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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
最新书评 共 5 条
王小瓜
叙述地不稳重,文字有些轻浮。
不过只言片语中还是能感到,周恩来年轻时和大家有区别,但是区别并不大。他是个青年人,到巴黎时感叹“这里景色美丽、人也美丽”,还把这感叹写在很多明信片上,寄给很多朋友,后来又发现不妥,不发了。
我看这些名人传记,尤其喜欢看他们年轻时候的生活。可以说,他们与同龄人是与众不同的,这个不同主要不是体现在行为上,而是心上。怀揣梦想和远大的目标,吃苦耐劳,不断前进。我想,罗素说的可能是对的,人类总有一小部分人是被上帝选出来的精英,他们出生后,尽管家境各有不同,但是从小目标远大,甘愿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承受时人不愿承受的磨难,为了目标而前进。陈毅被打倒了,就永远地倒下了,抱怨不堪,小平被打倒了,抓住一切机会心想何时能翻身,,因为倒下--只不过是未实现目标的一个小挫折而已,就如乌蒙磅礴走泥丸,翻山越岭的险事就成了泥丸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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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号的
周恩来的可贵和可惜
很是要感谢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先生,他的美国人的身份确保了作者与传主更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疏离度,而这种疏离度也保证了更大程度上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的客观度;而另一方面更要感谢的是威尔逊先生的经历,他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获文学、法学硕士学位保证了他的功底和眼界,此外,他还还担任过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刊物《中国季刊》的主编,更是让他和周恩来所身处的历史有了更多的贴近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周恩来传》的作者,同时还完成了《毛泽东传》的创作。而如果没有毛的参照的话,对于周恩来内心的深入体验恐怕也是会缺失的。
总是有人在说,为什么中国后来就没有第二个周恩来,但的确周真的不是普通的不平凡人士。他的个人能力,比如艺术化的外交手腕、圆润的沟通技巧、完美化的细节工作方式,这些我们都撇开不说,单就其恐怖的工作精力,就远非一般人所能具备。周有六个特殊办公室,睡觉醒来,厕所是第一办公室,直接蹲点审阅文件、处理紧急事件,秘书是在旁边听候批示的;餐厅吃饭直接就是第二办公室,边就餐边看报边听取汇报并批阅文件作指示;第三办公室才是正常概念中的办公室,一般总理都连续工作10小时以上;而第四办公室是就是入睡前的床榻,床边连着秘书电铃,在批阅文件中随时紧急解决问题;第五办公室则是外界的各地视察,一方面实地勘察了解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体验民心,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外地考察中,秘书是要随时准备好简短的事务“汇报条”的,随报随批,简直是把自己的书桌搬到了户外;第六办公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总理办公室”,各级秘书鼎盛时有20人,工作人员均有十大类的总理批示决策前后的准备和后续加工工作。连轴转的超强工作时间,还有多项并举的大脑运作(周往往是军事、经济、外交等事项同时决策进行,比如一边听着经济工作汇报,一边批阅军事文件,还能指出秘书的汇报数据的差错)。
而具体到生活细节上,更是有很多别人无法匹及的特殊之处。外表风度翩翩的掩饰下,其实是极度节俭甚至苛刻的生活标准,比如现存于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到第二外国语学院视察就餐时的交费收据上,赫然写着“粮票肆两,人民币叁角”,到他这个级别的国家领导人有这样作风的又有几个。就连喝酒也是酒量过人,重庆谈判时,为了防止别人向毛主席酒里下毒,所有敬酒一概周来抵挡,结果几十人的国民党酒桌高手的车轮战还恁是喝不倒他一个。所以国民党中一直有传言说是得周恩来者得天下,而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评价倒是有所分歧,各执一词。
所以有的历史研究学者私下里也在探讨着假如周取代毛对中国的产生影响。但置于当时的革命情境中,其实周的地位和资历是早于毛的完全权力树立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地位,在国共两党中的早期影响力和人脉积累其实周也是远远大于毛的;因为周的国外留学经历以及聪慧的外交能力,共产国际对于周的信任也是早于毛的;南昌起义的非凡决断,又使得周在当时的军队中威信也早就有了树立;而在共产党内,从陈独秀到李立三,从李立三到瞿秋白,从瞿秋白到王明,最高权力在不断的更迭中,而周始终都处于最高领导层的中心,可以说,他染指一把手的机会是远远大于毛的。但一切的一切,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都尘埃落定,周坚定地扶助毛上位,成为毛一生的下级和支持者。很多读者在这里是唏嘘不已的,迪克威尔逊在传记中也是重点着墨了这个根源。所有的一切都在童年的经历中埋下了种子,封建大家庭的成长过程中,周在出生几个月就被生身父亲过继给别人,在他懂事之前,他的养父又撒手归天;后来,在他10 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养母又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去世。可以说,周是一生渴望父爱却又缺失父爱的人,其生父又生父不幸碰巧是他这两对父母中最没有能耐、最不关心他的人,然而这个人又是惟一活下来的并在他成年后干事业时来纠缠他的人。而在毛的身上,他能找到这种类似于沉稳奔放父爱的体慰。