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大战略

零点出发

地理是影响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最古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两河流域、尼罗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黄河流域）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温带。希腊、波斯等古文明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们彼此之间是相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犹太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一神教。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有波斯，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因此，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古老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贸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亚大草原上，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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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节：欧洲和俄国：西与北(2)

　　老的欧洲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欧洲时代还没有开始。欧洲的新时代有待于欧洲统一的完成。其实，即使它们现在有心参与全球政治，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国家富裕，但它们的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又受到民意的制约。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殖民国家就开始收缩，从亚洲、非洲撤回到国内。除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地缘政治角逐已经跨过了民族国家的阶段，开始进入到大型国家时期。当时的主角是美国和苏联，欧洲国家的力量有所不逮，只好撤退。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俄国、中国、印度、巴西都是面积广大的国家，而且人口众多。日本大概是唯一的例外，虽然土地不广，但人口却远远多于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些大型国家中，真正能够在全球每一个地方保护它的利益，具有全球力量投放能力的国家，目前只有美国。其他的国家都是后备国家，有人口和土地等要素，但在经济、文化上仍很落后。欧洲也是一个后备国家。欧洲的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政治昌明，有足够的人口和土地，但一体化进程还远没有完成。

　　与以往的帝国形成过程不同，欧洲国家统一为欧盟是通过和平的、自愿的方式达成的，为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树立了榜样。截止到2008年，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在欧洲大陆上的“西方”国家中，不算袖珍国，只有瑞士和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这样复杂的跨国机构是难以运作的，需要长时期的整合。也许，历史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真的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享受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财富与文化，不太那么关心欧洲以外的事物，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干涉。

　　欧洲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实力已经大大衰落。但欧洲国家的影响力与它们的实力严重不符。英国、法国是经济大国、核武大国，有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有航空母舰，有海外军事基地。德国的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英国、法国、意大利紧随其后。欧洲的文化，尤其是西欧各国的文化，仍然受到世界各地许多人的敬仰。法国、德国是哲学思潮的倡导者，法国、意大利是时尚的领导者，英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还有世界金融中心，德国有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公司。数百年来，欧洲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轮番登场，曾经是世界的霸主，到处开拓殖民地。德国曾经是本届世界霸主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次功败垂成。然而，由所有这些国家组成的欧盟，一个联合的欧洲，除了曾经在美国雄赳赳的带领下，对南斯拉夫联盟大发雌威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作为。原因是欧洲的一体化还没有完成。

　　欧洲一体化显然不利于美国的利益。在对待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欧洲显现了裂痕，出现了当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新欧洲”和“老欧洲”之分。今后美国将利用欧洲的裂痕来制约欧洲一体化。

　　在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欧盟宪法等问题上，Benelux（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国家与法、德两国合作最紧密，在地理位置上这三个国家正好位于法、德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这三国与法、德非常接近。有了Benelux在地理和文化上的黏合，法、德的联系会更加密切。虽然国家政策会随着政府的变更而改变，但地理和文化不会让它们彼此离得太远。在美国、俄国、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大国面前，单独一个欧洲国家都显得面积太小，人口太少。欧盟还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欧盟将来会更加稳固，从各个国家收取更多的主权。但由于历史、语言的差异，欧盟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就像瑞士联邦一样。英国也将继续漂泊在欧洲大陆之外。

　　另一个关键是，欧洲的大多数人已经没有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雄心。在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的打击下，他们已经“文明化”了，陶醉于自己创造的文明，享受物质的舒适。在世界文明中领先数百年之后，欧洲人第一次在精神上“文明化”，不再把战争、杀戮、奴役作为光荣的事情。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在现代史上，欧洲是目前唯一进入“文明”阶段的地区，其他国家或许也将步其后尘。也许将来有一天，当欧洲国家再次发现他们需要借重武力，需要一场战争的时候，再次返回“野蛮”状态，也可能从此力不从心。历史是不可预测的。除了在本地区，欧洲国家不再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大玩家。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英国在阿富汗与俄国的“大角逐”已经成为遥远的帝国回忆。大英帝国已经退回到英伦三岛，而且还有可能不保。继承英国遗志的是美国——另一个英语国家，英国殖民者创造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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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节：欧洲和俄国：西与北(1)

