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 - 书评

门下书客

　　本书是文艺复兴时代杰出玄学派诗人多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西方哲学和诗歌著作中具有极高地位，思想深刻，影响深远。文章不仅具有高度的美感，强烈的理性，而且用了奇特的比喻，多变的格律等，具有“玄学派”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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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盈

　　曾经被我们忽视的钟声
　　——约翰多恩著《丧钟为谁而鸣》以祷告文的式样进入中国文学视界
　　
　　
　　2009年6月23日，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的研讨会上，以诺文化策划的《丧钟为谁而鸣》（约翰多恩）引发了与会者的讨论。
　　
　　
　　遭遇误会的名句
　　
　　
　　曾经很多人认为“丧钟为谁而鸣”是一首诗歌，是海明威的作品，其实海明威只是引用了多恩在本书中的一小段感言：“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丧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林和生译）
　　
　　
　　出版缘起
　　
　　彭强（策划人，以诺公司）介绍说，2003年SARS的时候，看到美国基督教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著文谈到多恩的这本书使他在面对病痛与死亡恐惧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本古老的书成了我思考痛苦时不可缺少的指南。……他永远改变了我思考痛苦和死亡的方式，……我从多恩那里学到面临迷惑时思考其它的可能。”）。受此启发，尝试着翻译出版此书。
　　
　　
　　
　　  被忽视的另一重身份
　　
　　本书译者林和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强调，原作者约翰多恩（John Donne）不仅仅是英国玄学派大诗人，他还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教，也就是17世纪英国的高级教职人员。在西方基督教文明背景下，这个身份无比重要，由于我们很多人从不知道也从不研究。我们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偏废。
　　
　　
　　
　　
　　一个真正的君子每天应该不断祈祷
　　
　　史幼波（成都龙江书院、佛教徒）认为，多恩这段被无数次引用的 “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名言，与佛教每日的课诵：“是日已过，命已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异曲同工，对生命的悲悯。《易经》乾卦第三爻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一个真正的君子每天应该不断祈祷，晚上睡觉时应该非常警惕。看到多恩的书，就明显有这种感觉。没有面对生死，连病危通知书都没收到过，怎么可能谈生死？你谈的都是祖师前辈对生死的了解，并没真正入你的心。真正面对的时候才是信仰的开端。
　　
　　李亚东认同这种看法，他说，这种书其实跟我们的处境有关，从去年的地震到9路车，很多人采取的都是不想面对的态度。这本书就是一个个体面对死亡时灵魂的深度、痛苦的深度、思考的深度，而这种深度现在很难见到。多恩独自面对上帝，在特别的苦难面前他必须独自面对上帝。
　　
　　
　　
　　《丧钟为谁而鸣》以祷告文的式样进入中国文学视界
　　
　　从文学形式来看，以前我们没有把祷告文或相关文献归为文学。但如果说文学是一种表达的话，祷告文的确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宝库。因为在上帝面前没有退路、绝望的境地中的祷告是至诚至纯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这种形式在我们长久的阅读中是被忽略的（彭强）。
