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子和刀子

飞雪

　　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式《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成长小说中有十分突出的价值。它尖锐、准确地把握住了成长过程中人性内在的骚动、迷惘、暴烈、放纵和叛逆的精神状态，直面人性、震撼人心；同时对现行教育体制、教学方式，都有相当严峻的拷问。小说语言极好，在细微处极见功力，像描写刀子的种种感觉，实在让人拍案叫绝。
　　这是近年最好的青春小说，青春的酷烈、无奈的伤痛被演绎得那么好；懵懵时期的爱情和友谊，叛逆年代的幻想和渴望，仿佛获得了文字的首肯，突然间露出了真相；血肉横飞的身体遭遇与黝暗无谓的灵魂处境是那么真切地遭遇到一起。我喜欢这种独白的方式，它召回了我们最隐秘的青春经验，这本小说不仅有肋于青少年自我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成人世界在回味当初中认识自我。

飞雪

    后来阿利曾经打来电话，请我到红泡沫去当调酒师，他说，风子，你会喜欢这份工作的。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阿利是了解我的。是的，我会喜欢这份工作的。站在灯光黯淡的柜台后边，把闪着黯淡光芒的杯子、瓶子弄来弄去，波地一声开瓶声，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同酒水的奇怪味道和颜色，都从我的手上流过去，这是很安逸的事情啊。不过，我还没有答应他。我要是答应他了，我该早就答应他父亲了，对不对？


    我最想见到的人是我的妈妈，而实际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我现在已经不怪她了，我觉得她没有勇气见我，我也没有勇气去见她。她很可怜，我呢，可能也可怜吧？她所在的那些地方，阳光很炙热。爸爸鼓励我去云南找朱朱玩一玩，他说，云南的阳光也是很炙热，明亮得让人眼睛都发黑。爸爸曾经在那儿驻过防，他说，云南的阳光把各种东西都晒出味道来，空气中什么味道都有呢，你去玩玩吧。爸爸很平静，像灰色的影子一样平静地生活着。


    我也许真的会到云南去的，找到朱朱，也可能找到一份工作。朱朱在边境的一所武警医院作了护士，她说，她的屋前屋后都是芭蕉树和凤凰竹。


    麦麦德说，灼热的太阳让沙子晒出沙子的味道，让刀子晒出刀子的味道，让人晒出人的味道。麦麦德后来死了，在被撕破的那几十、百把页里死掉了。不死的麦麦德死掉了，我也会在哪一天把他忘掉吧？


    我也许明天就去寻找朱朱。谁知道呢？


    嗯，我最后还想告诉你，我还是一个女孩子。嗯，这是真的，我到现在还都是一个女孩子。你可能不相信吧，不相信也就算了吧。

飞雪

    他说不了，你们走吧。


    他和我的见面又过了很久，是我从外边回家之后阿利来约的。就在红泡沫，就在那个我熟悉的小包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就是我说过的那个他，包京生说他是活雷锋，而我猜到了他就是阿利的父亲，一个温文尔雅的生意人。


    他还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和蔼，平静，还多了一些亲切。他在微笑，看得出他虽然和蔼，却是很少微笑的。他说，风子，我们有缘分，对吧？


    我说，是啊，叔叔，阿利一直是我的好兄弟。


    是好弟弟，对吧？他点点头，作了一点点的补充。我承认，他补充得很得体。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看上去那么温文尔雅，可我知道他应该是多么强大。我说，叔叔，你找我来，就是说我们的缘分吗？


    是啊，他还微笑着，他说，从前和阿利的缘分，今后，加上和我的，我们的缘分。你留下来吧，你从前怎么对阿利，今后还怎么对待他，啊？


    阿利不在这间包间里。我说，叔叔，让我考虑一下吧，啊？


    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把答案交给他，我再没有去找过他。他的和蔼和阿利的和蔼不一样，他让我有些吃不准，是的，他让我害怕。我又走了，一直在走，到处走走，反正我还不老，还走得动，是不是？


