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杂说全编 - 书评

小小看客

　　曹慕樊老先生的两本名著《杜诗杂说》和《杜诗杂说续编》的合刊。前者主要是其1962年的一些读书笔记；后者集中了80年代杜甫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一般解释杜甫，都是由文学、诗歌着手，但曹老先生由于有新儒家的底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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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糊兔

　　     今年年初，我老板很兴奋的告诉我说，曹先生的旧作现在由三联书店重印出版了。曹慕樊先生算是我的师爷爷，我硕士导师的导师，西南大学的治杜研杜的传统，就是从曹先生那里开始的。曹先生早年师从金陵大学的刘国钧先生学习目录学，后又跟随熊十力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对于杜甫，有种格外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薪火相传，在我们这一辈致力于杜甫研究的中青年来说，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先生七十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对庄子、苏东坡也颇为醉心，我研究生时候的苏轼专书教材就是先生编著的。然而在杜甫研究方面尤为著力，著有《杜诗杂说》、《杜诗杂说续编》、《杜诗选注》。听我导师说，先生晚年视力不济，往往是整个人伏在稿纸上，凭借仅存的视力写出来的。这本《杜诗杂说全编》，深刻的体现了先生的扎实的学术功底。这本书绝不像某些读者所言，“功夫好，见解平平”，殊不知在当时的时代，意识形态意味还很重的时候，也没有今天的快捷检索工作的条件下，能写成这样一本兼具考据和义理甚至亦不乏辞章的小书，是多么的艰苦卓绝。就见解来说，很多前人都很难疏解、存而不论的训诂，先生勇于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且有理有据，最重要的是敢于突破前人的畛域，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基于相当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思辨能力。比如《杜诗的起结》、《杜甫的诗艺》尤见功力。而更有建设性的是，他对于杜诗修辞的重视，直接启发了后学者的诸多法门。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方法论，比如读书应读专书，而不是读选本，这些对我们现在都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尽管限于意识形态，里面有些看似生硬的东西，但是就像我们不能去要求杜甫超越他的时代，一定要表现出一个“民主性”而忽略他的“人民性”，反而会落下像郭沫若评价杜甫一样，处处挑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些时代的烙印，就不要去强求了。总之这本书是治杜研杜的一本重头书，稍有沧海遗珠之嫌。在此我也要借此表达对师爷爷的敬意，是您带我走进了杜甫研究的世界，安身立命。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达到曹先生的高度，但是必须仰望他。
　　
　　    附：老板之文——刘明华《博学·刚毅·睿智——曹慕樊先生印象记》
　　
　　    （一）
　　    第一次见到曹慕樊先生，是大学三年级下期。那学期，中文系在文革后第一次由几位老先生开选修课。曹先生讲“杜诗选读”。学生要确定选修的课程，一般根据自己的兴趣先听各课若干节再确定。教师在第一节课，照例要讲讲本课程的设想。记得曹先生说，一个文科大学生，在有了一定的文艺理论、历代文学基础知识以后，应该直接面对本国第一流的哲学、史学、文学的伟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自由的学习、钻研，尤其应该读专书。学术之宫，千门万户，但总得经由一门进入。唯有深入学习大家，大开眼界，才能通向一“四通八达”之境，并由此及彼，深入其它大家之室。任何一部社会科学原著，既是衡有的宝藏，又是善巧的桥梁。凡是名著，研究成果多，注解多，更有启迪指导意义。由此种种条件，杜诗无不具有。
