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⑥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出版。

⑦⑧⒇(21)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⑨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３５辑。

⑩⒂　赵毅：《郭松龄的崛起》，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 出版。

⑾⒄　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⑿　《在滦州誓师反奉通电》编者注，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９月出版。

⒃　殷汝耕：《半载回忆录》，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满洲报》第一版连载。

⒅　硕夫：《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向导》１４０期。

⒆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１０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22)(23)(24)　张德良：《千古功臣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论文，未刊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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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章 皇姑屯风云

　　 １９２８年春天，当时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 由于内政、外交陷于绝境，致使北洋军阀的这个末代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名，调动蒋、冯、阎、桂所辖 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浦、京绥各线北开，向张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区的防地进 逼。面对北伐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杨宇霆认为对方兵多将 广，且又是胜利之师，与之对抗，是不明智的，主张因势利导，退兵言和，并一再向张作霖 进谏，以便保存实力，免生后患。张作霖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主张和 平的佳电，表示愿与国民军息争对外，退兵休战，一场眼看又要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制止 了。这本是好事，不料却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驻京津一带的日军，连日来调兵遣将，企图 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但由于张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国也暗中支持国民军的行 动，所以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但是，日本人并未认输，军事行动失败了，就转向外交讹诈，声称，他们允许国民军进 驻平津，但必须平静地交接，不得诉诸武力；对张作霖，则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递交了《觉 书》，促其撤回东北。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而是计划在张退返东 北的途中，迫令奉军交械，解除武装，逼张作霖下台；或者把他作为傀儡，而由他们作为东 北的实际统治者。日本在《觉书》中狂妄宣称：“中国动乱行将波及京津，满洲地方亦有蒙 受扰乱之虞。大日本帝国具有维持满洲治安之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帝国即将采取有效措 施……”

　　 从这杀机毕露的言词来看，日本当局对张作霖已不再抱什么幻想，这个所谓“有效措 施”，不就是表明，如再不听他们的，他们就要诉诸武力，甚至不惜要用暴力手段干掉张作 霖吗？

　　 人们也许会问：张作霖原来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实 际这是不奇怪的。不错，长时期以来，张作霖与日本人有交往，他在建立东三省政权、两次 直奉战争、以及打败郭松龄等重大事件中，都曾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其所以如此 卖力地讨好对方，说穿了，不还是为了要确保他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吗？但由于 日本人贪得无厌，需求无已，而张作霖又是从征战杀伐中起家的军阀，不甘心受制于人，任 人摆布；加之，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北伐大革命的兴起，以及日益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冲 击，都不能不使张作霖的独立性的观念日渐增强，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看到 日本人对中国如此傲慢无礼，也很不满，常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 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打回仗，他们都要干涉，也管得太宽 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 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觉得日本居心不良，对《觉书》想采取置之不理的态 度。但张学良和他的顾问们则认为，对此不能意气用事，对日本人的指手划脚可以拒绝接 受，但他们提出的关于撤退东北的要求，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这才同意召集会议，研究 《觉书》，共商对策。

　　 经反复会商，张作霖和他的谋士们认为，北京政府的局面确难继续支撑了，采取退回东 北的策略是明智的。当然，这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挥，所以他们于５ 月２５日发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 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 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当然，他们对日本也还留有余地，如在照会中也表示，他们将考虑日 方要求，准备撤回东北。

　　 当时，日本的这个蛮横的《觉书》，也曾递交南京政府，可那时正热衷于与日本拉关系 的蒋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锋呢，所以对此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竟也装聋作哑，一声 不吭，只悄悄致电南京在日本的官员张群，让他转告日本政府，说什么“嘱作霖及时下野， 自动退出京津，移驻关外，则全国之统一可不用兵，更何须出兵远征？”南京政府为了掩人 耳目，后来虽然发表了一份有关《觉书》的对日照会，但用词婉转，软弱无力。这样一来， 也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勒索敲诈，以便在东北取得 更多的特权，并尽快实现其占领满蒙的计划。原来，日本政府早在１９１５年，就曾与袁世 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当中有七条是霸占东北的 内容。后来，段祺瑞又与日本勾结，搞了西原借款，其中有个交换条件，即中国需承认日本 有权在东北修筑四条铁路。但由于中国人民始终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二十一条和 西原借款都未实现。但日本人并不死心，前些年他们之所以支持张作霖，目的还是想把二十 一条和西原借款中一些条款变为现实。而这当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东三省的路权问题，他 们要垄断铁路修建权。张作霖和张学良却要打破这种垄断，自办铁路，先后修了奉（天）海 （龙）路和大（虎山）通（辽）路，日本人对此大为不满，张氏父子不予理睬。后来，日本 人要求修吉（林）会（朝鲜会宁）等路，张作霖也总是含糊其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 使日本吞并东北的计划无法实现。不仅如此，连１９２８年３月，张作霖为从日本人那里得 到军费、与日军签订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因后来决定不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也 单方面把这个合同取消了，并还有企图摆脱日本人、欲与英美等国联系、寻求新的出路的意 向，比如“他热心开始与英国、特别是与美国人交往，在他自己身边引进美国军事顾问”， 并吸收美国银行投资，提议让美国人在东北修筑铁路等。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 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漏夜晋谒，几番拜访，试探之不足，复加以威胁，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把张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唇枪舌箭，发生了激烈冲突。张怀英（张作霖的二女儿）如 今还清楚记得：“从北京出发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我父亲签字（签定‘日张秘 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事在成玄的 《张作霖演义》中也有记述，据说作者早年有机会接触到张家父子，并广泛搜集了有关资 料，虽为演义，但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下面，我们姑引部分片断，权作了解这 段历史的一个参考材料。书中载道：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 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老张说：“老百姓这样强烈地反对贵国，我嘛，我只能觉得很遗憾。”

　　 芳泽说：“阁下应该断然加以制止才对。”

　　 老张说：“我看，我们的谈判暂停一下，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芳泽面色不悦：“这么说，阁下不是有意姑息这次暴乱吗？”

　　 老张也沉脸说：“请不要误会。现在老百姓很不好对付，如果强行制止，恐怕事态越闹 越大了。”

　　 芳泽以威胁的口气说：“此次田中首相决心解决满蒙诸悬案，如果再行拖延，恐怕大大 有碍我们的‘友好邦交’，对阁下也大大不利！”

　　 老张眨眨眼，故作糊涂：“唔？还有许多悬案？这我不很清楚。既然是东北的问题，就 请阁下先回奉天，与交涉总署谈谈吧！”说罢端茶送客。

　　 芳泽捋捋小胡，冷笑一声：“阁下这样缺乏诚意，本公使非常遗憾！”说罢愤然离去。

　　 日本人见张作霖居然态度强硬起来，当然不能就此罢休。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把 这一次谈判暂时停顿下来，另作打算。

　　 北京政府反对日本干涉声明发表之后，芳泽立即通知张作霖，约定当晚会谈。老张料到 一场当面冲突已难避免，为了故示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士诒、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纯一 斋里打牌消遣。麻将刚打过两圈，承启官进来报告：“芳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 等候。”梁士诒等把手中麻将推倒，站起身说：“雨帅有重要公事，我们改日再玩吧。”老 张挽留说：“我和这个日本鬼子没什么可谈的了，应酬几句就完，回头咱们接着打。”

　　 芳泽在客厅等得很不耐烦，暗道好个张作霖如今连外交礼貌都不讲了。半晌老张才慢慢 腾腾地走了进来，点点头说：“对不起。”

　　 会谈开始便针锋相对。芳泽沉着脸说：“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公使深感遗憾。”

　　 老张白了公使一眼说：“贵国政府发表什么觉书，也让人很不痛快。”

　　 芳泽说：“帝国政府的警告完全必要！”

　　 老张说：“未免管得忒宽了吧？”

　　 芳泽摇着头说：“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很不好吧？”

　　 老张说：“我从前和你们合作得够多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心里有数，我是打落门牙合 血吞！”

　　 芳泽龇牙一笑：“正因为阁下曾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所以十分关心此次战乱，对双方发 出警告。”

　　 老张说：“好个双方，连我也被警告了，这还算什么朋友！”

　　 芳泽说：“请不要误会，我们对阁下是友好的劝告。

　　 因为大势已难挽回，为使战乱不波及满洲，为保护贵我双方的权益，阁下只有撤回关外 才算明智。”

　　 老张说：“你们说得容易，仗还没有打完，我能白白认输吗？”

　　 芳泽冷笑：“阁下应该清醒些，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

　　 老张大脖筋突然一蹦：“这不劳邻居操心。打打看吧！

　　 打不过他们，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芳泽一字一板地说：“到那时只怕你过不了山海关了！”

　　 张作霖把脸涨得通红，不觉拍拍桌子：“这是什么话！

　　 关外是我们老家，愿意什么时候回去都行，谁还敢拦路不放吗？”

　　 芳泽摇着头把手一摊：“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

　　 他从文件包中取出那份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代表签订的“合作”密约，放在桌上 往老张眼前一推说：“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 签署的正式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老张把密约拿在手中，眨着眼说：“不要急，先放在这吧！”

　　 芳泽见老张又要推拖，顿时脸色发青，拍着桌子再作威胁：“你这样态度不行！现在本 公使代表帝国政府，正式向你们提出另一严重事件！”

　　 老张把眼一翻：“又是什么事件？”

　　 芳泽说：“张宗昌的队伍在济南杀死五十多大日本侨民，张是你的部下，你必须对这一 事件负一切责任！”

　　 老张勃然大怒，霍地由座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往地上摔去，顿时磕为两段， 声色俱厉地指着芳泽鼻子说：“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我他妈 负个屌责！”说罢丢下芳泽，怒气冲冲走出客厅。芳泽向门前赶了两步，咬牙切齿地大喊： “张君，你可不要后悔！’

　　 …………①

　　 张作霖这一顶，就把日本人彻底得罪了，早就对张作霖失去信心、想要甩掉他的日本朝 野，闻讯大惊。尤其是与张作霖素有矛盾的日本关东军和其中的少壮派，更加难以容忍，他 们早就认为芳泽和东京的官员对张作霖太软弱，不赞成只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是急于 出兵占领东北，不许任何军队再进入东北，这也包括张作霖的部队。但张作霖由于各方面的 原因，又决定要返回东北，这样矛盾就更激化了。而从日本政府来说，则认为张作霖对他们 不仅成为无用的人，而且还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对于关东军准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张作霖 一事，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制造事端，以阻挠他撤回东北的计划顺利实现这一点，张作霖不是没 有想到。但他最初之所以还有些恋栈，倒还不是因此之故。那主要还是因为他当时的“安国 军政府”，在那会儿还是权倾一时，实际是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总统权的，他虽名为大元帅， 其实就是大总统，这个荣耀的得来，并不容易，要让他拱手让出，他怎么舍得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年轻的张学良洞察幽微，沉着冷静，认为保存实力是比什么都重要 的，所以力主息战议和，退兵关外，而且行动愈快愈好。张作霖如果听从了儿子的建议，不 是犹犹豫豫，而是抢在日本人阴谋付诸实施之前赶回奉天，这一震惊中外的谋杀案也并不是 不可避免的。遗憾的是，他过于自信了，总认为他有几十万军队，日本人虽然可恶，但还不 致于会直接谋害他的性命。所以，他总是忠言逆耳，不把这当回事，认为谁想打他的主意， 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同意离京返奉了。但却坚决反对改变返奉路 线。他错误地认为，明人不做暗事，他并不是被打败了，而是为了国内和平，主动返回东北 的，所以他不能灰溜溜地走。当然，若认为他心里很踏实，毫无一点顾虑，那也不是事实， 可惜的是，他的释疑不是靠科学地分析判断，而是把宝押在虚幻的占卜和运气上（“他非常 迷信，逢有大事必卜卦决疑。这次回东北也是如此，找来在府右街的他所信任的卜卦之士张 半仙摇卦，以选择出行的良辰吉日。张丰仙说当日下午七时动身为吉时，张作霖毫不思索就 决定当晚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下午７时离京返奉。②张作霖是六月三日离开北京的，这无 分歧，但他究竟是几点动身的，却说法不一此为一说；另外也有不少人说是半夜或“六月三 日凌晨１时１５分”③等），怎么会不出问题呢！

　　 在离京前的一天晚上，张作霖与儿子曾有一番不无隐忧的不同寻常的谈话，把张氏父 子，特别是张作霖的心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张学良先把关内各派势力说了一遍，摆出不退出关外的利害关系，并分析了美 国、日本在明争暗斗，他们都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势。