　　第七章欧洲和俄国：西与北

　　在本书中，欧亚大陆西边的欧洲和北边的俄国共同组成一章。另外两边，东边和南边，却几乎占了六章，显得非常厚此薄彼，与这些国家的实力对比不相称。其中有四个原因：第一，欧洲与俄国紧密相连，中间的过渡地带是波兰和乌克兰，它们与东西两边都不容易分开；第二，欧洲和俄国在各方面都较为稳定，变化的可预测性较高，尤其是它们与中国的关系，而欧亚大陆东和南两个方向的变数很大，南边还是破碎地带，不得不多加注意；第三，东和南在地理上距离中国最近，对中国利益的影响也最大，同样，中国可以施加的影响也比较大，不可不多费心思；第四，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东边，而本书的出发点就是中国，当然有许多话要说。因此中国单独占了两章半的内容。虽然西与北较为简略，却不表示这两个方向不重要。

　　比起德国和法国这些“老欧洲”，那些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需要密切关注。这不是因为它们实力强大，而在于它们可能带来的变数——给欧盟增添的变数，以及给欧盟对外关系增添的变数。这些变数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渐渐稳定下来。东欧人的视角已经对整个欧盟产生作用：如果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是前东德人，如果法国总统萨科奇不是东欧移民的儿子，他（她）们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或许会更圆滑老练一些，更多地遵循地缘政治分析，而较少受价值观的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他（她）们态度的转变已经证明了这点。类似的作用对欧盟-俄国关系的影响更大，因为俄国与东欧的历史恩怨多，与西欧的传统价值冲突大。

　　欧洲是今天世界主流文明的发源地。不论人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属于哪一个民族，都直接受惠于欧洲文明，从物质到文化。当然，这些好处不是欧洲的恩赐。好处是欧洲的战争带来的，是一个副产品。无论借口是什么，欧洲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牟取私利。这些战争和扩张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在扩张之前，欧洲受益于它的地形。欧洲地处欧亚大陆的西端，与大陆的其他地方相对隔绝，内部多山地，不容易被入侵者征服。在过去2000多年中，外部入侵只有波斯人、布匿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等为数不多的几次，都不算很深入，而且败多胜少。俄罗斯向西方的扩张被成功地阻挡，而法国和德国还曾对俄国有过失败的入侵。

　　欧洲人之间频繁开战。却又因为复杂的地形和均势操作，他们不能彼此征服，形成统一的国家。因此战争能够长期继续下去。在千年的杀戮中，他们磨练了战争艺术，发展了战争技术，保持了原始的尚武精神。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开始走向世界，征服全球。战争是欧洲的灵魂。

　　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过去2500年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根基。《剑桥插图战争史》，8页。

　　欧洲为当今的世界政治确定了基调：权力和暴力。但是，欧洲自己现在在走向和平和统一。

　　欧亚大陆的西边：欧洲或欧盟

　　a?仍在形成之中的欧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关系大为简化：奥匈帝国解体，法国一蹶不振，苏联树起铁幕。在魏玛共和国结束之后，德国在欧洲坐大，唯一可以和它抗衡的是英、法联合。在经历了一战的血腥之后，法国和英国丧失了斗志，和平主义占了上风，再加上经济危机，绥靖政策有了基础。在二战之后，欧洲国家失去了殖民地，失去世界强权地位，接受美国的保护。从苏伊士运河战争到马尔维纳斯战争，这是欧洲国家为挽救昔日帝国荣光所做的最后努力。英国不能摆脱帝国情结，把外交政策和美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借此重温帝国旧梦，减缓其影响力的下滑速度。一个能够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一致行动的欧洲还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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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20)