    上个月我回家的时候，阿利和金贵找到了我，请我去红泡沫吃了一顿饭。就三个人，忽然觉得没有话可说。对他父亲见我的事情，阿利只字不提，好像根本没有那回事。我对红泡沫的记忆已经很少了，记住的只是包京生在包间里说的几句话，阿利父亲说的几句话。包京生还在监狱里，也许已经出来了，总之他没有和我联系过。我问阿利，那个用红酒洗澡的女老板还在吗？阿利笑笑，说，哪有这么个女人啊？他笑得很狡黠，如果有，也早就卷着被子走人了。


    阿利依然穿着字码奇怪的休闲服，而金贵是全身黑色的套装，很合身、很得体，就连宝蓝色的领带也很适当地歪着点儿。他更不爱说话了，只是拿点头和微笑来示意。到要走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红泡沫的老板是阿利，金贵是他的总经理。


    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结尾。结尾就是一个小结吧，就像有的人轰轰烈烈了一辈子，写成一个小结，装进一部辞典，他也就是几十百把字吧？当然，这个你比我清楚，因为你们更有文化，读的书更多，对不对？你瞧，我给你讲了那么多人，到了最后，几句话你就把他们了解了，真是简单得不得了。只有对于我自己，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说。哦，我还没有告诉你，我都打过一些什么工？我不想说，说出来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没意思透顶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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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因为我忘了具体的数字。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没别的意思。


    我相信伊娃的男友就是陶陶，虽然我没有多少依据。伊娃从那本杂志里向我微笑着，我却流出了泪水来。真的，离开泡××之后，我这还是第一次流眼泪呢。不晓得是为自己流泪，还是为伊娃流泪，至少，不是为伊娃难过吧？可怜的伊娃，她甚至都不能发出哭声和笑声了，可她觉得她的幸福是多么的真实啊！


    说起来你都不会相信吧，阿利和金贵在高二?一班坚持念到了毕业。我不晓得后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只记得在小街决斗之后，金贵就和阿利就形影不离了。他们总是在同一场合出现，阿利在前，金贵在后，阿利自作主张，金贵适当补充。金贵处处向别人显示，从没有想过要去当陶陶或者包京生。他总是把自己安置在阿利的身后或者侧边，阿利说什么他都接受，（而他建议什么，阿利也都点头。）我和朱朱离校，都是金贵安排在白果饯别的，请谁不请谁，金贵定了，给阿利说，阿利说，行啊。事情就成了。金贵有时还是自称乡巴佬，但他已经不再用左手握筷子、握笔了，他的右手的确比左手更利索。有一回高三毕业班有个学生不知水深水浅，要找阿利借钱吃烧烤，金贵一耳光就把他扇到地上去了。当然他用的是右手。


    还有一回，阿利一边进校门一边在开可乐，汽水突然澎地一声喷出来，溅了灰狗子一脸。灰狗子是刚来的复员兵，一耳光就扇到了阿利的脸上。阿利给扇懵了，看看金贵，金贵却不动手，只是双手揪住那灰狗子的衣领，大叫保安打人了，保安打人了！灰狗子挣红了脸，却哪里挣得脱。结果弄得校门口人山人海的，一直闹到校长出面，金贵才松了手。三天之后，那灰狗子卷着铺盖卷就走人了。他走到河边发呆的时候，据说被人一掌掀到了水里去，灌了一肚皮的臭河水。


    阿利的父亲曾经请过两个人去谈话，一个是金贵，另一个就是我。


    他和金贵的谈话，也是朱朱信里说的，天晓得她是怎么晓得的？他说，金贵，大家都小看你了。你欺骗了所有人，所有人都以为你是左撇子。


    金贵说，波，伯伯，我波是左撇子，我没有承认过我是左撇子。金贵说着，就看看阿利。


    阿利就坐在一边，阿利说，爸爸，金贵从没有承认过他是左撇子，真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阿利的父亲笑起来，他说，金贵，金贵……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他说，好吧，金贵，你现在怎么对待我儿子，你今后也怎么对待他。