　　 张作霖听着，捋捋胡子说：“难道说他们尖，我们傻，我们肚里比他们肠子弯弯少，我 们在军事上有足够的力量。”

　　 张学良这才凑近说：“知彼，还要知己。大帅，我们的军心不稳，有动摇。”

　　 张作霖再也坐不稳太师椅子了，双腿一弹跳下地说：

　　 “咱爷们这棵大树还撮着，猴孙就要散吗？！”

　　 张学良把两手一掐拢说：“眼下国民军、北伐军牌子挺亮，对我们冲击太大，如果我们 退回关外，东北这块地盘就是一个圈。”

　　 “我懂！小六，咱们爷们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我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件均无从 说起，对头吧？”张作霖说完直叹气。

　　 张学良连连点头……

　　 张作霖又叹口气说：“这走要有个走法。”

　　 张学良说：“齐恩铭曾有密电，称‘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

　　 “这里离总站很近，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我看日本人不敢在这里胡闹。”张作霖 又吸口气说：“最近收到密探的情报，日本人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张学良表情严肃地 说：“日本人狡诈多端，不能不防。”张作霖沉思片刻，说：“日本人惯于诡诈，真的加 害，谅其也不敢。”

　　 说着，他撸起袖子来。

　　 爷俩研究了回奉天的路线。张作霖随手拿起一张纸，一扯两半，用红笔分别在上面写了 “汽”和“火”，然后揉成两个纸球，在手心里摇摇，扔在桌子上，笑着说：

　　 “讨个吉利！”可他并没有立刻拣起纸团。原来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可公路 坎坷不平，一路上要吃很多苦，怕受不了；乘火车又怕发生意外……他用手指把两个纸团扒 拉得直打转转，抓起一个纸团，慢慢地展开一看，字在背面。他没有立刻翻过来看，而是轻 轻地把纸往桌上一拍。

　　 张学良伸手把纸翻过来，一看是“火”。老子伸手拍拍儿子的肩膀说：“就这么定了， 火车走！”④

　　 照说，卦卜了，字也测了，张作霖可以放心回家了，怎么心中还有些不安呢？是不是他 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这他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而且不久就遇难了，所以这恐怕是很难说清 的。不过，有一点则是清楚的，即尽管有风险，而他却无意改变初衷。可张学良就不同了， 对父亲的决定他虽然没有再多劝阻，但却仍然很不放心，他始终认为，父亲是不应该坐火车 回去的，而应改乘汽车，并且轻车简从，由不大为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秘密返 奉。这条路线是在奉军控制之下，这样人虽辛苦点，安全是有保障的。可张作霖却觉得这样 未免太小家子气，他不想给人造成他是被人家赶走的所谓败军之将的印象，所以不管谁劝， 他都听不进去。当然，他也作了防备的，如多带卫士，增岗加哨，严加戒备等。另外，行期 保密，如对外说是６月１日动身，实际是６月３日才启程，并不断变更车次，究竟什么时候 到达沈阳，并没有个确切的时间。

　　 然而，很遗憾，这种种防备都已经过迟了，因为日本关东军早派特务潜入北京对张作霖 进行严密监视了，他的一举一动日本人都了如指掌。

　　 但张作霖却还蒙在鼓里。战争的失利，形势的逆转，使他的撤离笼罩着一种冷清和不祥 的气氛。但爱讲排场的张作霖还是不忘前呼后拥，还总想即使是引退，也总要走得气派一 些，所以他的专车浩浩荡荡，共挂有二十多节车厢，他本人携眷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 禧太后的豪华花车。据张怀英老人谈，那花车车箱内，“装潢极讲究。一间大客厅，一间大 卧房，车内全用金黄色丝绒装饰、窗帘、座椅皆为黄色。当时马夫人随行，在卧房内为父亲 烧烟泡”。为安全计，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方的车厢，坐满了随行人员和 全付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设置了压道车，谁想在路轨上做手脚，也是 很容易发现的，真可谓严加防范，周密布署，想得够周到了。但也正象俗话所说的：作者千 虑，必有一失；或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有人处心积虑要对某个人进行暗算，有时 确实是防不胜防的。

　　 原来，就在张作霖准备退回东北时，以村冈长太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谋杀张作霖 的“皇姑屯行动”绝密计划也正在加紧策划中。最初，他们是准备派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参谋 去北京刺杀张作霖。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获悉这一 特殊使命后，河本似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对竹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万 一失败了怎么办？在华北方面，果真有能够完成那样大胆谋略的可以信赖的人吗？很不放 心。万一（搞糟）的时候，如果不让国家和军方承担责任，而只以个人的责任来结束的打算 办不到的话，那么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认为好极了，不知会怎样乘机指责呢。让我干吧，别 无他途。你若是去华北，要一直径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通知我就行。”

　　 河本大作谋刺张作霖的绝招是炸车。

　　 竹下义晴到了北京后，很快便将张作霖将乘火车返奉的计划电告河本，河本立即行动起 来，炸车地点他最初选在京奉线的巨流河铁桥，因此处有中国军警监视，怕露马脚，所以改 在皇姑屯车站。这里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个三洞桥，由 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在上面，京奉路在下面，因为桥上是由日军警戒的，便于他们作炸车 的各种准备，所以就把这里作为炸车的地点。

　　 在这之后，河本在三洞桥附近设了岗哨，实行戒严，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后调来工兵， 放置炸药，安装电动引爆装置，并在一僻静处设立了瞭望台。河本为保万无一失，还计划若 爆破失败，便设法使列车脱轨颠覆，并立即让一队伏兵冲过去将张杀死。而在这一切准备就 绪后，还特地将两名中国乞丐（原为三人，其中一人逃跑了）先行杀死于桥下，将他们伪装 成所谓“南方的便衣队员”，在作案后被炸死的样子，以转嫁罪责，掩人耳目。三年后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也是采用同样手段，密令其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 近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向沈 阳大举进攻的。历史严峻地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很凶恶的，他们为了迅速占领东北， 进而吞并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会施展出来的。

　　 张作霖的专列是６月３日夜离开北京，开往关外的。

　　 那是一个多少还有点凉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风习习。

　　 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当时他是 “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沙顿系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 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开汽车，开得很好）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颜 色为黄色，驶往火车站。”⑤那个当儿，车站上静悄悄的，也许是戒备森严的关系吧，除了 有一小部分暂留北京的官员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车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时那种熙来攘往的 热闹场景的；给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丧，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情景，这就不能不使古 老的北京车站那偌大的月台上，更显得寂寥萧索，呈现着在兵荒马乱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仓 惶、沉寂和凄凉的景象。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一点官场的礼仪和送行的气氛，那也不太符合实际，这也正象司马 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 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 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音乐。车队中的第 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 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桥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 剑。

　　 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 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团长的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 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车准时徐 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 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 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的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 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的有 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 幕。不过，事实上他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⑥

　　 专车驶抵天津时，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找个借口下车了，并且没有再回来。这更 引起人们的猜疑，许多人都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当然，对于这位町野先生，现在人们 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张作霖在准备启程出关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事，已 有所闻，但町野却表示愿亲自陪他返奉，以释张疑。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不是偶然的，是 由于他事先知道情况不妙，因而借故溜掉的；但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很可能是奉命行事， 并非怕死，或曾充当内奸之类，因此人做张氏顾问甚久，是忠于张氏的。关东军少壮派要谋 杀张作霖，他虽然不一定摸底，但是曾觉察到了的，在张作霖准备出关临走之前，他曾提出 应在白天到达奉天，已有所暗示，可惜这个提醒未引起张氏的注意。是的，张作霖是有些大 意了，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总认为他堂堂大帅，实力雄厚，想打他的主意，岂不 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退一步说，即使有些不自量力之徒闹事，大不了也不过躲在一些沟 沟洼洼里，朝他坐的火车放点冷枪，骚扰一下，然后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其他的事，是不 会发生的。很明显，这是有点反常的，因为张作霖每出远门，在他行经之地，总是岗哨密 布，坐有防弹汽车，行有大批卫士簇拥，甚至在乘坐的汽车内都有卫队营长掌握着一挺机关 枪，汽车两边也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这次，不知为什么，据说他不让戒严，一切公 开，对于安全问题，似乎还挺有把握似的。究其原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固然是一个重 要因素，但他过于轻敌，特别是他只考虑到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日本人的敌意， 对于他此行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他死于非命的一个关键。有道是：人每反常， 即非好兆，出事也就难以避免了。

　　 皇姑屯炸车案，说起来惊心动魄，可在案发之前，却一切如故，风平浪静：

　　 ６月３日凌晨１时１５分，张作霖乘专车离开北京遄返奉天，潘复、刘哲、张景 惠、王荫泰、英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 曾等３０余人及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町野武马同行，专车共１８辆，张作霖坐在第三辆蓝钢 皮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的花车。列车过津时，町野武马、潘复下车，常荫泰上车。过山海 关站，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加入，张改乘第四节车厢，紧靠蓝钢皮车厢的后面。

　　 “相传离平时，其密探曾有日人谋害之警告，张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 疑，然町野在津下车，仪峨则继续同行。”（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２１５页）另据 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回忆说：“策划炸车阴谋的有关人员，恐怕只有两三个 人。……决定以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阴谋·暗杀·军力—— 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版，第２３页）。

　　 ６月４日清晨，５时２３分，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监视岗亭透过探照 灯，发现挂有蓝钢皮车厢的列车奔驰而来。“来了！毫无所知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 了交叉点。”（《我杀了张作霖》）“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２０ ０米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了天，对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 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同上）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 桥的钢板下塌，将张作霖专列的前后三节车厢压碎，吴俊陞殒命，张作霖负重伤，急救回沈 阳“帅府”，于上午九时毙命。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秘不发丧。第二天即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 令。一面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奉。６日，奉天省长公暑为应付日本及稳定政局，发出通 电佯称：“主座（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直至１７日张学 良回到沈阳并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奉天省长公署才于２１日正式宣布张作霖于当日下午逝 世。⑦

　　 这起严重的炸车案是谁干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虽然众说纷纭，但奉、日双方都心 中有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奉方对此事采取低调态度，甚至有意掩盖它的真相。但纸哪 能包得住火，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最敏感的中外电讯，还是都把锋芒对准了日本，一 致断定是他们干的，并有许多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指控：

　　 张作霖的离京时间十分诡秘，专车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动，到奉天城之确切时间连 专车司机也不确知。只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军侦探随时报告行车时刻，才能在专车开到三 洞桥时，大炸弹在张作霖所坐的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

　　 日本公使馆随车人员，均在中途下车，没有一个被大炸弹惊扰，真是幸运之极……

　　 出事地点在日军警戒线内，平素日军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大炸弹安装在石柱顶上需六 小时，显然出自工兵之手。

　　 爆炸专车之炸药，纯系烈性，目前中国各兵工厂尚无此威力的炸药……

　　 据英国记者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 出事当夜，月色浩浩如洗，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 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 桥，直到炸弹爆发为止。……⑧

　　 这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无疑是击中了要害，反映了当时的舆情，并使日本政府受 到世人的谴责的。但它的真相却长期被掩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东方炸车案的内幕究竟是怎 样的？何人主使？何人策划？何人执行？却一直是个谜。但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 为，既然做了，早晚总是会被察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发展 和时代的变迁，它那长时间捂着盖着的不可告人的隐秘，终于被揭开了，原来：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是，炸死张作霖，乘混乱之机，出动军队，武装占领东三省，制 造伪满蒙帝国，另立傀儡。

　　 由于准备不及，未能得逞。为了掩饰事件真相，关东军事先已有布置，由日本浪人觅到 ３名中国乞丐，于三日深夜，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南满铁路吊桥下，将其杀死，伪装成一伙爆 破犯在作案时被炸死的样子（但其中一名事先逃走，后来密赴张学良部下投报）。并诬指他 们为“南方之便衣队员”。日方还要求同奉方共同组织调查，遭到拒绝后，日本陆军省于１ ２日发表公报，诡称张作霖被炸事件之制造者“当系南方便衣队员无疑”（《阴谋·暗 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２１页）。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很快传到了东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反响。田中内阁顽 固地向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事件与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方面搞的（《昭和五十 年》，第２２页）。议会在野党把它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但 是他们并不想将真相公诸于世。

　　 “皇姑屯事件”对田中内阁的冲击持续将近一年，在处分杀害张作霖的责任者上，内阁 与军部疏远了。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田中内阁垮台。同时，关东军司令村岗编入预备役， 第九师团附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免职。

