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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淑仪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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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即便是专业学者，可能都未曾听说过施淑仪这个名字，不过我可以断言，这是清代妇女史无法绕过的一本著作。全书前半部分是辑录1163位（另补遗103人）清代女诗人的生平、逸闻、诗作点评；后半部分则是施淑仪本人的诗文合集，而她本人也可说是清代闺阁诗人最后的一缕光芒。
一、
对现代学者来说，前半部分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或许更为有用。1990年代关于中国妇女史的三部划时代的著作：《内闱》、《闺塾师》、《缀珍录》，后两者都将《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列为重要征引文献（而《内闱》之所以未引用，只是因为它研究宋代妇女），且《闺塾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是“首部大量运用妇女自己的作品来写妇女生活和她们的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的专著”（《北美中国学》）。韩淑举《古代妇女著述书目举要》，在“专门收录妇女著述的书目”一节，率先举出的也是《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但以往这些著作征引时，多使用1987年重印本，而此次则根据最早的1922年刊本点校。
这一著作的编成，本身就意味着清代妇女中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她们开始自己书写和定义自己的生活，因而并不奇怪，基于这一文献基础上的《闺塾师》等研究，对传统的“中国妇女受压迫”说提出了挑战，人们开始意识到清代妇女生活有着更为复杂的面向。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文献的编辑是仿照《明诗综》和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六十卷的体例，且从清代中叶恽珠《清闺秀正始集》开始就已有类似著作，但至施淑仪手中始臻于完备，搜罗最为详尽，洋溢其间的女性意识恐怕也是最强烈的。
虽然历代女性多以班昭、曹大家、谢道韫、薛涛、李清照、管道升等为才女之标杆，但历代才女之多，其盛况皆远不及清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涌现出许多家族性的才女群体，所谓“一门风雅”，而同城的才女之间，也会结成诗社相互唱和，试摘本书中数例：
晚明吏部尚书商周祚生商景兰、商景徽二女，分适祁彪佳、徐咸清二人，前者生德渊、德琼、湘君三女，后者又生徐昭华，一门竟有八名才女：“商夫人诗逼盛唐，子妇楚纕、赵璧，女卞客、湘君辈，讲究格律，居然名家。”
柴贞仪、柴静仪姐妹，柴静仪“子妇朱柔则又以能诗名，风雅一门，艺林佳话。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髾蝉縠，以相夸炫。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不及。”
黄昙生为郑善述室、知府郑方坤母，方坤“有四女俱能诗”（长女镜蓉、四女金銮、六女咏谢、八女风调）；方坤姊徽柔；郑方城女郑翰蓴，嫁林其茂，生林芳蕤。方坤“一门群从，风雅蝉联。膝前九女，皆工吟咏。……自古至今，一家闺门中诗事之盛，无有及此者”。
孔昭蕙“孔氏世居乌镇，代出名媛，姊妹风雅萃于一门”。
归安周映清，嫁叶佩荪，叶有三女：令仪、令嘉、令昭，皆能诗；有三妇：陈长生、周星薇、何若琼，亦皆能诗，“归安叶氏一门风雅之盛，为吾浙之冠”。
闽县许馥荃“膝前三女皆娴吟咏，至今内外群从，人人有集者，太淑人之力为多”。
婺源黄俪祥与弟妇时瑛“亦工吟咏。妯娌嫡庶，日相倡和，真得闺门风雅之集”。