　　    这些话大家听了都感到很新鲜，很兴奋。尽管最后以杜诗为例，现在看来，有些广告的意味，但事实证明先生之言却不是为了自我推销。接着，先生又在黑板上大书一行字迹遒劲的警言：
　　    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
　　    并作了解释，大意是高年级学生应该读原著，不能满足于选本及别人的文章，更不宜不加选择，没有目的地乱读书，浪费光阴。
　　    这番开场白对我的震动尤大，上大学以来，颇珍惜光阴，说“手不释卷”也不过分，但在怎样读上却一直无人指点。当时的感受的是，为什么系里不早点让老先生们开选修课？！我在下乡当知青时即读过苏渊雷先生选注的《李杜诗选》，颇喜李杜二位，一国庆夜屋漏，被秋雨淋醒，当时竟未怨怼什么，吟哦的却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今日能有老师指导系统学习杜诗，岂有放过之理。这门课，甚至可以说是这节课，改变了我的志向，我想在大四认真读几本书。后来曹先生招研究生，研究方向又是杜甫，我便毫不犹豫决定报考，结果如愿以偿，在先生指导下学杜研杜，获益非浅。
　　    曹先生的课很吸引人，主要是自己有心得。杜甫是伟大诗人，有高尚的人格精神，诗歌有丰富的内涵。先生讲课，常常融入自己的情怀，给学生以较大的影响。我们在学杜诗时，就时时受到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无愧于中华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教育。在为杜甫的胸怀所感动时，也对先生的情怀肃然起敬。1990年秋，我到北京师大访问学习，一日饭后散步，路过报栏，无意中看到《中国体育报》上有同学杨君一篇散文，写的是他现在怎样在中学里培养儿子圆自己的世界冠军梦（杨君因身材限制未能上体育系），文章开篇记的便是先生讲杜诗的印象，说瘦小的曹慕樊教授站在讲台上，讲着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诗句，整个教室充溢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白鸥奋飞于天地间的自由翱翔的意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由此给儿子取名“昊鸥”。
　　    先生治学，主张文史哲学不可分，他的课也体现出这一特色。听一年“杜诗选读”，学生不但基本了解了杜诗的特色，同时还增加了对李白、王维、白居易等诗人的了解，以及唐代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知识，很多同学由此掌握了读书的方法并产生了治学的兴趣。
　　    先生教书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决不“捧杀”。结业考试时，是不给人情分的。有同学考得不好，担心入党、评先进受影响，到先生家中暗示，先生认真开导了许久，说分数只能说明考试时的成绩，并不能证明一切，并一题题指出错在何处，最后一分未加，记得那时先生常常流露出对我们这一代人学术功底差的忧虑，其严格要求，也可谓一片苦心。这一点，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感受尤深。那一年，全国共有20余人报考先生门下，最后取了两名（另一位来自华中师大），尽管是择优录取，但我们的水准与先生的要求相比差距甚大，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和别的先生称自己的学生为“英才”相比，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评价很谨慎。从旁得知“老实，但还用功”。四川人常称愚笨者为“老实人”。当我把这意思解释给湖北的师兄时，我们都有一点紧张，难道先生认为我们是“朽木不可雕”吗？但“用功”二语却是事实。我们自信不是最“老实”的，只要用功不辍，总有一天会改变形象的，憋着这股劲，也得认真学习下去。
