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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
最新书评 共 9 条
浅姿
在赫塔·米勒这里，我明白了什么叫作阅读是困难的。初翻散文集，只觉每一页的意象丰富而具体，手绢、野葡萄、杏树、故乡、国王、大丽花，还有其他。但这些意象都不能被一眼看穿，得慢慢在无声中品出滋味。沉默比话语独立，话语说完就结束，但沉默似乎要悠长得多。例如手绢不会说话，它却令作者生出不同场合下的不同感受，那些悲苦、失望以及恐惧，无声来临，却会将人反复淹没，在挣扎中，爆发出赫塔·米勒为受迫害者和苦难者发声的坚定态度。
手绢之于她，就好像作为人的尊严和个性的一层外衣，它在母女关系上是亲情的间接证明，它在失去工作的边缘上是选择的机会，它在被众人排斥的环境下是小小的栖身地，它在死亡的事实下是爱的回忆的延续，它在极度恐慌的气氛中是转移注意力的工具。一个管控严厉、缺少自由的“家园”里成长的人，总会赋予身边熟悉而普通的事物以敏感而细腻的情感特征，借以述说他所惧怕却无时不在的生存威胁。
赫塔·米勒对于她所居住的“家园”永远是一个陌生人。她出生在东欧罗马尼亚，却说着德语，直至进城上学才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她在书中反复结合亲身经历，述说“我”被迫成为“国家公敌”的扭曲和残酷；她移居德国超过二十年，却一直被德国人视为罗马尼亚人。她对“故乡”“家园”这类温情的词语感情冷漠，因为在她的成长环境中，这些都等同于强权而霸道的“国王”，仅仅只是政治、别无其他。她应该讨厌这些在其他人口中充满爱与勇气的抽象词，试图远离，却还是刻上了烙印，尽管那是痛苦和无奈的烙印。
因为这个烙印，赫塔·米勒有了接近死亡的体验。“我走进深深的海水，完全忘了自己不会游泳”，这种“几乎淹死”的经历使“我”总觉得自己是快要淹死的人，“淹没时的镇静之后，是无法摆脱的震惊”。死亡在她的笔下，一开始并不可怖，反而向罂粟花般引人入迷，但在真切感到威胁时，人又会本能地逃离危险而自救。死亡体验，也就是赫塔·米勒的生存体验，她在令人战栗的、被放逐的环境下，一次次为抚平苦难而发声，用她偏执、冷峻的文字自救，也救助他人。
“一个人的伤痛如何转移到物品，物品又奇怪地将消失的人投影在自己身上，这是我们无法用词句恰当地表达出来的。”这句原文典型地概括了赫塔·米勒的写作方式，从物品到情感，一切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再恰当不过了。我喜欢这种由物说话、在沉默中写作的方式，但我也期待作家笔下的未来不会永远沉浸在暗哑的沉重中。可是显然，赫塔·米勒的文字会一如既往地提醒我们，在开满玫瑰的庄园里也有腐朽的泥土，如雪的片片樱花林计算着时间的短暂和死亡的突兀。她用犀利冷酷的文字博得话语权，告诉世人还有苦难的生活图景，我们仍需要不断思考，不停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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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st
读完了HERTA MUELLER的<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贯穿始终的问题就是,深刻和快乐能否共存
生活在哪似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快乐程度
是生活在过去,当下,还是未来
米勒的天赋不容置疑,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不仅仅是对她遭遇的同情和补偿
但是我忍不住要想,如果没有那样的遭遇,她能否获得今天的认可?
然而这是一个没法假设的问题
因为事实是她的遭遇造就了她,给了她的天赋以土壤和空间
磨练了她的意志,成就了她的观察力和思考的深度,以及敏感度
听说她离婚了,看到她的照片总是一身黑衣和鲜红的嘴唇
很多次,我被她的句子所打动,
套用她自己的话:"人们在阅读时感受到的一半内容无法诉诸文字.这无法表达的一半在头脑中引发迷失,开启诗意的震撼.这震撼我们只能在无语中思考着,或者说,感觉着."
很多伟大的作家和哲人,或者学者,都有这种力量,用三言两语,就准确尖锐的表达出了封锁在读者心里的长时间而且丰富的情感和思考.
每当读到这样的作品,我都要被它们的伟大和尖锐震撼,甚至这种崇拜能使我不去计较自己的无能和渺小
但是仍然能看到她的自卑,这一点她自己应该也不会否认.
