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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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2 23:58:59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回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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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24岁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85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延续了60余年，一生写了总数1000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30多本著作。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后来在《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持续了36年（1931－1967），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李普曼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一生中还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从老罗斯福一直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和观点。此外，他于邱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赫鲁晓夫、尼赫鲁、墨索里尼等首脑人物都有直接的接触。美国著名专栏作界詹姆斯·赖斯顿称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原书名为《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

作者简介
　　作者罗纳德·斯蒂尔生于伊利诺斯州，早年求学于西北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先后在德克萨斯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在外交事务方面颇有论著，并出版《联盟的终结：美国和欧洲的未来》、《和平的美国》及《帝国主义者和其他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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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书评共 4 条

天然热　　「You are what you read.」这本书让我又蹦出了这句话。我甚至要首次放出这样的厥词：不管你爱不爱许知远，他的这本推荐是真性情的；任何对社会有所思考的20岁年轻人，尤其是新闻人，读「李普曼传」，不会后悔。　　　　这本书在时隔一年之后终于让我捧在手心，像是一场不愿醒来的恋爱。一个记者一生要驾驭多少次精神的搏斗，才能称作为一个真正的时代见证者与历史推动者？梅布尔·道奇在60年前看到的那个初出校门的青年人，“他泰然自若，头脑冷静；他聪慧的眼睛里充满了高度的幽默感，闪耀着一个光芒四射的世界”。详情发表于 2013-7-21 15:55

水寻安　　写于12年5月1日　　　　开学初，整整三天，窝在图书馆一楼，将椅子90度旋转，面窗，双脚架在黑色铁栅上，看完了五百多页的《李普曼传》。一本，很厚重的书，抱在怀里，很安实。只记得，当时看完了之后，长长地呼了一口气，okay，终于翻到了末页，搁上，完结一次漫长的阅读。又沉沉地，压了一口气，如此…..一生，也是美国的一个世纪。　　中间，断断续续地，整理读书笔记。再次翻开时，很多细枝末节，已经想不起来。只是，将标记的段落，句子，逐字逐字地敲入电脑。　　　　　　　　其实，在新闻界，比起沃尔特.李普曼，更加钦佩的是奥利亚娜.法拉奇（世界政坛采访之母），暑假在家的时候，看了她所写的《风云人物访谈录》的电子版，回校后，在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一本八十年代出版的书，当时，书已经没有了封面，管理人员新贴上了白色书封，手写上书名。第二遍看，内心仍然被深深地感动和震撼。若说我生命中的崇拜者，她属一个，也近乎是唯一的一个。　　　　　　　　她说，我已历经沧桑。在我还是一个姑娘时，我就知道追求真理、和平和自由是世间最美好的使命，我始终不渝地追求着这个梦想，做了命运要我所做的事。她说，生活给了我痛苦和悲哀，岁月赐予我诗与歌。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我同情不幸的人，但我更钦佩坚强的勇士。她说，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需要有管辖他们的人。需要一个头目。她说，如果我不做新闻记者，我不知道我的价值何在？我生来就该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自己的语言。苦闷是每个人的伤口，我要呐喊！　　　　