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 - 书评

看书问道

　　如果说《武士道》是他向世界介绍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的一本，《修养》则是他时隔十年后重新探索日本的精神生活应该怎么样的一本。 20世纪初，新渡户稻造批判物质文明横行的《修养》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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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

　　作者新渡户稻造是19世纪初叶的人，书里讲的东西在今天大都已成为某种共识。他吸收了很多优秀学说，进行了调和，东方的西方的，宗教非宗教，整体上还是以日本传统为主，代表了日本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先进性。
　　
　　人总是骂某些人的XX行为叫做发泄兽欲，可实际上禽兽在这方面比人差远了，大多数禽兽每年只有固定的时间发情，可是有的人类一年四季都在琢磨这事。应该骂发泄人欲才对。
　　

书女飘

　　不要受名誉心驱使做事在缺乏宗教观念的我国，相信灵魂不灭、未来的天国或者极乐世界的人很少，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许多人把活在世上名声远扬、死后流芳百世当做是无限的幸福。拿破仑把灵魂不灭与声誉同等看待，有哲学家嘲笑他的思想极其浅薄，可是，在我国，与拿破仑相同的思想，而且，更加浅薄的思想却广泛流行。我们幼年时代，也许由于实业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或者由于我出身于土族，总之，还没有养成创造财富的观念。相反，经常受到教育，说作为臣子应该尽到忠孝。为什么必须尽到忠孝呢？令人怀疑是为了获得名誉。
　　　　我也讲一讲自己的经历。我想一定有人和我的经历相似。我不幸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是由母亲一手抚养大的。从我的口中说出来，听起来有些自吹自擂，但是，母亲真的可称为“巾帼不让须眉”，我非常尊敬母亲。现在，虽然母亲早已经去世，但是，遇到喜事的话，我会让母亲看，希望她和我一起高兴，遇到灾难时，我会与母亲商量，希望和她一起体会悲伤。虽然年少时没有好好孝顺母亲，但是我现在思念母亲的感情不亚于任何人，而且，每年一两次必读母亲以前写的信，来悼念母亲。每一次读信，我都会感到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就是母亲非常注重扬名，并作为最高的教诲。当然，也许母亲还有更高的思想，或许，她认为把更深奥的思想讲给一个不到十岁的少年听，也不见得懂，也就没有讲。母亲心中是如何想的，我不得而知，从八岁到十八岁之间，母亲寄给我的信里表现出的最高思想是：“不要做坏事。做了坏事，不仅你的名声受损，还会玷污家族的名声。要做善事，做伟大的人。你成为伟人的话，你的名声、父亲的名声、家族的名声都会流传于世。”这样的精神一直贯穿其中，因此，所有的事情不是为了事情本身，而是看成了弘扬家族名声的手段。老实说，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扬名这样的观念费了不少的心思。到了十六岁，开始关注宗教以来，断然认为名誉心绝对不是善的。如果做某件事的话，会自我反省这是不是为了受赞扬才做的。如果稍有一点这样的心思，就会停下来。好像近似自我刁难，但是，伸出的手也要尽力收回来。这样的做法到底多大程度获得了成功，还是交给观察者来判断，总而言之，我这三十年来经常告诫自己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受名誉心驱使做事。有时受到报纸等媒体的表扬，稍有一点自鸣得意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报纸上写自己的缺点最终对自己有益。
　　　　读到我写的这一切，人们会觉得我只讲自己，也有朋友会怀疑我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扬才写这些事的。如果写作的过程中，心中有这样一丝念头的话，我就会主动地删掉，稍稍留心阅读的人不会认为我写的这些话是自我吹嘘，反倒会觉得这是在曝露家丑。如果家丑能够成为读者中少数人的参考，我也就满足了，这受到父母或者长辈的教诲，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获得名声，世上像我一样的人不在少数，更有甚者认为只要名声在外就好。我不止一两次听人讲：“做盗贼也可以，能像石川五右门那样扬名后世的话……”也有人说：“或者做一个傻瓜，如果留给后世的历史一个大愚（bigfool）的名声也合算。成不了孑乙子的话，倒不如当盗寇。”如此极端地追求名声，应该说近乎病态。对哲学家而言，最大的耻辱和最大的名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观点从理论上并非讲不通的。即使给世上散布毒害也不在意，只要自己的名字众口相传就行，这样的观点，即使用极其稳重平和的语言评价，也必须说其冷酷无情之极。即使行为无害于世，但思想是有害的。不惜用非常离谱的观点迷惑别人，夸夸其谈地煽动别人，用猥亵的笔调使人堕落，只要自己扬名于世就万事大吉，这样的做法是一时的广告手段，只能说浅薄。
　　　　……