　　
　　《丧钟为谁而鸣》（约翰多恩）翻译出来的文字很美，本身就具有文学价值（颜复萍）。布道文在中国确实不算文学文体，大家接触不到，出版的也少（李亚东）。宗教文学的文字太难。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宗教是个盲区。宗教在西方文学中所占比重是任何人掩饰不了的，我们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也不能缺失对它的研究（颜复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多恩根本不是在跟你说话，其实他是在跟上帝说话。上帝是个隐藏的读者，从启示来说，也可说是个隐藏的作者。祈祷文甚至清教徒文学作为一种有媒介的文学，从文学性来说很丰富。许多人写回忆录，把所思所想告诉你，但他们的阅读/写作体验中没有一个超验的位格者，没有一个三角形关系。宗教文学的背后都有这种张力，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的文学缺乏终极关怀的原因。没有隐藏的位格者，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很平面。假如我们改写多恩的书，把其中的“主啊”全部去掉，都换成第二人称或者具体的人，也许思想传递的信息量不会减少，但隐藏的位格一旦消失，它的文学性、力量、给我们的感动是否还会一样呢？ （王怡 基督徒）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曾提到过中国文学欠和合本圣经的债。白话文运动之前，和合本《圣经》就开始翻译，1919年出版。当时的和合本提供了白话文现成的典范。现代文学很多作家由此深受《圣经》文体的影响（彭强）。
　　
　　王怡认为，多恩写《紧急时刻的祷告》时并没认为自己写下的是文学作品。今天我们看到的他这本极高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在他接受圣公会大主教职务、放弃文学志向之后所写出的东西。和合本《圣经》也是一样。西方传教士包括给他们做助手的中国人，翻译和合本《圣经》时，也并不认为他们在做关乎文学的事情，做的是汉语白话文还未形成之前的很质朴的东西，在动机上直指生命和信仰。
　　

艺舟

　　       “丧钟为谁而鸣”,以前只知道这是海明威说的，前两天偶然从图书馆借出这本同名的书才知道其实海明威只是引证了多恩。“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丧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多恩这段感念被后人无数次引述，而当下的引述，起因于眼下我们自己的“紧急时刻”。公元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突然爆发，震撼世界，也让我所在的这座现代大都市在惊天动地的摇撼中经历了彻骨的恐惧，与死神擦肩而过。迄今近十万罹难者和失踪者，数十万伤员，数千万受灾人群，无数可歌可泣的伤痛和悲恸，那些朴实的山里人！尤其那些无辜的山里孩子！就在几天前的日本东北部海域，也就是11日的9级地震及引发的海啸，已造成2.6万多人确认死亡或失踪。其中10066人确认遇难，17452人被正式列入失踪人员名单，两者合计总数达到27518人。此外，还有2766人在地震与海啸中受伤。 ……
　　     所有一切让我不得不问：为什么一定是他们？！为什么就不可能是我？！他们代我赴死，正如多恩所说，他们的死也是我的死；另一方面，如果我此刻还活着，那是他们用死的代价换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的死也意味着我的生：正因为他们代我赴死，所以我得以逃生。这是双重意义的“向死而生”：不仅是个体一己的哲学，也是同体大悲之爱；不仅意味着感恩，也意味着责任。
　　    两千年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勉力维系着“未知生焉知死”的乐感文化，因为恐惧死亡而逃避责任，更不知感恩；尤其三十年来，物质与欲望持续高速增长，信仰的真空也日益暴露； 5·12死难者让我们猛醒！——我们和死难者始终是一个血肉模糊、不可分割的整体；就此而言，他们的死难绝不仅仅是无可弥补的沉痛与憾恨，而同时告白了我们生者的责任。这责任既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欠负，也意味着我们与他们的分担和分享——恐惧与死亡砥砺了信仰；这是个体意义上的崇高，也是民族和人性的未来；所有这一切将超越肉体的局限，在灵魂的意义上接受一次终极的裁定。
