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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日梦,武侠小说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因现实里的压迫和困顿不得不进行一种自我修复式的慰藉。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将苦痛转移,即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二是代替的满足,由文学和艺术作品所提供;三是陶醉的方法,使人迟钝和麻木,行使自我的放逐。“不哭站撸”的说法很有意思,理智上知道自己还会败,会哭,但仍悄然站到角落里面,倔强地撸。实际上,我们也乐意举行这类鼓励自己的仪式,只因仪式之后便孔武有力,做事情有精神了。
创伤和失意最明显的产物是梦,梦即是愿望(wish)的实现。在睡梦中,超我(理想自我)对于意识的控制放松,此刻如果有美梦,正好是对于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愿望的达成。武侠小说正是这样的一种同梦没有本质区别的——白日梦。梦是潜意识的结果,白日梦是意识的造物,但都是对于现实匮乏的想象性满足。作为有意为之的白日梦,对于材料和素材进行加工,其基本前提便是完满和逻辑自洽。《英雄志》是不是超越了《红楼梦》我不知道,但作为一部脱不了传统武侠叙事窠臼的小说(夺宝,奇遇,偈语,艳遇等等),它仍是白日梦的。
但是,《英雄志》不像金庸那样着力追求所谓“雅俗共赏”式的主流叙事内涵,这个白日梦有点不一样。
《英雄志》里的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而这种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相对单一。孙晓的志趣似乎不在于真实地描绘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对各位主角政治理想的现实基础也不进行系统和全面合理的描述,而是着重几个主角互为参照的内心叙事。这是文以载道的典型写法,由于背着武侠小说外壳,可能有些牵强。恕我才疏学浅,不打算、也不能结合这部小说来描述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小说里可以用的材料太少了,而且手里没有实体书,没法翻书总结。因此默认《英雄志》里有传统和现代社会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杂糅的结论,就此直接从文化心理层面来乱谈几位主角。
二,一个虚无主义者,杨肃观
“从小到大,时时觉得背后传来一股寒意”的杨肃观,生命中有一堆挥之不去的“鬼魔”。鲁迅死前不久有一篇文章,叫做《女吊》,写的是一个执着的怨鬼。怨鬼身着红衫,“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接近”。这样的鬼,吊着舌头、颤抖着来到阳世,目的是找人复仇。杨肃观就是这样一个活着的鬼魂,他视自己为修罗王,身在光明,脚踩黑暗,已经被身边萦绕的“鬼魔”异化成了同类。他对师傅天绝有一段话:
“欲救众生苦,须持修罗法。修罗王临,众生无惧死,无惧死则无心苦,无心苦则无悲无泪,如此天下安乐矣。
……修罗王临,生不能使之喜,死不能使之惧。生者不恋生,生非生。死者不惧死,死非死。唯此,万物停争息斗,轮回终有休止一日。”
如此“生非生,死非死”的人,是掉入了虚无的人。孙晓自己说,杨肃观“是一个旁观者,在灰暗世界里沉默的人”,他掏空了自身的一切,如尼采所说的,对传统的最高价值进行贬黜。卖友弑师,助武英复辟,一面身为中极殿大学士,仁义无双,一面脸戴“客栈大掌柜”的面具,严酷之极。修罗王在的地方,一派寂静,被杀的人麻木不仁,杀人者却说道,“轮回在滚动,这滚动是永劫,不要恐惧死亡。”这样的复仇,起因不是个人的恩怨,是想毁灭已有的世界和价值。在杨肃观看来,毁灭不是死和破坏,而是让世界归于虚无,无生无死,好不安静。
杨肃观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政治领域,要“生者不恋生,死者不惧死”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轮回休止”,即历史静止,以至于终结。以杨肃观的“因果律”看待历史的话,佛国也只是轮回的一段,一个“果”,也是下一个“果”的“因”。再者,他毁灭现世以创立“佛国”有一个前提,就是修罗王临,修罗王扮演的是“愿天地罪孽,尽归吾身”的这样一个“超越审判者”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超凡入圣,包纳万物,几近成神,不进行任何价值的制定,因为他自己就是规则,作为规定物的规定而存在。这也符合杨肃观权倾朝野,作为规则化身的形象。而要人人都“生非生,死非死”地站立在这虚无之中、历史终结处,达到这样一个终极的“果”,必须要人人都是修罗王、行使修罗法,对世界的价值形成一种宰制,若不能形成这种宰制,便无法到达虚无,仍然是在因果律里面打转,不停地造业并为之不停地受罪。