    金贵点点头。他又问，你晓得为什么他上泡中而不是一中、二十四中吗？


    金贵点点头，金贵说，需要我来回答吗，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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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过完留校查看的日子，我就把我自己开除了。当初我多么害怕被开除啊，爸爸那么软弱，我总怕我被开除了爸爸怎么活？我现在才晓得，男人身上最摧不垮的东西，不就是软弱嘛。


    我从此没有再上学，没有再进过一次泡中的门。噢，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东西，一个地方，一个人，曾经和你粘得那么紧，就像一团泥粘着一团泥。可是后来掰开了，说掰开就掰开，除了含含糊糊的记忆，也就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我开始找地方打工。我打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家小花店，那个老板就是小拳头。后来，就是火车站的批发市场，再后来，就越走越远了，去过外地，外省，外国，在东北、云南那边都跑过边贸。我随身带着刀子，可从来都没有用过。外边的世界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况且我也不是嗜血的人，我带着刀子，只是像随身带着一个朋友。晚上摸着刀子睡觉，我不会感到太孤独。


    朱朱几乎是和我同时离校的，她是警察的女儿，被内招到一所武警护训学校。她是穿着警服和我告别的，肥大的警服把她衬托得更加娇弱了，就像草原会把一只羔羊衬托得更加渺小一样。她拥抱了我，还用纸巾擦了擦我的眼睛。其实我一点没有泪水，倒是她的泪水弄湿了我的衣服。她说，别忘了我。我笑起来，刮了刮她翘起来的鼻尖，我说，天，怎么会呢？


    朱朱破涕为笑，她说，因为你没心没肺啊。


    朱朱的学校在云南的一座边境小城，靠近滇缅公路和澜沧江。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写信，说那里阳光如何强烈，美人蕉如何鲜艳，而日子如何寂寞。最后她总以这么一句话来结尾，来看看我吧，风子？


    而我几乎没有给她回过信，我不晓得该写什么。而且她的信都寄到我家里，我回家的时候，信已经有一大堆了，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装压缩饼干的铁盒里，迷彩色的盒子让人联想到云南。读着她的信，我会觉得很安宁。即便这个世界都把我遗忘了，还有朱朱记得我。但我不知道该给她写什么，我写的信应该回她的哪一封信？于是我就干脆不写信，我到现在也没有回过她的信。噢，朱朱，反正她都觉得我没心没肺的，对不对？


    陶陶被金贵出其不意打败之后，也再没有去过学校了。至少，没有人见他白天出现在学校。后来，他也没有能够到尼斯酒店去，像尼斯太太说的，担任大堂经理，或者是大堂助理。我再没有看到过他，很多人也都没有再看到过他。朱朱在来信中说，天晓得朱朱是怎么晓得的，他去了哈尔滨，在一家不大不小的酒店工作，站在大堂的大玻璃门内，负责开门和关门。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前几天我在一份《过路客》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居然是伊娃写的。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伊娃吗，就是那个有八分之一俄国血统的女才子。我是在一个汽车站转车时读到的，确切地说，是翻到的，我读什么书呢，随便翻翻而已，翻翻照片、漫画，等等等等。我先看到了伊娃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的鹰钩大鼻子，虽然鼻子上架了一副大眼镜，耳朵上挂了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我还是确信她就是伊娃。伊娃看着我嘻嘻地笑着，这是她从未有过的表情，比在学校时不知开心了多少倍。接下来，我看到了她的下身，下身仍然穿着拖地的长裙，她依在一棵巨大的雪松下，看不出她的瘸腿是不是已经痊愈。她的文章叫做《我的生活》，其实她写的仅仅是她今天的生活，对我们这座城市只字未提，倒是说到过一句泡中，但却很奇怪地写成了泡××中学。之所以要提到泡××，是由于实在避不开，因为她写到了她的男友，就是从前泡××的同学。现在他和她居住在同一座北方城市里，呼吸同一种北方空气，她爱他，就像他也爱她一样。他像雪松一样挺拔，她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他，想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像雪松那么站立着，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他保持站立的姿态。而她呢，最后她谈到了她的身体。她在手术中确实被割错了一条神经，但是她没有成为瞎子，却成为了一个哑巴。她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哑巴，她对成为哑巴抱着深深的感恩，她不需要再说废话了，却可以地清晰地看到男友的容貌和身体，而他也越来越不需要说话了。她要写作的时候，就用手，要示爱的时候，也用手。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用手在说话呢。伊娃最后写到，“世界是多么的安静啊。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女人啊，不是吗？”就这一句话，我都能嗅出伊娃的味道来。当然，文章真正结尾的那部分，是别人代写的一段简历，或者，是以别人的口气写出的文字，谁知道呢？——伊娃，原名不详，俄罗斯族，自由作家，发表作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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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边有一间厢房，也许就是厢房吧，我看见这个词在课本里边出现过，就是侧边的房子，侧室的意思吧？谁晓得呢。厢房的门口写了两个字，测字。这两个字我明白，就是算命的意思了。