　　日本应该是东亚经济、安全合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它在历史上就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日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继续依附美国，依靠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日本获得更多的外交和军事自主权之后，显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目标，不会完全追随美国。它会成为美国更平等的伙伴，在两国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更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是争取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这将和中国形成竞争的态势。当美国不再有实力控制东亚之后，最好的结果就是制造鹬蚌相争的局面，以坐收渔人之利。然而，作为一个偏于一隅的岛国，日本很难承担起地区的领导责任。日本在1895-1945年之间50年的尝试彻底失败，给本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第三是融入以中国为龙头的地区一体化之中。从中日1000多年来的关系和两国人口、面积的差距来看，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它将是历史模式的再现，但前提是中国稳定地发展，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有能力团结本地区各国集体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东亚就仍将是散乱的。日本还有第四个选择，即孤立。这将使日本边缘化，丧失影响力。所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数落别人的缺点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个行为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引开了对自己的批评。作为一个和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国家，我们应该从日本看到许多引以为戒的东西。和一个世纪前的日本类似，中国也正在经历国家的崛起，面临与当初日本类似的选择。不同的是，中国的崛起只是一次复兴，是以深厚而长久的历史为基础的。历史纵深感有助于中国把握未来的方向，减少国家战略的可能失误。这种失误曾把日本和德国带入了灾难性的战争——当时它们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业化方面，日本也有许多中国可资借鉴的经验。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国一直倾力发展重工业，在补“洋务运动”开始的、因为战乱一直没有完成的一课。这一课日本在20世纪初已经大致完成了（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标志着它成为新兴工业国）。正是这一课的缺失，使中国成为日本军事扩张的最大受害者。此后，在整个冷战期间，中国先后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时与它们对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失大于得；而日本则是冷战（包括朝鲜战争）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因此有人感叹：“冷战结束了，日本赢了。”这个有利因素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仍打下了重工业基础。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为起点（1951年日本结束美军占领，1953年中国结束战争状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比日本晚。如果以1951年作为日本战后工业复兴的起点，中国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当然，双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础），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时间至少比日本落后25-30年。如果不考虑这个时间差距，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轨迹和日本多有相似之处。现在，日本“失去的10年”已经有20年了。作为后起工业国，中国可以汲取日本的很多教训——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以避免陷入长期不景气的覆辙。这个覆辙是中国无法承受的。

　　简而言之，日本不具备地区领导能力。如果处理得当，日本不太可能对这一地区造成大的危害。一个富裕、安详和正常的日本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日本可以做另一个欧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选择发展军事力量，与周围国家抗衡。日本将处在又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上，确定它下一个要跟随的国家，或者自己争取做地区领导者。在中期内，日本仍将跟随美国，因为美国仍将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亚洲也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而且由于难以调和的历史问题和它的长期不景气，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在持续下降。中国的“强大”目前还只是体现在潜力和活力上，但经济的规模和质量还落后于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为诸国效法的对象。中日之间目前的纠纷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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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9)

　　在2002年，中国有人提出了在历史问题上妥协的“对日新思维”，终于在众人喊打之下无疾而终。两国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违，中国无法绕过历史问题处理中日关系。如果日本领导人继续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中日就像是两辆重载卡车，在一条线路上相向行驶，总有一天会发生撞击。

　　因为历史的缘故，以及日本官方对待历史的态度的缘故，大多数中国人厌恶甚至仇视日本。这些厌恶和仇视确有扎实的事实根据，中国人难以摆脱。但是，仇恨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应该让仇恨蒙蔽我们的双眼。在厌恶和仇恨之中生活只能伤害自己。我们的目标是生活得更美好，而这个“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还包括国家的富强，文明的昌盛，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所以，中国需要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审视日本，并考虑把日本纳入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体系之内，而不是一味排斥它。

　　无论是在种族还是在文化上，日本无疑是和中国最接近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这个事实本来可以拉近中日之间的距离，双方的交流应该相对容易一些。但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日亲善”。如果日本能够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甚至更多地帮助中国发展，日本在将来东亚的地位会更加巩固。日本只能依附于一个大国。在中国强大之前，日本将继续依附美国。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将出现在中国整体实力明显超过日本之后。那时，中国民众可能会宽容一些，较少受到现实的干扰。他们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暴行会心平气和一些，能够接受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在既成事实面前，日本也可能放弃它在看中国时的紧张和轻视，考虑重新回归亚洲，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像它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那样。只有在日本成为本地区第二位的国家之后，日本才有可能认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错误。

　　2007年有过一次和解事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食人族的后代向斐济政府道歉。报道说：

　　8月15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食人族的后代为祖辈吃掉斐济传教士的行为道歉。和解仪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市举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保莱阿斯?马塔内、斐济政府代表和数百名民众出席了和解仪式。

　　1878年4月，斐济一名官员和3名传教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加泽尔半岛被当地部落杀死并吃掉。此后，英国传教士乔治?布朗指挥并参与了“惩罚”行动，杀死多人并烧毁了几个部落村庄，他的行为引起澳大利亚等地宗教组织的强烈抗议。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2007年8月16日报道，新华社次日转发。