转回李普曼身上，很多对他的记忆已经缺失，遗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有一个能够冲破纷争竞斗的迷雾把握住形势的本质，对事实做出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的头脑，他的文体也极为清晰明了。他在“沉默的深渊”中思索，为更为久远的过去和更为遥远的未来苦思冥想，参与其事又超然物外。　　自从他走上了60年前他所选择的道路，他努力做一个“朝着北斗前进的真理的朝圣者”，他已经尽力而为，他对他的信念一往忠诚。没有人能够苛求于他，他也不能要求自己更多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对日益逼近的死亡从未流露出任何畏惧和忧虑，全无抱怨和懊丧。他从未谈起过祈祷、上帝和来生转世等等。直到最后，他还是像那种成熟的人，正如他曾经写过的：他能恰如其分地对待世界，并在其内心保持泰然自若；他能坚毅不拔地正视痛苦，因为他可以把这些痛苦埋藏在他灵魂的深处。　　搁上书本，再一次地想起的是，那个初出校门的青年，他泰然自若，头脑冷静；他聪慧的眼睛里充满了高度的幽默感，闪耀着一个光芒四射的世界。　　　　　　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当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衍变形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吴晓波）　　我乐此不疲地收集人名、书名，仿佛它们是通向一个丰沛、广博世界的捷径。（许知远）　　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　　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某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而熟悉，渐渐地越来越刺耳，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简直听得到思想厉鬼般的尖叫声。　　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　　借助二手、三手资料再做综合性的分析，像是一个自我沉溺的文字游戏，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头的长廊里彷徨，窥视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　　他是一位导师而不是一位布道师。如果说，一个说教家要在他的同伴中做一场宣讲，那么他必须为自己规定这样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要比发号司令远为谦卑平和，而且要比规劝教诲远为困难重重，即，他必须要能够预先估计到他的同伴们对于他们在适应现实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洞察力，而且能够对之加以补充。　　美国的旗帜插在哪里，哪里的暴政就必定荡然无存。　　领袖能够表达人民心中的难以言喻的愿望，帮助人民克服莫名的恐惧和无济于事的怀疑。透过一种情况的表象而看到其内在实际，从而采取行动的能力。　　思想拘束，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想象力和意志力经常被人为的邪恶所蒙蔽。（普通大众or领导人）　　我们从童年时起就在羞愧和恐惧中彷徨不前，我们在迂腐的传统令人衰竭的封闭空间里活动，并对成败得失逐渐变得愈发歇斯底里，而且还感到被恐怖的环境所包围。我们在打造软弱的灵魂。　　人们总是被未知事物的无端恐惧弄得怯弱无能。　　　　理性是驱散黑暗的明灯。　　理智战胜盲目和偏执。　　宗教与其说是一种虔诚的表示，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契约或约束法规。　　努力使自己适应一个永远也不会感到充分安全的社会。　　灵感上的艺术诗人，精神上的改良主义者。　　哈弗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每个人按自己的所好去思索和行动。　　探索试验和思想自由，而不是灌输。　　这些不服管教的学生是我们最感到自豪的产品。（哈弗的一位校长所说）　　　　易卜生和萧伯纳以雄辩的事实告诉我们，道德并不等于受人尊敬，生命之力高于婚姻法律，社会是反个人的。　　意犹未尽是我们的远见尚不成熟时付出的代价…与其看见并领悟，但又无法超越这种远见，倒不如根本不见不悟。　　在那里，你开始感到从你周围的黑暗之中神来长长的手指，透过汗毛和层层脂肪，摸到你的骨骼和肌肉。　　威廉.詹姆士：人今天必须靠其所能获得的真理而生活，而又必须准备在明天称这个真理是谬误。　　现实、生活、经验、具体性和直接性代替逻辑　　任何道德的判断都不能确定生活的价值，任何伦理理论都不能宣告内在的善良。　　人必须对事物作出判断，而不管这些决断是否完备。　　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我们必须在疑难重重之中进行选择。　　桑塔亚纳：人所经历的任何事物都来自自然，它们都朝着理想的终结发展的潜在力量。人的存在目的是追求卓越，努力达到人类精神中的和谐与美。我们必须为最美好的事物献身。只有美，不管它是物质的、智慧的遏，还是精神的美，都具有使事物臻于完美的力量。　　　　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年轻时就正统的人，有可能一辈子都会处在中年人状态。　　沃拉斯：政治于人类生活一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人们作出的政治上的判断，不是基于明智地权衡事实以及可能的后果，而是和他们作出其他判断一样，是基于本能、偏见和习惯作出的。如果政治的原则和制度不是基于人类的动机，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谈论美国的民族意志时，就好像它只是一股清泉，按照那些制定宪法的开国元老们铺设的银管的方向流动。　　