　　    先生认为研究生学习只是治学生涯的基础阶段，应抓紧时间读书、思考，不必急功近利地为发表文章而写作，他认为那样实际是得不偿失。毕业以后，时间空间多的是，何愁无用武之地。入学刚二月，我们随先生去成都参加全国第二届杜甫研究年会，会上有知名学者谈杜甫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的问题，有首开之功，但论证欠严密，返校后我写成《“随时敏捷”辩析》一文，自我感觉不错，送先生斧正。先生阅后，说基本上说清了这个问题，这就行了。我本意是想得到先生肯定并推荐发表，那时发表欲正强，可谓梦萦魂牵，不料如此结局。颇扫兴，将稿子存之箧底，从此不再想发表之事。（那文5年后寄出刊用）现在想来，幸有此碰壁，否则，成天想的可能就是些零星的题目，将分散不少精力。再者，那文章尽管有破有立，毕竟属于商榷性质。先生一生从不与人打笔仗，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课题，写出的都是有心得之作，对于一个希望有所建树的学者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对那些四面“商榷”的学界的“造反派”，先生是不以为然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时他没有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吧。
　　    先生是目录学出身，在教学上亦体现出他的风格。在给我们上“目录”学时，辅助性的练习便是注释唐诗。二学生各指定一唐代小诗人作品，从版本、校勘、到注解一一做起，最后还详批详改，批改过程中又亲自翻检各种版本，其工作量等于自己重做一遍。我们写毕业论文时，先生多次叮嘱引文要核对原文，开始我们并不在意。一次，我的论文中引用一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一名著中的材料，心想该无问题，照抄不误。结果该书校对不精，我跟着写错。先生在文章旁批了一大段话，很不客气，大意是引书照抄，学风有问题等等。当时很难过，认为小题大做。但自那以后，写文章时尽量做到不抄二手资料，并力争做到有确切出处，坚持下来，竟也发现和解决一些问题。学界你抄我抄，以讹传讹的情况严重 ，一些权威出版社的书也不例外。“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欤？“查原文”蕴含的是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这不仅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人格风貌。
　　    受业多年，对学生治学经验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平日常讲的一句话：“说有易，道无难。”即对某个观点，某个现象，要证明它在此前或此后有，是容易的，要说它在此前或此后没有（换言之，是迷信它此时才有或仅有），则很难。说有易，因为只要随便找到一个证据就够了，不必通检所有资料；道无难，则必须通读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全部材料，而以一个人的精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六个字我视为“六字真诀”。日后发议论，总想到，不敢妄用第一、创新、首创诸词，留有余地为是，这不会使人丧失斗志，同样是培养一种求实精神。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先生对我讲，以前对你们很严格，不对就批评，现在我们是同事了，要互相帮助，言下之意是不会对我发火了。确实，工作以来，先生便将我当同事、朋友对待，讨论学术问题，交流读书心得，客气多了，但并不生分。我的头几篇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先生主动推荐的。之后，我们就自己“闯天下”了。当我们的毕业论文修改后先后出版时，先生的喜悦并不下于我们自己。