这样就出现了矛盾,修罗法作为方法,它的目的在于确证人人都是修罗王,没有修罗法必然不能称其为修罗王;然而修罗王不临的话,便无法使众生无惧死、无心苦,天下便无法安乐。然而,若最后人人都成为修罗王,修罗王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在逻辑上,杨肃观并不自洽,整个世界的虚无注定无法展开。这不仅仅是杨肃观的矛盾,也是“修罗王”的局限。就算是支持者广泛得多的希特勒,他所倚仗以至于掌权的,仍然是德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落后现实,以及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受压迫心态的郁积。毋庸置疑,历史不可能扎根于一个形而上的神化人物的身上,这到如今也成为了常识。
言语上对于善进行过度的许诺,现实往往却总是往许诺对立的方向发展。对待这种极权的教条主义,现实人不乏置之不理的超然,也有尽力发觉其合理性的耐心,可唯独缺乏一种讽刺的超然。“佛国”里面,人们不便发笑和哭泣,因为人人都是温顺的羔羊;如果跨越时空,何不认真看看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它使人从教条中抽身,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三,造反有理,秦仲海
《英雄志》里,文杨武秦是一个对照,杨肃观对秦仲海说过,“天下英雄,唯有你和我。”二人一个在庙堂,一个身处草莽,实实在在的却都是造反者。杨肃观变革朝廷,意图创立“佛国”;而黥面削足的秦仲海,登顶珠峰后,生出与天比高的超人豪气,聚马怒苍山,声称是为了自己而战。
“吾乃天地第一高!我此番起兵称雄,断骨残驱,岂假惺惺为人而战?我秦仲海领军出征,只为己而战!只要天地间仍有对手,我山兵马一日不散!
我秦仲海只要想到一件事,夜里便会偷偷地笑,哪怕多刺十个字,再断一条腿,我也感到值得!那便是,秦仲海此生不必跪人!……你们这帮人书读得再多、武功练得再高,这辈子还是得跪人!不过求一口饭吃,头便要按得那么低,你们甘心么?大家一样是人,那帮贼只不过投胎投得好了,便能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你满腹经纶,一身武功,却要日也怕、夜也怕,忍气吞声,这种人生便如在猪堆里打滚,纵使富贵满门,却又有何滋味!来!学我吧,志气点,将那一把怒火烧起来,打打杀杀一样可以度日,谁能奈何你呢?”
在常规的历史叙述中,造反者是一个容易被神话的对象,这是意识形态运作惯有的模式。对于古代的农民运动的描述,仅仅就“叛乱”还是“起义”的定义,便足够惹人关注。一般来说,“农民起义”的潜台词是想表露出农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对立矛盾,这种建立在人身依附和财产剥削上的社会矛盾的爆发,往往披着异端宗教思想、宗族争斗、土匪乱党的外套。而“农民叛乱”的含义则相对广泛一些,它不仅包涵了作为叛乱领袖所代表的阶层的抱负,也可能是源于个人私欲和野心(参考穆黛安的论述)。至于怒苍山,秦仲海的个人意志是起事的主要原因。和杨肃观一样,他的“理”并不构成历史意义的“理”,反而像一场对人生意义的拷问,是他一个人的“理”。
怒王之所以打出了“怒”这张招牌,一是出于吸引流民和叛逆者的宣传需要,二是秦仲海确实很怒,很愤懑。屈原写作《天问》,表露出来的是同样一种愤懑之情。对天命如果有不满,该向谁控诉?老天作为命运的安排者,向他控诉岂不是白费口舌?苍天是否瞎了眼?“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这些都是人生哲学的经典问句,既然是哲学的问题,一时半会也问不出答案来。发问之人也不是一定要问出个实在的答案,而是“为了问而问”,因为不问人生便不够深刻。作为社会和自然的双重造物,人的品格里面难免浸透着卑贱的意识。依据黑格尔的观点,奴才的命运是有普遍性的,正因其普遍,这奴才的命运也同样可以降临到高贵者身上;奴才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仅仅对高贵者的统治行使精神上的反抗,他也是有尊严的,一种形而上的愤懑的尊严。
怒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事,和朝廷作对,因为愤懑和尊严。他的“理”却从不是麾下所有人的“理”。 “奴仆染病了,便下手打了主子,罪犯染病了,便动手杀狱卒,连柔弱的妾婢一旦生病,也敢持刀看了老爷的命根”,这些人和王一通一样,虽然出身底层,造反杀人的目的却不是要“与天比高”、反抗高贵,是为了苟活下去。一旦怒火遇上大水,燃不起来,怒王大可以凭借高强的武功和众多的朋友脱身而去,或者直接选择死亡。而这些痛快之后的小民们,苟延残喘,一事无成。
秦仲海教唆王一通抢劫,老天不让活,便靠自己活,这是一个不得不反的奴隶的视角;而杨肃观劝他自杀,“朋友,亿万众生嗷嗷待哺,可天旱无雨,上苍却只交给我这么多米粮……您说,我若独厚阁下一人,对他们公平么?”这是高位者的视角,苍生被俯视,如蝼如蚁。