其它两姊妹、三姊妹、妯娌之间并能诗者，其例不胜枚举。虽然这些家族主要都集中在苏南、浙北、皖南及福州等少数地区，但无疑已构成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它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学界的现象了。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中，也主要是把上述才女群体性涌现的情况视为一个社会变迁的指针，对其作品的文学批评反倒没那么多关注。
从晚明时期起，至少精英社会中女性的形象和自我认定已有了极大改变，以往说“德才兼备”，而“才”似乎渐渐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而且她们的才艺，常表现在诸多方面，往往不仅限于诗文、书法、绘画等方面，有些人还有较为特殊的表现：
刘淑英幼年“旁及禅学、剑术、孙吴兵法，莫不精晓”；
江宁王贞仪，祖父宣化知府王者辅“谪没于吉林，贞仪从父出塞，学射于阿将军之夫人，发必中的，跨马如飞，兼精遁甲星象”；
顾若璞“文多经济大篇，有西京气格。尝与闺友晏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
仁和黄履“工诗词，通天文算学，作寒暑表、千里镜，于常见者迥别”；
钱塘丁纯“尤精算法。畴人之所掌，保氏之所教，婆罗门之所切，利玛窦之所推，能阐其蕴而观其通”。
虽然这一类才女为数并不甚多，但从社会的评价和反应看，一种新的女性观是在形成之中，因为人们事实上普遍赞许那些在诗文中流露出英气勃勃、去除脂粉气息的才气，这事实上为晚清之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男女平权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女诗人的诗不像是女性所作”，是当时一个普遍使用的褒奖，虽然这样的话语背后也不无歧视的意味，但它也开辟了一种可能：及承认女性也有“须眉才子所不能道者”，有时还成为女性的一种新的自我认识。这样的评语在集中也极多：
申蕙“诗苍老不作闺阁中语”；
董如兰“词意悲壮，闺阁中之有侠气者，杂之稼轩集中，正复难辨”；
陈璘“所著诗草，深得三百篇之遗意，有须眉才子之所不能道者”；
周琼“诗俱慷慨英俊，无闺帏脂粉态”；
李因“朱嘉征序其诗以‘沉郁抗壮，过于烈丈夫’”；
钱九英“夫人写生尤清逸，绝去闺阁纤媚柔弱之态”；
曹柔和“咏古诸什，音节铿然，无巾帼气”；
关锳“自序：‘余学道十年，绮语之戒，誓不堕入。’”
姚若蘅“笔墨超逸，不类闺阁中人”。
不可否认，书中也有极多的案例表明当时的女性仍遵从极为传统的道德观。如守志不嫁、刲股疗亲，凡此等等，都能找到大量事例。最令人侧目者，是许多才女倾向于贬低自己的才学，认为那不是“妇职”；或少女时代可为之，而成年后倾向于压抑这一方面的发展，在许多案例中，她们在临终前选择将自己的诗稿焚毁——但这一社会压抑亦不宜太高估，因为她们焚稿时，往往是她们男性的家人抢救出残稿，并且也有很多女性试图将自己的诗稿传下去：
黄宗羲室叶宝林“时越中闺秀有以诗酒结社者，叶闻之蹙然曰：‘此伤风败俗之尤也！’即取己橐焚之，不留只字。”
韩韫玉“少承家学，博极群书。病殁前取稿尽焚之曰：‘非妇人事也。’”
王璋“诗词虽其所长，然舅宇台先生西泠理学名儒也，最恶妇人作诗。璋仰体舅意，即绝笔不作。”
周淑履“将殁，出《峡猿草》曰：‘少时咏絮吟红，了不足录。独此为心血所在耳。’子乃承命刊之。”
孙淡英生子后卒，托梦其兄“曰：‘妹死无系恋，惟遗集未梓，终归漫灭，请人坐为予校正。’因出一卷以授，曰：‘半生心血所成，兄其为我传之。’”
徐妙清“事亲甚孝，自谓诗词非闺阁中所宜，不可流传于外。死之人悉取而焚之。”其丈夫“不忍弃逸”。
福州江鸿祯临死前“索平日所作诗焚之，曰：‘不可留为人世口实。’……其舅氏陈登龙，诗人也，怜其才，检焚余所存，叙而传之”。
其中态度最为矛盾者，是38岁即辞世的东台人汪清：
于诗词传奇，讽咏尤挚。女友见其诗，靡不心折，或请刊行，宜人不可，曰：“闺阁知名，非福也。”宜人念国朝名媛辈出，仅钱氏《碑传集》有列女一门，然亦至乾嘉而止。因其所藏本朝诸家文集，搜罗编辑成《国朝列女征略》十六卷，分贞、孝、节、烈、贤、才六门，目录一卷……每言：“吾辈女子，既不能建立功业，名垂不朽，人生斯世如白驹过隙，庶几著书立说，有关于世道人心，或不与草木同腐耳。方今海内志士振兴女学，上海立女学堂、创不缠足会，抑知根本基于伦理，学问必藉师资。此二书中数千百孝子、贤媛，讵非今日后生女子之楷模乎？予体弱食少，岂能至四十者？将来中国文明日进，吾书能行，即吾不死也。”