里德，总结李普曼：稳重、又难以捉摸，他头脑清醒、文才天纵；他拨开所有的混乱与谬误，敏慧的头脑闪电般地飞向真理；他面容平静，但眼，却闪烁着天才智慧的火花！他静坐在那里，如人所说：我对死人从不浪费活的语言！你是我们无敌的领袖。　　一切言论必须严格基于事实，在动笔之前一定要胸有成竹。　　即使我写街上的一起火灾，我一定要精心写作，就好像这段新闻要载入史册一样。　　容忍别人的弱点，对生活中荒唐可笑的东西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样一些重要的东西。　　对斯蒂芬斯说，如果，将来我能够理解并敬佩一个人，而不是对他嫉恨或不屑一顾，那应该归功于你。我认为您已经溶化在我的血液之中，这个世界也会因此少一点邪恶的东西。您给了我出头的机会，您明白，这对于一个面对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的人意味着什么。　　对于政治，他说，这里杂乱无章的小事堆积如山，那些具体的事情分散了你的精力，使你心烦意乱，无法思索，而仅仅行使权力这一问题就把如何对待权力的设想排挤掉了。没完没了地写演讲稿使人讨厌那些顺手拈来但是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　　他倾向于把政治当成一系列像几何学一样的问题来处理，而不能充分地认识到：政治不仅仅包括抽象的善和恶，而且主要包括有关人的物质因素，不管是领导人还是大众。有了通情达理的人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变得理性而可行；但如果只有惰性、急功近利的趋向和强烈的贪欲，那将一事无成。　　道德的裁决不能断定生活的价值，道德理论也不能说明本质的善良。　　传统仅仅是一个记录，是对我们前辈创造的习惯的机械式模仿。　　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比认识到这一点更重要的了。我们是争取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的一种动力。　　　　李普曼总是给人一种安静超然的印象。　　聪慧的眼睛里充满了高度的幽默感，闪耀着一个光芒四射的世界。　　对他来说，经验必须由非常精密的智慧筛子来过滤。　　　　在辩论中，李普曼从来不会失去观察力。他也许会对辩论失去热情，但绝不会失去理智。　　李普曼与人交往生来就是小心翼翼，总是先试试深浅，然后或侧身入幕，或抽身而退。　　他笑容可掬，慷慨大度，他是这个群体之一员，但绝不完全属于它。他总是置身于边缘，随时准备抽身隐退。　　别人为之奋斗献身，他却在一旁观察分析。　　李普曼的坚韧，他在受到皮肉之苦时，会更坚强，像斯巴达人那样坚忍不拔，具有反抗精神；而不是选择悄然离去，不让大家看到他的痛苦。　　他在情感上与他与他人所保持的距离是一种自卫的形式。　　当他认为自己遭到别人的冷遇时，他总是把伤害他的人从他的生活中排除出去，以保护自己。　　李普曼的这种自我保护，也许使他能够沉着全然地观察世界，但这对他自己，是他与普通人的共同愿望之间一个可悲的障碍。　　Someone ask ,沃尔特，你爱的是什么？　　李普曼迅速答道：活生生的世界。　　这个答案是高尚的，但又是抽象、甚至是故意回避问题的。　　热爱整个世界的人常常与组成这一世界的普通人发生矛盾。　　　　从事公共事务报道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一些人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他们交往的唯一途径。　　李普曼对自己的不当之处有着真实的感觉和认识，知道要如何确保改正甚至是确保尊严；而克服自己不当之处的能力几乎是一个从事政治报道的记者最优秀的品质。　　自我意识的疲倦和厌恶之情使我无法提笔写日记。我不喜欢那种面对无限广阔的世界喃喃自语式的日记。　　一个人必须确定他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持之以恒。我们每个人只能干为数不多的事，所以我应该扬长避短。　　思想史制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制造一把战刀和一把犁铧需要同样多的技术；但选择犁铧而非战刀则需要对人类的价值观念有深刻的理解。　　我们要进行的战斗，不在于反对陈腐的偏见，而在于反对新的自由所引起的混乱。　　用于创造的工具不是直觉或感情，而是科学的方法。他的本意指的是有意义的活动、有意识的计划、从实际出发的远见，尤其是共同的纪律。　　科学一经被正确理解，就成为一种文化，处于这种文化之中的人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面向未来的生活，并且把生活作为有待创造、而不是现有的东西来对待。　　　　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我们所有人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依赖。我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刚刚到此不久，就成了暴发户。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身上带着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征，精神上支离破碎。现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稳。这个世界很大。它的形迹到处可见：城市里的声色犬马，插科打诨的笑话，光怪陆离的美景，百老汇的传奇故事，有气无力的宗教牧师，残酷无情的成功标准，以及混乱不堪的贞操。我们向拉格泰姆求爱，为它而死去活来。我们像风中的垃圾一般随风飘舞。