润之所谓的“造反有理”,有理在于三重内涵。这“三重理”也把造反和revolution区分开了。第一,奴才革高贵者和反动者的命,天然是一个事实,联系这个事实的造反是对于“反抗”的实践,实践优先于各种“指示”般的道理,在造反中并不等待一个道理。第二,造反将会有理,正如高贵者善于给出压迫和欺辱的合理理论一样。给出造反的理,是为了给出造反之后的确定性。第三,“理”并非绝对的“理”,而是辨证的理,即是描述的,又是指示的,其中充满了分裂和缝合。也就是说,造反有助于加强造反者对于“造反有理”的认识,同时这种认识的发生又任人造反。杨肃观和秦仲海的“理”,它们的属性更多像指示一样,告诉别人,“你该这么走,不过不好意思,很无奈,我也只能说到这里”。因而,走过去或许是痛快的地狱,或许是无悲无喜的虚无。
四,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同构,伍定远
评论伍定远,免不了会形容他作为一个凡人,但又有过人之处。据说他心底有一把尺,一道线——“八十三加一,不是八十四。八十三加一,那是灭人满门”。这种叙述好比缓缓地给人充气,内敛,却撑得满满,令人动容。我们痛恨伍定远,我们怜悯伍定远,我们也宽容伍定远,因为伍定远不是别人,他平实又矛盾,正是我们的代言人。借孙晓的笔,“小”的人情世故,在他这里被放大成普世的伦理道德;“大”的秩序、国家,在他这里被缩小成纯粹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体验。
要想真正地把伍定远这个现实感最强人物给抽象掉,须得避免流于对他奇诡生平的描述,而是直接抓住孙晓倾注他身上的社会性的特征,占有它们,然后对这些属性进行剥皮。在伍定远那儿,人道、人性、兄弟之情、爱情、道义,都是限定了的姿势符号,好比奶水,滋养读者和作者。人们坚守它们,它们却让人困顿。在一个免不了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区分的环境里,人们能借助姿势性的、转移性的符号来否定繁琐而无聊的世俗生活。这种否定是无限的,创造出无尽无止的精神田园。否定的无限充满了统治者的意识代言,因为无限所以永恒,以至于脸谱化。典型例子是人们愿意在乱世渴望明君,在治世期待清官。真正revolutionary的符号意味着有限,破碎又重来,建立不起来永恒,而是改造永恒。改造永恒的符号就是政治,哪怕这种“批判”被上升为永恒,它也自带干粮,随时进行着自我改造。
这或许是解开伍定远作为代言人神话的一把钥匙。
伍定远的身份首先是个捕快,国家机器的构成之一,是暴力统治工具中的一部分。复辟后,他手握雄兵,由治安系统转到了军事系统,地位也上升了。古代缺少居委会活动中心、红十字会、政党这样的中间组织机构,帝国政权是与百姓直接勾连和对立的。饿鬼围城时,皇帝的圣旨直接对着流民宣读,伍定远亲自出来喊话,这里除了制造桥段给伍定远的“矛盾、曲折”心态表白以外,其实也间接表露了古代国家机器的严酷直接。国家机器的功能不消说,保证治安、扑灭叛乱、维持统治。这注定了他为人的道义是有限度的,“杀人者死,天经地义”,杀人者是不能不死的。按照条例和约定俗成,砍人伤人,无论伤心伤肺,只要没有死人,没有导致动乱,便随你乱砍乱伤;一旦犯上作乱,大军肯定是要来剿灭。他也并非一个的普通官员,官拜侯爵,朝廷的超品大员,老婆艳婷是皇上义女,已然挤进了最高统治集团。古代宗法制度朝朝因循,亲缘关系是古代封建统治的最为基本和牢固的依托点。因此,按照常理来说,伍定远该是一个坚定的维稳人物,秦仲海、陆孤瞻这批人天然的敌手。(当然,这是武侠小说,不禁觉得自己这么分析有点乱入,不过孙晓若纯粹把伍定远当作一个特例,一个具备纯粹人道主义高尚情操的穿越者的话,不杀人也不愿被人杀,抛家妻子不当都督了,就当我是废话。目测孙晓结局也不会这么写,不然纯粹扯淡意淫,最后一点现实都不顾了。)
统治者要维持统治,一个暴力的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不可缺少,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建立权威也不可或缺。这里引入一个概念,就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定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由家庭,宗教,法律观念,教育,政治,传媒,文化(文学,艺术,体育)这八种专门化的机构组成,提供对于现实生活的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这本来是他用以分析市民社会的理论,我变化一下,拿来简略分析伍定远。我学的不是文科专业,分析起来可能不伦不类,不过我相信对于任何文本的分析,历时性和共时性是统一共存的,孙晓的写作也不外如是。小说(文化范畴)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部分,尤其武侠小说,主要通过小说人物的嘴巴来表达观点。就伍定远来说,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表达了些什么呢?