　　    曹先生给77级、78级开过选修课后，便专带研究生，不再给本科上课，我一直认为这是很可惜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先生带研究时已近“耳顺”之年，精力有限。要不，在治学和做人上会影响更多的学生。78级的邓小军、杨胜宽二君，实为先生编外弟子。先生带研究是一届毕业再招，78给的学生只好报考外校，邓、杨二位便是。但他们从大学起，便得到先生悉心指导，即便在外地求学也时时与先生保持联系，请教问学，先生毫无保留地传道授业解惑。杨君读书广，有才气，写文章涉及面多。先生在肯定他的兴趣时，又屡次提醒他要突出重点，学有专攻，以免精力分散，多而无当。杨君逐集中精力研究苏东坡和杜甫，近年来成就斐然。邓小军受先生指点，很早便注意宋明理学到新儒学的发展演变，潜心读书思考，数年来已有不少见解获得学界好评。1993年8月，他参加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后，论辩时舌战群雄，获高度评价。《柳州日报》作了专题报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记时，说大学时结识了曹先生，“受他的影响，我才开始醉心于中国古代文学，醉心于韩愈，柳宗元…………而曹先生又是中国现代新儒学派代表熊十力、梁漱溟的弟子。”
　　
　　    （二）
　　    文学批评上有一句话叫“风格即人格”，先生教书认真，治学严谨，性格上也可用一个“真”字来概括，即“真性情”。这一生不改的真性情，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也给他一生带来坎坷。
　　    研究生学习时，上课三人相对，课间休息或课余聊天，他常讲些往事。今年8月，在林园开会认识薛新力兄，在歌乐山公园的吊床上，新力兄告诉我《重庆诗词》拟发表先生部份作品，并约我写一篇文章。为写此文，10月初，我采访先生，作数次长谈，由此通过这些片断，我了解了到一些少为人知的故事，这些片断构成了先生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
　　    先生读中学时，便是一“鲁莽的青年”（自我评价语）。他那时最喜欢鲁迅，受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影响最大，信奉唯物论。学校当时流行青年党主张的国家主义思潮。青年党在公告栏张贴布告，常在旁边贴条子，上写“谁敢撕毁，请吃匕首”，他不信邪，偏要当众撕毁。平时又戏称该党党员为“狮子狗”（青年党办有《醒狮》杂志），遂成为注意目标，匕首未知，有一回早起锻炼差点吃了黑棒。
　　    高中毕业回乡，即被聘为中学教务长，一干便是七、八年。1938年，与人创办“三八读书会”，会员以师生为主，每人交少许会费，有书大家读。“三八”与“三八妇女节”本不相干，但引起军方注意，认为有亲共嫌疑。18师政治处长调查读书会书目，发现全买的生活书店出版的书，还有斯诺写长征的书及莫斯科版的列宁著作。惟独没有三民主义及“总裁”诸书。军方下令没收书籍并找会员一一谈话，责令创办者悔过并登报声明，被先生及友人拒绝，由于地方知名人士支持读书会，军方不便扩大事态，只没收书籍了事。但此事却埋下祸根。几年后，先生目睹农村抓壮丁，农民磕头求乡长亦无救，路见不平，便带头联名到师管区状告一姓魏的乡长违背当时的军役法。军方迫于舆论压力，抓了该乡长，魏家四处找人说情，希望原告不要催案，被先生断然拒绝。该乡长有亲戚任重庆警备司令，姓颜名琦，黄埔二期毕业。他说只要抓了曹某，才可能放人。于是，当地军警便以共党嫌疑为由抓人。又值当时刚发生皖南事变，泸州城一夜间贴满共产党宣传品。宪兵队采取高压诱供方式，让先被抓的人供认是先生所为，以此为据，秘密逮捕了先生。先生进去，乡长立即出来。
　　    关押期间，先生写有狱中怀人诗数十首。托人带出，这些思亲怀人之作部分被印行，立即传开。于是教育界老辈谒了专员程革与宪兵队交涉，要么出示证据，要么放人。而宪兵队并无实据，他们以前通过邮政检查，早就截获过一些学生写给曹先生的信，信中颇多不满现实的言论。审问时先生驳斥说：学生写给我的信不能作为给我定罪的证据，你们有我写给他人的这类信件吗？宪兵无言以对。在当地士绅的压力下，他被取保释放。出狱后，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先生原立志终身从事中学教育，他认为提高国民素质，中学教育最关键，这是救国的基础。但家乡已无立足之地。除以上事件外，他平时爱坐茶馆，恃才傲物，常辱骂泸州党团头魁，说他们斗大字不识一箩筐。为此许多要人对他恨之入骨。无奈，只好离乡赴蓉，当年9月考入金陵大学。是年已届而立。先生的人生道路从此出现转折。（这一点后面再谈）。
　　    先生的这种性格，不能逃过57年的厄运自属必然。对这一次大坎坷，他很少提及。偶尔言及，只说当时患有幼稚病，“背时”很正常。开始也诚心检查错误，以后渐渐醒悟，反倒坦然了。因而不知不觉地，有时“旧病复犯”，管闲事，自找苦吃。