在罗马尼亚的德裔村落,讲德语,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这一特殊存在的本身,就导致了这一群体的孤陋和封闭
加之当时对于纳粹德国的罪恶的无法抹去的耻辱,尽管大多数她的族人根本也是受害者
之后15岁她来到了城市,城乡的差距是自卑的另一根源,要学会如何用标准/时髦的语言,要学会穿衣和举止得体
她一直处于高压集权政权的统治,让她没有机会自由的发展心志,荒芜了本应美好的青春
之后她来到德国,却发现过去的阴影似乎永远不可能被摆脱
于是对于不堪过去/和故土的自卑感,自由的土壤不仅没有如愿地将其冲淡,反而成了触景生情的敏感
没有读过她其他的作品集,但是这一本散文集里我看到了太多的同一主题
我这样将可能很轻松,毕竟我没有经历过她的遭遇
我认为这种由过去,尤其是政治压迫引发的痛苦
犹如癌症
根治的希望十分渺茫
但是病人对此的态度并不相同
有人由此自甘灭亡,不断地把伤口给别人看,以博得同情,也许他们的额外奖励是变的深刻而尖锐
但我也相信,还有一些更顽强的战士,他们努力走出阴霾,努力用笑容代替愁容
被宣判死刑的癌症病人神奇的活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漫漫康复的例子不是没有
当然,我不是受害者,不是患者
这么说总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我不能保证如果换做我,我能做的多么优秀
人生总是这么长,过去总是难以摆脱,未来有时绚烂,有时可怕
我虽然不知道活在过如,当下和将来,哪一个更幸福
但总觉得如果永远活在过去,那人生是不是有点太过单一,有愧于上天这近百年的赐予
总是活在将来,是不是有点太虚幻,难免要错过很多美丽的风景和时刻
过去有过去的美丽和深刻,将来有将来的希望和忧虑
惟有当下,连接着过去和将来,是过去的将来,也是将来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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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st
不得不说,米勒的书开头并不好读
但是只要你硬着头皮读完最开始的那几页,接下来就容易多了,并且让人着迷
雅茨的一篇小说里说,"我没有时间写一封短信,所以我只好写一封长信了"
这是语言,或者更确切的说,词语的力量
如果我现在只能用短短数语来表达米勒的文字对我的震撼
那无疑要痛苦很多.
S给我讲了有关米勒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地域背景
对于历史,有时候耳听比目读要生动很多
1. "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表达的愿望),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使自己陌生化"
处于一个你并不属于的环境,即使是最短的句子也可能揭示出你与环境之间的遥远的距离
2."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危险的地方,找到一块很不恰当的土地,在其中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再也下不了决心继续走下去."
我出生的时代和环境要远远好于50年前的罗马尼亚,我也没有在被迫害的国家讲迫害者的语言的尴尬和难堪
但说不上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种要远走他乡寻找一个真正的心灵栖息地的想法从来没有消失过
一个让人感觉不到归属与安全的地方,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吧.我得说我还在走,我经过不恰当的土地,于是决心继续走.
有时候选择停下来落地生根,不完全是个人意志的结果,也许你变老了,也许你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所限,也许你爱上了一个人,只想在他身边生根发芽,也许你只是发现,对于一些人/树,一旦悲惨地发源于一个危险的地方并且离开了故土,那个恰当的土地正确的地方就永远都在远方.
3. "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地方."
卡夫卡曾说过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峰海洋的一把斧子.
有人倾向简约,有人倾向细腻
把卡佛和普鲁斯特放在一起,很难说谁对谁错谁更胜一筹
因为有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卡佛,有的时候却是普鲁斯特
但似乎很难否认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你感到了共振,超脱了时间与空间的共鸣
几百年前千里万里外的一个法国贵族/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故事
可能让你在遥远的中国为自己感动
正如米勒所说:"他们让我跳出自己,用他们的文字重新审视我的生活".
4.讲到她在15岁的时候来到城市不得不学习罗马尼亚语,甚至她的母语德语也突然在标准德语面前变成了方言
她说"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的审视之下."
"罗语就像我口袋里的零钱,货架上的商品还没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它已经不够用来支付了."