书中伍定远穿越景泰和正统两朝,在几乎所有重要事件中占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根据我对书里情节的记忆),四位主角之间,伍定远作为其余三位主角间的协调人以及说和者,其实隐蔽地进行着某种缝合与和解。这种对矛盾的缝合,主要通过伍定远对怒苍叛乱的镇压以及他和卢云的友谊来体现。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将军镇压叛乱,无论如何都是天经地义的。坚决要镇压怒苍的叛乱的代表人物是杨肃观和正统皇帝。表面上,镇压和叛乱是杨肃观(和统治者)与秦仲海的矛盾,实际上,叛乱之所以能星火燎原,还是由于民不聊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矛盾。饿鬼围城、红螺寺的情节里,我们看到,言行中伍定远对饿鬼们的性命十分看重,体现出勇而又善(伍定远不能被称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勇则是善在险恶现实得以完满体现的必要条件),那就是他一直以来的那个信条,人命最贵。但这个人命到底有多贵,随后我们发现,只是在伦理道德领域它被举上塔尖,因为国家机器依旧开动,如果不出现逆天的意外和巧合,没有悬念地,正统军和勤王军将会屠杀饿鬼。在武侠小说的叙事习惯中,读者接受诸多巧合的情节并习惯于承认这种巧合的合理性。通过对巧合的安排以及伍定远的善、内心痛苦的描绘,读者轻松地跨过了统治者和饿鬼们的矛盾鸿沟,战争和阶级对立的残酷被消弭于三位主角的理念对照中。还有个情节比较有亮点,就是复辟政变之前,伍定远悄然把剑神古谱给了卢云,低头忍泪,自言自语:“卢兄弟,对不起……仁厚不足以济世,乱世之中,唯有绝世神功才是保家保命的不二法门…… ”换个角度看,伍定远作为主力参与的复辟政变无疑是卢云随后十年流放的主要原因,而随后艳婷借卢云之手把玉玺转入柳府,伍定远不可能不知道,但他选择了默认和不作为。无私地赠卢云以武功秘籍,卢云因此由一个武功二流的低手变身为神功傍身的武学宗匠。仁厚不足以济世,但神功可以保命,可堪慰藉;乍看起来,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卢云由于武功高强,由无能到高能,似乎具备了改变宿命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更苦难的宿命转嫁给了卢云。表面上,这自责中的对兄弟的“关怀”乃是“义举”,根本上同样是对政变灾难和卢云人生苦难的消弭。
小说里着重表现了伍定远的心理戏份,尤其在伦理秩序和以杨肃观为宰制的规则下的矛盾、痛苦、内心挣扎,正好表明了伍定远并非启蒙主义所谓的具有自由精神的主体性人物,,因而无法达到理性的人道主义。反而,他俯首称臣于实在的权威(其他三个主角都不屈服于某个实际上的权威),正是一个阿尔都塞所说的主体,“这样的主体除了‘自由’地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外没有任何自由”。
关羽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武圣”,在民间有足以和“文圣”孔子比肩的声誉。关羽的特点就是勇而又善,忠孝仁义可堪楷模。不过这个“武圣”在本质上仍是“文圣”的产物,因为“忠孝”作为礼的具体阐释,是封建统治的伦理基础,而礼法的实质就是等级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家国国,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死,臣照样不得不死——这是常识。仁义的含义却宽泛得多,重形式而轻内容,也就是说,“仁义”的功利性看起来不是那么强,似乎就是发乎情的“不忍人之心”(孟子),因此,“仁义”反而体现出了凌驾于机构和经济现实的超越倾向。伍定远的“不忍之心”、“恻隐之心”正是被理解为仁义,因而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合法化”地表述出来,尤其通过一个武功高强同时又是统治者的人物的内心叙事,更能抚慰被统治者那不尽如人意的命运。然而一旦要涉及到了真实的权力、压迫、剥削关系,它一定会保持在非透明和隐蔽的表述状态。放到现在,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合法化表述,对矛盾的想象性解决,不仅在公共领域发挥巨大作用,更深入我们的私人领域。至于国家机器,除了查水表、黑监狱和监听这等特殊情况,一般还是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五,在解构链条上哀悼的幽灵,卢云