　　    “文革”期间，西师迁校梁平县。中文系工作由“造反派”头头主持，大多数教师受到批判；唯有吴宓先生和曹先生例外。先生找军代表，要求解释为什么。军代表云：吴宓是花岗石脑袋，不批判，你是过去的老帐，已经算清，现在全免了。先生却说：“吴先生的问题我没意见，但我不行，听了这么多批判会，我要求听一听大家对我的意见，领导讲也行，大家讲也行。”领导小组同意，批判会上却奏出不新调。头头总结时说：“此人的帐清清楚楚，现实无问题，坦白最彻底，思想深处的问题也讲了，但很刻毒。你如要问不揭‘帽子’的原因，我可以答复你：很简单，就是你‘傲’！”先生认为他的批判倒很中肯，当时的态度确实如此。
　　    先生与吴宓交情颇深。1974年某日，他到中文系资料室上班，在校园小径上逢吴先生，见神色不对，泪痕犹存，便问何事。吴先生大哭。原来吴先生妹妹来看他，临行前他想送她70元钱。而吴先生手边却无现金，他平时领工资后只留饭钱，其余多资助他人。不过，当时他补发工资有一笔钱，却被系总支指示扣留交财务处，要用必经领导同意。这回他写了呈文要求取几十元，却被一领导撕毁，并大骂他平时把钱拿去支援牛鬼蛇神，跟党捣乱。吴先生一筹莫展，只有伤心落泪而已。先生听罢很气愤，当即安慰吴先生一阵，并说再想办法，他不顾自己牛鬼的身份，去找办公室一领导，说：“吴先生是中央和省委保护的人，扣他几千元钱不发，反映上去，你负责吗？院里也负不了责。”对方一听急了，怕出事，问怎么办？“我们一起去取了，交给吴先生不就行了”。吴先生得到这笔钱，大喜过望。为感谢曹先生的侠义，几天后送了一笔钱给他，并写有二指宽一便条，专门说明此为赠款，作为维持生活的资金，而非借用，并签名、盖章。这笔钱确实帮助先生渡过一阵难关。那便条至今还保存完整。这也是段佳话。
　　    先生真率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这方面的例子不少。远的不说，就近的，如1991年左右，上面突然下指示，要研究生导师自己检查历年的教材、讲义及研究生的论文中，有无不合原则的言论。（具体指“自由化思想”。）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些作法。层层下达，部门领导自然传达下来。大多数教师都应付了事。先生却拍案而起，指出这是不信任他的工作，弄得来人很尴尬，仿佛是他们要先生检查似的，不得不反复加以解释。这种“不识时务”的作法，倒显出先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有些古风犹存了。原本，先生坐拥书城，生活在学术的世界，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了。
　　
　　    （三）
　　    先生上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专攻目录学。他在班上年龄是大哥。成绩亦是老大。英语特棒，高中时即能读原版英美小说。金大外语课由外国教师任教，目录中的参考书均是英文原版。先生后来喜欢西方哲学，与此有关。他曾讲过外国文学课，参考书也是直接读原著，不用翻译的二手货。讲课颇受学生欢迎。这是后话了。刘先生爱才如渴，十分器重先生的才华。不过，在大学也不安宁，时时有特务来找麻烦。一次，一个陌生人约他坐茶馆，刚落座，那人便掏出手枪放在桌上，威胁说，泸州的事还未了结，你要继续交待，否则枪子不认人。还有图书馆一借书员（古振华，江津人）更直截了当，在路上相逢时大声嚷嚷：“你老实点！”这些，使他对特务政治深恶痛绝。
　　    金大快毕业时，适逢教育部委任刘国钧先生为国立第二图书馆（创设在兰州）馆长。刘先生希望他一同前往共事，并已上报任他为中文编目部主任，并拟两年后选送留学。先生欣然从命。毕业后回乡省亲，母亲也很高兴。不意先生母亲发病。一病九个月后逝世。当时刘先生已托人在重庆买了直达兰州的汽车票。先生不能成行，只好去信说明违命的原因，刘先生表示理解，来信安慰。解放后，刘先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还常有信来。
　　    上大学是先生从立志中学教育得不到已走向治学之途的一次转折，而他对母亲病逝感到极大痛苦，乃向熊十力先生求教佛学，从而在思想上发生极大变化，这又使得他的学术成就颇具特色。