　　 但是“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仍被掩盖。１９３２年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华，发表的报告 书还说：“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尚未判明。惨案内幕仍在五里雾中。”（载《国难痛史》 第五卷第４１页）

　　 １９４６年７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中，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 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暗杀之事，系关东军幕僚所为。至此，“皇姑屯事件”真相被掩盖 了１５年之后，终于大白于天下。⑨

　　 上面这段引文，揭露了此案阴谋长期隐秘的事实，确实使我们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不过，过去毕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案疑点仍然很多，更为确凿的人证物证多有不足。 但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进展，特别是前几年在日本发现的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现场 照片，更以铁的事实为这一震惊世界的谋杀案提供了新的物证。

　　 原来，日本山形县藤岛町农民佐久间德一郎，战前曾在侵华日军特务机关任翻译，１９ ３９年６月，他的上司河野交给他一包重要资料，让其严密保管，事后才知道是一套谋杀张 作霖的照片。以后，他与河野分手了，侵华战争也节节败退，日军大小头目自顾不暇，谁还 顾得上管这套照片呢！就这样，这位日本翻译自己把照片保存了下来。几十年的沧桑变化， 他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为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中日友好的热情所感动，全部公开了这套照 片。据报道：“佐久间保管的照片共六十一张，其中三十张编上了号码，有的照片背面还写 有“神田”的名字。三十张照片，从爆炸前的现场到张作霖的葬礼，完整地记录了事件的全 过程：四处飞散的陆桥，网状般扭曲的铁轨，燃烧着的车厢……令人思索的是，这几张照片 中为何不见任何人影？这也就是说，拍片者早有准备，在炸药引爆、列车横飞、浓烟升腾， 别人未及出现的现场连续按动快门的。”⑩

　　 调查还表明，执行爆炸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尽量把爆炸者打扮成是国 民党政府方面所为，预先备下犯人尸体，并作其他布署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 大佐，即河野又四郎，当时他既是高参，又是侵华军“北支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部北京班班 长，作为“团副”，他还曾参与策划“芦沟桥事变”。照片的实际主人是神田，全名为神田 泰之助，是爆炸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他当时是与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东宫铁男大尉负责具体引 爆。这从照片后面他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证明，在一张照片的背面他写道：“昭和三年（即 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上午五时二十七分爆破京奉陆桥，此为张作霖专列八十号车给事（服 务人员）烧焦的尸体。”他在给家属的信中还写道：“６月４日，爆破张作霖列车，其实我 亦在场……”至于引爆人还有东宫铁男，则是日本史书所记载的。

　　 谋杀张作霖的事实真相，有了更确凿的人证物证。

　　 然而，在那时，这一切是完全料想不到的。车到山海关时，黑龙江省督军、过去与张作 霖有些矛盾的吴俊陞，那时还破例特地前往山海关迎驾。那场面虽然比较冷清，甚至颇有些 杀机预伏的征兆，但吴俊升却仍十分虔诚，这正如窦应泰所写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夜之山海关。

　　 “乌云低垂，夜风飒飒。车站月台上，孤灯惨淡。卫士的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奉天 留守官，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戎装佩剑，静静地恭候在山海关车站上。远方已隐隐地传来 北行火车的隆隆之声。

　　 “吴俊陞神色阴沉，想不到转眼一年之间，大元帅居然皇冠落地，仓仓惶惶地逃出北 京。今天下午，当一份由北京发出的密码电报，送到吴面前时，他不由大吃一惊：张作霖四 日返奉。几个月前，由于‘满蒙悬案’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奉天城。日本总领事 吉田和奉天省长莫德惠几次都谈成僵局，从北京到奉天之间，被一种隐隐的杀机所笼罩着。 加上不断传来蒋介石的‘北伐’步步逼近京畿的消息，使他不由与张作霖突然返奉联系在一 起。吴俊陞思前想后，感到张作霖又处在危难之中，出于一种军人的义气，吴决计亲赴山海 关迎张。

　　 “当吴俊陞刚刚踏上南行的专列时，奉天警备司令前来送行，他向吴俊陞汇报了次晨将 在奉天南站组织百姓迎张的准备后，提醒他说：‘兴权兄，近日鬼子严密封锁老道口，不许 中国人通行。这其中必有勾当，不得不防啊！’吴笑着说：‘唔，我是军人，什么也不 怕。’警备司令与吴私交笃深，他知晓北京当初组阁时，张作霖冷落吴俊陞的内幕，他几次 欲提醒，又不好启口，只得婉言劝说：‘还是三思而行。”吴俊升爽然地一拍胸脯说： ‘唔，人活百岁也是死，我吴俊陞征杀百战，枪子儿都不咬我，唔，去趟山海关有啥屁 事？’说罢他辞别警备司令，乘车呼啸着向山海关疾驰。

　　 “此时在北行的专车上，夜不成眠的张作霖正心乱如麻，辗转床榻。忽闻卫兵通报： ‘吴督军专程迎接大元帅，就在车下。’他一骨碌爬起，疾步迎到车门口，只见矮笃笃的吴 俊陞果然昂首挺立在灯影黯淡的月台，张作霖急忙挽住吴的双手，把他拉上车来。”⑾

　　 火车在山海关稍事停留，又“咣咚咣咚”地向前奔驰。车抵皇姑屯车站时，奉天警备司 令齐恩铭等也登车迎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平安无事。不料，在六月四日黎明，当列车呜 呜地鸣着汽笛，沉重地喘息着，快要到达奉天的时候，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

　　 原来，那时“奉天至关内的铁路象一条被降住的鲇鱼，被几张网给兜住了，没有办法只 好从高高的中东铁路的胯下钻过去。这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象一把大剪刀，迎着大元帅的专 车。这里是三洞桥，活似一个巨人叉开了两条大腿，叫你从胯底下钻过去，谁走到这里都感 到在受胯下之辱。

　　 “专车载着‘关东王’张作霖大元帅，也得钻这三洞桥，受胯下之辱了。专车前头压道 的卫队列车钻过去了。

　　 “这时，张作霖从专车的窗子稍微探出了一点头，他看见了奉天总站的彩旗在迎风飘 扬，而且还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军乐队的奏乐声。于是，心里便格外高兴起来。他拍了拍老把 兄吴大舌头（吴俊陞——引者）的大肚子说：‘哎——总算到家了。’

　　 “……专车的车头钻过桥了，就在这第七、八、九节车厢刚好装在三洞桥中间的一刹那 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南满铁路的桥梁塌下去了。当时整个奉天城象地震了似的猛地晃动 了一下。

　　 “在奉天总站周围，这一声巨响，把附近的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震断 了，比用快刀子割的还齐刷；在西北市场吃早面条的人，碗里的热汤面条连碗一起扣在了脑 袋上；三洞桥周围的上百棵大杨树上的叶子，一下子全震下去了，比人摘的还光，附近住户 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不被震碎的，距离较远的洗澡塘子，池子里的热水也被震得泼了出 来，烫伤了不少早晨洗澡的人。

　　 “炸起的那根冲天的烟柱，在砖城里的人们都能看清。

　　 “整个专车，在冲天的烟尘暴土中，塌了架。那冒起的烟分四个颜色：红的是火，黑的 是烟，白的是汽，灰的是土。这几股烟尘杂物搅在一起，里面有生命，里面有作为一代风流 人物的张作霖。说来他出身绿林，位至大元帅，富贵尊荣，盛极一时。但在这硝烟尘雾中， 他究竟怎么样了呢？”⑿这还得从头说。３月３日专车从北京出发时，上面坐了不少日本 人，可是在天津，山海关等地都有下车的，当列车行至新民站时，随车来的日本人只剩下一 个仪峨诚也，其余的全都溜掉了。此公为何如此沉着，他是不知情呢，还是个不要命的“陪 绑”者？这里姑且不论，不过，从各种迹象看，对于此人尚在车上的事，关东军并不是不知 道，他们之所以仍然不顾一切地要干到底，据说是因为此事至关重要，因而“决定以国家大 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这个新的动向，即日本人纷纷下车的事，有人 曾向张作霖报告了，却未引起他的注意。

　　 当火车似乎一路顺风地到达离奉天城不远的皇姑屯老站时，张作霖的老友莫德惠、张景 惠也到车上迎接大元帅，并随车而行。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一如往常，谁也料想不到， 在火车从那里又往前开出三百多米到达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一在桥上，一在桥下）交叉口 时，突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顿时，硝烟弥漫，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吴俊陞显然是被强烈 的气浪从车厢内抛出去了，他“被一硬东西扎入头部，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 丈余远。温守善（张的随行人员）被埋在碎木下面。莫德惠、张景惠受轻伤，日本顾问荒木 刚由蓝皮车踏入花车一只脚，就被炸倒受了轻伤。六太太住的包房着火急喊救命，被卫队救 出只烧了脚趾。温守善清醒后，挣扎爬出碎木，站起来，不顾伤痛寻找张作霖。看张仰面躺 在铁轨南侧，急忙将张抱入怀中，见他咽喉处有一大窟窿，血如泉涌淌满衣襟和地上。温守 善从裤袋里拉出大绸子手绢堵在张作霖的伤口上，正寻找人时，张的三儿子张学曾跑过来帮 着扶，他毕竟是个孩子，力气不足，抬不动。这时宪兵司令齐恩铭找了个敞篷汽车，大家把 大元帅抱入车中，温守善坐在里面抱着，张学曾在外扶着，齐恩铭没上汽车。汽车急速驶向 大帅府，马路两旁已经由留守部队警戒。”⒀

　　 “在汽车驶向大帅府的路上，张作霖还清醒，闭着眼用很小的声音问温守善说：‘逮住 了没有？’温守善安慰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温说：‘正审问呢，还不知 道是谁干的。’温又说：‘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到底是谁干 的？’温说：‘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一颗巨型炸弹炸的， 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又过了一会，张又对温说：‘我要 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爷）和五太太。’

　　 又说：‘我要走了（意指要离开人世了）’。”⒁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后，医护人员曾尽 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两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但在那时，这是不能对外讲的，因 为张氏之死，是日本图谋东北的一个严重步骤，日本人是巴不得炸死张作霖，以便取而代之 的，所以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封锁消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当时除了省长刘尚清、臧式毅以 及医官等少数人知道真相外，外人，甚至张氏的亲属也都不知内情，并将一切探视者拒之门 外。这当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内中也有一些极其微妙的斗争。杨大群的记述，采用了古代章 回小说家的笔法，传奇色彩较浓，但从整个内容看，还是如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本 质特征的，而且写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警备森严的大帅府，不时有汽车开进来，一些官方要人接二连三来要求看望大元帅 的伤情，都被刘尚清挡在了门外。他委婉地说：“大元帅在静养，现在还未息下火气，我不 好放您进去。你瞧，大帅已经摔了三个茶杯了。”他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碎杯碴子。

　　 那一堆三个颜色的碎茶杯碴子，每片都好象眨着张作霖那双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极其严厉 的光，使人看了生畏，这些来人见了不得不退身告辞。

　　 ……当天中午，大元帅府公布了张作霖的伤情：体温３７°２；血压正常；有时头晕， 不经常地眼花；左手有些微抖；试着站起来三次，往前走出七步半。

　　 此间，城内中街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被招进大帅府。

　　 他带着已经磨好的各种规格的眼镜片，来给大元帅配花镜，足足调换了十几副镜片才合 适，把大帅医官忙得通身是汗。最后限眼镜行在三日内将眼镜配好，并要求眼镜腿要长一 点，因为大帅头上缠着药布。

　　 ……奉天省长公署发出老道口被炸事通电辟谣：

　　 各道尹各县知事，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路桥梁，发生炸弹爆伤数人，主 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关内军情，各路遵息争通电，均完全移

　　 驻相当地点，省城亦安宁如常。及近日外报登有种种谣言，实是淆惑听闻。为此，密电 该道尹知事，迅即传谕地方商民，勿得轻信浮言，自滋惊扰，并饬

　　 警，从严查禁，是为至要。省公署。鱼印。

　　 十七年六月六日

　　 炸车事件发生第三天，大帅府又公布了张作霖的近况写实：

　　 有一天，大元帅要吃家乡海城的红毛鲤鱼……烹鱼能手朱老师傅按大元帅的口味，烹调 了红毛鲤鱼，鲤鱼下锅时，在滚汤里还摆着尾巴。然后，朱老师傅将烹调好的鱼装在万寿碗 里，双手捧着送到大元帅面前。