对卢云这束不明觉厉的圣光,我会延续前面四节的分析方式,把自己抽出来,也把卢云抽出来,和读者面对面,但是以批判的眼光,避免落入了常规的逻辑而不自觉。伦理和人本主义层面的“正道”卢云,还是让别人来陈述吧,发乎心止乎情的憋闷太罗嗦太常见了,好比散文诗,我的语言干枯乏力,无法“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它们效劳。
在Marx的遗产里,我们得知了哲学的自我不是历史的中心,由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哥白尼”般的发现,我们知道人类的存在不是以自我意识和存在为中心,人类主体是非中心的。现在“理性”这个词语业已失去了往日救世主的色彩,变得日常化了。然而,弗洛伊德的继承者,法国人拉康进一步祛魅,为我们指出了主体非中心性的另外一个内涵,就是:主体(自我)的构成是分裂的、破碎的,受“他者”和“欲望”制裁(此处的欲望不是日常语境里面的欲望,可理解为“绝对意义的匮乏”)。“他者”象征着父亲的法规与秩序,很好地隐蔽起自己,在幕后向我们投来定身术般的凝视。人们须得臣服于这个法及其自身的构造规则,才能进入象征界(the Symbolic)的结构,成为能说能做的主体。而法规与秩序,在拉康那是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自诞生以来,不仅给人生产生活的方便,也让人屈膝于符号所指向的规则(能指为符号,所指为指向)。这里倒不是拉康故弄玄虚,对现实世界的过去和未来有过深入思考的人,都会有三个疑问:一,有关现实中的正义和公平,也就是如何计量政治事务的正确;二,对于人自身存在的思考,即,如何确立自身的存在及其意义,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确立,还是反形而上的?三,历史上的物质遗产可以得到很好的继承,然而精神性的遗产,人类应该如何继承和扬弃。
拉康的理论对第二个问题有过很好的解答,这也正是卢云身上那份“幽灵”特质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语言符号构成的象征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所在,它被称为实在界(the Real)。实在界好比黑白之间,作为一种无知无序的“不在场的在场”,是存在于人类语言和和理性思维之外的“已在”,混沌而无法用语言符号表述,它与象征界对抗,仿佛沙漠对抗泉水。自德国唯心主义以降,一直有某种彻底否定性的遗留,康德称之为“魔鬼的罪恶”,谢林称之为“自我的黑夜”,黑格尔形容它是“世界的黑夜”。自我构成中的否定性是自我以及所有存在(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历史展开)的一抹不变的底色和背景。拉康嫁接过来,认为,正因有这疯狂的否定性对抗自我理性(即是大他者的话语)的过程,才形成了主体,也造就了实在界坚硬如钢的面甲。而卢云好比游离在这实在界沙漠的幽灵,“一个独行于黑白之间的人,不属于朝廷,不属于怒苍,他是天地最后的圣光”,他以这种幽灵的姿态发起了对《英雄志》里面所有胸怀道理的人的冲击。