　　    先生高二时接触佛学。学校聘成都师大教务长蔡松佛先生给他们讲“人生哲学”课，蔡不用规定的教材，却讲一年佛学（概论性质）。先生极感兴趣。他母亲病逝后，精神痛苦，顿生“不向空门何处消”之感。在泸县中学校长的支持下（付工资，不上课）便写信给熊十力先生，请求前往求学。熊先生极富同情心，为人豪爽，回信表示同意。
　　    8月，先生赴北碚金刚碑勉仁斋，受教于熊先生门下。熊先生命先读唯识宗名著《成唯识论述记》三十卷，说：“读通此书，佛学皆畅通无碍了。”为读此书，又建议先读他所著的《佛家名相通释》（北京大学版），这书是解释佛学术语的，懂了术语，方可读原著。于是每天晚上读，每二天熊先生抽问所读部分，有不懂之处再解释，再问，直至弄懂。到年底，唯识宗之学毕业了。
　　    之后返乡教书。不久，熊先生受黄海化学社之聘，在五通桥创办中国哲学所。他不当所长，只作主讲，约了4人前往，先生又从十力先生治佛学及宋明理学，还读康德哲学。熊先生每日讲书一次，指导4人读书则各有侧重，熊教学生，每日读少读精，认为一目十行者，必终生无成。不到二年，抗战胜利。黄海化学社迁回天津，4人皆南方人，不愿随往，哲学所撤消，熊先生到了浙江大学。曹先生的佛学和哲学功底便是这期间奠定的。
　　    之后又回乡教书，不久为梁漱溟先生聘为勉仁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并听梁先生讲《中国文化要义》，此书30余年后才得以出版（1982）。梁先生把山东乡村建设学院的书全带到了勉仁，梁夫人请曹先生到图书馆指导，他趁便抽读了《藏经》要籍，佛学修养日深。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梁先生等人的缙云山闭关修行一事。当时西藏贡噶（CQ）派喇嘛为宏扬佛法密宗，在文化中人传大手印法。1947年秋，由梁先生的学生罗庸（膺中，北大教授）领头，梁先生、罗庸夫妇、谢无量夫妇和曹先生一行六人，坐滑竿上缙云山，进三十里到石华寺。寺前有合围粗的桂花树，清香四溢。白云深处，时见路旁有虎迹虎粪。所谓闭关，即划一范围不出，每日做法事修行。到来后，先生整夜打坐，入定，并发现灵迹：满室透明。可谓达到妙境。罗庸说他根性极好，学得最好。一月下来，神完气足，面有异采。梁先生不能坐，但精神极好，每天下午在长廊拍手走来回，入忘我之境。
　　    在勉仁期间，与梁先生交谊甚深。当时，位于歇马的乡村建设学院图书馆长伍宗华是曹先生大学同学，地下党员，那馆长有事要辞职，希望曹先生接替，任馆长，教授，每周上二节课，月薪付大洋，但条件是不兼职。曹先生不愿辞去勉仁教职，只好婉谢，并推荐了他人。他对梁先生的学问人品极为佩服，有几件事对他影响极大。解放前，梁先生曾去延安，与毛泽东在窑洞夜话，纵论天下事，晤谈甚惬。返回勉仁后，先生问梁观感，梁答道：毛泽东是一伟人，将来必领导中国，但他说话，“斗争”不绝于口。主观性极强，难免不令人担心。1953年，梁先生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提出国家大事应让群众多知道，受到严厉批判。以后毛泽东在会上痛斥他（详情已有公开报导，不赘）。这场公案今日已大白于天下，梁先生的方论正是为了避免毛泽东少犯主观错误而发。1975年，梁先生坚持不批孔，又受到攻击，当一德高望重的领导希望他表态时，梁先生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些情况，曹先生一直都很了解（通过梁在川的朋友）。1986年，梁先生写信给曹先生，写满两大张荣宝斋稿笺，意在鼓励先生保持知识分子的品格。
　　    这些都给先生极大勇气，既影响他的学识，也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四）
　　    曹先生的专攻是唐宋文学和目录学。治学主张文史哲学不可分。治学要求专精；但文史哲不可偏废。研究虽不能无重点，却不宜割裂时代精神，凭空逞臆而谈，又以为文史哲即文化之总称，所以研究者不可悬空谈作家与作品。他写有两篇文章以见此意。一篇叫做《杜诗所含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篇题为《论杜、韩、苏、黄诗》。在唐宋文学研究上，以杜韩带动唐史，以范仲淹苏轼带动北宋史，黄庭坚陆游带动南宋史。