这段话，或许也是施淑仪的志向所在。在本书末尾所收录的文章中，她强烈反对传统道德观，认为烈妇殉夫乃是“残酷风俗”。用她诗中的话说，“世间第一难平事，多少伤心是女人。”作为一个辑录者，她不能去随意改动这些闺阁诗人的生平事迹，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施淑仪本人是抱有强烈男女平权思想的。
因此，她所编辑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并不是一份完全中立的文献，事实上它和许多编纂的文献一样，其筛选必然伴随着编辑者自身的思想倾向。对比清代中叶恽珠的《清闺秀正始集》就很明显了：恽珠明确指出，集中“第一首录宗室红兰主人女县君作，尊天潢也；次录先高祖姑科德氏作，述祖德也”；生于前明、而其夫殉明的女诗人概不入选。但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不但列入了商景兰这样其夫殉明者，且卷首的沈云英、刘淑英甚至都不能说是清人，卷末押尾的秋瑾也是反清者；作为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女性，施淑仪对沈云英（曾在道州披甲出战，晚年精研兵法）及秋瑾这样富有侠女气息的女子，一贯推崇，从中亦不难想见她编著此书的动机即基于一种女性的自觉。
二、
能编纂这样一部书的女性，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对施淑仪来说，她回顾那一千余名女诗人生平或起“萧条异代不同时”之感，而我作为晚生百年的后辈，唏嘘之余，时或亦有此慨。
她的一生，正处于中国社会新旧转折之际，饱经磨难，可谓是当时无数女性的缩影。她的身上有很多矛盾的性质，虽然她自己平生疾呼男女平权，可说是当时第一批新女性，但她又可以说是最后一批清代闺阁诗人。虽然她坚决支持维新共和，但她诗文中也流露出湖南百姓送给其父德政碑、万民伞的自豪，并曾寄语其子“他年济国用，壮志一朝伸。上以报君国，下以慰二亲”；她的政治倾向是新的，但道德观是旧的；而她的新理念，也几乎都是用旧文体来表述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施淑仪的家庭都属于当时的社会精英。崇明县在整个清代三百年只出了48位进士，而她的曾外祖父蔡兆槐（曾任陕西榆林知府，加三品衔）、父亲施启宇都在其中。施启宇是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在湖南受维新派陈宝箴（陈寅恪之祖父）拔擢，历任泸溪、安化、道州、江华等地知县、知州。施淑仪少女时代即随父亲在湖南十二年之久（1892-1904），当时湖南正是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其父又受陈宝箴所用，不难设想，这对那个年龄的施淑仪的精神影响是决定性的。她也正是在湖南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也是一个倾心于维新运动、“自命为铁血派中之伟人”的蔡南平，和她是崇明同乡。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南平失声痛哭，东渡日本，谋求变革，不幸在返乡后的1904年病逝。这对施淑仪是双重打击：她不仅失去了丈夫，还失去了一位同志，因为他们原本就以罗兰夫妇为自我激励。
回岛奔丧后，施淑仪转而在岛内新开设的尚志女校（1906年设）任教，其时历尽艰辛。她在诗文中曾多次抱怨崇明小岛，孤悬江海，风气闭塞，“于对待女子，闭塞尤甚。识字者且如凤毛麟角，遑论文艺。此淑仪所以独学无友，悁然以悲者也”。何况开设女校在当时也算是前无古人之举，她又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可以设想，当时能支撑她坚持办下去（1910年她又开设了女师范学校），关于男女平权的理想已成为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如她自己所写的，“平生岂肯受人怜，惟有风霜知我坚”。