相信有过学习外语并且在未完全掌握该语言就要在该语言环境下生活的人都可以找到同感
然而正是这种最初的疏离和敏感的紧张感
得以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很多隐藏于母语中的美妙或者卑微的奥秘
让我们对于新的语言产生了外来者的欣赏
语言/言语的力量,可以让政治害怕,让人民动摇
可以让你在异国的街道上感动的流泪,可以让你在一个偶然的时刻怅然
我和S的一个共同的朋友SEBASTIAN,玩潜水滑板跳街舞反对婚姻整天修理飞机的这么一个人
会因为我送给他一本HARUKI感动,会彻夜读尼采
语言/词语的力量
让亲密的人更亲密,让陌生的人更陌生
最后还是要引用米勒的原文:
Beim Flug sind wir alle aehnlich, aber sehr wagrscheinlich gleichen wir uns im Absturz.
我很喜欢译者的翻译: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势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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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
一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曾在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则笑话：
一个老人坐在自家房前的长凳上，邻居路过时问：
哟，你在干什么呢，坐着思考？
被问者答：不，只是坐着。
为什么老人只是坐着，而他的邻居却觉得他正坐着思考呢？米勒说，这是陌生化的结果。以此为例，这位罗马尼亚女作家试图讲述极权制度对人类感知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会把理所当然的事物看得不那么理所当然，把它们变得十分陌生，甚至怪异。也许有些人不一定能理解这样的笑话，但曾经经历过极权社会的人们定会对此有切身体会：在那里，最甜蜜的爱情会不再甜蜜，最真挚的友谊将不再真挚，最坚不可摧的亲情也可能在瞬间土崩瓦解。
米勒们肯定不会觉得“陌生化”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所谓美学上前卫的文学主张，可以拿来轻轻松松地摆弄。与之相反，它是某种沉痛而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它背后的沉重与痛苦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的。对于这些好不容易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理所当然中来的人们来说，他们怎么可能喜欢“陌生化”？他们怎么会觉得“陌生化”有魅力呢？
不过，这个时代终究让米勒们感到格格不入。这是个试图将一切都变得“陌生化”的时代，在这种喜新厌旧、追新逐异的时代氛围中，似乎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理所当然的善与恶，也没有理所当然的是与非，更没有理所当然的美与丑。当然，最令赫塔·米勒们痛心疾首的是，人们即便在看待极权主义这样的事物时，似乎也不再有理所当然的共识了。
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这样的作品，恐怕在今天不会有多大市场。尤其对于那些身处自由却不觉自由价值的人来说，这样的作品无非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早该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他们不会对苏联作家当时身处的废墟般荒芜的思想环境感同深受，也不再会对当时文人们的奴颜屈膝、尊严扫地而倍感愤慨，他们常有的感情反倒是一种冷漠或是莫名的嫉妒：若是不存在斯大林的暴政，帕斯捷尔纳克们、曼德尔斯塔姆们恐怕早已湮没无闻；他们无非是因为受到迫害与打压，才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并且风光无限。不过，若要让他们跟曼德尔斯塔姆们交换一下历史位置，恐怕打死他们都不干。
这种当代网络舆论中的“炒作”思维也日渐盛行于今日学者的种种思考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陆建德先生针对赫塔·米勒获奖感言所写的滔滔宏文《受害者与沉默的被告》。该文试图向那些为赫塔·米勒获奖而欢欣雀跃的人们泼一盆冷水。他认为赫塔·米勒无非是借助了“受害者的荣耀与优势”，才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并赢得了文学奖评委们的同情与青睐。换而言之，他觉得米勒的获奖有些胜之不武，夸大其词的意味。她无非是借助了“受害者”的身份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炒作，也圆满地行使了一次“受害者”的权力话语。