　　 大元帅拿起筷子，在吃之前，先用鼻子闻了闻，连连点头，意思是味道好。接着，他喝 了一小盅红壳蛇眼高粱酒，还要喝个双盅，被医官劝阻住了……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大元帅食鱼的照片。他头上和左臂膀缠着绷带。在一个摆着碗筷的 小桌上，稍微仰侧着身子。床上还有一件东西，就是那杆和他同时蒙难但却安然无羌的长烟 袋。

　　 第五天夜里十一点半，大元帅几次不能入睡，心情十分烦躁……说：“尚清，何不把刘 德给我叫来，说上一段鼓书，解解腹内之愁，胸中之恨呢！”

　　 大鼓书艺人刘德被传知后，立刻赶到大元帅病榻前。

　　 医生怕来人从外面带来细菌，便放下了白纱帷帐。大元帅在里面微微叹口气，问道： “刘德，你来啦！家里好吗？”

　　 刘德俯下身子，连声说：“大帅呀，我来叩问您的福体康泰。”说着，他的眼泪夺眶而 出……

　　 大元帅口音稍微有些不清楚地说：“我遭了一次魔（磨）难！到头来还算抗住了。”

　　 刘德没敢再言语，他敲响了鼓，还没等启口开腔，大元帅倒先开口说：“刘德，你的鼓 今夜响得发闷，不脆快呀！”

　　 “回禀大元帅，小的担心您的健康，泪水流得太多滴湿了鼓皮，因此声音发闷。”刘德 这小子真能溜须，其实是他怕鼓声震了大帅的伤口，在说之前，先在鼓面上沾了点清水。大 元帅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哪来那么多尿水子。”

　　 ……大帅被炸后，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极力想探听大元帅的伤势，他们在大光明眼镜行的 技师给大元帅配花镜的当天，就把给大元帅配剩下的花镜片如数花高价买去了。他们化验了 大元帅府拒收的材料和这些花镜片，上面均有大元帅的指纹。……

　　 外交官林久治郎亲自来探视大帅伤势，一来就把刘尚清省长缠住了，他手捧驻中国总领 事的慰问信，非要面呈大元帅不可。他奸诈地说：“贵国如今市面上，众说纷纭，对老道口 炸车案，多说成与日本有关，这样重大事件，牵涉两国友谊，非面见大元帅陈述衷肠不可， 我们是有冤难申的啊！”他说着委屈得落下泪来了。

　　 ……这工夫，少帅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突然出面了。

　　 这可使刘尚清省长胸腔里的心猛然一撞。对外好对付，对内闹不好就会扎手。

　　 再说林久治郎，他见少帅夫人于凤至出台，不由心机一动，感到这出戏演到高潮了，他 眼力很尖，看见在于凤至夫人背后有一女仆役手捧一漆盘，盘中放着精致食品盒，看着雅 致，这是送给亲人的“问候羹汤”。……

　　 心里七上八下起来了。方才他提出带来日本名医，被刘省长婉转拒绝了，并且他也知 道，在炸弹事件刚发生时，德国就推荐名医，被刘省长挡回了。这次于凤至夫人的举动，他 半猜半疑，他担心是刘尚清安排下的把戏，但从于凤至夫人脸上诚挚的感情来看，是没有包 着半点虚假的。如果这位少夫人去给公爹捧羹汤，那就足以说明这位大元帅还没有断气，不 过……

　　 刘尚清以长者的口气说：“凤至，今天大元帅会喝干你这碗羹汤的。”他摆下手要于凤 至自行上楼去……他有几分担心，怕军医应付不了于凤至，闹到客厅来那就坏了大事。⒂

　　 但刘省长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于凤至是个聪明人，连日来她一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虽然不断报出大元帅近况，但她的心总是往下沉。她今天来，就是要探问真情的，但见林久 治郎也呆在客厅里，知其来者不善，所以她未在楼上久留，就又手托白玉空碗下楼来到客 厅，并对刘省长说：

　　 “大元帅有话，三日内不会外宾，三日外要开记者招待会，还要与各国领事见见 面。两日内大元帅要设全家宴，庆祝身体复原。”她说完把手中白玉碗放在靠墙站立的女仆 手里，飘然地走出了客厅……

　　 林久治郎这一阵子被丢在一边了，弄得他也有些发愣，冷静下来，自己找个台阶说： “省长阁下，大元帅既然今日不会客，我想三日内的招待会鄙领事会参加的。不过望省长阁 下，把鄙领事今天拜见大元帅之行，向大元帅敬禀。”他说完深深地弯下腰去了。

　　 刘尚清这才感到出了一身冷汗。“扑扑咚咚”一串响动，军医张大嘴巴从楼梯上跑下 来，他大喘着气抱住刘尚清说：“刘省长，少帅夫人闯上楼没把我给吓掉魂！”他差不多瘫 在刘尚清身旁了。

　　 刘尚清仔细一看，见军医脸上、军装前胸上沾满了乳汁似的羹汤，忙说：“把我也吓得 心快跳出嗓子眼了。

　　 少帅夫人她……”

　　 军医喘口气说：“少帅夫人手捧白玉碗一露面，我就象五雷轰顶一样，不知该怎么对她 讲，况且楼下还坐着日本人。我灵机一动，觉得正好借这个时机把事情挑明。

　　 我对着大元帅卧床双膝一跪说：‘少夫人呀！大元帅他在回府半路上就归天了！’少帅 夫人听了身子一栽晃，把一碗羹汤泼在我脸上，她很理智地没有使白玉碗落在地上，怕楼下 日本人听见。半晌她问了句：‘你们为啥不早告诉我？！’我说：‘刘省长为了稳住阵脚， 但也正想早些回禀少夫人。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能再瞒下去了。’少夫人问：‘大元帅归 天时留下话没有？’她此刻冷静地定住了神。我说：‘大元帅跟刘省长讲了一句遗嘱。’少 夫人说：‘要刘省长速将情况禀报少帅！’她就转身走下楼来了。”

　　 刘尚清听完深深地弯下腰，对于凤至走去的方向鞠一躬说：“好一位深明大义的少帅夫 人！”⒃

　　 这以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仍密而不宣。常为大元帅看病的杜医官每天照常到 帅府上班，照常到张作霖住处去给他“治伤”；厨房照常为他送饭，勤杂工照常洒扫，花工 照常在庭院里修剪花枝。总之帅府内一切平静，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悲伤和慌乱的景象。

　　 这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颇感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张作霖是绝无生还的可能的，只要 他一死，东北就会大乱，那时他们将立即出兵，乘乱进占奉天，继而占领全东北。若此计不 成，他们就设法阻止张学良回东北，甚至企图加害于他，以便斩草除根。

　　 但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原来，在张作霖重伤去世的当天，刘尚清等就火速秘密派人去关内给张学良送信了。炸 车事件虽如晴天霹雳，使人震惊，但东北整个局势还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日本人所希望的 那种混乱状态。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的事，张学良当天就得知了，但父亲情况如何，却不了 解，他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受点惊或负点伤也是可能的，更严重的事，想还不会发 生。但他显然是估计错了，当他接到东北来信，得知父亲不幸身亡时，真如万箭穿心，眼泪 似断线的珠子，顷刻间把信纸滴湿一片，但没有哭出声音来。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痛苦和愤 怒，待前线形势趋于缓和，并开始逐步往关外撤兵时，才又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在 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并化装成伙夫，于黑夜中混 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才乘坐闷罐车返回奉天的。

　　 那时，就这样仍担着不少风险。火车每当经过大站，象山海关、绥州、锦州等地时，各 站站长及日本宪兵均荷枪实弹，登车巡视，每检查一个车厢，就询问谁是车上的指挥官？张 学良是否在这趟列车上？士兵们有认得崔营长的，就说崔营长是指挥官，至于张学良在不在 车上，崔营长断然否认了：“张学良正在关内指挥作战，怎么能会回来？”这才巧妙地掩护 张学良平安回到了奉天。

　　 在这之后的东北政局，仍然是很不平静的，围绕着炸车案的余波和究竟由谁担负东北地 区的军政首脑，以及东北向何处去等问题，在上层，在领导集团内部，也仍然存在着矛盾 的，有时甚至明争暗斗、风波迭起。如为了尽可能隆重地为父亲治丧，并继承他的遗志，张 学良回来后的繁忙、紧张，是不难想象的。他需要休息，需要平静，需要内部团结，上下一 致。然而，就在这个多事之秋，偏偏有人又想搞点什么名堂了，不是“经”念歪，就是 “唱”走调，使他好不痛快。就说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吧，本可晚些时候等大丧发完再召开 嘛，可是硬要马上开，还让他必须按时出席，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认为，张作霖之死有利于日 本，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利于日本。把张作霖之死看成有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眼下都使 足劲往实力派杨宇霆那边靠。他们鼓吹满蒙地区可以顺从日本人的意图，接受日本人的指 导。虽然他们惧怕杨宇霆的鬼精诡诈，因为在大帅活着的时候，他一口一声‘上将军’，给 好多同僚上过谗言，特别是他对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根本没放在眼里。虽然如此，他们说 从整个东三省来看，老一辈还得有这么个人出面。可在目前，张学良却有意疏远日本，投靠 南京政府。眼下南方势力日益扩大，晋军和冯军都归顺了。而且南京政府还决定把北京改为 北平，直隶改为河北，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令其全权处理接收北平事务；蒋介石 又派何成浚到北京与张学良极其秘密地接洽过……基于这些情况，把张作霖之死看成不利于 日本人的那一派，就极力往张学良这边靠。两派对立情绪很大，所以在即将召开的东三省省 议会联合会上肯定是要有一场斗争。”⒄

　　 果然，在那天会上，有人想兴风作浪，想上台，使张学良一度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

　　 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到齐全了，就缺张作相老督办了。大家议论说，不要等他了， 他会来的。因为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消息早传出去了，这已是铁板钉钉。并且在这 之前，有人已经把新总司令军服送给了他。

　　 当然，张作相曾经表白，他一定要“老把侄儿（张学良）”继承父业。但到了关键时 刻，一般人都会抓住不放，张作相嘴上那么说，实际上他究竟会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眼下 还谁也解答不了。况且有的密探还侦察出张作相公馆曾连着三次派人买红纱灯，人们纷纷猜 测着张作相可能是在等着搞庆祝。没话说，在会议进行到高潮时，张作相如若着总司令军 服，突然出现在会场，当会引起很大的轰动，记者们早已上好了胶卷，等着拍照了。

　　 就在要开始推举总司令的时候，常荫槐却突然指使一个人当众宣读了伪造的“大元帅遗 嘱”：

　　 余不幸归途遇难，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生死 置之度外。现

　　 年已五十有四，死已非天，惟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 良，望汝善为料

　　 理……

　　 这天早晨才从关里赶回来的杨宇霆，此刻往前俯了俯身子，说：“学良，可以按大元帅 的遗嘱，以奉天重任付之嘛！”当然，这样办，张学良就成不了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了，而 张作相当了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限于他的基础很浅，只一脚就能把他踢倒。所以，杨宇霆 说完此话，脸上便现出狡黠的笑容。

　　 随着，常萌槐接上了杨宇霆的话茬，他借此机会提议：“张作相督办德高望重，深受东 北民众及全军将士爱戴，完全可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常荫槐的话音还未落，杨宇霆便迫不及待地站起身子使劲鼓起掌来。他一边鼓掌，一边 用虎视眈眈的双眼看着大家，使得一些人不得不随着拍起巴掌来……

　　 主持会议的人提出表决，“刷”地一下，举手赞成张作相任保安总司令的人远远超过了 半数。没有举手的人提出，张作相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宇霆马上站起来驳斥说：“往往本人不在而得到推举，正说明众望归一，张作相督办 得到了大家一致爱戴。”他用眼角扫了张学良一下后又说，“我看倒是在其位的人中大有不 谦虚之士。”

　　 张学良看到这个场面，心中想：这倒真有点象“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杨宇霆说完之后，主持会议的人看没有人提出异议，便宣布说：“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 今日一致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正在大家刚要起身热烈鼓掌的时候，忽然卫队在门外高声喊道：

　　 “张——作——相——督——办——到——”

　　 听到喊声，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因为张作相现在就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了。

　　 两扇大门一拉开，人们不由得愣住了，只见三盏黑纱灯在前面开路，黑纱灯上写着黄色 的大字：“母丧”。张作相没有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军服，而是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 麻鞋。他手里捧着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军服，缓步走上前来。他把总司令军服放在张学良的面 前，然后，面对大家跪下身子，磕了三个头，双泪俱下地说：