　　    钟声为死难者鸣响，也为我们！
　　    在钟声中，我们向死而生！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原文：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天爱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要为本土应卯。那便是一块土地，那便是一方海角，那便是一座庄园,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一旦海水冲走，陆地就要变小。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丧钟在为谁敲，我本茫然不晓，不为幽明永隔，它正为你哀悼。
　　
　　1623年，英国伦敦陷于瘟疫，约翰多恩，与莎士比亚齐名的英国玄学派诗人、基督教神父。不幸罹染，陷于生死未卜、凶多吉少的绝境。日日夜夜，挣扎于生与死的边缘，倾听着附近教堂不时传来的葬礼钟声。
　　约翰多恩，凭借纯金般的信仰，不仅没被瘟疫所“阉割”，反而写下二十三篇“紧急时刻的祷告”，即《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这一组历史性的辉煌文献。
　　文章起首的这篇诗歌便是其中第17章的不朽名句，这是一种对人类处境的深度思索，经过了近400多年的传颂，依然芬芳警人。
　　因为在里面重申了人的一个基本道德律。即：人永远是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人永远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若失去了这个复数的背景，单个的个体便不能称之为人。
　　作为共同体，无论位属何种人种、何种阶层、何种暂时性利益群体，我们都生死相联、息息相关。这个“共同体的道德律”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更是犹太民族文明的重要基础。
　　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整个民族文明的建立，即是信仰的建立。在他们的律法中，对“共同体的道德律”做了一个最好的阐述。例如他们极其注重“弟兄”：若是他们的弟兄未为子嗣而亡，他们需接纳未亡人为其留子嗣，只为弟兄不在产业上除名；若是弟兄卖身于外邦为奴，他们会深以为耻辱，需甘心将他们从外邦中赎回。若是弟兄贫困，将产业卖于弟兄，则在40多年后，会无偿归还……如此保证了一个共同体经济上平衡、情感上的相通，是以爱和进取为基础的共同体道德律，这个共同体的道德律，最初以摩西律法的形式呈现，后抛弃了习俗和民族文化的辖制，以“爱人如己”的精神核心便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个共同体的道德律，至今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然而，这是一个欲望放逐了信仰，人自己成为“上帝”的时代。没有了上帝，人就可以“任意为之”。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主义被无限高举，“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危机，人际关系（共同体或部分共同体）的基础不再是爱与进取，而是源于恐惧、基于利益、彼此掠夺、相互伤害。正如萨特所哀叹的：他人即是地狱。是谁让人类陷入了如此困境？答案就是人类自己。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做了些什么？
　　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进化论”风行无比的时代，一切为上升阶层利益而罔顾弱势阶层利益、甚至生命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把这个社会发展中弱势阶层活该的遭遇，而整个媒体舆论的责任和义务仿佛就是在给上升阶层的任意妄为寻找合适的借口。在这样一个只有拆毁而且没有建造时代，一个共同体的道德观被践踏的时代，其实，丧钟已经为我们鸣。