我们的生活就是大量的感受。　　　　李普曼把辛克莱写成一个永远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欺骗的人。　　他总是想用强烈的感情代替对事实的透彻观察，他的自我怜悯几乎成了一种疾病，它扭曲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使他去迎合那种大惊小怪、斤斤计较的利己主义，同时还扫除了他的幽默感，加重了他的学究气，把他的艺术作品变成了一派单调的哀鸣。　　　　描绘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冰冰的外表并不是感觉迟钝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过分敏感，由于他触觉敏锐而毫不迟钝。威尔逊不能允许自己感情外露，这不是因为他缺乏情感，而是因为他不够坚定。如果他允许自己过分沉溺于情感的话，他便无法承受精神上的压力。这种人虽然同情人类解放和“真正的人”，但这些感情被放进思维之中，变成了思想。他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倾注到这些思想之中，而没有落实到实际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身上。　　李普曼对威尔逊的分析很深刻，但它却更多地暴露了李普曼自己。感情使李普曼变得脆弱，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心理上的洞察力，这种能力使他写出了那么饱满有力的文章。　　　　应该让哲学适合每个人的需要和目的。　　李普曼为这种观点辩护，认为它仅仅反映了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他引用杜威的话“每个人的思想都可以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一种对我们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所持的态度”。　　李普曼提出了更有趣的见解：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态度代表了一种对痛苦的现实、未遂的愿望以及被制约的习惯所做的补偿。在此意义上，哲学是富于启示的，它是哲学家灵魂的写照。对于眼光敏锐的批评家来说，哲学对其主人的揭示比他本人所知道得更多。如此说来，一个人的哲学就是他的自传，你可以从中读到他与生活冲突的历史。　　　　李普曼指出，乌托邦需要创造。现在人类开始认识到，“如果活着而不与一些事物奋斗，那么就无法生存。希望是粗钝的，除非用事实把它的边缘磨利……我们是如此不可救药的、渴望着并斗争着的一群人，我们所能接受的乌托邦就是创造它的过程本身。　　现代的乌托邦必须建筑在憧憬的生活之上，而不仅是憧憬加生活。憧憬只有通过与真实世界打交道，才能变成事实；而且还要认识到政治并非“盘踞在宽敞的白色大理石大厦里那些穿着紫色官服的威权人士的事。政治是一场斗争，理想主义，要在其中经受现实主义的磨练。这两个主义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认识天地间那条由蓝色空间构成的巨大的鸿沟，此外，现实主义不愿意假设人类长着神仙的翅膀。李普曼从不相信人类长着神仙的翅膀，但他觉得人类至少应该试着飞翔。他写道，让我们承认，哲学的真正用处就是帮助我们生存。承认了这一点之后，让我们把所知道的、所能够了解的关于我们自身的奥妙以及我们活动于其间的那个世界的真面目注入到哲学中去吧。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对思想感到厌恶的时候，思想的语言在我们的心中变得死气沉沉，理论和观念的纤维似乎陈腐不堪。　　你可笑地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字字千钧，其实根本不然。你只是一个困惑不解的人，在记录着自己的思想。　　　　事实上你是害怕错误，所以你摆出一副架子，使用那些老一套的词句，你知道这些已为众人耳熟能详而备受尊重。然而对错误的恐惧是一种疾患。你掩盖、粉饰、百般辩解；你说话含糊其辞、喃喃低语，因为你害怕自己的声音。　　　　我所写的东西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建立在猜测和希望之上的。我常常在安静的时刻，祈祷上帝为我提供证据和理由来证实它们。我对任何思想都爱得不够深，如果有人强迫我放弃一个思想，我不需要用10分钟来考虑，可是我们不能等到把自己所相信的一切都推论为正确后再生活，难道不对吗？如果一味地等待，那么我们还能不能开始？　　　　对于心灵来说，那种无以寄托的感觉是最糟糕不过的了……我们被压抑着的感情和悬而未决的行动窒息了。　　我们都是用原始材料构成的人。我们最初的忠诚，最初的侵略行径以及我们灵魂的类型和形象……这些就构成了我们的民族性，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实质，她在世界的背景下对我们进行定义。　　所谓民族自尊心就是一种认为我们的血统值得尊重的意识。　　人类必须与他生命的源泉和平共处。如果他以这些源泉为耻，或者与其发生冲突，那些它们就会纠缠他一辈子，夺去他自信的基础，使他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无以寄托的人。　　　　他形容那些自认为是现代派艺术家的人不过是“从柏格森那里拿来一两根横梁，从弗洛伊德那里借来一只轮子，从威廉.詹姆斯那儿弄到了一些齿轮，再拾上点炼金术士的破烂儿，黑格尔门徒的牙慧和精神病巫医的糟粕。　　　　李普曼指责威尔逊，说，他的言辞总是比生活本身干净和卫生，而且还过于贵族气。李普曼问道,当你把你的道德漂白净化为一堆抽象的名词时，你会得到洁白无瑕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呢？　　　　