　　 “作相不孝，家母归天，作相随即赴锦治母伤，实有负诸位重托。”说完，便转身在三 盏黑纱灯的引导下飘然而去了。与会的人见此情景，都面面相觑，不禁哑然。

　　 ……经过多种形式的磋商，于九天之后，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决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 法，改用选票推举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结果，张学良中选。两日后，张学良身着总司令军 服，正式宣布就职。同时，设置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共十七人，其中杨宇霆提出辞 职，由高维岳代替。

　　 尔后不久，虽然还有人暗中活动，不拥戴张学良，但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从此成为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的执行机关和收拾东北 残局的中心。⒅

　　 但在那时，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学良，沉着冷静，他既没有一怒而 起，也没有马上采取惊人的政治、军事行动，而是首先抚慰三军，对三军将士俱都给以充分 的信任，稳定军心，继而果断决策，息争议和，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保境安民， 休养生息，这就使他很快控制了形势，保持了东北政局的稳定。当这一切全都安排停妥，各 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规时，他才从容不迫地发表了大元帅张作霖的死讯，说他因伤重抢救无 效，已于六月二十一日子刻逝世，将为他设奠公祭。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人们对日本的谋 杀暴行感到愤慨，对张氏之死表示同情，上海一家报纸以醒目大字对此作了报道，并力透纸 背地指出：“皇姑屯一弹，身虽惨死，心迹则大白于天下。”

　　 然而，有一点也是明显的，由于老帅的早逝，千斤重担全落在了张学良一人的肩上，这 在他来说，确实是比较突然，难免力不从心；加之，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日本人重 兵压境，虎视眈眈，不要说大展宏图，能够保持现状，也并不容易哩。

　　 果然，这是个不平常的年代，围绕权利的更迭，特别是象东北向何处去等比较尖锐而又 敏感的问题，张学良又将面临一场新的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

①　成玄：《张作霖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５月出版。

②⑥　温守善：《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目击记》，载《沈阳文史资料》。

③⑤⒀⒁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１２月出版。

④⑿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⑦⑨　韩信夫：《皇姑屯事件始末》，载《百科知识》１９８５年１２期。

⑧⒂⒃⒄⒅　杨大群：《关东城播火》，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⑩　引自１９８６年《人民日报》有关报道。

⑾　窦应泰：《奉系两怪杰》，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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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章 换旗前后

　　 因故延期的张作霖的丧事，是在张学良秘密返奉不久后公开举办的。不过，这还不是下 葬，仅仅是一种隆重的仪式。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张氏的坟地还未选定。据说，当时也曾 选了几个地方，可是寿夫人（张作霖的五夫人）看不上，所以便将大元帅的灵柩暂厝于奉天 采林寺，是准备待坟地选好后，再起灵归冢。后来，为寻找比较理想的坟地，张学良和寿夫 人带着风水先生曾跑了不少地方，也都觉得不够满意，最后又来到抚顺以东六十里的一个群 山环抱的山区，见这里山青水秀，风光绮丽，尤其那雄伟巍峨的铁背山，宛如一排排坚不可 摧的铜墙铁壁，雄浑磅礴，气象万千。山脚下是一个巨大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泊，人称大伙 房水库，亦名萨尔浒，据说还是个历史悠久的古战场呢！风水先生连声称赞，张学良和寿夫 人也觉得此地甚好，于是便决定在这里为张作霖修建陵园，并命名为“元帅林”。

　　 元帅林就在沈吉铁路铁背山车站五华里处，从这里下车，行约半个小时，即可到达。它 座落在一处较为平坦的山坡上，前临大伙房水库，与铁背山隔水相望，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 林。张作霖的陵墓已基本竣工了，是圆形的巨大的水泥建筑物，大体上是仿照古代帝王的那 种地下宫殿的式样，如宽阔的墓道、厚重的铁门、高大宽阔的圆形的墓室、古色古香的壁画 等。墓外植松柏，并有一些造型各异、形象逼真的大型石雕，陈列在陵墓的周围，看起来倒 也颇为壮观。

　　 只是，为什么坚持把它称为“元帅林”，而不称“元帅陵”呢？似乎有些费解，但前不 久，原铁道部部长郭维城同志（他曾担任过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却道破了这个谜底，他 说：“张作霖名为大元帅，实际上是‘东北王’，他的墓在当时完全可以称‘陵’。为什么 没有称‘陵’呢？这是因为张学良一直反对他父亲称‘王’。张作霖生前曾对张学良说： ‘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张学良反驳说：‘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 民。’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将军比照‘孔林’，决定把萨尔浒陵园定名为‘元帅 林’，这便是称‘林’，不称‘陵’的缘故。”①

　　 有人也许还会问，既然陵园已经初具规模，修得已经很象个样了，张作霖为什么一直没 在此下葬呢？这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张学良过 早地离开了东北，离开了家乡，并从此之后，始终没有能够重返故里，所以将其父的陵园完 全建成，并将他迁葬于此之事，他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遂成终生憾事。

　　 但后来，张作霖还是入土安葬了，不过那是伪满时期，是张的旧部张景惠等人操办的， 他们没有让他进元帅林，而是将他仍安葬于辽宁锦县张之墓园。这墓园原本是张作霖自己选 定的祖坟，他的亡母以及他的原配夫人赵氏，都葬于此地。将张氏移葬在这里，似无不可， 但与张氏家属及部属的愿望恐不尽相符，他们也许仍然希望将他归葬“元帅林”吧，而这显 然取决于形势，若是张学良将军能够回来，此事并不是办不到的。当然，现在张作霖的墓园 也还是受到政府保护的。此墓园在解放前由于管理不善，较为荒芜；解放后，列为市级文物 重点保护单位，墓园就面貌一新、大为改观了。尤其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开放、搞活经济政 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锦县经济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来此游览观光的人日益增多，张作霖 墓园几经修葺，气象更加不同往年，这也正象有同志所介绍的：

　　 在辽西走廊上，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城，这就是辽宁锦县——大凌河镇。近年，随 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个地方逐渐出了名，被人称为“北方的三明”。

　　 然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县城以东二十五公里处，有一座张作霖墓园。

　　 墓园在石山乡驿马坊村西头的果树林中。此墓园始建于一九一六年，那是张作霖小有发 迹之时。墓地共占地二十余亩。在墓园的西南方一座山上，有一方形平面玉石，每当旭日东 升，方石闪辉发光。山的后面，有一座山尖，远望似猴，因而称作“猴山”。一九一六年， 张作霖将其亡母灵柩由辽宁黑山县移葬于此，立为祖坟，以后依次埋葬了张作霖的原配夫人 赵氏，“九·一八”事变后，由张作霖的旧部（当时任黑龙江省伪省长的张景惠、伪陆军部 长、总理大臣张海鹏等人）操办，将张作霖的尸骨由沈阳采林寺移葬锦县驿马坊与赵氏合葬。

　　 一九八五年八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此墓园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专款进行修 复。墓园的四周，已用青砖砌成花墙，园内立有一块洁白的方石，上面镌刻着：“张作霖墓 园锦州人民政府立”。

　　 墓园分前、后两部分，由青砖铺成的甬道连接在一起。前面部分，由两块石碑组成：南 面的一块是张学良八岁时为其祖母而立的宣统皇帝三年赐给其祖母王氏的诰命碑；北面的那 块是张作霖为其母而立。两块石碑均由赑屃负碑，碑冠雕有龙身盘曲而形成的九个空孔，称 作“九眼透龙碑”，做工十分精细。沿着甬道向里行，有两座坟墓成“一”字排列。一座是 张学良的祖母王氏墓，另一座是张学良的父母合葬墓。两座墓均由水泥封顶，青砖做裙，十 分气派。②

　　 总之，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由于东北当局的镇静，再加上张学良的迅速返奉，比较顺利 地完成了权利的交替，形势稳定，这就使得一直伺机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不得 不有所收敛。因为他们原以为皇姑屯的爆炸声，会使张作霖一命归天，而东北政局也会立即 陷于混乱，他们只需多少动用点军队，东北便垂手可得。谁知，出乎意料的是，张作霖生死 不明（出事当天省公署的公报使他们大惑不解，不明真情），虽然发生了炸车案，但东北安 堵如常，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年轻的张学良很快便成为东三省的无 可置疑的统帅。

　　 当然，要说那时已经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也不对。因老帅之死而造成的危 机，虽已扭转，但危险并未完全消除。日本人的狂妄阴谋没能完全实现，但却贼心不死，紧 接着又打起了东北独立的旗号，逼迫张学良实现其父生前对日所作的所谓保证与许诺，在东 北享受更多的特权；同时也准备把他变为一个听凭他们摆布、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傀儡，如不 顺从，将重新物色人选，取而代之。

　　 这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则极力策动张学良“易帜”，与南京携手并进。这虽然并不是东 北政权的决策，但张作霖在撤离北京时，有与南京修好之意，这一点张学良也是赞同的。皇 姑屯事件发生后，更促使张学良进一步增强了与南京接触的愿望。在南京国民党方面，也不 断派遣使者前往东北，与张学良频繁联系，促其迅速换旗——东北这时挂的还是过去奉张政 权的五色旗，要让他们改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实行分治合作。因为这时关内统一 已大体实现，只有东三省不在南京政府的管辖之下，此问题不早日解决，实在是国将不国 了。但那时，斗争也还是复杂的，因为在国民党内也并不统一，除蒋派之外还有阎、桂、冯 等派别，他们大都拥兵自重，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为了增强自身的势力，都想把张学良拉到 自己一边，所以内中的明争暗斗也还很激烈呢。

　　 当时的美国也未等闲视之。不过，他们采取的是两面派的外交手腕，这突出表现在他们 一方面赞成国民党统一中国，敦促张学良换旗，可是暗地里却又支持日本抢走东北这块地 盘。这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因为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不是常为争夺地盘打得难解难分 吗？今天怎么如此大方呢？原来，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其目的在于这样做，既可使蒋介 石投入它的怀抱，又可以“祸水北引”，使日本人便于向北扩张，进攻苏联，而他老美则不 动声色，便将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对这一点也必须看清楚，不然的话，也是会上当的。

　　 张学良身处祖国东北边疆，长期以来，内忧外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他的一个很 大的威胁。蒋介石这时虽然对他友好，但这个人也并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所以东北何去何 从，在当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也是张学良所面临的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因为问题很明 显，以张学良当时的地位而言，他只要答应对方的要求，马上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当一个 有日本人撑腰的东北王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这却是他不愿意、也是决不能走的一条路。可 如果他立即改换门庭，进行换旗，不谈将来命运如何，只这一步，日本人也是不会善罢甘休 的；更何况当时的东北，日军正磨刀霍霍，战云密布，稍有风吹草动，谁能说不会引起战争 呢。所以，在那时，尽管披着民主革命外衣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的一些主张，对他有一定 的吸引力，他也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所以一直是比较倾向于与 南京合作。从另一个角度看，张学良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愿作外国人的奴仆，特 别是父亲的惨死，使他亲眼看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险性；加之，国仇家恨的痛苦，使他 刻骨铭心，时时不能忘怀，所以他决不作历史的罪人，而要象岳飞、文天祥等历代民族英雄 那样，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乃决定换旗易帜，决不再有任何犹豫了。

　　 不过，要迈出这一步，也是困难的，这一方面他必须首先统一内部，特别是领导集团的 思想，做好团结部属、齐心协力的工作，并与南京政府随时保持联系；另方面，他也要注意 运用比较灵活、机智的策略，与阴险狡诈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阻挠改旗易帜的行为作斗争。

　　 东北易帜，从酝酿到完全实现，是从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０日开始，到１２月２９日完成 的，历时７个月。这一重要的政治行动，是张学良当机立断、亲自推行的。过去谈到东北易 帜，似乎认为仅仅发生在东三省，也是轻而易举完成的。不对了，这项工作，实际是从张学 良为贯彻息争主张，决定将奉军在关内占据的所有地区实行总退却，一律撤回东北时就开始 了，他首先进行的是京、津、热河和滦东等地的易帜。这其间，在局部地区虽然也还有磨 擦，但到９月间都实现了易帜。唯独东三省的易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中作梗，曾被迫一 再延期。本来，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南京政府早就提出了，后来又通过奉方在北京的 代表于珍、邢士廉在返回沈阳后又向张学良作了转达。南京因恐日久生变，是希望能尽早实 施这一方案的。但因那时日军兵临城下，形势咄咄逼人，日本新任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和 关东军司令村冈频繁访张，向他说明田中内阁对东北局势的政见，要他不要易帜，而应“保 境息民”，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本将不负任何责任。张学良审时度势，觉 得不便冒然行事，原定７月２２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易帜的计划，不得不被迫推 迟。