不少人现在并不相信“日光底下无新事”这样的古谚，硬是折腾出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来。像“受害者”这样的角色一跃从弱者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强者，所谓“被剥夺与被侮辱者”的话语霸权也被提及，并开始得到文人骚客的重视；犹太受难题材的电影开始被影评家批为意识形态的伪装，而自由知识分子为抗争极权政府而深陷牢狱之灾，也被轻描淡写为有预谋的政治投机而得不到任何同情与声援。新鲜的事情越来越多，奇谈怪论也层出不穷，知识分子与作家越来越多地热心于标新立异，却越来越不坚持公正与道义。这样糟糕的状况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二
这样的问题或许跟两种知识分子的心态有关。其一是萨义德式的，其二是昆德拉式的。先说爱德华·萨义德，这个叱咤风云的当代后殖民理论家。在著名的《知识分子论》中，他曾提出“流亡”的概念。他所谓的“流亡”，特定指向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中的立场。“流亡”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可以不站在任何确定的基点上，这将确保他做到对一切权力的批判。“流亡”才能保证批判的公正，才能使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心。萨义德以1991年美伊之间的海湾战争为例：在他看来，由于“这是两大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知识分子站在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的。知识分子不单单需要批评萨达姆的独裁与暴政，同时也不能放松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警惕。知识分子不该站在权力的任何一边，他是一切权力的批判者，为此，他不得不付出流亡的代价。
此言初读起来跟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所宣扬的批判使命异曲同工，班达继承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他认为无论在怎样的条件和环境中，知识分子都应该站在普遍正义和客观的立场上。然而，听其言，观其行，我们看到萨义德终究与班达截然不同。
尽管老萨本人一再鼓吹向一切权力说不，但他本人只是倾向于向某些权力说不。从其著书立说之日起，他就没有很好地遵循自己所立下的原则。《东方学》吹响了批判后殖民主义的号角，《文学与帝国主义》则是一部借文学评论来痛骂帝国主义的作品，在《报道伊斯兰》中，他的伊斯兰情结显露无疑，而《最后的天空之后》中他几乎就成了哈马斯的代言人，而新近出版的《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其路线图》更是一部极其情绪化的作品。从始至终，萨义德除了攻击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说之外，从来就没有真正想到认真地反省伊斯兰教及恐怖主义的问题。他只愿意为其作无条件的辩护，并无条件地站在它的那一边。因此，他从来没有真正意义地“流亡”过，真正令他感到“格格不入”的只是他的身份与认同，而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与“格格不入”的理念其实相去甚远。
或许这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能提出言之凿凿的理论，摆出正人君子的腔调，实际上却做着有损正义的勾当。他们打着的往往是匡扶正义，经世济民的大招牌，其实捍卫的仍然是局部的小利益。这样的现象在当代被称为“学术左派”的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尤其明显。
如果说萨义德代表的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伪善，那么昆德拉代表的则是另一种虚无主义的心态。过去人们经常习惯于把昆德拉视为政治作家，这个结论恐怕今天未必有很多人支持了。随着昆德拉作品的大量引进，人们会发现以前对他的理解多少是一厢情愿的。昆德拉不是什么反极权主义者，他似乎也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痛恨任何形式上的集体，因为集体代表着趣味上的媚俗。昆德拉厌恶一切形式的信念，一切形式的确定性。若是将萨义德的例子抛给他，他一定不会做任何选择，还会冠以老萨一顶媚俗的帽子。他以他的超脱与反讽为荣，并为自己文字中的虚无感沾沾自喜。
或许，所有经历过极权政治生活的人们都能够理解昆德拉身上那种对政治的厌恶。然而，也许就连昆德拉本人都未曾发现，他自以为的那种在集体政治面前的优越感其实只是一种幻觉。他自以为超越了政治，高高在上，一览无余，却迄今都未曾发现自己依然是极权政治的牺牲品。后者的可怕在于，它既可能扭曲人类的生活感，使之陌生化，同时也可能摧毁人类的政治感，使之冷漠化。昆德拉自以为的高明之处，也许正中了极权主义的下怀。跟另一位捷克作家赫拉巴尔不同的是，其实昆德拉并非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以一种对政治的厌恶来表现他的政治兴趣。现在的昆德拉，洁身自好，不愿意为了这个世界而伤害到自身的一片羽毛。幽默的笔调背后常常显露出他的短视，写作还在继续，但思想却原地踏步。他不会尝试着去读读索尔仁尼琴，去感受下不同气质的灵魂，他也不会很客观地看待高尔基，三言两语，打发便是。即便是在评价他所喜爱的托马斯·曼时，也大失水准。他只能看到曼的幽默，却读不出曼的深沉。