　　不要以为GDP数字节节上升，就是大国崛起，“我的爸爸是李刚”已经给我们扇了一个重重的耳光，这是道德的沦丧和文明的耻辱；不要以为鸟巢、央视、CBD就是一种骄傲和光荣，背井离乡、卷着铺盖卷到处抗诉强拆的弱势群体已经让我们的民族尊严丧尽；更不要以为我们的共同体正在迈向光明伟大的未来，突如其来的高空坠物、动车失灵、食物安全警报，让我们知道已经丧钟为我们而鸣。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在这样一个灾难频发、互相倾轧、弱势群体不公正待遇日益增大的时代，也许，我们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小心翼翼的活着，至于如何活着，在这样信仰被放逐的年代，也许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然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可以思想下面一句话：
　　不存在普通人，我们嬉笑、共事、结婚、冷落、剥削的对象都是不朽的人—CS路易斯。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用爱对待这些不朽的人，也许当我们再次仰望星空、俯视心灵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会得到片刻的安宁。
　　
　　

利河

　　
　　８０年代末，正当爱滋病横扫同性恋群和“手术将军”（注：美国当时的卫生部长）库伯因心怀同情而遭致抨击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也患上了爱滋。是古典音乐使我和大卫第一次邂遇，他是芝加哥交响曲团理事会的成员，曾经邀请珍妮和我参加过几次音乐会，并介绍乐团里的音乐家和我们认识。
　　
　　    我们变得熟悉起来以后，大卫告诉了我们他的信仰生涯。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曾就读于一所保守的基督家学院。事实上，正是在那里的时候，他有了平生第一次同性恋的行为。后来，他“脱离”了同性恋的群体，选择了一个一起生活的伴侣。“我仍然相信我是个福音派的基督徒，”他说，“我相信圣经里的每一句话，几乎每一句话。的确有两三处关于同性行为的经节使我不知所措，也许我正在生活方式上犯着罪，也许这两三句经节说的是别的意思，我不知道如何将它们调和。但是，我确实爱耶稣，也想要来事奉他。”
　　
　　    我同样也不知道怎样调和。大卫向其他人见证他的信仰，为基督的缘故拿出大笔金钱，其中包括我们教会向都市伸出援手的一项计划。（他曾参加过的我们教会）现在他属于慕迪纪念堂，保持着低调，每当牧师在讲台上谴责同性恋时，他便躲藏起来。但是他喜爱音乐，在他参加过的所有教会当中，慕迪最能反映他自己的神学理念。“许多同性恋的基督徒在神学上都很保守，”他解释说，“我们在教会里受了那许多虐待，使我们已经不在乎了，除非我们真的相信那实在是虐待。”
　　
　　    尽管我们有着不同，珍妮和我试着成为大卫忠实的朋友。疾病使他的身体付着缓慢而又可怕的代价，过去的几个星期他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们尽可能地多去看望他，有时我们发现他是在透彻地反省，有时又沉陷在幻觉中，把我们当作他的亲戚或过去的朋友。将近最后的时候，他的身体全部溃烂了，舌头肿大，嘴里生满了鹅口疮，而且也不能讲话了。
　　
　　    大卫最终去世的时候，他心情沉痛的伴侣请我在他的葬礼上讲话，“你说什么都可以，”他告诉我，“但我有一个请求，请不要传讲审判。将要来参加的人大多数已经很多年没上教会了，他们从教会听到的没有别的，只有审判。他们需要听见神，就是大卫所敬拜的神的恩典和怜悯，他们需要盼望。”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事无成。我把讲稿写成又撕毁了好几次。直到葬礼的前一天，我突发灵感，伸手从书架上拿下来一本我已经几年没读的小书：约翰多恩的《突发事件中之沉思录》（Ｄｅｖｏｔｉｏｎｓ　Ｕｐｏ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中文译本书名为《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虽然我曾仔仔细细地读过，划了许多线，还在书叶边缘写下很多笔记，当我再次读了一遍之后，我发现再也没有什么信息比这位将近４个世纪之前、伊丽沙白时代的诗人所写的更“新鲜”、更恰当的了。
　　