　　从吃人事件发生到道歉与和解仪式，中间相隔了129年。可见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在炎热潮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估计没有任何一人的寿命超过129岁。所以，“日本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在战后出生”不能成为日本回避残忍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的借口。如果日本能够与东亚国家举行这样一次和解仪式，对日本、对东亚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可以有条件地支持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日本获得的权力大多以美国的损失为代价，因为美国在操纵、控制着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此外，这样做也许还可以削弱日本右翼的号召力。毕竟，改变战败国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题。

　　中日需要和解。在中国一方，和解依赖一个多元社会的建立。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怒和不满必须得到宣泄，受害者（尽管在世者已经很少了）必须得到补偿。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谅解，使愤怒得到缓解。任何以压制民众情绪为前提而达成的和解是没有根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从长远来看，日本比中国更需要和解，因为它是施害者，将来还可能是弱者。日本一再挑起中国人的痛苦记忆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为和解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战争及暴行的分歧问题上，西方在中日之争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日本一边。原因不大说得出口，不过是蔑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已。这对西方（主要是英美）来说是非常短视的，英美有一天或许会纠正这个错误，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为在二战中，它们也是日本的敌人。这和它们为了给苏联难堪而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视而不见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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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8)

　　既然日本人都是爱好和平的，而战争又的确爆发了，那只能说明日本被迫应战。日本人认为，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对美开战的原因之一；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那时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还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这些都是借口。199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经济不景气持续了10多年，这与日本官方极力掩饰政治、经济、金融结构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关系。这些只是内部问题。日本在对外政策中掩饰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残杀这样的问题上。这种鸵鸟政策大概就是所谓的“耻感文化”吧。

　　对付这个问题有一些办法。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是“慎独”的修养，在法家则是严刑重罚，在民间信仰中是“头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则为恶人准备了地狱。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监督力度。对于日本人，大概是现代国际政治文明更有用处。

　　日本是否接受战败的历史，不再向战犯致敬，还与中国是否强大，能否赢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关系。鉴于这一点，中日的最终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它牵涉到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仅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是不够的。即使到了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日本的1/10，因为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仅此一项就不足以改变中国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说两国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如果日本不能改变轻视中国的态度，中国人就不可能改变反日情绪。

　　在争执的背后还有中国对现状的不满和日本对未来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在今后数年内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有点像1980年代美国人对日本的心态。日本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明确说出他们的担心。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美国《时代》有过一篇封面文章：《中国和日本：我们能交谈吗？》《时代》杂志2004年11月29日。，副题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误解之后，亚洲大国仍在挣扎着把过去留在身后》。文章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60年后，日本青年正目睹一场他们认为是剧烈的权力转移，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动力（更不用提军事实力）正在不可阻挡地从东京转向北京。然而，尽管他们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上升力量，许多人讨厌他们所说的中国坚持让他们对问题做出交代，他们相信这些问题很早以前就应该被放进历史之中。

　　一个事件是否被放进历史，取决于它对“现在”有没有直接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还没有成为历史。中国人的历史纵深感要比日本人强一些，不仅存于“现存者”之间。何况这段历史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日本领导人仍在参拜靖国神社，向战犯致敬。如果日本人把他们的战犯“放进历史之中”，他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历史。出于国际政治的考虑，中国曾经给予日本太多的宽容，错过了让日本认真道歉的最好机会。中国开始认真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已经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南京大屠杀等日军在华暴行已经过去了60余年，受害者和目击者都在急剧减少。由于以前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许多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再现，给否认者留下了机会。

　　日本总是要摆脱不利的事实。1932年12月犬养毅担任日本首相，他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日本占领满洲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比克斯注意到，“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上不断重提的说法”。《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171页。现在日本坚持的“摆脱道歉外交”和战前是一脉相承的。问题是，日本在“摆脱”之后的走向也将一致吗？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参拜靖国神社。此后陆续有首相向战犯致意。他们不能不引起怀疑和愤怒。在另一方面，日本总会有一些学者和老兵反对否认暴行的观点。有些人采取“工具理性”的治学态度，不偏不倚，有些还站在理解中国的立场上。如大屠杀派学者井上清，老兵东史郎。对日本的走向极端，他们是一个有力的牵制。他们的存在表明了日本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即使他们受到威胁。虽然右翼势力在上升，但良心与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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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7)

　　二战后期，德国首都柏林被盟军攻占，国土被美、苏、英、法四个国家划区占领。挑起战争的希特勒已经自杀，代表德国投降的人并不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盟国对德国的清算是彻底的、无情的。但日本与德国完全不同。它在盟军踏上领土之前投降，政府机构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天皇及以下官员因投降而受到善待；占领军只有美国一家，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需要日本作为反共前沿阵地。因此，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暴行没有受到认真的追究。