书女飘

　　　当今之世，国人所缺少的未必是锦衣玉食香车宝马，也未必是职称学位和天赋才华，而恐怕更是人格修养、心性修养。
　　　　本来，国人最不应该缺少人格修养。因为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生哲学、处世哲学。如孔子云“仁者爱人”，孟子云“反求诸己”，老子云“为而不争”，庄子云“用心如镜”，苟子云“崇德扬善”。尤其儒学，历代儒学家都强调修身为本，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国难当头“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和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到了现代，人格修养反而成了问题、成了稀有元素呢？
　　　　其中原因固然一言难尽，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衰落与断裂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而这显然同晚清以来外侮内忧销魂铄骨的社会情势有关。九十年前，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学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代名词，受到空前猛然的抨击，儒学独尊的时代至此终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限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未能对传统文化采取公允态度。而1957年的“反右”，使得作为传统文化传承者的大批饱学之士沦为“右派”，传统文化的地位愈发风雨飘摇，朝不虑夕。及至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所有传统文化俱成“革命”对象，风卷残云一般被“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扫进了所谓历史垃圾箱。言语道断，思维路绝，莫漫说儒学“反躬修己”之说，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成了“大毒草”，“造反”之声甚嚣尘上，“修养”一词殆成反义，危危乎销声匿迹。
　　　　春风化雨，万象更新，1978年迎来改革开放。迩来三十年问，丰衣足食，国泰民安。人们大多有了政治修养、理论修养、艺术修养、文学修养以至国学修养，但人格心性的修养始终未能与之并驾齐驱。这从整个社会风气存在的种种流弊即可窥其一斑。归根结蒂，社会风气问题无非是心的问题。而心的问题也就是心性修养问题。正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修养，心才缺少定力，没有根基，如浮萍一样在社会这个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见色动心，弄虚作假，招摇撞骗，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甚至为人师表的教授也有人把持不住，致使学术造假屡禁不绝。不讳地说，对于当下国人，心的危机才是真正的危机。近年兴起的国学热不妨视为这种心无所依的焦虑和饥渴所催生的心灵寻根或文化回归现象。这也为人格心性的修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但完全依赖国学也不现实。我感到费解的是——也许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哪位学者以国学为根基结合西学并揉进当代元素，写出中西今“三位一体”的修养读本。
　　　　新渡户稻造这本《修养》恰恰在这方面有其价值。书中，他将东两方经典和自己对当时的日本社会风潮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于一炉，在经典与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得经典走向大众、亲近大众、服务大众，以此改造国民的思想、熔铸国民的气质、提升国民的人格。显而易见，中国的儒家学说和西方的基督文化是《修养》的两根支柱。作者开篇就将《大学》“修齐治平”之“修身”视为修养概念的来源，继而将基督“饲养羔羊”之语转用于“修养”的“养”，使得修养一词同时进发出东西文明的光彩，构思精巧而妙造自然，双峰并起而互为一体，实为大家手笔。进入正文后继续旁征博引。以第七章“对待名誉的心理”为例，忽而孔子孟子菜根谭，忽而圣经古希腊莎士比亚，甚至拿破仑和《鲁滨逊漂流记》也联翩登场。又不忘引用日本临济宗中兴之祖自隐禅师逸事和之于日本人的“诚”之含义，信手拈来，随机生发。同时融入作者本人的阅历和对青年人心理的体察。东西切换自如，古今一气贯通。这是此书的第一个特点。第七章有这样两句话尤需切记：“讲别人的坏话，只不过是坦白自己的卑鄙”，“必须知道获得名誉的同时必定伴有几分危险”。
　　　　说起来，我国近年来出了许多励志方面的书，皆与修养有关。但大多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再三告诉青年人如何成为精英或成功人士。成为精英或成功人士诚然可喜可贺，亦为社会所需。问题是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大多数人则是平凡的，是在平凡岗位履行平凡职责的普通人。《修养》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为普通人写的。这是此书的第二个特点。作者认为修养的目的并非使人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豪杰，获取荣华富贵，而在于提升人格境界，因而日常性的平凡努力比什么都重要。他在总论中写道：“也许有的人看到我用平凡二字感到不快。我所说的平凡任务尽管性质上是平凡的，但是，执行任务的人，绝不能称为平凡的人。”作者为此举了一个例子。每天早晨有一个卖纳豆(大豆发酵做成的一种类似湿豆豉的豆制品)的妇女从他家门前经过。她的职业平凡，买卖也很寻常，但她风雨不误，不乱开价，纳豆做得一丝不苟，态度诚恳热情。用赚得的钱养活卧病在床的丈夫和背上的孩子——有这样的人品，“她不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吗？”在作者眼里，了不起的人不一定是功成名就的精英，平凡的人也可以通过人格修养成为了不起的人。换言之，较之教人如何成为事业上的成功者，这本书更是教人如何成为人格上的成功者。毫无疑问，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更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感。
　　　　此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译者在译者前言中强调的通俗易懂。新渡户稻造是一位毋庸置疑的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和一校之长。早年负笈欧美，谙熟西方经典，通晓英德语文，曾以华丽而高雅的英语文体撰著广为人知的《武士道》一书。但《修养》则写得深入浅出，平白晓畅，推心置腹，娓娓道来，毫无艰深晦涩的学究气息和居高临下的说教意味，作为一代大家，委实难能可贵。自不待言，原作笔调需由译文体现。尽管以我挑剔的眼光看来译文有的地方尚欠工致和洗练，但总体上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这一特点。若干段落译得文气充沛，一泻而下。以“直译”论之，殊为不易。
　　　　译者王成教授是较早自海外归国的博士。记得初次相见是2001年金秋时节，于北大参加季羡林先生九十周年华诞庆贺会暨学术研讨会之余，我们在阳光灿烂的未名湖畔畅谈良久，颇有同道之感。后来接连聚会京城，几次听得他的学术演讲和即席发言，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长于思辨，发言逻辑缜密，起承转合，侃侃而谈。日语口头表达能力也好，风生水起，滔滔不绝。同时不忘提笔行文，时有篇章见诸学术刊物和其他媒体，乃“海归”学人中的佼佼者。此次出书，以稿赐我，披览之余，略抒所感，谨为弁言。倘此书对国人重返修养或有裨益，亦不负译者一番苦心。是所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