　　    大卫葬礼的晚上，我站在讲台上，望着下面的听众。大卫结交的是一批复杂和享乐的人，许多人因纪念他的一生而来参加聚会。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一些音乐家，提前离开当晚的音乐会，赶来教会演奏致敬曲。在我们唱圣诗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甚至对使用诗歌本都显得不自然，更不用说开口唱出来了。但是，这是一群哀痛的人，他们看上去像无助的小鸟，渴望安慰和希望的话语。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过去几年因爱滋失去过其他亲密的朋友，他们负有罪恶感，他们疑惑不解，他们也深感悲哀。悲恸像教堂里的雾气一样迷漫在我们当中。
　　
　　    我开始讲述约翰多恩（１５７３─１６３１）、一个以悲伤而闻名的人物的故事。在他担任伦敦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司长的期间，大瘟疫三次席卷了这个城市。三次加起来，伦敦的人死了三分之一，另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逃到了乡下，整个地区成了一座鬼城。鹅卵石的缝隙里生出了青草，蒙头垢面的众先知们在荒凉的街道上摇晃，大声呼喊着审判，几乎每个人都真的相信，神差遣了瘟疫来惩罚伦敦人的罪孽。在那一段危机时期，伦敦人聚集到多恩那里寻求解释，或至少期盼寻得一点点安慰。就在那个时候，多恩自己的身上也出现了疾病的第一批斑点。
　　
　　    是瘟疫，医生告诉他。他的时间所剩无几。六个星期里，他躺倒在死亡的边缘。治疗的药方和疾病一样有破坏性：流血、含毒的黏糊糊的药物，毒蛇和鸽子一起用来清除“邪恶的气体”。就在这段被禁止阅读和研究却可以写作的黑暗日子里，多恩写成了《沉思录》这本书。
　　
　　    这本古老的书成了我思考痛苦时不可缺少的指南。不光是在朋友死的时候，就是在我每当被苦难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都从它那里寻找深入的洞悉。约翰多恩尖锐却没有谩骂、深刻却没有抽象和事不关己。他永远改变了我思考痛苦和死亡的方式，也改变了我的信仰谈及这些不可避免的危难的方式。
　　
　　    当你把他们钉在床板上的时候，他们怎能来到你面前？无论我从哪里开始，我通常总是以写到苦难而告终。我的朋友们已经就我这个习性提出各式各样的原因：童年时一个深深的伤痕，或许因忧虑而服用了过度的生物药品。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本来要写可爱的东西，比如飞蝼姑透明的翅膀，可是不一会儿我便发现我又回到阴影之下，正在写它短暂、悲惨的一生。
　　
　　   “我还能写别的东西吗？”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答案。人的存在还有更基本的事实了吗？我出生于痛苦，从破裂和流血的组织中破茧而出，以嚎哭献上我生命的第一个凭据。我也很可能在痛苦中死去。在两个痛苦的括弧之中是我一生的年月，从一天缓缓进到另外一天，就像多恩德同时代人乔治赫伯特所说的，“我哭着出生，每一天都表明那是为什么。”
　　
　　    约翰多恩德疾病只是一个坎坷多桀的命运中一次最新的遭遇。他４岁丧父，在那些遭新教徒逼迫日子里，他的家庭的天主教背景被证明使他们形同残障：不能担任圣职，为参加弥撒被罚款，因信仰而受刑罚。（被压迫一词便是从一种流行的拷打衍生出来的：不肯悔过自新的天主教徒被压在一块板子下面，上面垒起沉重的大圆石头，目的是按着字面的意思把殉道人的命压迫出来）多恩从牛津、剑桥毕业以后，受他的宗教的牵连而被拒绝授予学位。他的哥哥因为一个祭司提供庇护而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
　　
　　    起初，多恩以反叛所有宗教来回应这些艰难。身为声名狼藉的唐璜，他以全部英国文学中最荒淫的诗来露骨地标榜他在性方面的功绩。最后，罪恶感的苦恼使他弃绝混乱不堪的人生而选择婚姻。他迅速、快乐地倾倒在一位１７岁的佳丽的魅力之下，她让他再次想起了太阳的光芒。
　　
　　    正当多恩决定安居乐业的时候，出乎意料的苦难又把他的生活转向灾难。安妮摩尔的父亲决定惩罚这个他以为配不上他女儿的女婿。他解雇了约翰为一位贵族担任秘书的工作，将他和为他主持婚礼的牧师投入监狱。多恩在万念具俱灰中写下他最简短的一首诗，“约翰多恩，安妮摩尔，无效”
　　