    我站在门口呆看着，厢房很长，长得就像是长长的地道，光线暗得人眼睛发痛。一个先生坐在藤椅上，正在给另一个先生测字。我看不清他们的样子，却听得清他们的声音。你在空空如也的剧场里说过话吗，你哪怕说的是悄悄话，也会像翅膀一样飞遍每个角落呢。其实他们的谈话已经接近尾声了，测字先生正在作概括，就像蒋校长讲话总要作总结。他说，合者，合也。合吧，好合就合。


    来测字的先生就问，真的好合？他的声音我觉得很耳熟，但是不该有这么多的不踏实。


    测字先生就说，嗯、嗯，好合、好合，当合就合。


    那我就合了？


    合吧、合吧，合者合也。


    那人交了钱，就出来了。


    我侧身让了让。他戴着墨镜，却遮不住他的儒雅、派头，还有喜气洋洋。我认出他，他就是我们的蒋校长和蒋局长。他倒是认不出我，不过认出我又会怎么样呢？认出了我，他也当做认不出，我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测字先生的问答很好耍，就像春节晚会上两个人说相声，我一直记忆到今天。当然他不是去说相声的，他是为了一件事情去找一个答案的。后来我在别的城市里看见迎娶新娘的车队，车牌号上都贴着百年好合、百年好合，我哦了一声，才晓得蒋局长是多么认真和痴情啊。


    那天我也测了一个字。我把口袋里的零花钱都抠了底，抠出一堆角票和硬币，堆在测字先生的桌子上。我说，老爷爷，我也要测一个字。


    测字先生穿着不长不短的袍子，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既像一个和尚，也像一个教授。他说，测什么字呢，姑娘儿？


    我一下子哑了，嗯了一会儿，说，合的反意词是什么？


    测字先生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反义词应该就是分了。


    我说，那就测分吧，老爷爷。


    测字先生在阴黢黢的光线里看着我，看了又看，忽然嘿嘿地笑起来。他把桌子上的零钞仔仔细细地，从一只手拣到另一只手，然后送到我的面前。他说，走吧，姑娘儿。


    我说，什么，老爷爷你说什么呢？


    走吧，他说，走吧。他挥挥手，朝着门外。门外的光线亮得耀眼，就像电影里拍摄的陕北窑洞，当然，是从里边往外边拍。


    我说，你要我走吗？你是说，走者，走也吗？


    测字先生摇摇头，又嘿嘿地笑，他说，这个姑娘儿有意思，有意思。走吧，啊？


    我跟爸爸说，我要走了。我不念书了。爸爸说，走吧，你走吧。你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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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朱朱说，有人看见阿利家的小跑车就停在不远的地方，在一座大门紧闭的老宅外，一棵泡桐树的荫影下。它和树的荫影合成一体，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它。但是，朱朱也说不出，那车上的人为什么不下来帮帮阿利呢？