　　 但张学良易帜的决心未变，只在等待时机了。日本人象是听到了一些对他们不利的风 声，唯恐张学良换旗，所以对他的威胁利诱也更加紧了，一会儿向他赠送一等旭日大勋章， 一会儿又说如东北与南京结盟，日本将采取“积极行动”。真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灾 多难的东北，局势又紧张起来。为了稳住日本人，又不改变换旗的意向，张学良与穿梭般进 出东北的各方面的使者相周旋，终于在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的情况下，于１９２８年年底，实 现了改旗易帜，充分显示了张学良的机智、勇敢和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的信念。

　　 关于这方面的激烈斗争，《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下面我们摘 引几段，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东北易帜的内幕和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的决定作用。

　　 那是张学良原定７月２１日换旗，因为日方极力阻挠，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威胁，张学良 被迫宣布“保境息民”，推迟换旗之后发生的事：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八月九日午前十时，张学良携秘书王家祯前往日本总领事署， 对林权助（日本驻华公使）作礼节性的回访。林权助直言不讳地对张学良宣称：

　　 “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 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 观望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篾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国决心 而取自由行动。倘有不逞分子，尽可以武力弹压之可也。日本愿出全力以相助焉。”张学良 对这种明确不误的武力威胁语言，作了委婉的答复。他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 自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 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余个人之力，固无为之何。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日本 政府警告加以考虑。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 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惧反对实现之事实，余颇不可解。”

　　 林权助闻言，当即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 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在场的左藤中将补充说明：“田中首相心中已经有了 一定的了。贵总司令若背乎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张学良不肯当场表示懦弱，随 之而答：

　　 “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为也。”③

　　 另外，也有同志强调指出：

　　 日内阁首相田中，为阻止东北易帜，又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之专使来 奉。８月９日，张学良回访林权助，对林前来吊丧的盛意表示感谢，并表示“本诸共存共荣 本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林久治郎插话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统一， 如“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学良表示 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当以中国为本位，”“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 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日方见张学良不肯就范，林权助以教训的口吻说：“你 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 险！’”张学良愤然而起，答道：“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 已。”这次礼节性的回访，竟不欢而散。８月１３日，林权助空空而归，回国述职了。田中 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改变了策略，采取了所谓务实主义，只要能保住日本在东北的权 益，不反对形式上的易帜。田中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 对。”遂加紧谋求吉会、长大（东北地区铁路）等干线的筑路权。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愤 怒，保路反日运动螽起。１１月１２日，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 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日本人原以为张学良“是一匹借张作霖虎威的狐狸”，现在他 们深刻认识到，张学良“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猛虎”……④

　　 但在那时，日本在东北驻有大批军队，压力毕竟太大了，张学良不能强行换旗，只得继 续推迟换旗的时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确表示：“目下对国民政府采取一致 行动，为实际之统一。”

　　 这以后，张学良为促使换旗这一大政方针早日实现，开展了一系列整肃内部和取信于民 的活动，如他注意不断整顿军纪、政纪，减轻人民负担。对于外系军阀势力对东北的渗透， 也都作了恰当的处置，有的被分散改编，其头目改任文职官员，不再掌握兵权，如名噪一时 的军阀孙传芳，就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任奉天垦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的。但象声名狼藉的直 鲁联军残部张宗昌、褚玉璞等，虽然实力雄厚，又亲自来沈阳要求进入东北，张学良却拒绝 了。因为他深知，此辈作恶多端的军阀，还是让他离远些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于换旗问 题，则巧妙地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与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发起统一运动，用民意对付日本人的威逼。 他拉住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当换旗的条件尚未成熟时，他劝阻部下勿 操之过急，而要善于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职员制做了一千多面新国旗，准 备在各商店的门口悬挂，以示东北归属中央。张学良即令吉林当局，劝阻下属，晓喻利害， 暂缓实行。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以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抓住日本 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加上日本 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 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张学良看准了时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称：“力谋统 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⑤……

　　 无疑地，这件事是办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这也正象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所 说的“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还说“其富于国家思 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对于东北易帜表示赞赏，肯定它是反日的爱国行动，同时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统 一、以及领土主权完整的愿望，应予肯定，这是多数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认为，“第一次 大革命失败后，张学良易帜归顺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是加强了买办豪绅阶级的反革命力 量，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讨的。不过，从心怀叵测的日本帝国主义处 心积虑要分裂中国、迫不及待地要使东北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来看，张 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毅然易帜，坚决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控制东北政局的局面， 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 免”。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大势所 趋。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统一时，就强大，就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四分五裂，连 年战争必然贫弱。但正如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样，革命与反革命性质不同。广东 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和北伐是革命的；吴佩孚叫喊‘武力统一’，要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则是 反动的。共产党搞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 蒋介石组织‘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是反动的。但以上只是一般情况，具体问题还要 具体分析。因为日本插手东北，妄图独占‘满蒙’，蒋介石决定和平统一，张学良主动易 帜，避免战乱，使我国东北回归祖国，这是符合广大人民意愿，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张学良 搞‘独立’，象溥仪一样甘当儿皇帝，则东北三千万同胞将受日本奴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的祖国领土亦将丧失。”⑥至于说，在那时，不应该联合国民党，归顺国民党南京政权，而 只有投身革命、即联俄联共才是值得肯定的，这个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张学良还没 有这样的觉悟；同时那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大都处于地下状态，张学良不仅还不可能走这一 步，即使他这样做了，在那时不利条件也是很多的，国民党以及英、美反对，自不待言，在 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是很难行得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总觉 得，“蒋介石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的对象，如果肯定张学良的易帜是进 步的话，好象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 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 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 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日 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东北，则是民族矛盾。我们不应该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列，更不应该 置阶级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否则的话，如果认为张学良归顺国民党政府，投靠蒋介石，是 加强反动统治力量，不可赞扬，难道我们可以赞扬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吗？对于日本制 造“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难道我们可以支持汉奸的分裂活动吗？”⑦

　　 显然不能。所以，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后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将它称之为爱国 主义行动决非溢美之词，而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张学良能做到这一步，能够力排众议、真正实现自己的主 张，也并不容易。那时，他不仅遇到日本人的粗暴干涉，而且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存在着 复杂的斗争，令人震惊的“杨常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有人也许会说，东北易帜取 得胜利后，天下并不太平，张学良本当团结部属，砺精图治，共保东北河山，以不负众望才 对呀，为什么在换旗后不久，就突然处决了在东北领导集团当中举足轻重的杨宇霆和常荫槐 呢？有人说，少帅刚刚主政，极需维护他的权威。在此特殊历史条件下，张对野心很大的 杨、常采取断然措施，消除隐患，从此事无掣肘，有利于巩固东北政权，这样做是必要的； 也有人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们有致死之忧，无该杀之罪，杨、常二人的被杀，主要是 由于日本人的挑拨，张学良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了；有的则认为，杨、常固然是有错误的， 但处置的方式是不是过于严厉了？难道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吗？实际，这一点张学良 并不是没有想到，他曾耐心地等待过，也作过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不过，细想一下， 也不奇怪，因为张学良被逼得要使用武力，就说明他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之深，同时也不仅 仅是什么政见不同的问题，而实际“是当年东北统治者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很难避 免的政变。有的同志说，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与法制的结果，不免有些‘书生之见’。翻 开中外的历史，考察当今世界，有哪些政变是事先经过法律的程序呢？当时，张、杨的矛盾 已势不两立，杨欲杀张的风闻，亦时有传说，杨之进逼，使张已达到了‘实难忍受’的地 步，已远非法律程序所能解决的了。”⑧当然，也有甚感惋惜的。略谓：“如果杨‘退归乡 里’或‘冥鸿海外’，或可免一死，但象杨宇霆这样贪恋权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怎能甘心 退出历史舞台呢？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 路，你死我话。’张之除杨，实出于不得已，如果不除杨，东北将政出多门，更加混乱，这 是日本侵略者最欢迎的。”⑨

　　 这就清楚表明，张学良之杀杨不是偶然的。说是杨专权跋扈也好，是权力之争也好，总 之杨之所作所为已成为东北政权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和严重威胁，既是他要孤注一掷，张学良 也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当然，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认为问题是存在的，但并不那么严重，主要是张学良多疑， 或谓这是以私废公，公报私仇等；有的说是因为日本人的挑拨，还有的说是中了南京方面的 反间计，因“张之杀杨，主要因为杨与白崇禧勾结，白要杨‘推翻张学良，取而代之’，蒋 介石探知，密告张，要他‘先下手为强’。”……

　　 这些说法，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若只强调某一点，以偏概全，特别是忽略了促 使张学良必欲除之的他的亲日问题，也是欠妥的。至于说，还有的认为杨、常有能力，是不 可多得的人才，这样做，“使东北当局的对日对苏交涉失掉了樽俎折冲的人，东北外交完全 委之于南京政府”，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丧，似乎是闯了大祸，这就更未免言过其实了。

　　 对杨、常事件究竟应当怎么看？它的真相和内幕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个比较复杂而又无 法回避的问题，有必要再作些专门的研究、探讨。而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且 待另辟专题，详加评析。

①　引自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文摘周报》卢瑞升的摘编文章，原作发表于 《文化周报》，作者：王海、连义。

②　张华柱，《辽宁锦县张作霖墓园》，载１９８７年２月５日《西安晚报》。

③⑤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④　周毅：《为国家统一而矢志奋斗的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 文，未刊稿。

⑥⑦　丁雍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述评》，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⑧⑨　常城：《再论“枪毙杨、常”》，见《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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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章 杨常事件

　　 在东北政权中名噪一时的杨宇霆、常荫槐，究竟是两个怎样的人？杨常事件究竟是怎样 发生的？它的实质和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这还得先作点历史的回顾。

　　 杨宇霆，宇邻葛（自比诸葛亮之意），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９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城东十 五里的蛇山沟村。他早年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正值赵尔巽督奉，他被调进奉天军械 局，负责军械厂的安全工作，以军纪严明、治厂有方而著称，很快升任军械局局长。不久， 又当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参谋、总参议，并兼任兵工厂督办，权倾朝野，成为张作霖手下的 红人。

　　 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权欲和野心日益膨胀，持才傲物，不可一世。尤其张作霖皇 姑屯遇难，杨认为张学良压不住阵脚，大有东北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谁之概，野心更加发展。 但不料事与愿违，大家还是推戴张学良主政东北，杨宇霆的美梦破灭了。当时张学良任命他 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他拒绝了；让他当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他也不干。张学良看他显然 有情绪，就劝他权且出国考察（其实，真若如是，那还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他偏不离开东北 半步，偏要逞强，终于走上了绝路），他也加以拒绝。而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则更骄横了，谈 话“一如训饬子弟”。“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 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 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 “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 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 不是这样。’杨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有一次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 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杨听后，不以为然，反而很傲慢地回答说：‘甭提这 个，你身体不好，有事我替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就比什么都强了。’杨宇霆的心目中根 本没有张学良。”①

　　 常荫槐的情况又怎么样？很遗憾，与杨宇霆比实在也好不了多少。此人系吉林人。１８ ８８年生，曾任京奉铁路局长、黑龙江省省长。他也是以重臣元老自居，藐视张学良，自以 为了不起。他常在私下里流露对少帅的不满，动不动就是：“小六子少不更世，懂得什 么！”他把他主管的铁路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于张学良的命令，他是有选择地听，或者 说，对他有利的，他就听，对他不利的，他就抗拒，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的事情，这 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

　　 是的，同杨宇霆一样，常荫槐也有他的“过五关，斩六将”。此人年富力强，有魄力， 对东北的交通建设，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无情， 甚至滥杀无辜，却是犯了众怒的。据说，“一九二三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 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因为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公愤，士兵起来把这个团长杀了，全团哗 变。张作霖闻讯即派常荫槐会同吴俊陞去查办。常荫槐到出事地点，把一部分叛变逃出的官 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真是残酷已极，连吴俊陞对这种作法都不满意。吴认 为应该分别首从，不应该滥杀。”②另方面，也要看到，常荫槐因为当过司法处长，执法甚 严，积怨较多，也是他丧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传说，“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 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就是现役 团营长以下的军官，如有不买票坐火车的，他发现了都撵下去。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没 买票乘车，也被常荫槐从车上扯下来。常荫槐因为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 许多人结下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难 免灾祸临头。”③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 霆的心腹，极力主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 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 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 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 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张学良怎么能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以上所说，如果可以看作是杨、常被杀的远因，那么他们联日亲日，反对张学良关于东 北易帜的大政方针，则就是他们致死的近因了。

