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伪自由书 - 书评

小书虫

　　《伪自由书》里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上的《自由谈》的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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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究在地摊上找到了《伪自由书》。然而一翻开，仿佛就进入了黑夜中刀光如昼的战场，不及反应，身上已中多处剑伤。急忙退出。撤退时，回头看到先生俯在案上疾书，他的身边，弥漫着呛人的烟味。许多年前，这是最初的相识，是我在《呐喊》和《热风》中碰到的先生。
　　许多年后，我看到他在《三闲集》中有一篇文章《在钟楼上》，当中除了回忆自己在中大任教务处长时的情状、青年们初时的热情期许和最终的失望，还在最后淡淡的牢骚了几句以作回应：“往往斗胆说几句话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
　　看《而已集》，是因为里面不少典故，乃出于岭南；鲁迅在叙述这段岭南往事时，乃是出于闲心。不管怎样，文字的流畅，语言的浓淡，仿佛又让我回到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时代，回到了与鲁迅浅斟低酌的情景中。在厦门、广州这段自觉“悠长的假期”里，鲁迅巩固了与许广平的关系，并以一种“他妈的！也不管旁的说些什么，我去就去了……”的心态，来到许广平身边，度过一段生活上较为和平的时光，在淡酒与忆往中编了一本小书《朝花夕拾》。那种人间鲁迅的人情味，依稀是一个真的猛士解甲归田后的暖暖韶光。
　　然而，又开战了！
　　中间没有过渡，又或许，是我还没有感觉到。
　　先生稍稍抖擞了一下衣襟，就从袖怀中抛出了这本《伪自由书》。够呛。够辣。
　　虽然我不大喜欢这种对峙时剑拔弩张的躁烈气和写作时烟熏雾缭的烟枪味，但也许，鲁迅认为，这才是自己的本色。与无聊时写的“三闲、而已”相比，此册所追求的“味道”不同。开战，就开战吧！恐怕这就是猛士的命运。
　　酒，毕竟让人沉醉；烟，终究使人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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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哭$

　　鲁迅，（其实不只是鲁迅，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听名字，很熟，说文章，没看过。最后落下的印象是，文思革。还有匕首投枪的比喻。　　    书里的打架，那是真的打架，即使看了还是分不清前因后果，但那种呛人的火药味，以及种种酸腐的调，嘲讽的气。就给人这感觉——还来劲了！真急了嘿！　　    看看现在呢，俗话说得好，“你认真，你就输了”。所以，都把家伙揣了兜里，扮着斯文模样，和气生财，和谐生活去了。　　    什么时候，才是这安乐画卷图穷匕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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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pi$

　　    看看这个书，再次体会一下什么叫冷嘲，什么叫讽刺，什么叫刻薄的讽刺，什么叫鲁迅先生的犀利。
　　    掩卷沉思，伪自由谈。伪字道破了天机。
　　    最爱《近代史》
　　    下面是一篇由《人话》想到的。
　　
　　   
　　《代表与被代表者》
　　     鲁迅先生在他的《人话》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人话”之中，又有各种的“人话”：有英人话，有华人话。华人话中又有各 种：有“高等华人话”，有“下等华人话”。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无知的笑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然而这并不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
　　 鲁迅先生用这段话，是要讽刺当时常以“致青年”为题的一些文章，谓之：是不是青年和少年比较的纯厚，容易诓骗呢？
　　 然而这一段的单独提取，让我另有一番沉思。
　　 时下可以不分“下等华人”和“高等华人”了，不过个人和个人间总还是有分别的。事实上“高等华人”对于“下等华人话”的臆想，在个人之间也存在得深。而这种臆想，我谓之“代表”。
　　 曾有朋友给我讲述，在她上大学的时候，某市领导来学校作报告，有一位同学在互动提问的环节中，自称“代表全体师生”，非常恭敬地向领导同志深鞠了三躬。（关于此行为之“官僚崇拜”义，本文不述）全场师生哗然。这位同学显然和“高等华人”犯了同样的错，他并不知道，其他的同学，未必乐意让他代鞠三躬。
　　 看起来这是个特例，其实在生活中倒是屡见不鲜。领导讲话，总要代表一下“全村村民”，“全县县民”，“全市市民”……；校长讲话，必要代表全体同学；于是乎我的小外甥，年4岁余，常常“姥姥，我代表我妈妈来看你……”
　　 如果你认为这些“代表”并无伤大雅，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真正的“代表”。
　　 在过去几年的政协提案里，有人提倡50年后废除简体字，有人提倡在中小学开设繁体字课，在恶搞精神泛滥的网络时代，这些提案显然反映出了代表们高超的恶搞精神。可惜的是，他们这些“高等的人”实在并不知道，她们所代表的那些“下等的人”，究竟需要什么，究竟要说的是什么话。
　　 这种情况在最近的“土地流转”争论中，又有了新的诠释。一方高歌着私权的重要，一方呼号着对农民的保护。两方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代表了“农民”，却从未见到有农民同胞适时地出来主持公道。
　　倘若仅仅是代表者认为自己有权并且可以天经地义地充分代表“被代表者”，而其他人尚可对此保持清醒，那或许还有救。
　　 但是事实又往往更加不幸，由于被代表者少有机会说话，所以虽然他们“也许未必这么说”，而代表者所言，却是全然天经地义地成了被代表者所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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