霍姆斯，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终结。人们是否值得活下去，这个问题取决于你是否已经活够了。正如生活是一个试验，宪法也是一个试验。毫无疑问，国会不能禁止改变这个国家思想的所有努力。年轻人需要了解，生活并不因为有邪恶就会变得暗淡无光。　　身负重任的人品质优秀，是自由的情操和果断行动的意愿的完美结合。　　李普曼深藏不露的是他天性中的热情。只有他的朋友才会认识到这一点，而别人只看到他对呆滞懒散的作风所持的急躁情绪。　　　　人们总是想用投身事态之中的办法来控制事态。　　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阶级来管理。　　人们所读到的并不是事实，只不过是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东西罢了。在记者和编辑们的眼里，新闻检察官和宣传负责人就是他们的希望和担忧。换句话说，记者依赖道听途说和异想天开，编辑则以他们的偏见影响新闻专栏。尽管几乎没有记者和编辑要故意压制报道事实，但大部分都没完没了地轻信别人和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而且，在很多时候，非常缺乏常识。在出现危机的关头，他们对公众知识的贡献就好比占星家和炼丹士的作用。　　只有可靠的新闻、真实的资料、公正的报道和不偏不倚的事实可以使公众得到所需要的消息，借以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的判断。　　在我看来，简单地讨论公开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政治理念，就等于要在注定永远与偶像事件打交道的逻辑里兜圈子。　　　　对事实的歪曲也深深植根于人们头脑的机能之中。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他们的情感、习惯和偏见这个三棱镜的反射而得到的。人们看到的东西，是他们所期待看到的，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经历使他们去看的。　　人们看到的东西是他们所期待看到的，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促使他们去看的。我们不是先看到事物，然后给它们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然后再去看它们。由于没有人能够看到所有的事物，因此每个人便为自己制造一个适合自己经验的现实，这实际上是一个伪环境，它有助于把秩序强加给世界，否则这个世界便是一团混乱。　　　　人们愿意承认问题都有两个方面，但却不相信他们所认为是事实的东西也有两个方面。　　柏拉图洞穴理论，一生都被束缚宰洞穴里的人，便把他们所看到的影子想象为真人。　　只有当人们摆脱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公共事务拥有足够的看法”这种“过分和行不通的假设”，民主才能发挥作用。对公共事务拥有足够看法这一任务必须要留给受过特殊训练、能够接触准确情报、头脑中不存有偏见和教条的人去做。　　我们是否有权相信，人类的理性是可以揭示非理性的内在机制而最终控制它呢？　　　　　　人类的一个族群将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对他们来说，我们的胜败荣辱似乎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古迹，他们将不会记住谁最神气活现，谁喊得最响，或者谁最光彩照人，令人目眩。　　这难道不就是智慧的开端？难道它也像其他东西一样，不会带来那种只有有机会高攀生命火炬的人才得到的幸福？这是创造、提高、发明、探索和制造带来的幸福，它最终也是把那些心灰意懒、疑虑重重、胆战心惊、困惑迷茫和畏缩不前的芸芸众生，凝聚起来的幸福。被排斥在这种幸福之外，是任何困苦灾难所无法比拟的悲剧。一个人要是由于羞弱胆怯而自外于这种幸福，是要抱恨终身的。这就等于在躲避阳光，这种阳光正是韦尔斯所说的“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的那种无声的、无法回避的挑战，就像晨曦透过百叶窗，慢慢地照进一间混乱不堪的屋子。　　这就等于在生活中迷惘踌躇，而一开始就不去了解：只要人有决心，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使自己摆脱苦难、困惑或争斗的。人不必永远无助地飘荡。如果人愿意以一种探索的、宽容的和理智的精神献身于这一事业，是可以取得很大的进展来填平他的经历和理想之间的鸿沟的。因为尽管历史的每一页都沾满了血迹和愚昧，但它也是一个记录。它可能不是关于理想已经实现的记录，但它是关于发现并把握了机缘的记录，而理想就是如此得以实现的。　　　　　　人们所称的种族自豪感就是我们的出身值得尊重这样一种意识。人必须与他生活的本源和睦一致。如果他对自己的生活本源感到羞他与之进行斗争，那么，如果它们会使他永世不得安宁，它们会使他丧失信念，使他成为在世界上到处惹是生非的人。　　　　不能用文字来表达和传播的体会，是不可能长久生动地保留在记忆中的。如果言辞不能精确地表达思想，思想本身很快就会变成无法辨别的东西。　　　　在政治上为多数人统治辩护的做法并不具有伦理道德方面的优势，而纯粹是出于有必要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以数量取胜的那股力量寻找一席之地。　　　　政治家的才能……并不在于给予人民他们所希冀的东西，而在于给予人民他们将学会希冀的东西。——《道德序论》1929年　　他为了避免被人摒弃而由不时地与几乎每一个人合作。　　　　成人必须打破对他人和事物的依附。……他不能够再指望拥有他碰巧想得到的任何东西。因此，他必须学会指望他能够得到的东西。