把卢云比拟为“幽灵”,我却心存疑惑。倒不是对孙晓借卢云之口说出的那些道理的疑惑——它们已被我自个儿祛魅扔掉,而是对这“幽灵性”生出的疑惑。在现实领域,这种幽灵性会不会又被纳入象征界的符号系统之中?因为一种精神的肉体化,就是它现实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脱不了法规和秩序的围猎,直到驯服。杨肃观是符号性空洞权威的核心,他是隐蔽的(高入云端,不显于现实的“父”,他手下的人的作为和他自己的实际作为都“以父之名”),戴着面具,发起对所有人的凝视;伍定远在这权威下臣服,扮演“主人能指”的承担者,作为其表现形式。主人能指的作用就是缝合和固定各种漂移的不定能指,为了结构和解释现实的矛盾。顾嗣源死后,卢云拒绝承认杨肃观和秦仲海代表的新秩序,对已成往日的、死亡了的旧秩序怀着长久的哀悼,因为正道,是以坚持。老人们,旧日的朋友们,对顾嗣源的死顿足长叹,转身便接受了杨肃观和新皇帝给他们裁制的新秩序。正义的让它去别处正义吧,随着顾嗣源死飘入坟墓,“苦啊”,生存还要继续,请让我们挥一挥笔,在汗青上记下他的丹心。这种告别仪式温婉残忍,为了不再哀悼。对于政治事务的计量,是否要进行这样的悬置,以便让不公平的看似公平,正义的确被认为不正义?卢云的长久哀悼是不是只是虚伪地披了疯魔外衣的幽灵,其实是在假装,以便下一场哀悼结束时回来邀功?我搞不懂了,孙晓不是完全的现实主义,我无力再去发掘。
卢云身上所系的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东西,还有所有人的瞩目。他以一个幽灵的姿态,和权威、秩序相对,不仅成为了书里其他三位主角以非法和非法则的面目的参照,更深的意蕴里,还提供给读者了一种所谓“超我—淫荡的快感”。读者和作者无法全然变身为书中的人物去设身处地,这些权威和秩序便缺乏足够深入的政治实践意义(我在第二节分析道,哪怕秦仲海,他仍是主流意识下的有局限的“反”,因此他本质上仍主要代表着主流的法则;关键是,限于题材和背景,孙晓无法涉及现代契约精神),在读者这里它们只是一种话语的法则,也就是说,它们是内心叙事的法则,一副大浪淘沙后遗留下来的解放神学的骨骸。往往,“超我—淫荡的快感”出现在公共话语法则的失败之地。人们对于公共话语法则的认同,以及卢云对其缺陷的“理论”阐释,互为表里,读者的“超我—淫荡的快感”根生于这一表一里间的张力之中:通过叙述,超我化身的卢云在小说中提供了这种淫荡快感的来源,那是对现实最惨痛的描述。描述之于惨痛,却是有理有据的,总有被接受的趋向,而趋向带来快感——扔开小说,空气中充塞着的“冬天来了,春天不会远”这种论调将伴随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相对卢云的缺席,皇朝和怒苍群雄在书里是实在的公共权力和法则代表,二者各有各的秩序。孙晓还没有放出结局,我不知道怒苍和朝廷的具体结局是怎样的;可无论细节怎么变,无论怎样写结局,现实意义上的叛乱者和统治者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秩序依旧会存在下去;润之说过,“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秦仲海和杨肃观的失败(他俩会失败,顶多是把这失败写得感性煽情一些),通过卢云对他们的失败的反面肯定,反而会加强以文杨武秦为表皮的公共法则的生命力,因为崩塌了表面,崩塌了的只是话语和秩序的叙述方式,不触及实在。公共法则通过这种“绝处逢生、枯木逢春”的绝决方式消除掉了卢云的幽灵特质,使他变成了一个一般意义的否定者,这种否定者的破坏能力有限,因此圣光的辉煌也十分有限,像Marx说的,“黑人般的状态”仍然弥漫。
写到这里,我更加确信了,卢云顶多只是哈姆雷特那样的幽灵。按照故事本来的逻辑,他成为了一般里面的特殊,最后将这个一般的逻辑瓦解。正如Marx发现的,资本主义逻辑下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假象最后会把资本主义本身瓦解掉,即我们都有自由地推翻资本主义的自由。这不正是辩证法么?哪有真正的弥赛亚!
回到小说,无论结局如何,读者在读书的途中,尽管会为卢云的经历觉得揪心难过,心里终究还是获得了快感,但是,并不会觉得这是淫荡和罪恶的快感。如果能写出这份罪恶和淫荡,读者因此生出自觉地意识,《英雄志》将会是一部很好的悲剧,经得起钩沉;而书里的载沉载浮,是真正能让人忍住泪水的大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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