昆德拉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不媚俗，如何做到卓尔不群；而萨义德关注的是如何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当然，这并不是对这两位作家的全盘否定，笔者只是在这二人的作品中看到了极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心态。
三
这倒不是说，知识分子的“流亡”或“虚无”是不好的，其实这是在真理道路上的一个必经阶段，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我们需要在不断地试错中前进。其实对知识分子而言，虚无或是流亡，实在是不得已的结果。尽管尼采说上帝死了，但他是多么痛心地说出这个事实来。加缪希望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舍斯托夫希望头能够撞出墙洞来，存在主义者从未觉得虚无有什么好，只是因为它是那样的真。也许，真正对虚无感到欢欣雀跃的，也只有当代的这帮后现代文人了。
在去年出版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中，钱理群先生以极其真挚的笔触袒露了近年来自我内心的挣扎与困惑。在对很多事件的批评中，他都发现自己必须本着一种基于生命本位的立场对事件的方方面面提出批评。比如，在面对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他不但严厉地批评了美国的中东政策，也绝不因此而袒护伊斯兰世界，同样对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基于那种人文立场，也基于他的真诚，他难以放弃对任何一方的批判。这才使他陷入到萨义德式的“流亡”之中，或是他引述鲁迅的话，做永远的批判者。但问题是，做永远的批判者是否就心安理得，知识分子的流亡性是否就是终极的归宿？
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对一切权力的批判，往往不一定能换来正义的降临。有时候，对事件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结果，不但未能实现匡扶正义的效果，反倒给了意识形态论以可乘之机。这种理论所宣扬的观点就是，一切都是利益和权力之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有时候，对一切权力进行批判其实是容易的，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区分轻重，有的放矢。对世间的一切事物报以虚无的态度其实是轻松的，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勇敢地介入其中。
昆德拉赞扬过的托马斯·曼，就是一个坚强地要把自己从虚无中拯救出来的人。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以一种颇令人信服的叙述，向人们讲述了托马斯·曼如何从一种纷乱的情境中突围而走向坚定抉择的故事。作为小说家，托马斯·曼跟昆德拉一样，也是一个希望同政治保持距离，并最终与其绝缘的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他更直觉地感知到脱离政治的不可能性以及作家所承担的公共责任。他并不认为调侃几句，说一句媚俗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事态太严重了。
以赛亚·伯林的笔下，是欧洲另一边的苏联。斯大林几乎将整个文艺界摧毁得只剩废墟。在这种情形下，作家们不可能对极权制度形成挑战，而惟有后者将他们逼入绝境。巴别尔、曼德尔斯塔姆自然是被消灭了，肖斯塔科维奇是极其屈辱地臣服了，独留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得以幸免，他们的幸免不在于老大哥的仁慈，而在于有尊重文学传统的苏联人民。在这样严酷的时代，他们却还如此热爱他们的作家，如此地敬重知识与文化。这可能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比拟的，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苏联知识分子的荣幸，因为他们并不孤独。
然而，托马斯·曼确是真正孤独的，整个德意志从上到下早已陷入到疯狂的荒蛮境地。那里也不是捷克，可以让他像昆德拉那样做起“第三种人”。在他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对他来说，继续从事一种小说写作的高雅游戏越来越不可能。因为这种政治浪潮将彻底摧毁供其自由写作的多元化秩序，而“当多元化的秩序不存在，正常生活的规则和尺度也随之毁灭”。为此，他奋起反击，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开骂了。
四
正如米奇尼克所言，托马斯·曼的举动无异于堂吉诃德战风车，不过他还真喜欢塞万提斯笔下的这个人物，甘心做一名纳粹时代的堂吉诃德。我们也看到，在他之后，赫塔·米勒的开骂水平也一点都不比他差：
“我讨厌没有肉味的肉/讨厌假币讨厌赝品/讨厌自吹的神灵/讨厌精神的阉割/讨厌无奈的挥刀自宫/这里不是我的家/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
—— 《我怕故我写》
不过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堂吉诃德恐怕是越来越少了。作家们都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不妨看看另一位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是怎么说的：