　　 那时，由于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不稳，东三省领导集团内部有矛盾，不团结，这 固然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危险，则来自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借口维持满洲治 安，电请政府速派重兵来奉，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并在一些地区挖掘战壕，大有剑拔弩张之 势。因而东北怎么办？东北向何处去？东北究竟要不要易帜？就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张学良是主张易帜的，因为他很清楚，他要摆脱日本人控制东北的处境，非实行易帜不可。 可是阻力也不小，在父亲的一些旧臣宿将中，象杨宇霆这样公开反对的，确也为数不少。不 过，闹得最凶的还是杨宇霆。在张学良宣布易帜的盛典上，张学良与同僚一起同参加会议的 代表和贵宾合影，杨宇霆却不给张学良一点面子，拒不参加照像，竟公然挟着皮包愤愤而 去。在场的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有的还将它摄入新闻记录电影片中，使张学良颇为难堪。

　　 易帜典礼是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举行的，一个星期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５日， 又发生了杨宇霆为其父大办寿辰之事。事前，曾有同乡好友劝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库去 办，这确实是真正从关心他出发的一个好建议，可是杨竟忠言逆耳，不但执意定要大办，而 且决定不离开奉天。以致此事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与张学良的矛盾。

　　 这也不奇怪，请看，那祝寿场面是何等气派：

　　 办寿那天，杨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耸，灯火辉煌；百戏杂 陈，锣鼓喧天；精馔佳肴，水陆咸备；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 芳，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程砚秋到杨府演戏，宴飨宾客三 昼夜，极一时之盛也。东北各省军政长官，车水马龙，到杨府祝贺，并致重礼以取杨氏之欢 心。

　　 已就任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张学良也亲往祝寿，只见东北高级文武大员正在围桌赌钱， 杨的副官喊：“总司令到！”那些围桌赌钱的文武大员，只有少数人起立，多数人半起半 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杨的副官一喊“督办下来啦！”围桌赌钱的官员，不约而同的肃 然起立，直到杨与各位来客一一周旋后，他们才就座。

　　 张学良亲临目睹这种咄咄逼人的场面，实在难以忍受。⑤

　　 据说，那天在杨府张学良没停多久便辞出。少帅的不悦，是个信号，照说杨、常该有所 收敛了，可是他们仍执迷不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制造流言，拨弄是非，离间 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以达到破坏易帜目的。说什么东北局势恰似日本幕府时代，丰臣秀 吉死后，丰臣秀赖子承父业；而大臣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结果丰臣秀赖自杀，丰臣家族灭 亡。把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把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⑥如果杨宇霆没有野心，对这种恶 毒的离间他会大为反感，甚至公开反驳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还一唱一和，在一次记者 招待会上，他居然也附和说：“今天东北实际情况和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很相同。”德川 幕府统治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封建统治时期，是日本封建统治末期的一种顽固势力，它在农 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加之一些下层武土和一批宫廷贵族纷纷叛离，并与资产阶 级结成倒幕联盟，所以幕府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如此两相对比，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 皆知吗？这怎能不使张学良气冲斗牛呢！而恰巧在这时，又发生了杨、常二人支持日本关于 东北五路新要求的事，更把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峰。

　　 原来，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 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 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１９２９年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面见张学良， 就所谓履行铁路合同问题进行试探，空手而归。他于是又找杨宇霆交涉据说是张作霖生前答 应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满蒙五路”问题，用威胁的口吻问杨，这五条铁路究竟还建不建？杨 竟满口答应，作了肯定的答复，町野怕他的话难以兑现，对杨说：“请您好好给张学良说 说。”并加问一句：“你这样说没关系吗？”杨答：“没关系，一定要建议。”⑦町野得到 杨的支持，后来还曾找过张学良，也都被顶了回去。张学良以“满蒙五路”问题已移交南京 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辞，拒绝进行谈判。町野这才又“退访杨宇霆”，欲将当年经杨手商订 的密约“拟一公布办法”，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张学良承认。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东 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 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即“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 办，其理由是，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 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 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⑧

　　 很明显，对于杨、常的这个提议，张学良是不赞成的，所说慎重考虑等，不过是推托之 词，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 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 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看看天色向晚，才说晚饭时间已到，容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在 帅府用饭。杨、常踌躇满志，认为只要他们开了口，这点面子，少帅还是会给的，没想到他 先面有难色，现又推到晚上，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说不定还得跟这个后辈小子较量一 番，他才肯就范哩。也好，晚饭后定就晚饭后定吧。不过，在帅府与他共进晚餐就不必了， 因为来时都没跟家里人说，家里会等他们回去吃饭的，所以对少帅的挽留都谢绝了，决定先 回家吃饭，晚上再来。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０日夜，当杨、常各自回家吃过晚饭，再次在 大批警卫人员护卫下，重又来到大帅府不久，这座一向幽静的宅院的一间客厅内，突然传出 几声低沉、急促、同时也是异常清晰的枪声，耸人听闻的枪毙杨、常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发生及其社会背景，我们在前面已有不少论述，想读 者对此不会觉得多么突然，可是对于它的真相，特别是杨、常被杀的症结和枪毙杨、常的经 过，却历来众说纷纭，国内外有些学者专家甚至认为这件事的真实情形，一直到今天仍然还 是个谜。

　　 持此观点的，多系海外学者，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有这看法是 不奇怪的。然而，就国内大多数学者而言，则并不认为是个多么难以捉摸的问题。大量资料 说明，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被枪毙的经过，可以说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是内中 还有什么秘而不宣的隐私，也不存在什么人为的掩饰或封锁。可是，事发后何以议论纷纷、 甚至至今有人仍认为它是一个难猜的谜呢？这显然与事发的突然性和当时的一些猜测和传闻 有关。此事发生后，奉天和外地的一些报纸围绕杨、常之死都有一些报道，还发表了东北当 局有关此案的文电、谈话和信函。这一方面使人们了解了杨、常二人的劣迹和张学良在这场 生死攸关的斗争中的果断和进步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也因为某些报纸的渲染和臆断，使人们 不辨真伪，甚至误认为是一种谋杀，因而对案情的认识仿佛又堕入五里雾中。如北京《新晨 报》在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就这样写道：

　　 昨（十一日）下午一时本社得某方确息，谓杨宇霆、常荫槐、翁之麟（翁未参与其 事，更未被捕，这里系误传——笔者）三人，前（十日）晚十时奉张学良召至总司令部谈 话，比至，即被监视，失却自由，同时派兵将兵工厂包围，将愿有卫队一律缴械，并包围杨 等住宅，大举搜索。杨宇霆常萌槐昨（十一）日晨已经执行枪决，枪弹贯入杨之头部，脑浆 迸裂，惨不忍睹，尸体已交家属领去。下午三时半，张学良当派外交部秘书王家桢赴日使领 馆晤林总领事，声明发现彼等重大阴谋，故断然处置，与对日问题无关。下午五时，已通电 向各方面报告。⑨

　　 这则消息的特点是快，它所报道的也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因为作者未作认真调查，是匆 忙发出的，所以难免语焉不详，甚至含有一些猜度的成分，所以这则新闻，不看也罢，看了 也许会更增疑窦，甚至大为惊讶呢！

　　 实际，这是公开的秘密，就是张学良也没有捂着盖着。他发通电，见记者，尤其那向国 府和全国各地发出的通电，更是直言不讳地历数杨常种种不轨之图谋，电云：

衔略……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舟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人旧 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 二人共事最久，倚畀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 行。胪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迹其阴 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人迟回 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彼二 人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 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人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 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人概置不理，使中外人士对我方不怀好 感。观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灾害 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私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 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人包藏祸心，事 事阴谋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之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 库，且向省府逼索巨款。其动用款项可有案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 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入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 其私党，加以摧残。

前如王永江被换，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东省人皆知之，而世人或未尽知也。学良忝膺疆寄，畀以重任， 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规道。同人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 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曷胜隐痛，学良与同人再四筹商，佥谓 非去此二人，东省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螯 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１１）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 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佥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 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

调查内情，乃明真象，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瞿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 烈、汤玉麟、袁金铠、真（１１）印。

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一日的⑩

　　 另据报道，杨、常伏法后，社会上谣言颇多，人心浮动，张学良鉴于事关人心安危，国 际信用，曾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话要点如下：（一）处决杨、常时确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 鄙人万不能作出不合法的事。（二）外间有谓出于党派关系者，目下杨党人人自危，此亦为 揣度之言。若论杨党，我张学良为天字第一号的杨党，无论那个杨党也没有我与邻葛的关系 深，处置杨党，应当先处置我。此举决无党派关系，完全因为罪迹昭然，不能以私害公。 （三）余与杨、常相交至厚，公事既然办了，私情依然得尽，杨、常侵吞公款，决由余私人 填补，其家属及财产仍子依法保护，与杨、常有关之人，绝不株连。

　　 与此同时，为尽私人感情，张学良除注意优恤杨常家属，派人为杨、常办理丧事外，还 特致函杨夫人，以示慰问、关切之意，信曰：

杨大嫂鉴：

弟同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 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称颂，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呼？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 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

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 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

弟昨令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放心，弟必尽私 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弟之 出此书，非欲见谅于嫂，弟之为人，向来公私分明，自问俯仰无愧，可质天日。此书乃尽私 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离，胡乱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健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 相商可也。

小弟良手启

　　 如大元帅出此，弟必叩首求情。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能不顾及全 局，为国家、为人民计也。望大嫂三思而宥之！又及。⑾

　　 不久，杨、常发丧，有儒将风度，在古典文学和古诗词方面造诣颇深的张学良，还痛心 地为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写了挽联。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写的是：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⑿

　　 《张学良挽常荫槐联》则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⒀

　　 由上可知，张学良为使杨、常“化彼贪顽，共循轨道”，曾耐心等待，做了不少工作， 即使由于对方“奸险性成，日甚一日”，以致不得不“大义灭亲”，而必须以非常手段来处 置时，他也尽量抚慰家属，不事株连，力求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可谓仁至义尽，这都是 有目共睹的。但是，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桩历史公案，对于杨、常二人被杀当时的真实情 形，不少人仍有疑问，并仍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写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和书籍里，如 司马桑敦在他的《张学良评传》中就引过端纳等人的一些说法，事情与通常所说的似乎完全 两样。据这本在美国出版的题为“端纳”的传记谈：

　　 张学良告诉端纳说，有几位老帅的旧属事前密告他，杨、常计划在１月１２日发动兵 变，要张学良有所戒备，并建议他勿宁先下手为强。张学良最初不大相信这个情报。

　　 １月８日晚，张学良曾召杨常到他的官邸，他要杨宇霆提出一份关于兵工厂的开支报 告，也要常荫槐提出关于铁路交通的年终报告。杨常二人均允在第二天把这报告拿来。

　　 张学良在这时候，为了是否处决杨、常二人曾费了一番思索。他曾取决于命运。他用一 块银元打赌。他向空抛出银元，心中祷告：银元落在正面扣起他们，若落在背面便立即处决 他们。岂知，银元竟两次都是背面着地。他的夫人在旁说，也许这块银元背面较重，于是， 他改变了祷告：正面处决他们，背面扣押他们，不料，这次竟三回都是正面。于是，他下了 最后的决心。

　　 １０日晚，张学良再召杨常到官邸。他向二人追问到收支报告和年终报告，但，杨常二 人非特拒交出报告，而且两人的回答态度，毋宁加速了张学良的杀机。

　　 杨宇霆冷冷的说：“兵工厂归我管。”意思说，你问这个做什么。而常荫槐更对张学良 冷笑说：“你年纪轻，管什么铁路交通事？”

　　 张学良闻言立刻站了起来。他开门喊进他的几名属下，命令他们用手枪向杨常头上开了 枪。……

　　 端纳的这本１９４８年出版的传记中谈到的这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这是自不待言 的。但也不能说全不可信，有些事看起来未免玄乎，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真实的。 比如说张学良掷银元的事吧，原先也半信半疑，实际却是真有其事。刘润援引他对吴靖女士 （赵四小姐的嫂嫂）的访问说：“吴靖女士告诉笔者：一九三七年春天，也是‘西安事变’ 后不久的日子，张学良出于义气，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想蒋介石背信弃义，竟将张学良软 禁起来时，赵四小姐离开西安，住到上海张学良将军的寓所。那时，吴靖女士和她的先生赵 燕生（赵四小姐的胞哥）从北京来看赵四小姐。有一天，大家在花园中散步，赵四小姐对吴 靖女士说：‘六嫂（赵燕生排行第六），少帅在处理杨宇霆、常荫槐时，真是紧张，他一直 举棋不定，还是他投掷了三次银币，才下了决心的。’……”⒁