　　从慰安妇问题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服膺的仍是“强权”，而非“公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任之后说，慰安妇都是自愿的，不存在日本政府强征的事实。中国和韩国对此都非常生气，但安倍坚持他的观点，不为所动——直到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就此问题道歉。2007年3月11日，安倍再次重申了日本在1993年对慰安妇的道歉。路透社报道，“中国的严厉批评可能会使日本选民感到生气。但是让日本的亲密安全盟国——美国生气可能会损害安倍的形象”。这里说的“日本”是日本的全体选民，而非某些政客。安倍迫于美国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本国选民的压力，对日本在亚洲强征慰安妇之事道歉，并非由于他承认这一事实。路透社的这条新闻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当亚洲各国政府批评日本时，没有人在意，但是当《纽约时报》报道此事时，他们就得作出反应。他们担心美国精英生气。”路透社东京2007年3月11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3月12日第一版。日本人只服从强者，不服从事实。慰安妇事件再明确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济南大屠杀……等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至今日本不能直面战争暴行，无力摆脱靖国神社的阴影，无法和邻国达成彻底的谅解。且不论道德上的得失，在战略上，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和韩国不同，日本并无强敌压境，而且拥有先进的海、空军，却把外交建立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之上。虽然德国同为战败国，同样有美国的驻军，却可以采取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够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采取和美国不同的政策。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间，中国的历史是落后挨打的历史。究其原因，中国的愚昧、腐败和内乱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外来干涉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在这105年中，中国的内乱与外患是相辅相成的，两次现代化努力都毁于日本侵略。晚清持续50余年的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战争。在北洋时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5年），继承德国在华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前后，日本先后发动济南事变（1928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上海事件（1932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1937年），先是制造事端，步步紧逼，然后大举进攻，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中国晚了一步，此后步伐缓慢，于是步步落后于日本，处处受制于日本。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落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很快就投入建设，而中国则陷入内战。内战是因日本入侵而中断的早期国共内战的继续。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岛后，大陆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内乱和灾难，在1979年重新开始现代化建设，至今进展还算顺利。中日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但中国仍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落后的起点在19世纪后半叶的改革迟缓。

　　东亚的和解道路

　　日本学习太快也并非没有坏处，因为它没有睁开眼看清自己的道路。到了19世纪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扩张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日本急匆匆地跳上了这辆将要倾覆的彩车，且一发而不可收，结果为世界带来了灾难。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视这场灾难。

　　日本的侵略战争持续了10多年，夺去了大约2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和6万多西方盟军的生命。其中中国人超过一半，还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国人。日本人也因战争死亡了310万。《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3页。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和其他许多重大的代价之后，世人并不知道是谁发起了这场战争，谁是战争的元凶。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彻底清算不同。在日本，没有一个人是元凶，每一个人都是在执行命令，却不知道是谁的命令。他们都可以声称不承担责任，而日本的最高权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则被塑造成一个和平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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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6)

　　日本有占领中国的框架政策，在学校和军队中为侵略做准备，但没有明确的战略和日程表。在1938年以前，日本侵华一般是由军队中的激进派推动的，在事成之后得到军部和天皇的默许。这种鼓励的态度又刺激他们采取下一步激进行动。和德国不同，日本没有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对发动战争承担最后责任的人。战争期间内阁多次换届，内阁总理中有因不赞同侵略方案而下台者，但战争仍继续进行。战后，最高权威天皇逃脱了惩罚。