“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
——诺曼·马内阿《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
当然，马内阿有时也会控制不住情绪痛骂齐奥赛斯库，也会对那种艺术家逃避政治的行为予以鄙视，但他在理智上还是会认同他的上述看法：对待极权主义，只需反讽，无需认真；要的是怀疑而不是信念，要的是喜剧而不是悲剧。
在极权的阴影下写作，“反讽”恐怕是一种最佳选择。多数作家喜欢采纳这一方式，一来这种怀疑主义的写作可使得他们始终在求真的道路上立于不败之地；二来这种喜剧化的处理既安全又容易获得市场的青睐。然而不难看到的是，喜剧既是一种摧毁性的力量，它以笑的方式让权力的宝座摇摇欲坠；但同时它可能会成为邪恶制度的合谋者。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成熟的专制主义已经不是拉伯雷笔下的中世纪，也不再是哈谢克书中的奥匈帝国。施莱格尔早就提出过警告：喜剧常常不是在教会人什么，而是在迎合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在一篇颇具政治反讽意味的小说中，人们并不太在意其中的严肃话题，而是更看重话题周围的边角笑料。即便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在阅读托马斯·曼的小说时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更何况是一般的普通读者。消费时代的娱乐在对权力无视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
这种反讽式心态其实是复杂的，它既可能是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做派，也可能是一种瞻前顾后、畏手畏尾的心态。在这个时代，那种义无反顾的作家恐怕将越来越少了。从性别的角度看，绝大多数的男作家都选择了反讽的姿态。也许是他们经历太多，负担太重，读书太多，反思过盛。他们能站在任何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能对任何一种思考提出质疑，对反思进行反思，对批判进行批判。正是在他们力图使自己的思想做到无懈可击，万无一失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却在这种左思右想的过程中失去了穿透力，也失去了对现实的干预力。
与之相反，多数女性作家却能更直接，更尖锐，也更执着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位女性获奖者身上（耶利内克、多丽丝·莱辛和赫塔·米勒），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火焰般的激情和寒冷刺骨的批判。也许，作为母亲的女性，能够更切身地体会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更容易发自内心地对践踏生命尊严的行径感到悲愤。在暴政之下，她们不习惯于玩弄智性，她们只能为创伤而写作。由此才能理解赫塔·米勒，她为什么永远都忘不了她在罗马尼亚的创伤记忆，永远都忘不了这块人生的“苦”面包。即便身处德国，身处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她都不会入乡随俗。因为她离不开独裁专制操纵下人民遭受迫害的阴影；因为“我是在写作而不是在卖鞋”。
像米勒这样的作家，从来都不会太在意她在未来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会太在乎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她关心的只是如何用自己的笔去跟这种人类的邪恶对抗，如何用文字来抚慰这些曾经受苦受难的人们，却不会去关心她的主题是否“陈旧”或是“媚俗”，更不会在乎自己是否偏执或有失公允。她尊重自己的感受，她把它真实地写出来。我们应该理解她，尊重她，而不是嘲笑她，挖苦她，或是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贬低她，因为她是为创伤而写作的人。一个不懂得创伤的人，怎么可能有创新？一个社会只有她这样的人得到了真正的敬重和敬佩，这个社会才会有真正的生机与动力，以及可以期盼的未来。而那些只知道对此进行嘲讽的人，最终只是在嘲讽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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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儿
每一句话都坐着别的眼睛
......
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到过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我敢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会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找到词汇之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并随时与其他词汇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