——《道德序论》1929年　　Someone 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是因为他高雅出众的品味，而是由于一种受教育太少，由于几分懒惰而对政治所涉及的东西无法理解，由于在对付错综复杂、无法预见和理解的现实时缺乏想象力所造成的。　　　　正如他常常所做的那样，他分析一个问题的方式是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　　　　当现代人在生活体制中找不到安全，他不得不指望自己，是自己适应这个世界，并且在他自己的智谋之中去寻找对付这个世界的办法。他不得不感情激动地与世界保持距离，变得“超然物外”。新的道德制度不能建立在新的发现和科学上，人们都试过这两种办法。但发现它们都不完备。这种制度要建立在人文主义和感情的控制上面。当人们不再是有神论者时，他们必须成为人文主义者，如果他们是文明的话。　　今天的政治观点没有智慧的基础。　　我们知道，人类的行为并不是真正像丛林中的野兽，或像分子的集合体。我们的根本原则必须基于人性，而不是像我们父辈相信的那样基于自然，也不是像他们的前辈相信的那样基于超自然的东西。这就是说，要基于对我们究竟是什么的客观认识。　　　　李普曼提出的人文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还不如说是一种行为方式。　　他认为成熟的人是居于感情之上的。　　成熟的人对失败不感到沮丧，这是因为，生命中涉及到他的灵魂的东西就是他对生命的理解。而且，由于能够理解生命，失败对于他而言，和成功同样有趣。　　他是一个具有此种禁欲主义的超然态度的人，他将以坚忍刚毅面对痛苦，因为他会把痛苦从他的灵魂的密室中除掉。他不会为恐惧所萦绕，因为没有压力迫使他去攫取任何东西，他对命运也不感到焦虑。由于他的生命不会受到疑虑和野心、挫折和恐惧等任何东西的侵蚀，他会平静地度过人生。这样，不管他把事物看成是喜剧、骇人听闻的悲剧或纯粹的笑料，他都会肯定认为，事本如此，智者贤人会以此为乐的。　　摒弃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在世俗的人文主义里得到皈依。　　　　有批评家认为李普曼的超然物外只不过是幻灭的漂亮称号罢了，超然不过是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而已，因为超然物外纯粹是理性的。　　李普曼降低了自己对生活可以向他提供的期待，直到他的期待与他在生活中的所得相差无几。这样，他就得以超越天真的欲望，把自己的生活引入一个悲哀的稳定之中。　　　　你是多么奇怪的一个生灵啊，你不是愤怒、骄傲或者嫉妒，而似乎仅仅是与世无争。但是，就在你与世无争时，你找到了一种平静和智慧的力量。（爱人海伦的评价）　　对眼前的事物采取温和的中立态度，和平静地致力于探索和理解的进程。　　　　世界总要前进，更多的危机会随之而来。但是如果我们之中有人置身于世事之外，而不感到焦虑和过分担心，而是冷静地进行探索，并能回顾久远的过去，放眼于更为遥远的未来，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向最好的方向发展。　　世界最大的弊病是，最终确实掌权的民主不过是过眼烟云。如果在民主之上没有权威，没有控制民主舆论的宗教、政治和道德的信念，民主就没有连贯性和目标。这种民主不会长久，它必须，而且是无可避免地让位于某种更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希望采取一种更为悠闲的节奏和对事件更多思考的方式工作。　　一份报纸，想要成功，他的上层必须不那么专横，下层不那么庸俗。　　希望报纸越来越严肃，越来越少耸人听闻的东西，越来越可靠和全面。　　　　他太敏感，以至于不能忍受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政治中的勾心斗角。　　在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来之时，在那以后，我如果能生活得更安宁，埋头著书和从事一种更细致和更深思熟虑的写作工作的话，我会非常高兴。　　　　对胡佛的评价，一个开明的克制的楷模不是没有人类的善心，而是缺乏政治本能。在理性的王国里，他是个勇敢非凡的人，在非理性的王国里，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则是个脸皮非常薄和极易受迷惑的人。　　政府并不是机械的东西，而是在各种利益之中的纵横捭阖的一种事物。　　　　在用心琢磨选民们在每个不同时期想要什么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选民们在困难的时候最想得到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公职人员受到的持久不衰的拥戴不是来自努力琢磨怎样才能博得人们的鼓掌喝彩，而是取决于能否向人们传递这样一种认识，即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这个人超群出众的判断力是可堪信赖的。　　　　罗斯福在任职的那一天对一个忧心忡忡的国家说：我们唯一引以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政治和计划只是对付特定形势的工具。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之中，想做到至始至终忠心耿耿的人，必须时刻准备改变方式。　　他犯错误的时候，不外乎是想用一套思想格式，尤其是借来的格式生搬硬套到各种他自己也感到矛盾的情况上去。　　　　写书，是为世上的一些孤魂抛出几束引路的微光。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再好不过了，因为这里有些人宁愿放弃安居乐业的生活，而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他们勇敢但并不对别人残酷，他们对一种思想充满了激情，这种思想能使每个愿意接受它的人都变得崇高起来。