第三十一章 那时候的未来就是现在


    后来的事情？噢，我真的不想多说了。我们有多少后来呢？后来就是未来的意思吧，未来就是理想的意思吧？如果任主任的侄儿还活着，他再让我们写“我未来着我未来的未来”，我就连那些字也码不出来了。因为，我的后来，不就是我的现在吗，你都看到了，就是这样的。


    我们班很多人没有念到高中毕业就散了。也就是说，在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教室里的学生已经稀稀罗罗了，教室里冷冷清清的。宋小豆上课的时候，还是习惯用英文和中文重复一句话。她说，冷冷清清，正是这个季节奢侈的享受啊。


    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了，甚至更老。细密的皱纹像括号一样，从她的眼角一丝丝地牵进了嘴角。她还是那么昂着头，但长长的辫子再没有拖到她的右边屁股上了。她保持着前一年英语节上的发式，从此没有改变。她结了婚，丈夫就是我们从前的蒋校长，今天的教育局蒋局长。蒋局长应该比宋小豆年长30岁吧，他为她离了婚，还为她染了发，焗了油，黑黝黝的，看起来他年轻了十岁，他和她的差距就缩小了二十岁。宋小豆没有担任教务主任，是她主动拒绝的。每晚她都在计算机上敲打一部书稿，而且始终都没有完成，有人说是一部小说，也有人说是一部回忆录，谁知道呢？她敲打的时候从不回避丈夫，因为她是用英文敲打的，蒋局长看了等于没看。清脆的键盘声在安静的蒋家响起来，把蒋家弄得更加安静了。


    这些事情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在金贵和陶陶的小街决斗之后，我很快就离开泡中了。我觉得无聊，发腻，在学校呆上一个小时都成了疲惫的折磨，好像一把钝刀在慢慢地割肉。有一天我逃课去了瓦罐寺，就是我说过的，南桥那头那座小小的寺庙。寺庙的红墙、黄瓦被绿树林遮挡着，又被四周的高楼覆盖着，真是隐蔽得不能再隐蔽了。伊娃曾经写过，隐蔽的地方必有高人。我相信伊娃是对的，伊娃的长相、才华，就是上帝派到世上来发妙论的。对我来说，瓦罐寺就是隐蔽的地方，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瓦罐寺其实要比我想像的大很多，山门很狭窄，进去了照样宝殿三重，回廊四合。要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说瓦罐里头有名堂呢？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也可能是五点多，寺庙里人很少，除了葡萄架下坐了几个茶客，就是回廊里有一些小贩在卖仿古的小玩意。我听到花木后边有敲木鱼的声音，敲到得意处，敲了一遍又一遍，却看不到和尚在哪里。反正没有事，我就胡乱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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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贵再次摇摇头，很艰难，可是也很执拗，他说，我波是乡巴佬了。我也波是……


    陶陶脸上没有表情，但靴底上在暗暗地加劲，因为金贵的脸歪得越来越可怕了。陶陶朝金贵可怕的脸上啐了一口，仍然是殷红的唾沫。他笑起来，你也不是左撇子，是不是？


    人群从街沿上移下来，圈子越围越小，空气中浮着浓浓的汗味和柏油味。


    金贵的嘴歪着，却很意外地浮出一点笑意来。他举起右手，慢慢拧成一个拳头，有麦当劳的双层汉堡那么大。他说，我真的……波是左撇子。


    陶陶冷漠地看了看金贵的右手，飞起空余的那只脚就踢了过去。金贵也不闪避，就用右手拧成的拳头向陶陶的靴子迎上去。拳头和靴子打在一起，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陶陶晃了晃，收回腿站稳了，而金贵的手上已经碰破了一大片皮，真是血肉斑斓。人群鼓起掌来，有人哼了一声，文绉绉地说，以卵击石。


    但就在这一刻，金贵的第二拳已经打在了陶陶的膝盖上，而且一反手，又打在了陶陶的另一只膝盖上。这两下，真像有千钧之力啊，陶陶噗地一下就跪了下来。


    （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后门洞里嘶叫一声，好像接着就晕死了过去。）


    金贵站起来，人群向后散开一大步。每个人，包括我、朱朱、阿利，脸上全是呆若木鸡，看着金贵的左手软软地拖在他的肩膀上，而右手却跟铁臂一样自如和有力，它揪住陶陶的脑袋，把它使劲地摁下去，咚咚咚地叩在麻石板铺的街沿上。叩了多少下？我不晓得是一百下还是一千下，这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们才晓得，陶陶在跪下去之前，几乎已经是昏死了。