　　    从监狱里一释放，多恩这个上了黑名单的再也找不到工作。他失去了实现报效詹姆士王法庭这一抱负的任何机会。在将近１０年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贫困之中，一间狭窄的房子里拥挤着他们以每年一个的速度生下来的后代。安妮患有周期性的忧郁症，不止一次几乎死于生产。约翰呢，很可能由于营养不良而遭致头痛、胃痉挛和痛风。这期间他最长的一份工是一篇关于自杀的好处的扩充的短文。
　　
　　    在那段幽暗的年代，约翰多恩归依了英格兰教会。他的事业每到一个十字路口都遭遇阻拦。２４岁的时候，他决心寻求圣公会的按立，结果当时闹得满城风雨，说他的“皈依是寻求便利”，嘲笑他实际上是“要做威尼斯的大使，而不是上帝的使者”。然而，多恩却把它当成真实的呼召，他从剑桥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承诺为了牧师的职份放下他的诗作，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教会的事工。
　　
　　    多恩掌管他第一间教会之后的那一年，安妮去世了。她一共生了１２个孩子，其中５个死于婴幼年。约翰在妻子的葬礼上讲道，从耶利米哀歌悲恸的自撰体裁里挑选他的词汇：“哦，我是遭遇困苦的人。”他郑重地发誓，再也不结婚，以免他的孩子们再受痛苦。结果意味着他必须承担许多家务重任，使用宝贵的资金寻找外面的帮助。
　　
　　    这就是１６２１年圣彼得大教堂指派的祭司长：终生忧郁，为年轻时犯的罪痛苦，没有成就任何抱负，（除了诗，那是他要断然放弃的）承受着不诚实的控告和诬陷。他绝不像是大灾难时期能够提升国家精神的候选人。然而，多恩以巨大的魄力投入他新的任务。他拒绝加入大批逃离伦敦的人群。他每天早晨４点钟起床，一直学习到１０点。在那个钦定本圣经和沙士比亚的时代，多恩不具备受过教育的伦敦人所崇尚的雄辩口才，但是他的证道大有能力，虽然伦敦的人口在减少，诺大的教堂里却挤满了敬拜的人。就在这时，他病魔缠身、被判死刑。
　　
　　    根据一些作者的报道，得知死亡临近会造成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达到有点类似癫痫性痉挛的状态。当多恩写下病中记录时，他或许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的著作缺少了他惯有的紧凑，晦涩难懂的句子自由组合，负荷着超载的思绪，反应着多恩内心狂躁不安的状态。他写着，似乎要把每一个曾经浮现过的重要念头和情感都倾倒在字里行间。
　　
　　    “人捉摸不定、因而悲惨的境况！这一分钟，我健康，我病了，这一分钟。”书这样开头。任何在床榻上被拘禁过几天的人都能体会到那种情形。多恩琐碎而又强有力地继续描写：一个不眠之夜、百无聊赖、医生低声会诊、伴随在虚假康复希望之后的旧病复发的可怕事实。
　　
　　    著作的气氛随着疾病的进展而急速、猛烈地变化。恐惧、罪恶感和一颗破碎的心的悲哀将内心深处所有的平安一扫而光。多恩为他的过去忧愁：神把他“钉在床板上”是不是对他以往在性方面犯罪的嘲弄的审判？在他的祷告中，他试图振作起来赞美，至少是心存感恩，但是却常常失败。例如，一次默想的起始很英勇，仿佛在睡梦中抓到了一个带来盼望的念头，仿佛神已经给我们一条路，使我们能够成熟，对死亡的念头习以为常。我们不过是失去知觉，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会重新得力，获得康复：这岂不是正是我们死去之后所要发生的景像吗？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像这样一幅预表式的图画也被疾病夺去了，“我日夜不眠…我内心的沉重为何一丝一毫都不能分散到我的眼帘？”失眠使他持续不断地生活于死亡的忧虑和得不着休息、以便从忧虑中恢复过来这两者之间。
　　
　　    多恩把自己比作水手，在大海里被风浪抛在高高的浪尖：偶尔瞥见远处的大地，下个大浪一来又看不见了。其他的作者也描写过类似疾病变幻无常的能力，然而多恩与众不同的特色是他特定的听众：神自己。除了约伯、耶利米和诗篇的作者之外，多恩还以自己的经历作为竞技场，作为与全能者摔跤的舞台。在迷茫中徘徊了一生以后，到头来他终于可以向神献上一些服事了。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他被绝症击倒了。地平线上除了高烧、疼痛和死亡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在沉思录一书中，多恩把矛头指向神，“我没有约伯一样的公义，但是我有约伯一样的盼望：我要向全能者开口，我要和上帝理论。”有时他奚落神，有时他卑躬屈节，乞求赦免，有时他激烈争辩。但是，多恩从来没有把神排除在外。看不见的舞台监督像个影子一样隐约呈现在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思想的背后。