1909年她刊发自己最早的诗集《湘痕吟草》，主要是湖南十二年期间的诗作（她的青春期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度过的）；1922年利用私人藏书（她后来捐出三千卷与图书馆）及同乡祝佐平的图书馆资料，编成一生最重要的文献《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至1936年又出版《冰魂阁诗草》。现在对她的人生的了解，基本也是靠前后者两本诗集。到1945年她人生的最后九年如何度过，已无可征。
施淑仪一生饱受忧患，可说极为不幸。除了青春期在湖南相对无忧无虑的十二年之外，以1904年蔡南平的逝世为转折点，遭受了亲故陆续凋零的打击。她的两个儿子事先夭折，随后在三年之内，嗣子凤彬、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第一女师范学校的侄女凤如、女学生瞿诵芬、同事徐安详先后离世。教授体操、音乐，性格活泼的徐安详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尤其大，因为施淑仪在她身上实际上寄托了对新女性的期望。在一百年前的崇明岛，女性教体操乃是破天荒的事件，健康的新女性的形象，代表了一种与过往的女性迥然不同的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施淑仪对这一新女性的期望、认同和欣赏，却是建立在一种原有女性形象的基础之上的：她把徐安详比拟为舞剑器的公孙大娘，以及她心目中最重要的女英雄之一——晚明时披甲出战的沈云英。故而《题徐安详遗像二绝》有“金石论交最有情，壮怀绝似沈云英”之句。
可以说，理解她的人生，对于理解《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这一文献的诞生，也有极大帮助。可以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那个年代里，在经受到种种打击之下，一个“常怜弱质是女郎，惟有退身隐沧浪”的女诗人，如何在隐忍之下，立志伸张女权，为杰出女性树碑立传。当她寻找女性的新典范时，除了当时最流行的“贞德、罗兰、苏菲亚、妣茶之流”（按妣茶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外，她寻找到的本国的认同资源即是沈云英等一系列“旧”女性。
她的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精英式的，曾向人列举她心目中的那些女英雄，说：“设得其一，足以抵庸众千万。”虽然一力倡导女性自立，从不措意于使女学生成为贤妻良母，但看上去似乎矛盾的是，她又有一个伴随11年之久的侍女，在侍女出嫁时还作诗“叮咛此去德须贤”——这似乎又是传统道德观。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她甚至还有一首五绝是为乡绅纳妾而作的，并说这位小妾“尊前低首日，我亦见犹怜”（《贺采莼纳宠》），从诗作的顺序看，此事似已在1930年左右。
从她诗集中酬唱的情况看，她的生活交际圈子，实际上仍限于当时的精英阶层，这构成了当时的一个社交圈。除了去湖南和南翔，她在岛上似乎从未走出县城的范围，连丈夫的老家、距离县城16公里的庙镇似乎也未去过；接受她教育的学生似乎也大多出自当时崇明县城里的望族（这也可以想见，当时能领风气之先，送女儿去新学校的多半如此）。虽然对点校者张晖及我来说，施淑仪算是乡先贤，但不必否认的一点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她是当时全国性精英的一个成员，更多着眼的是全国性的议题，而未必是与县城之外农村的联系。
平心而论，施淑仪的诗作，从文学角度而言，或不及当时名声更著的吕碧城等人（当然，她所长在七绝七律，而吕碧城主要是词作，但两人生平思想实有相通之处）。今天，她的人生似乎比她的作品更有意义，而她作品的文献价值似乎又超过了文学价值，但这些文字仍有其力量。我相信，在抚读这些的时候，不仅仅只有同乡后辈才会对她有萧条异代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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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4 2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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