　　    先生著书，的确算得上不为稻梁谋，是典型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60年代初，他一边劳动，一边夜读，有一二心得，使顺手写下，几年下来，成书稿数种，文革中大部散失，其中谈杜诗的部分被长子拿去看，得以保存。文革结束，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为《杜诗杂说》。取名“杂说”，含有谦虚之意，该书在当时影响颇大，治杜者从此知道了四川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后来杜甫草堂的一位同志对我讲，第一届杜甫年会时，他们尚不知曹先生治杜，见到他的专著吓了一跳，眼皮底下有如此高人竟不知道。这也难怪，几十年万马齐喑，何况先生失去发表文章的权力，又从不看重声名。他的第一本专著出版时，他已是70高龄了，从心之年才看到自己的成果，该生多少感慨！但先生没功夫叹息，在1980-1990十年中，他共招研究生三届七人，教学之外，还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书六种，其余五种为《杜诗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杜诗杂说续编》（巴蜀书社，1989），《东坡选集》（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目录学纲要》（西南师大出版社，1988），点校《范仲淹全集》（待出版），总计二百余万言。而他的眼睛因文革被打残视力仅有0.2，说来不得不让人感慨，几十年的运动耽误了多少事。
　　    先生精研佛理，却绝少专门著述，但在论文学时，却时有发挥，从容道出，便不同凡响。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的《杜诗客难》，便是一篇奇文。该文采用问答论辩的形式，挥洒自如，对杜甫诗律的整体精神和美学原则、对杜甫“以诗为文”的原因和得失、杜诗的哲学意味等作了精辟的阐释。充分展示了先生经、史、子、集融汇贯通及学贯中西的特点。纵论杜之拗变律绝，“不是有意在音调上避熟滑，不是在韵格上标新取胜 。只是诗人心中自有这种兴会，即是天地间本有这一种旋律，自与诗人胸中现量凑泊，它是极其个人的，又是极其普遍存在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经验的，既是局限的，又是超越的”。又认为谈诗“必须理解诗篇中的阴阳刚柔错综的韵调，才可以由诗人的声音渗入读诗人的心，所谓声入心通…………一篇之中，必是阴阳交接，生机盈溢，乃能成章”。又纵论唐代哲学思潮并以大量妙谛破读杜诗理句，凡此种种，令读者耳目一新。一些教授，博士来信，高度称赞这篇重要文章，对先生的博学、深刻和睿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我曾摘录过部分评论，保存至今。如邓小军博士云：“深入杜诗精髓，阐说中西哲理，辩才无碍，至于化境，从来论古典文学者无此境界。”熊笃教授称：“先生学贯古今中西，融文、史、哲、美学、艺术、宗教学乃至自然科学于一炉，博大精深，泛滥停蓄……宏观之‘宏’，已叹为观止，而微观之‘微’，直又鞭辟入里，探幽掘微，以‘答客难’之问答出之，较习以为常论文之构架，不也是一种以‘变’易‘正’么？……”泸州退休教师王德宗认为：“不知中国之哲学，何论中国之文学，先生之所以不同流辈者，其在斯乎？”乐山师专中文系主任杨胜宽来信谈到：“读先生大作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先生思想既精深又宏通，大至古今中外，小至作品的一字一句，皆有所发明创获。此虽不是纯考证，但在我看来，先生能为纯考证，而纯考证者不能为先生，何故？盖先生深而能通，纯考证者不能也。”……
　　    先生终身读佛学，却并不着文字，我想，这或许是为“为己之学”的表现吧。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先生之学问，总的说来都是“为己”之学，因为他不象我们这一代，著书写文充满着较强的功利色彩（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时代原因），而是读书有得，不写不快。在已出的著作和曾涉及的领域中，不着文字的部分却是先生毕业关注最多的。先生曾说自己：“学老庄久，有心得难。”其实，他对《庄子》内篇部分颇有心得，曾有一个写作计划，并已写出一些章节，90年代以后，先生因年事已高，不再招收研究生，读书时间更多了。他近年读书，重在佛学和西方哲学，思考的问题集中在中国文化的特质方面，最终落实到终极关怀上。