　　
　　    主啊，赐我一颗敬畏之心，使我不再惧怕我与很多以苦难为生命标志的人交谈过。无论是什么情形，他们都跟我谈到惧怕的危机、意义的危机和死亡的危机。像在大卫的葬礼上一样，我每次回到多恩的沉思录的原因是那本书详细地记载了这三种危机，而且从中持续不断地揭示出与苦难之谜根本冲突的新的洞悉。
　　
　　    作为一位探访者，每当打开医院的门，呼吸到迎面而来的熟悉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时，我都会感到惧怕。我的朋友大卫告诉我他整天躺在单人病房，除了痛苦之外不能关注其他任何事物的感觉。他反复思索他死去时会失去的一切，也回想他活着时已经失去的一切。他听到在外面的走廊上，护士和医生们低声讨论着他的病例。他们每天戳他、刺他，在他身上进行他完全不明白的测试。
　　
　　    多恩同样描述了当医生们俯视一个病人时所产生的被隔离的感觉。当他感受到医生内心的恐惧时，他自己的恐惧便浮出水面，“我追上他，我超过他，在他的恐惧里面。”身为一名患者，他觉得自己像一件东西，一张展开在桌面上的地图，任凭宇宙地理学家详细地研究。他想像自己灵魂出壳，浮在空中顺势往下观察床上支离破碎的身躯。当病情恶化的时候，他看见自己像一座泥塑，肢干和躯体溶化瓦解成一捧沙土，不久，只剩下一堆白骨。
　　
　　    大多数时候，多恩独自与这样的恐惧奋争，因为当时的医生将传染病患者隔离，在他们的门上贴着警告。（今天也有人呼吁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像大卫这样的爱滋病人）多恩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漫无边际地想着神是不是也被隔离起来了。他哭喊，却得不着回应。神应许的同在在哪里呢？在他总共的２３篇默想中，多恩每次都要回到在他苦难下面的主要问题。他真正惧怕的不是来自他全身疼痛的细胞的微弱呐喊，他惧怕的是神。
　　
　　    多恩也问了每一个受苦的人都问的问题：“为什么我呢？”那时候强调神绝对主权的加尔文主义刚刚兴起，多恩仔细考量了把灾难和战争归结于“神的使者”的说法后，很快做出回应，“绝不是你，不是你的手。毁灭的剑、吞噬的火、旷野的风、身上的病，约伯遭遇的一切都是出自撒但的手。”但是他从来不能确定，这使他内心十分苦恼。以往污点的罪恶感就隐藏在周围，像恶魔向着他抛媚眼。或许他是自食其果。如果这样的话，由神来创伤他、或根本置他于不顾岂不更好？他怎么能敬拜这样的神？更不要说爱他了。
　　
　　    我在大卫的葬礼上引述了一些这样的段落。那时候，爱滋病的患者听到的是来自教会源源不绝的审判声。我和多恩一样，从耶稣没有一次指责受苦的人“你是罪有应得”的事实得到安慰。相反，他给予他们的是赦免和医治。
　　
　　    多恩的书从来没有解决“为什么是我”的问题。在多年研究了苦难的问题之后，我也相信我们没有能力解答这些问题。圣经无疑没有给我们清晰的答案。我仔细地研读了与苦难相关的每一个段落，即使在神给约伯的结论中，在约伯祈求这样一个答案的时候，神还是没说。耶稣斥责了法利赛人关于人受苦是罪有应得的严密理论，却避免直接回答苦难的原因。“为什么”?
　　
　　    这一问题的解答超出了人类理解的范围─这不正是神给约伯的主要信息吗？沉思录虽然没有给出哲学上的答案，但是它记录下多恩逐渐趋向平安的情感变化。一开始被囚禁在床榻上的时候，他用力祷告却得不着回答，他反复回顾罪恶的过去，无法从恐惧中得着解脱。他沉思冥想苦难一词在圣经中的每一次出现。就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开始明白，生命永远包含使人畏惧的情形：不是疾病，便是经济上的难处；不是贫苦，就是被拒绝；不是孤独，就是失败。在这样的世界里，多恩有一个选择：是敬畏神，还是惧怕其它的一切？沉思录的一个段落使人想起保罗在罗马书第８章的祈祷（“我相信无论或生或死…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把自己潜在的惧怕都一笔勾消。个人的仇敌不能造成永远的威胁，因为神能征服一切。饥荒吗？不，神能供应；死亡吗？即使这个人类最大的恐惧也不能阻挡神的爱。多恩得出结论，最佳的人生乃是积累对神彻底的敬畏，这样的敬畏能够消除所有其它的惧怕。“你赐我悔过，使我不再懊悔，哦，主啊，赐我一颗敬畏之心，使我不再惧怕。”