    然而，金贵就当陶陶是一个清醒的人，他低声地喝令着，他说，叫爷爷！


    陶陶的嘴里濡出两个字，爷爷。


    金贵伸出一根手指，说，你！


    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被指的那人竟然就是阿利。金贵说，你，过来。


    阿利怯怯地走过去，走到陶陶的跟前。


    金贵对陶陶说，叫他爷爷！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陶陶垂着头，说，爷爷。


    金贵手上一使劲，就揪住陶陶的头发把他提了起来。陶陶一米八十的个子，居然被金贵的右手提了起来。金贵说，阿利是爷爷，你是狗屎！他一送，陶陶扑出去，压垮了一排冒着烟雾和恶臭的烧烤摊。女生们惊叫起来，我冲过去，和几个人用力把陶陶拖了回来。他长大的身子软软地摊在几个女生的怀里，一个女生把头伏在陶陶的颈窝那儿，呜呜地哭叫了几声，但陶陶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跟死沉沉地睡过去一样。


    阿利，金贵柔声说，阿利，你波会有事吧？


    阿利捂住脸，过了好一会，尖声尖气地哭了起来，像个突然断了奶的奶娃娃，哭得伤心、委屈，越哭声音越大，弄得很多女孩子都跟着哭出了声，哭成了一片。朱朱递给阿利一叠纸巾，我过去把他的头往怀里搂。但是阿利忽然一掌把纸巾打落在地，又一掌把我推得差点摔倒。他摸出一盒烟，抽了一根叼在嘴上，又摸出手机，一边打着，一边从生长着夹竹桃的墙根下走掉了。正午的阳光穿过树叶，零零碎碎地投在他身上，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受伤的豹子，迅速脱离了我们目光的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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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某老师就再没有出现过，因为他没有通过试讲，也就没有被聘用。他永远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他本来就属于注定要消失的人。


    当陶陶死命一脚踩上金贵的脚背时，金贵惨烈的喊叫就像刀子一样，把我们的心肺都捅破了。对于那个寂静的正午来说，这一声惨叫，这两个男孩，都成了让我们铭心刻骨的主人公。但是，在我给你讲述这一切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就像沙从麦麦德的指缝中流下去，再被风吹向四面八方。麦麦德说，让沙子留在沙子中吧……


    我不懂麦麦德的意思，但我还是记住了这句话，因为我的无知，它显得更有意义，可以让我去琢磨一辈子。哦，请你一定不要笑话我。当然，笑话也无所谓。我现在越来越爱琢磨事情了，包括那些已经成为沙子的事情，比如，在陶陶突然一脚踩上金贵的脚背时，那扇阴暗的后门里真有一个女人的身影么？如果没有，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如果有，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看见她？


    噢，你急于知道陶陶和金贵之间的结局吧，好的，好的，我这就告诉你。我不是有意卖关子，因为结局就在我心里。它搁在我心里的时间太长了，已经陈旧得像缩水、风干的豆腐了，没有一点的新鲜，碰一下都会成为碎屑，粉末，没意思透顶极了。当然，我也晓得，每一个初次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它都是扣人心弦的。好吧，我这就接着讲下去。