　　    对儒道释三家，先生有一些简要的论述。他说冯友兰“极高明而道中庸”（借用《中庸》语）概括儒学，但先生认为道家亦可如此说，不如梁漱溟先生借用《大学》之语总结恰当，即“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儒家重情感，而西方哲学中没有把情感作为根底的。这是儒家的最大特色。儒家先讲是非，反对功利，“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关键时刻显出人格力量，不计个人得失，这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道家不讲是非，但承认变化，讲宇宙大化，有流转，腐朽神奇互相转化。佛学经典浩如烟海，但在人伦一点的看法却很中庸、平和、通达，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先生认为《华严经》中的偈语“心如工画师，能出种种相”可以修正科学绝对真理的观点。此偈亦可解释目前还在中国升温的气功热。他认为宗教之所以在现代仍有立足之地，就是因为科学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已知和未知的种种现象。对于中国文化的命运，先生持乐观态度，这种信念使他生活得充实。
　　    这种充实感是长期的读书习惯换来的。先生读书勤奋，美名在外。几年前，我听在外省工作的一位中文系学长讲，50年代他念大学，西师流传一句话“×××最有才气，曹先生最勤奋”。才气和勤奋并不是不可兼顾的，但先生之勤奋确实很突出，而他的勤奋又是那么超脱，不带利害关系。他晚年读书，涉及面之广，令我辈自愧弗如，西方的海德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依德、伽达默尔的各种学说……无不涉及。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上介绍的新书，重庆无售，则必邮购一睹为快。我90年在京学习，常大街小巷逛书店，出门怀中必揣有先生开列的书单，遇则购之寄回。91年他邮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佛学丛书费用就达600余元。如此读书为哪桩？为消磨时间吗？显然不是，否则可以去读武侠言情热点追踪。先生是在求道。他读最传统最古老和最现代最新潮的书都是如此。这是真正的“为己”之学，为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正是有了这等修养，先生才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怡然自得。这种重内轻外的品格，熟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我曾问过先生，回首往中，有什么遗憾的吗？他沉吟片刻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要说有遗憾，就是尚未闻道，从而大彻大悟，进入极高的思想境界。苏东坡曾云：‘垂死方闻道’，而自己尚无此体会，所以遗憾。除此之外，并不遗憾。人生如大海中一个波浪，起起伏伏，转瞬即逝。过去的脚印不必珍惜。”
　　
　　    严师、益友、哲人；博学、刚毅、睿智——这就是我对曹先生的印象。

阅微草

　　首先是一段阶级论断，
　　马列的余毒，
　　马列的历史论都他妈把自己祖宗给批判了，真是讨厌啊！
　　什么评论都有恩格斯，
　　让我想起一个西方的《圣经》中世纪，引用马列就是安全的！！
　　然后介绍儒家，道家，再到佛教，把中国哲学讲一遍，
　　如果是小说，我早就不读了，太正经！
　　老先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把很多都读了，老先生很认真，
　　表面的教条的老先生，但是，非常的认真；
　　后半部分是本书的经典性的东西！
　　
　　老先生教人学术，
　　历史的，政治的，
　　但是外部和教条的东西也多了点，
　　没有什么新的西方的理论介入，
　　还是需要汉学的介入？？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这样所谓好点把！
　　
　　文论方面的书籍，
　　我是最近才接近的，
　　西方，中国传统的，还有文革时代的，
　　几个夹杂，就是新的么？
　　国人有没有人，自己发现一种方法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