　　
　　    我从多恩那里学到面临迷惑时思考其它的可能。无论什么原因，如果我不信任神，那我相信什么呢？在他与神争辩的过程中，多恩转变了他的问题。起初他的问题是关于源头的─“是谁造成了疾病和灾难？为什么？”─他没有找到答案。他的默想却渐渐转向如何回应，这个每个受苦的人都要面对的特有的问题。在危机里，在危机引发的惧怕中，我还愿意相信神吗？还是在苦毒和愤恨中离弃神？多恩下定决心，最重要地，他的病是惩罚还仅仅是自然出现都无关紧要，在两种情形下他都信任神。归根结底，信任表明对神的敬畏。
　　
　　    多恩将他的改变与对医生的心态的改变做了比较。一开始，当他们因着他身上的新症状而注射时，当他们在他病房外面躲闪着讨论他们的发现时，他不能不感到害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受到他们出自同情的关切，他开始相信他们值得他的信任。对神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方法和其后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是否是值得信任的“医生”。多恩的结论：是的。
　　
　　    许多人，比如像我在大卫的葬礼上面对的听众，看不到神是值得信赖的。他们从教会听到的多是定罪，这是我为什么随着多恩把焦点转向神的根本原因：他的儿子耶稣。神对死去的人，即便是死于他们自己的过犯的人，是什么感觉？神是否怒容满面，像约翰多恩时的先知们在街道上所警告、今天我们某些人所坚持的？神是否根本不在乎我们失去、愤怒和惧怕的感觉？我们不需要猜想神的感觉，因为在耶稣里神给我们一付面孔。
　　
　　    要想知道神怎样看待这个星球上的苦难，我们只需要看看当耶稣行走于瘫子、寡妇和那些麻风病患者之间时的面孔就行。与那时的人相反，耶稣向那些有性犯罪史的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怜悯─他对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用头发为他擦脚的坏名声妇人和在行淫时被捉的妇人的态度。多恩说，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位大医生，“他知道我们天然的软弱，因为他像我们一样；他知道我们罪的份量，因为他为我们付了昂贵的代价。”
　　
　　    我们怎样接近一位我们敬畏的神呢？多恩抓住了马太福音记载的妇女们发现耶稣复活后的空坟墓的故事里的一句话，他们从现场匆匆离去，“又害怕，有大大欢喜。”多恩从她们“害怕和欢喜两条腿走路”当中看到了他自己。那些妇女亲眼看见不朽的神和必朽的人之间的鸿沟，突然间那个距离出生出喜乐，他以他巨大的力量战胜了最后的仇敌，死亡。为着这个原因，妇女们感到有害怕、又欢喜。也是为着这个原因，多恩终于找到一个他不需要惧怕的敬畏。
　　
　　    使这颗…沮丧软弱的心，发出大能的热诚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维克多弗朗克尔恰如其分地说出了受苦人所面临的第二个危机，“绝望就是毫无意义的受苦。”他观察到，他的同伴只在怀有得赎的盼望时才能忍受猛烈的苦难。在一个像我们今天这样完全不同、充满舒适享受的社会里，我们能够赋予痛苦、这个极可怕的来犯者什么样可能的意义呢？爱滋病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意义？大卫和我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当时，公众辩论正激烈进行，他的教会把患爱滋的孩子们赶出了主日学。大卫主动地将他的病追溯到他以往行为上的选择，并且为之忏悔。但是，那些携带爱滋的孩子们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因输血而罹患了爱滋的血友病患者呢？他们又有什么选择？在多恩的时代，神炽烈的愤怒好像倾倒在整个地球上。两课明亮的慧星先后出现在星空。有人说这些明白无误地表明，在大灾难背后是神的手。先知们穿梭与大街小巷，有人像约拿一样哭喊，“再等４０日，伦敦必要倾覆了！”今天，我们也有这些先知的再世，迫不急待地将灾难和灾祸归结于神审判特有的标志。历史告诉我们要谨慎：欧洲的神学家就神在大灾难中的讯息辩论了４个世纪之久，最后平息了他们所有猜测的却是老鼠的一点点疫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