当然这样的选择也来源于周对自己的清醒定位,洁癖、节俭、敏感、对于工作的热爱和细节的极度关注,他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代表,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愿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须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但在政治的欲望洪流中,这样的清新正是信仰的真正体现,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国家和群体的利益,真是难得到极致的可贵。他从不拉帮结派,也不出版“选集”之类的东西。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人格和领导地位的尊重。埃德加斯诺把他们俩的关系描绘成一种共生的关系,而阿兰 皮尔费特则把毛泽东看作一个通过“周恩来这个罗马教皇”行事的圣灵。而最终,在那些曾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泽东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能留在毛泽东的班子里继续任职。这种双子星的稳固和谐关系,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这首大船的稳健航行,即使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洪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停滞,但也没有完全偏离真正的航线。所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练的政治眼光,给毛与周的关系作用做出精辟的定位:“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但光明的炽烈与黑暗的阴影总是在历史中没有完全的割裂,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默里安东尼波特在阐述文艺复兴的历史时所说的,文艺复兴的光明并非意指它就完全脱离中世纪蒙昧主义的黑夜。周恩来的可贵之处来源于他对自己、对自己和毛的关系的清晰定位,但其实作为个人的可惜之处也一定程度来源于此。
因为周对于自己的忠诚和对周能力的肯定,毛给予周的无形承诺就是,给予周绝对的信任,永远不会动摇周恩来的总理地位。但其实在心底,毛泽东从未将周恩来认作是自己的同一种人,迪克威尔逊就在传记中果决地猜测“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后面,可能还深深地隐藏着他对周恩来过人的技巧、风度和智慧的妒忌一一这可能就是他拒绝参加周恩来葬礼的原因.毛泽东需要周恩来,他利用他并赏识他,甚至逐渐地不再把周恩来看作一个威胁,但他大概从来喜欢过他”。因为各自出身和就学经历的差别,其实在传统帝王之道的谋略的领会上,毛远甚于周,而在世界现代政治发展认识以及国家经济建设的认识上,毛又逊色于周,尤其在晚年,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价值的沉溺追求,毛在革命时期的浪漫激情更是给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带来很大的正负两极效应。所以,周的可惜就在于他的起初的选择所要承担的巨大代价,一方面他要给予毛充分的忠诚感,他从不刻意奉承毛泽东,但他熟悉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一方面不信任溜须拍马之辈,另一方面又对潜在的背叛十分敏感,周能够熟练地平息这些不安全因素;但另一方面,周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艺术处理毛身边的各色人等,来加固毛对其的忠诚感体会,比如对于江青,他往往原则底线下的一再隐忍,比如对于林彪,他是对毛自身接班人选择的绝对尊重,但并不代表他本人对林彪的完全认可。而更痛苦的是,尽管对于共产主义价值追求与毛有着共同的认同,但他又必须理性地去拉缓毛那种对于达成目标风雨雷电式的速度,因为他是总理,他是管家,他比毛更清晰地清楚国家这艘航船的家底和现阶段速度承受的底线。很多时候,多重的身份在周身上不断地转换,在毛的革命浪漫主义面前,他要做服从者,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认识错误,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等连篇累牍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但回转到真正的建设措施落实时候,他又要去做补锅匠,去用自己的一切力量让国家在冒进和狂飙中所经受的损失降到最低。在政策诀定之前他是顾问,在政策制定之后他又是政策执行人,这两个角色转换中起着“公仆的作用”。毛泽东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坚如磐石般的长者形象,这给了周因为童年经历而带来的形象缺失的安全感,但同时,他却因为此而背负着更多的责任和重担,而这些,也消耗了他后期的大部分生命的精力,尤其在文革时期,他仿佛就是西西弗斯推举石头上山的韧者,能勇敢地承受但不知道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只是用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来坚持到底。我们会可惜,可惜这样的脱离芸芸众生的英雄人物的隐忍的艰辛与光彩的虚耗,但周的可惜之处也造就了他后世的精神楷模的无上地位,不易永远是衡量人的高度的标尺,而真正的英雄不仅能够经受这样的衡量,而且更是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刻进这标尺的历史中去,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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