　　 至于杨、常伏法经过，外间传闻不少，在这以后的有关报刊和书籍里，对此事也有记 载，但说法不一。笔者认为武育文和张沛汉分别介绍的情况，是比较客观的，因而择其要者 加以援引，供读者参阅。

　　 武育文文章在谈到杨、常１月１０日下午同去大帅府，为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逼 张签字，张以吃晚饭时间已到相推托，提出晚上再议，杨、常暂离帅府时这样写道：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召高纪毅进府，时间是下午五点半钟。高进府被张 学良召入内室，面授机宜，张向高说：“杨宇霆、常萌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 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萌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 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 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 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

　　 高纪毅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嘱咐高 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高于是配备六名卫士，由高纪毅会同张 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旋又命令总部卫队统带刘多芬担任帅府内外警卫任务；王以哲担 任守备城防治安任务。⒂

　　 对当时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政首脑，要除掉象杨、常 这样的反对派，还不易如反掌，何需兴师动众？实际，杨、常狡猾，行踪诡秘，并不是那么 好制服的。他们一般不随便外出，如若出门，必暗带武器，并有卫队护送。所以，要能比较 平静和顺利地将其处决，得先解决他们的卫队，以扫清外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年当过 张学良将军副官的张沛汉回忆说：

　　 晚上九点（武育文文章说是七点左右，究竟是几点钟，尚需继续核实——笔者）杨 宇霆、常荫槐如期赴约。

　　 当时，帅府有个规矩，外边的人进帅府，不论是谁，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杨宇 霆到哪都有一个警卫连跟着。但是，他的警卫无例外地被挡在帅府外面，被安排在前院的帅 府卫队三连住地，因为这是惯例，所以，杨宇霆毫无觉察。他和常荫槐进了帅府，张学良和 高洁义（纪毅）陪他们俩打牌。

　　 时值初冬，天气很冷，少帅副官长谭海，事前吩咐锅炉房，要烧好暖气，烧得越热越 好。杨宇霆的警卫都穿着皮袄，腰扎武装带，全副武装，安排他们休息的这个屋，暖气热得 很，谭海副官长对他们说：“屋里热，大家都把皮带打开吧，今天杨总参议在这打牌要打到 十一多钟，大家在这里喝点酒，吃点夜宵。”说着，就吩咐人将桌子摆好，紧接着酒菜就上 来了。摆的很丰盛，这帮人一见酒菜就乐了，都毫无顾忌地喝起来了。由于屋里太热，又加 上副官长有话，他们都解开了武装带，脱了皮袄，把武器放在一边。这时，外面早已布置停 当，帅府卫队把这所房子围得风雨不透。机枪就架在窗户台上，枪口对着酒桌，由于窗户挂 着窗帘，从里向外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从外向里看，却看得一清二楚。酒过 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谭海又进屋了，他满满地斟了一杯，然后，又给大家斟满了酒。他举 着酒杯说：

　　 “大家跟随杨总参议很辛苦，今天大家多喝点，来，干一杯。”这杯酒喝完，他站起身 来，严肃地说：“请大家静一静，今天我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识时 务者为俊杰，我想你们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他提高了嗓门说：“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往外走，不准回头，不准伸手， 如果谁不守规矩就武力解决。”这时谭海副官长的身后已经站了一排人，个个横眉冷对，端 着枪对着这一连人，窗外的机枪都伸了进来，这些人一看，心里也都明白了，有想抵抗的也 来不及了。所以，都乖乖的举起了双手，一个接一个的往门外走。门口早有人守候在那里， 出来一个捆一个，然后被扔上汽车，整整捆了五卡车，都被送进第一监狱押了起来。

　　 解决了这一连人之后，谭海把一个写着“前院处理完毕”的小纸条，送给了张学良。里 面打牌打到十一点左右，张学良对杨宇霆说：“总参议是不是有点渴呀？”杨说：“是有点 渴，可我不爱喝水。”张学良说：“有西瓜呀！切个西瓜吧！”杨说：“好啊，拿来吧。” 张学良起身出去。⒃

　　 关于随后对杨、常的处决，张、武二文的记述，也不一样，张沛汉谈的与有些文章的说 法有类似之处，即都有吃西瓜或以“西瓜来了”、“杀西瓜吃”为号令的情节，看来这是有 一定根据的。武育文文章没有这个情节，不等于就没有此事，因这里也还有个对材料的取舍 问题。另方面，也要看到，武育文文章虽非作者亲历，但它是根据当事人、而且是高层次的 比较权威的人士的回忆资料写成的，具有准确、鲜明的特点，并富有戏剧性。文章说：

　　 一切布置完毕，晚七时左右，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径入老虎厅内就座。这 时，高纪毅同谭海率六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 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目瞪口呆，脸色苍白，一句话 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 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血染老虎厅。

　　 接着，张学良按照已定的步骤处理善后事宜，连夜以长途电话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 原因和经过。他还指示高纪毅以军事法庭会审的形式公布杨、常的罪状。张学良又召总部参 谋长荣臻和机要处长刘鸣九进府处理善后问题，责成他们写出说明杨、常伏法的两个通电， 一个是向南京发的，一个是对东北军政界发的。高纪毅带领他们彻夜工作，通宵达旦。翌晨 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 进府，说明杨、常事件经过。这些人闻言，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张学良命令郑 谦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布告东北各市县，安定人心。郑谦（总部秘书长）是杨宇霆 的亲信，他心惊胆战，提笔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郑将笔扔下，起身要走。 高纪毅警告他说：“现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只得坐下，木然不动，仍 未动笔。最后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开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 出，放到汽车上，送到南关风雨台姜公祠（杨宇霆为姜登选修的祠堂）装棺，并通知他们的 家属和亲友吊祭。枪杀杨、常的第二天，高纪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家，给郭松龄的父亲 叩头说：“我们给茂宸报仇了！”可见郭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杨宇霆的。张学良又把刘统带 （即刘多荃）叫来，嘱咐他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张 还指示部下，杨常被处死，不株连他人，“罪不及妻孥”。⒄读了上述几段文字，杨、常事 件的概况，应该说比较清楚了。但对此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对张学良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 认为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说他做对了，清除了东北政权中的隐患，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对此 有异议者，则深感遗憾，认为他做错了，甚至认为这属于军阀递嬗变迁中常有的现象，是一 桩一时冲动的不该发生的杀人案。另外，围绕杨、常的功过是非，也有论争。如他们二人究 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究竟是才华出众的有功之臣，还是专横跋扈、暗结党徒、图谋不轨 的罪人？究竟是张学良聪明自用、自毁长城，还是杨、常咎由自取、多行不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笔者不想作仲裁，也无意对此进行更多的考证，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不过，有一 点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便是张学良与杨、常的冲突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远由，也有近 因，既有历史的恩怨，也有现实的矛盾，既是日益明显的权利之争，也是思想性格方面的不 可调和的冲突的表现，这也正象司马桑敦所指出的：

　　 ……东北军政大权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帅换了少帅，杨宇霆的存在条件事实上业已 大大打了折扣。原因极简单，杨宇霆能够侍候好张作霖，未必能够侍候好张学良。

　　 老实说，张学良和他老子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相像的地方。而杨宇霆的人物个性，正 好是为张学良所最不喜欢的一种人物个性。

　　 比如：杨宇霆是善解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一种人物。

　　 一九一六年，杨宇霆和郭松龄一同奉命代表奉军出席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当 发现这个会议实为复辟铺路时，郭松龄主张立即退出，而杨宇霆则不肯退出，结果，杨留而 郭退。这里看出郭的书生气，而杨则就显得在政治上不太计较是非了。杨宇霆显然注重权变 之术。在北京时，他反对奉军退守关外，主张要和国民革命军抵抗下去，并非他在政治思想 上有所坚持，而是他相信奉军在南北各方矛盾之间，能有纵横运用的余地，认为奉军在关内 仍有可为。这一点，张学良和他不同。张学良是从道理上，是非上，感到奉军已不可为，而 且尤其不愿和国民党分庭抗礼下去。

　　 杨宇霆替张作霖经手办理对日外交和铁路交涉，在周旋于芳泽谦吉、山本条太郎、町野 武马诗人之间，杨的手法是无视小节，不惜欺诈，老帅张作霖似乎感到颇为得体；但张学良 似乎不欣赏这一套。老帅死后，杨宇霆在向南京妥协上和对日联系上，主张中有些软硬互 见、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这是一种纵横捭阖之策。但，在执意求定树立权力基 础的张学良来说，这种摇摆式的主张，勿宁是一种绝大的困惑，等于要陷他于进退失据。这 样的杨宇霆，绝不会取得张学良的欢心。

　　 杨宇霆又是一种上谄而下傲的人物。他侍候绿林出身的老帅，能甘于颐指气使，低声下 气。如处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长涉嫌贿纵鲍罗廷妻的案子时，杨宇霆曾当众高喊“大帅开恩 了”等等，便了结一桩重案。但，一旦大权在握时，他又能排除异己，树敌结怨，毫不容 情。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整理奉军时，他就大胆的树立新派，把张景惠、张作相等老派人 物都排挤在外；郭松龄叛张前后，他更利用老帅的信任地位，几乎把奉军中的讲武堂派都踩 在脚底下。所以，当张学良怀疑杨宇霆携贰的时候，说杨坏话的，可能就有当年的老派人 物。张学良告端纳有老帅旧属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张景惠或张作相之流。据说，当张 学良方在迟疑不定，不知如何对杨下手的时候，张作相便曾给他打气说：你是英雄之后，应 该有种！

　　 至于郭松龄的旧部，更都恨杨宇霆入骨。杨宇霆被杀以后，相传参与执行枪杀的高纪毅 曾说：这是替郭茂辰（郭松龄字）报仇，我当然义不容辞！此中便看出杨宇霆在人情上的重 要缺陷了。

　　 京报曾评杨宇霆，抱有大志，清晨即起，不溺声色，这一点，杨宇霆和郭松龄有相像的 地方。但，郭松龄讲原则，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这就大不同于杨宇霆。而且，尤其重要的 是，郭松龄的军中地位是靠张学良而起，而杨宇霆是靠老帅张作霖而起。所以，郭松龄有条 件成为张学良言听计从的朋友，而且可以做之师，也可以做之友；杨宇霆则完全相反。杨宇 霆纵然在张学良面前不倚老卖老，唯因其在老帅面前有过声势煊赫的前历，他就自然而然的 在少帅面前，既不能做之师也不能做之友了。

　　 张学良之于郭松龄，是他正在渴于是非，渴于知识，渴于爱情的时候，所以，郭松龄能 成为他个人的和事业的伙伴，但，现在的张学良所需要的是权力，而杨宇霆正好是站在这方 面的一个重要障碍。⒅

　　 这些从实际出发的分析评论，无疑是客观的，颇有见地的。至于对这种作法不赞成、认 为是一种杀伐，是其父“当年草莽天下时的余风”（见《张学良评传》）就未免言重了。是 的，我们不文过饰非，或搞什么“为亲者讳”那一套，但也不过于苛求一个涉世不深、年仅 二十七岁的青年；更何况从大的原则上看，应该说他的决断没有错，是把大局、把国家民族 利益摆在了首位的。有人说，这时他实际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物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论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到这一点和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从另方面看，从皇姑屯事件的爆发到东北易帜、枪毙杨、常，这在东北来说，确是个多 事之秋，张学良任重道远，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看到，他并未退缩，也未压垮，而是沉着 冷静，有主见，有魄力，特别是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还真有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 的大将风度呢！

①③⑤⑥⑧⒂　薛景平：《杨宇霆其人其事》，《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 ５年６月出版。

②⒄武育文：《杨常事件始末》，《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④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事》。

⑦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１年６月出 版。

⑨⑾⑿⒀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２日《新晨报》。

⑩　《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⒁　刘润：《张学良真的掷过银元吗？》，载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０日《文汇报》。

⒃　张沛汉口述，孙震、王维佐、郑连方整理：《十年戎马紧相随》中部分章节，载 《东南西北》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原题为：《目击五十年前的两桩公案》。

⒅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