在这些人身上，人类克服了自己的惰性，这种惰性会用种种因循守旧的方式把人类永远束缚在地球上。这些人有一股自由的、非凡的活力，人类能够借此大显身手。然而，这种活力并不由人控制、摆布，它是任性的、自由的，所有的英雄人物——圣徒、先知、探险家、创造者，都具备这种活力。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发现什么，也不晓得一时的冲动会把他们引向何方，……他们一度被一种常人所无法理解的、非凡的热情所支配。　　于是他们做着那些非凡的、勇敢的、高尚的、傻得出奇而又聪明绝伦的事。他们不仅向自己，而且向其他人证明了，人不是墨守成规的机器，也不仅仅是集体机器上的齿轮，在造物主用以造人的泥土中同样也埋藏着火种，空中的劲风不时使它明灭闪光。　　　　　　当他找到一个真正的知音时，他的心灵融化了，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　　我不能只是把你锁在我的心里，然后去做你希望我做的工作。我是用心灵写作的，大脑只是心灵的工具，而现在我的心如此紧密地和你连在一起，如果硬把它们分开，那我永远也不能使它们的伤口愈合。（写给海伦的一份信）　　　　家庭、社会甚至国家最终都不是安身立命于法律和力量之上，而是有赖于一种特定的必不可少的信念和信心，并掺和着每一个人对他同伴的某种慈爱之心和更多的博爱之情。没有这一切，一个自由社会就会土崩瓦解，变成由一群惊恐不安、愤愤不平、疑虑重重的单独的自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而且这个社会额最后防线也会在野蛮人的崛起和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暴政面前毁于一旦。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无论碰到何种情况，他都能在现实面前随机应变，但是这些随机的调整常常只触及一些事件的表面，而不涉及那些内在的信念。这些内在的信念，就是一种对人的尊严、对人性的本质对立、对不顾差距、力争上游的必要性和对美国民主的诺言的信念，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怀疑论者和一个完人的标志。李普曼对事件的反应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分析形势时以技巧取胜，而且闪耀着熠熠的启迪之光。　　　　人民是注定得不到满足的，因为他们已经看不到更高的道德秩序，而且已经接受了人的世俗的形象。　　　　天主教的引人入胜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宗教仪式和各种圣礼，也不在于它关于赎罪的种种许诺，而是它所传达的具有道德秩序的融合感，这种融合感超越于变化无常的多数派的胡思乱想和暴君们的发号司令之上。　　　　我本来是喜欢那种生活的，精确、优美，这就是数学从美学的角度上吸引我的东西。从美学的角度讲，他可能很欣赏这样一种生涯，其中几乎不存在什么需要为之争斗的人性对立。这是他性格中修道士的一个方面，但在情感方面他将会躁动不安。　　他在情绪上保持坚强的秘诀在于，他对自己解剖得从不过深，对碰壁和失败从不耿耿于怀。　　李普曼是个复杂的人物，但并非高深莫测。他是一个怀疑论者，追求一种他唯恐其不存在的过于高不可攀的秩序感，正是这一点毁了他的《公共哲学》。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从不压抑其朝气蓬勃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正是这种气质使得他在晚年免于陷入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他尊重美好的生活，对自己的信念从不妥协，他确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一场昏昏欲睡的白日梦，被一阵阵神经的震颤所打断。(形容一场音乐会）　　　　一个领导人必须具有在日常纷繁诸事中看清重要事物的能力，能透过最新的报纸标题看出持之以恒和经久不衰的东西来。第二视力。　　观察事物发展方向的能力是当大领导的基础。总统是不能做到事必躬亲的。但他必须做决定，因此他的思想必须公正明断。总统的作用也就是要倾听各派争论的论点，并做出决定，这不仅需要人们所说的坚决果断，而且还要具有公正明断的能力。领导的第二个品质是要善于表达，他必须用最高标准的语言。再则，领导人必须富于同情心，能够同情那些患难中的人们，而不论他们身在何处。　　根据隐而不显的现实而不是根据显而易见的现实采取行动，这种能力是政治家才能的要旨。它并不在于给予人民他们所希冀的东西，而在于帮助人民学会希冀。他要求具有勇气，这种勇气只是在超越一时的蛊惑煽动的思想境界中才可能存在。他还要求具有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只能来自对事物的客观而深邃的认识，来自一种高屋建瓴而沉着镇定的冷静之心。　　　　对戴高乐的颂扬，远不止是一位伟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天才。他天生具有一种洞察事物表里的能力，他能够透过明显易见的、司空见惯的和陈陈相因的事物表象，看到意义重大的现实，看到那些朦胧不清而又将要风靡一时的事实和力量。这是一种贯穿历史本质的第二视力，它随之带来了能够预见未来事物发展的天赋，这是因为慧眼已经具备了。　　　　当个人目的屈服于我们的公众需要的冲击和压力时，一条检验我们精神状态的更为宽广的坦途将会畅通无阻。　　　　肯尼迪的成功有力量来达到一个有限的目标，他有智慧来缩小他的目标使之变得力所能及。　　　　乘客们或许可以帮助选择目的地，但是一旦道路选定，方向盘后面就只能有一个司机…… 　　历史的进程就像一种地质现象，就像地层的沉降，就像地壳大隆起来之后水的倒流。　　礼貌，是李普曼无比珍视的品质，是一种均衡感，它使人们可以做到既各执己见而又能保持交谈。　　　　他坚持一种勇敢和孤独的独立，他在青年时代就使这种独立性充分发展，并在他的严加控制的生活过程中使之巩固加强。　　　　他能恰如其分地对待世界，并在其内心保持泰然自若；他能坚毅不拔地正视痛苦，因为他可以把这些痛苦埋藏在他灵魂的深处。　　最后以一段朋友对他的描述结尾：　　……但是，假如有这么一个人，　　他建立了一个世界，但却不享受任何乐趣—— 　　他梦想一个渺茫、华丽、无边无际的世界，　　但却遗漏了它五彩缤纷的生活—— 　　他想让整个人类，还包括我，　　为求证一个几何公理而跋涉—— 　　如果有这样的人，人们会大笑，　　如果这个人是李普曼，却无人会哭泣。详情发表于 2013-7-23 17:39