　　如果不了解“南京大屠杀”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观点可以分为三派：虚构派、中间派和大屠杀派。其中虚构派的人数最多，他们认为受害者总数从0到40或50不等。但他们大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无论是在英语学界还是在汉语学界，都没有人支持虚构派；中间派承认有杀戮，但他们接受的被害者总数只有数千到两万不等，大卫?阿斯纠把他们大都归入虚构派；大屠杀派人数最少，他们认为被害者总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大多数人接受的数字是12万。见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日关系。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伴随着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他们在华北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731”部队在东北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日军轰炸重庆开了全世界空袭平民的先河——日本遭受核打击就是一个后果。“南京大屠杀”已经远远超出了南京的范围，成为日军在华所有暴行的象征。日军在南京屠杀的具体人数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虽然统计数据非常重要，但战乱中的屠杀永远也不会有准确的统计，更何况被害者已经不再说话，杀人者也很少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记住，大屠杀不属于统计学的范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把大屠杀简化为统计学的争论，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对未来暴行的放纵。任何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企图一旦在日本得势，必将对中日两国的未来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与他们掩盖谋杀张作霖是一样的。1928年6月4日，在河本大作陆军大佐的带领下，日本关东军的一些军官炸死了军阀张作霖，然后嫁祸于中国军人。在了解了真相之后，日本内阁决定隐瞒事实，“断言公开真相将伤害皇室，恶化中日关系，侵害日本在中国的特权。此外，内阁也不愿意在议会上对事件承担责任”《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146页。。这是日本“耻感文化”的特点。他们在意的是别人的观感，而不是罪恶本身。因此，犯罪之后最重要的是掩饰罪恶。恢复名誉的体面手段是否认罪行，而不是真诚地反省忏悔。如果掩饰不成，他们会恼羞成怒，迁怒于受害者。现在，我们正看到这一幕在日本重演。

　　日本政治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远远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它已经成为日本否认战争暴行的象征。日本军人把中国人当作“低等民族”而大量屠杀。侵略与屠杀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可以因宽容而被放置一边，或在“学术”争论中被中立化。它更多地是一个“良心问题”、“责任问题”。一个民族可以暂时回避历史，但永远不能回避良心，永远不能回避责任。良心和责任对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有约束力，不仅仅对日本人。

　　神道教相信死者平等，也就抹杀了是非、善恶的区别。这与佛教教义是不一样的。佛教提倡人人可以成佛，因此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是有条件的，赎罪需要忏悔、行善，并不能一死了之，否则会堕入地狱，来世也不得好报。在日本文化中，“忏悔”很少。如果相信死亡可以抹去所有善恶，那么作恶时就不会畏惧。“羞耻”感是现世道德对恶行的约束，是容易抵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否认罪恶。这正是日本采取的手段。

　　中国反对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干涉日本内政。而是因为它所崇奉的国家神道、所供奉的战犯，曾给中国带来过巨大的灾难。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天皇实行独裁，政府“废佛毁释”，独尊神道教。它将国家作为唯一的神来供奉，政教一体。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与日本传统相违背，靖国神社并没有体现“死者平等”，它是有选择的，只有为天皇战死者才能进入靖国神社。死于战争的日本平民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那些被日本军人杀害的其他国家的人更不在靖国神社祭奠之列。国家神道是和日本扩张同步开始的，从建立起到今天，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精神寄托。尽管天皇在战后公开否认了自己的神性，靖国神社仍然以诸天皇为中心，为他们的战死者招魂。《不能用生死观为小泉参拜开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霍建岗，《参考消息》2004年11月30日第15版。

零点出发

第129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5)

　　如果我们考察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就会看到一个事实：当日本和英国或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大国——在一起时，日本的表现就很好。但是，在和非海洋大国——如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时，日本就衰败了。

　　山内只说对了一半。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日本是否跟随海洋大国，而在于它所跟随国家在当时的地位。英国和美国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强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日本与这两个国家结盟就是成为最强大国家的小伙伴，从它们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同时也受它们制约。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现有秩序的压抑，是挑战者。它们的挑战方式不是和平的，它们的地位都是未定的。由于日本缺乏制定国家战略的能力，很容易因盲目而走向极端。另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战争狂人。他们对日本不断发起战争的影响很大。

　　在德国似乎蒸蒸日上的时候，1936年11月25日，两国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德日防共协定》（《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议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对苏联形成了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此后，德日关系日趋密切，而中德关系急转直下。德国撤走了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销售武器——有点像1950年代末对中国“背信弃义”的苏联。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在日本，“欧洲战争，以及德国1940年春夏展开的闪电战所引起的国际狂乱改变了一切。一股非常明显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开始蔓延。”《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267页。因为德国取得了胜利，在三年的协商之后，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协定。三国约定，在受到非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参加国的攻击时，他们彼此之间应该运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手段互相援助。因为签署了这个条约，日本耗费巨资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1946年，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的最后写道：

　　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对战争如何能作出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将证明，它汲取了一项教训，即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不是到达荣誉之路。《菊与刀》，218页。

