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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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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kimT
这几个月来,重读细研了徐中约著,我母校——香港中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记得大一的时候,在中大,文林堂坡下面的那个楼里的书店,看到这两本《中国近代史》就很喜欢,好像定价148港币,无奈囊中拮据,又时逢多事之秋,结果也就没有买。直到去年年末,借kindle之故,才免费下载了这套好书。查了一下,徐是哈佛毕业的历史学者,后半生几乎都在美国度过,可他对美国的历史评价似乎并不高。
但这不是重点,研究历史其实本来就是马后炮,分析事情,总是说,如果某某当年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什么什么,而采取了怎样怎样地措施,整个事情的结果很可能就会变得如何如何,从而避免一场大的损失。可是,这话总是要在事情发生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才能从历史学家口中说出。人非圣贤,即使是一个专家小组,具事研究,又怎么能够提前通晓天机?稳重而实际的决策,毫无疑问,会比缺乏思考和研究的冒进有效得多,但是那并不代表人的智慧可以改变世界。简而言之,“尽人事,听天命”。
那么读历史,能得到些什么有用的呢?我想是经验和教训,前人所经历的困境千变万化,但是应对的原则应是一致的。如果能改变自己面对问题时的应对方式,读历史也就是有意义的,是为“以史为鉴”。我现在希望能稍微总结下,从满清、国民政府、和中共建政前30年,治国皆不成功的原因之中,得到的些许经验。
满清:
“一条确定的教训:生存的关键,在于对时代挑战能够做出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响应的能力。”
“官员和士人生活在过去,沉溺于梦幻世界之中。他们从过去寻求出路,而非面向未来获取启示。”
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和挑战,旧有的经验和思维,即使几千年的历史都能证之有效,此时也可能不再适用。这时,一定要顺应大局,敢于放下旧传统、旧思维,从内而外的进行一套真正深远的自我革新。这样的破旧立新,目的就是要适应全新的环境,以确实视乎新时代的进步,来打破,来替代那守旧的惯性。这是创造力和适应力的体现。
夜已深,国民政府和共和国的部分留待下次再写。
April 6, 2012 于美国爱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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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哥
本书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满清名义上是满族欺压汉人的统治,但它与元朝有所不同;他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政治结构,朝廷人员机构汉人与满人在人数上达到1:1,比如工部刑部等六部,里面都是一半汉人一半满人,这是为了达到稳定政治统治的目的,也可以说是满汉共治,虽然满人自视高汉人一等。
清王朝就像海上的一艘巨轮,当它有一位杰出、勤劳、睿智的掌舵者,它会保持一帆风顺,但是如果掌舵者平庸、无能的时候,这艘巨轮就会摇摇欲坠,当暴风雨来临时,它会被吹打成四分五裂,永无修复。清王朝是中国史上极其高度集权的统治,皇帝需要兢兢业业打理一切,康熙雍正乾隆都是精力充沛,勤劳聪明的皇帝,他们掌管的巨轮稳稳当当,但后来的皇帝越来越平庸,清朝也开始落后于世界。与清朝相反,明朝的皇帝压力小得多了,因为他们有能独自行事的内阁。
中国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当人口的增长率远大于土地供给增长率,就会有大批人无法得到粮食,伴随自然灾害,就会发生起义、内乱;战争和社会的动荡,会造成许多伤亡,令人口迅速下降,当人口和可耕种土地达到一定平衡,新的王朝建立,国家逐渐恢复和平,开始度过一段休养生息的和平时期,这段时期人口会逐渐恢复,然后又会超过可耕种土地,当达到一定阀值,大部分农民衣食无靠时,新一轮循环开始了。。。
清王朝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上,进步很小,甚至倒退;很大原因是满人只为稳定统治汉人,禁锢汉人的思想,大兴文字狱,上进的汉人大受打击,无心国政,埋身研究考古、旧文章等无创新的事情;另一方面,清王朝自视为浩浩大国,轻视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何况跟他们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获得许多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同时,美国也大量出售武器给日本;国共内战前期,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并出力积极为两党调停战争;美国这么做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利益,希望中国能成为他在亚洲的代言人,并培养一个伙伴对抗苏联,当调停失败,支持的国民党也兵败如山倒,美国转移了策略,选择日本作为其在亚洲的代言人。抗战后期,苏联曾经出兵东北抗击日军,是以黑龙江北部许多领土作为交换条件的。1970年后,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是中国与苏联决裂,美国与苏联竞争白热化,与中国建交,使美国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个伙伴,中国也借助美国的支持,挤掉台湾进入联合国,逐渐得到许多国家的承认,双方各取所需。在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更多时候是以利益为向导的,人文关怀更多是我们一厢情愿。
改革开放并非“历史书”中描述的,开一次十三届三中全会后,万众一心,改革春风吹满神州大地,这其中曲折和权利的斗争,它是保守势力与改革派斗争与稳定社会统治的产物,当然这其中也有赵紫阳等人一心为国为民的努力。书中描述邓是个掌握大权,懂得平衡两方势力的人,80年代发生过两起学生运动,包括著名的64,邓具有把握这两件事情走向的权力,但最后事情的处理还是简单又暴力。保守派利用学生运动事情,指责改革派手段软弱,任由发展,最后以紫阳、耀邦辞职下台为胜利,中国也错失正确处理此类事件的机会。在这些政治斗争中,学生的热血是很廉价的,他们的生命很脆弱,现实也很残酷。在这么一个大国中,要想开刀阔斧的改革,是极其艰难的,这中间设计到许多利益团里,他们不自觉的形成了保守派,没有权利的保证,流产是多数的。
读史明鉴,看多了你会发现曾经会为了一件事热血澎湃或者勃然大怒,但你只不过是荧幕前被操纵的一个木偶。读历史可以不断修正从小到大被洗过的大脑,接近历史真相,也可以让自己更能理解现处的社会。
本书对每一件历史事件尽可能从多角度分析,颇为中肯,如在描述汪精卫为什么投日本的理由,曾做这样的分析
“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这个孙中山的亲密信徒及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的第二号人物,为甚么会不顾声誉叛变投敌?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在失败主义的驱使下认定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现实。第二,他曾与蒋进行过权力斗争,因此认为蒋篡夺了他作为孙中山接班人的位置。第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他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则提供了第四种饶有趣味的解释,周佛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狡猾地辩解说,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会损害中国;如果蒋打赢了这场战争,汪精卫与日本的协定将自然被取消;而如果蒋不能赢得战争,那他将来与日本达成的和约,就不可能超过由汪精卫取得的条件。处心积虑地博取同情的周佛海接着提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汪精卫没有站出来负责,谁会来照料沦陷区的芸芸众生?人们或许会推测,汪精卫在失败主义和对蒋的嫉妒之驱动下,决定充当凶残的日本征服者与无助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缓冲物。也许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和平使命从长期来看不会伤害中国,而在短期内又可实实在在地减少大量的苦难。他的真实动机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就死掉了。虽然他逃脱了公审的下场,但他的高级同僚却在战后很快被当作卖国贼枪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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