dai 　　最初知道李普曼是在新闻理论的教科书里，他是“两个环境”和“刻板印象”理论的提出者。这时的李普曼对我而言只是一个抽象符号，被我打包进如雷贯耳的大师列表——施拉姆、麦克卢汉、卢因、霍夫兰之中，出于学习的需要死记硬背下来。　　然后在翻到世界新闻史时，对他有了一些展开的了解。后世反复提及的是他在新闻领域的成就与历史地位，如他“持续写作60年，创作1000万余字，出版30多本著作”，其持续撰稿36年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这样一个光芒万丈的人物，最有力地印证了新闻记者的“无冕之王”一说，成为后来众多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偶像。然而，这样一个耀眼的、无懈可击的人物，在我的理解中还是缺乏几分真实的人的温度。我总是相信，任何一个伟大的灵魂都无可避免地拥有某个缺口，正是这缺口使他仍然驻留人间，也正是这缺口使得他被人“破解”。　　 “只有相爱而别无其他，这种爱情不久就会一无所有。爱的情感不论是多么浪漫，它是不能自我持续的。只有当情人们不仅仅爱彼此，而且还共同热爱许多其他事物时爱情才能够地久天长。”某天，当朋友为我发来李普曼的这段话时，我想，终于有一样事物能让人看到了他的缺口，那就是爱情。我在长达500多页的《李普曼传》里寻找描写他爱情的篇章，试图拼凑出他的个人情感世界，以感受这个灵魂跳动的脉搏。然后，我看到的是文艺电影里并不鲜见的剧情：　　 27岁的李普曼与菲伊因相爱而结合。然而，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和共同兴趣的缺乏，使得他们在热恋冷却以后，“只是出于习惯和方便才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婚姻如果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事实上，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这种僵持状态是可以持续一生的，大多数人的婚姻也都是如此。可是，海伦来了，在他48岁的时候。她并非突然降临李普曼的世界，而是作为他好朋友的妻子，与他已维持了12年的友谊。书里提到海伦，“她聪明伶俐、口才过人、思维敏捷”，“她的求知欲使她对政治、文学和艺术都有所涉猎”，也许正是这些特质契合了李普曼对于“伴侣”的需要，他需要具有交流感的情感对象，需要“共同语言”。这似乎注定了两人相爱的必然，而偶然的则是，1937年5月的某个晚上，彩虹餐厅里，爱情终于掀开了它的面纱。然后，他们迎来了隐蔽的热恋，以及似乎是注定的恋情曝光。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两个各自拥有家庭的人将背负起怎样的舆论压力，况且李普曼的盛名，以及他和海伦丈夫的友谊，都为这场风暴加码。好在最终，对于情感的坚持和对彼此的信任使他们撑过这场风暴，迎来了一个团圆收尾：两人各自离异之后结合。　　故事到这里，总觉得就该打住了。按照一般逻辑，经历过如此轰轰烈烈的恋爱，拥有共同兴趣支撑爱情的两人，应该就此携手终生，不离不弃，直至耄耋。可是全书的最后几页里，却精简地提到，在李普曼年老体弱的最后几年里，“海伦决定要抛弃李普曼”。那时的她“是一个备受折磨的人，她既要为李普曼分神操心，又被她所感到的怨愤弄得身心交瘁”，最后竟是先于李普曼之前，“突然死于心脏病”。书中对此着墨不多，却留下悬念与幻灭。我试图为海伦最后的想法寻找合理解释，也许她的精神压力已使她偏离“正常”，也许至始至终都仰视李普曼的她无法接受一个光环褪去的李普曼，无法正视一个迟暮英雄的悲凉。再或者，我应该跳出电影的“思维”，接受真实人生的“出其不意”。　　作为一个旁观者，透过李普曼一生的两段爱情，我似乎清晰地看到这位在美国某个时代里“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内心深处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始于他年幼的时候的成长背景与经历，并曾经因海伦的出现有所缓解。而在生命的最后，他终于又重回孤独。　　也许，没有一个孤独的灵魂可以被另一个灵魂彻底安慰，如同没有两段人生可以从头到尾地契合。最后的孤独谢幕，未尝不是一个伟大灵魂最好的离去方式，在世人眼中来看。可是这并不否定海伦曾走进他心中的岁月，以及曾带给他的那些美好。　　 “我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这种壮丽的生活方式，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头的长廊里彷徨，窥视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往真实世界的大门。” 　　 1937年，李普曼写给海伦的信中这句话，描述的不仅是他自己，也是许多孤独的灵魂都曾幸运地有过的震慑与欣喜。在这一刻，我相信他终于站在你我左右，尽管彼此未有过交集，却有共鸣。　　　　2008.11.24 详情发表于 2013-7-23 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