　　日本走向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它可资模仿的对象，目前就是美国。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最大优势就体现在军事上。因此，如果今后日本在外交中更多地倚重军事力量，将不会令人惊讶。但是，中国和韩国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积贫积弱；甚至朝鲜，在军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从这一点看，亚洲大陆不会再次诱惑日本发动侵略。

　　东亚的历史问题

　　日本的“脱亚”有一个过程。在戊戌年（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他声称，为了报答儒汉化之恩，日本有义务抵挡西方的入侵，以便让支那（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这些话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仍然站在亚洲的立场上。在10多年后，可能是日本对中国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对自己的信心增强了，大隈重信于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这些要求被认为是企图吞并中国。

　　同样在1898年1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发表了关于全球爆发种族战争的预想。他敦促日本与同种结成联盟，为黄白人种的大对决做好准备。他的长子近卫文麿继任为贵族院议长，后来在1937-1941年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积极推动对华作战。日本加入欧洲、企图征服亚洲的转变是在20世纪初完成的。侵略者的理论根据是种族冲突，这个理论在今天看当然是错误的，在当时却是对西方政策的合理反应。白种人严重歧视有色人种，这种歧视在1960年代的美国仍是合法的。20世纪初日本面临一个选择：与中国一起对抗西方，或与西方一起瓜分中国。日本选择了后者，最后，企图独吞中国。在日本看来，中国实在提不起来，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伙伴。

零点出发

第128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4)

　　如今，在美国的“忠实的男仆”这一点上，日本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曾根说：“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把因果关系掉过来可能更接近实际：因为日本缺乏战略，所以对美国过分依赖。在国际政治上，中曾根仍然表现出战败国、小国的心态。比如，在里根访问日本时，日本出于民族自尊心，拒绝了美国“按照国际惯例”、让美国的警卫车跟在总统的座车后面的要求。为了让美国驻日大使放心美国总统的安全，中曾根表示，在必要时，“我将以自己的身体保卫里根总统”。在参加八国峰会时，中曾根自比为日本的冠军，决心不输给里根和撒切尔。各国首脑合影时的位置本来无一定之规，中曾根却炫耀他和里根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尔夫人离里根还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80-81页。以此作为向日本国民邀宠的资本。中曾根在日本政界属于实力派，也算是一位有头脑的政客。他任首相时（1982-1987），日本经济力量正处于顶峰时期，连美国都感到惧怕。但这种小国心态只能让日本继续追随强国，以及美国之后的强国。当然，大国领导人炫耀与美国政要乃至媒体记者的交道，这种小心眼不是日本一国独有。但中曾根的表现似乎更接近日本政界的普遍状态，即缺少领导人的信心和战略眼光，而在其他国家更可能是一个特例，只是某一个不自信的领导人的失态。如果日本再次试图充当亚洲的领导者，过程和结果可能仍然是灾难性的。因此，东亚的和平在于给日本指定一个它可以追随的目标，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随强国

　　缺乏国家战略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模仿、追随强国。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文化中有两种特别的人物：武士和艺伎。这两种人都不是独立的，都需要依附他人。他们（她们）把自己的技艺磨练得很精湛，是为了给主人（或客人）服务。艺伎逢场作戏，比武士还少了一份忠诚。因此，日本总是模仿强国，寻求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

　　从古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是一个追随者，不是一个领导者。唯一的半个例外是从明治维新成功到二战战败的数十年间，日本企图做东亚的霸主，建立以它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企图以霸道实现王道，依靠侵略和屠杀来建立“王道乐土”，与中国传统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远。日本野心的来源则是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宪法和陆军模仿德国，海军模仿英国。不过，德日两国关系在二次大战前并不好。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诸岛给日本。割让辽东半岛侵犯了其他列强的利益，德国与俄国、法国干涉，最后日本不得不忍痛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让日本一直耿耿于怀，埋下了两国交恶的种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攫取了德国的在华利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这又让德国愤恨不已。此外，两国的经济结构相似，都需要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它们的经济利益也是冲突的。参见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89页，三联书店，2003年。

　　日本在20世纪初与英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前与德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后与美国结盟。它的盟国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盟。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抑制俄国的扩张。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被废止。日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标，开始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日本转而与法西斯德国结盟，因此走向与美英的对抗，加速了它的失败。“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日同盟的结束使日本放任自流一样，《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的终结也将动摇日本当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支柱。”《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219页。如果现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摆脱美国的控制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仍有可能滥用武力。在前面提到的《外交论坛》圆桌会上，东京大学的山内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