    陶陶朝地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突然就一脚踩在了金贵的脚背上。那一脚踩得太他妈的狠劲了，金贵惨叫一声，弯下身子去，徒劳地要去捧起自家的脚背。其实他的惨叫并不强烈，听起来甚至就像是鸟的叫声，但千真万确是痛苦无比啊。他的腰还没有弯到底，陶陶又已经飞起一脚踢在了他的腰杆上。金贵倒下去，滚了几滚，左手在地上一撑，迅速就站了起来。但他已经站得不那么挺直了，有点费劲才能维持住平衡了。但是，陶陶哪等他站稳呢，陶陶照准金贵的左手又踢了一脚。这一脚快得就跟闪电一样，闪电是什么，你没有听到雷鸣，闪电就已经从天空划过了。这一脚，传回来卡吧地一响，把金贵的左手踢得几乎骨折了！这一次金贵倒地时发出了轰隆隆的声响，他的左手如同被挑了筋的大象耳朵，无力地摊在街面上。陶陶跨上一步，把靴底压在它的上边。这一回，要比收拾包京生利索多了。陶陶的呼吸是均匀的，而且用不上书包里的狠家伙。


    金左手，陶陶问他，你还是金左手吗？


    金贵摇摇头，说，波……


    陶陶又问，金贵，你知道我最讨厌哪两样东西吗？


    金贵摇摇头，说，波……


    陶陶说，乡巴佬，左撇子。你都占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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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金贵没等他们碰到自己，抢上一步，一口啐在陶陶的脸上。那不仅仅是唾沫，还有可乐、酱色的血和染成酱色的鸡屁股残渣，陶陶的脸立刻成了一张丑陋的脸谱。


    金贵大声叫着，乡巴佬都晓得欺人不要欺上脸，老子今天欺到你脸上了，你还要找别人代劳啊？！


    所有的一切，我们所能看到的，听到的，都安静得不得了了，只有烧烤摊上的火在呼呼地燃烧，树叶在风中翻卷，我们的呼吸在被放大、放慢，和慢慢地拉长。朱朱扯了一叠纸巾递给陶陶，陶陶接过来，慢慢地擦着自己的脸，有些地方擦不下来，就变成了脸谱上的油脂。他又拿手指梳理了一小会儿头发，头发柔顺地从中分开，中间犁出一道优雅的山谷。然后，陶陶朝地上啐了一口，竟是殷红的血水。他把自己的舌头咬破了。


    就在这时，后门洞里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很压抑地叫着陶陶陶陶陶陶……。但是没有人理会，因为陶陶突然一脚踩在了金贵的脚背上！也就是说，一只陆战靴踩在了另一只陆战靴上，踩得如此突然，如此的狠命，谁都没有料到陶陶会来这么一脚！金贵惨叫一声，弯下身子去，徒劳地要去捧起自家的脚背。


    只有我听出了那个呼唤陶陶的人是谁。我悄悄转头望了一眼，在浓密的荫影中，在后门的铁栅栏后，站着一个穿湖绿色吊带长裙的女人。她就像关在牢狱里的囚徒，攥着栏杆叫着陶陶陶陶陶陶，……。但除了我，没有谁回头看她一眼。


第三十章 靴子和拳头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其实就差不多该说剧终了。这类上学、放学、斗殴、打架的狗屁事情，哪一拨中学生都相差无几。你听多了，也觉得无聊透顶极了吧？真的，真的很没什么意思的。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这么没意思过来的，你让我讲，除了这个，我还能讲什么呢？老师、校长、班干部，从小就在给我们归纳意义，就像归纳一串数字的方程。可我们还是不晓得，什么才是有意义？我曾经请教宋小豆，就是我不断提到的班主任，请她举例说谁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她一口气用中英文举了很多名字，可所有的名字都是死人，或者远天远地的人。我没有追问她，那么您呢，老师？这个问题会让她尴尬的，除非她只用英语回答，回答了等于不回答。


    我还请教过一位历史老师，他是前来应聘试讲的男人。我说，某老师，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姓什么，你们讲的历史怎么全是那么有意义啊？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一千年之后，人们看我们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吧，可我怎么觉得很无聊？


    那位某老师沉思了一小会儿，他说，我用一小时讲了一千年的事情，这些事情当然都很有意义啊。不过呢，被减去这一小时的一千年，可能真是很无聊，所以它们就被忽略了。其实你比我乐观啊，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你还在指望它们进入历史呢，是不是？然后，某老师笑起来，他说，你问了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也是我听到的最可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