......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认为这本书严肃，而另外一本却肤浅。我只能回答，那要看它在大脑中引发迷失的密度，那些立刻将我的思想吸引、词语却无法驻足之处的密度。文章中这样的地方越多，就越严肃，这样的地方越少，就越平庸。一直以来，我评价一篇文字的优劣仅此一个标准。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地方。如果说一本书改变了我，那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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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汐
母亲的情绪从我的头发上显现，或许也是因为她在之前的几年中，被流放到苏联强制劳动的缘故。她在杀人国王的劳动营待了五年，这五年中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她十九岁被流放时，和所有同村的女孩一样梳着两根大辫子，在劳动营里却常常被剃光头。剃光头不外两种原因，一是因为长了虱子，二是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从地里偷了几个土豆或甜菜。有时，头发因为虱子已经被剃光，结果在偷东西的时候又被抓住。这让监管很犯难，因为光头之上无法再剃光头，这和被抽过的脊背上再抽鞭子不一样。光头长时间不长头发，头发不像皮肤那么笨，她说。有一张照片上，还是姑娘的母亲头发被剃光，身上瘦得皮包骨，怀里抱着一只猫。猫也是皮包骨，和她一样，因饥饿而撕裂的深沉眼睛露出尖锐的光芒。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总会问自己：人类对小动物的爱为什么能使正在挨饿的她与其分享食物？是因为动物拥有毛发而她自己没有了吗？猫身上的毛乱蓬蓬，头发长而怪异，仿佛部分肉体牺牲了自己用于毛发的生长，它疏离了自己的本质，走进另外一种反常的物质中。
一个朋友外出时，他的家又被搜了个遍——官方的结论是入室抢劫。我们太了解这把戏了，每人每年都会摊上几次。书和纸张被翻乱，照片从镜框里掉落，窗帘的镶边被拆开。钱和首饰从来不会少，只会丢些小玩意儿：一个闹钟，一只手表，迷你收音机。临走前，把门搞坏，造成盗贼闯入的假象。主人到家时，警察一定已经到位。因为丢了东西，所以警察的记录永远都是偷盗。然后某一天，我们被传唤到庭，看着某个囚犯被带到秘密警察拿走的物品前，承认是他偷的。一次，我的朋友丢了晶体管收音机，法庭上，听说小偷伊昂塞拉库死在监狱里，朋友问他家的地址，得到的回答是，他家里已经没人了。一般来说，如果死者没有亲属，都会葬在穷人墓地。还有，他的（估计是编造的）姓“塞拉库”也很少见，在罗语中的意思是“穷”。我们决定亲自去确认一下。墓地被高高的水泥墙围着，这里掩埋的大多是被国家迫害致死的人。我们是午饭时间到的。盛夏时节，炎热难当，墓地长满齐膝的青草，它们炫耀着色彩，扎人而刺眼。颠簸的小路上，瘦弱的野狗拖着各种尸体的碎块——手指、耳朵、脚趾。我们找到了伊昂塞拉库的墓，墓上摆着一束鲜花，不是草地里开的，是新鲜的玫瑰。那天天很热，一看便知是刚刚放上去的。就在我们之前有人来看过他，那会是谁呢？
墓地中央有个水泥小屋，有人用红漆在墙上写道：“吸血鬼”。屋子有个很窄的小门，最多只能算是门缝。屋里墙边放着水盆，中间一张水泥桌上躺着一具女尸。她的脚踝绑着铁丝，一只手腕上有同样的铁丝，是松开的，另一只胳膊上能看到脉搏的切口。头发、脸和身体厚厚地涂了层泥浆。这是一具——罗语中没有形容它的词——水尸，一具被铁丝捆绑的水尸不会是溺死的，只能是被淹死的。去墓地的路上，经过一个市场，我顺手买了一袋樱桃。不知所措之间，我在她深陷的眼窝里放了两颗樱桃。我们走到墓地大门之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腿僵硬着无法弯曲。草地的美令人无法忍受。我感觉得到它对我的饥渴，挽留着不愿让我们离开。青草是那些无亲无故的死者的鲜花礼物，还是遮掩国家罪行的葳蕤？是二者兼有之，或者都不是？是恐惧时梳理无法忍受的一切的愚蠢的需要？我们在小圈子里谈起过墓地上的玫瑰，小屋里被捆绑的女人，但我和朋友不约而同地都没有提到狗和樱桃。关于青草我也从未说起，一如我习惯的那样。
几年后我们到了德国。在声讨齐奥塞斯库的残忍暴行时，朋友告诉我们俩最好不要提墓地的事：“没人相信这些，你们只会让自己成为笑柄，让别人认为你们神经不正常。”我听从朋友的劝告，没有提起过。有人希望我用具体实例说明独裁政权的统治时，我只提了几件自认无碍的事情。朋友的警告很有道理，几个普通事例已经被认为是夸大其词了，人们已经在怀疑我脑子不正常。集权统治时代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种系于游丝之上的生活，我知道的永远比我能说出的要多得多。
但我不会抛弃那些让我变成笑柄的记忆，不会在写作时弃之不理。我执意回望墓地青草，从它的背面，超越时间的距离将它拾起，通过虚构将它作为词语裁剪得面目全非。穷人墓地的经历，在小说《心兽》中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回归：“我们口中之辞践踏的，不亚于双脚对草地的践踏。沉默亦然。”或者：“青草存在于大脑中。我们说话时，它被割掉，沉默之时，它也被割掉。第二茬第三茬的青草随心所欲地生长。即便如此，我们还算是幸运儿。”还有：“我希望爱可以重生，像割过的青草。它的重生应焕然一新，如幼童的牙齿，如新生的头发和指甲。它的生长应听从心声的召唤。”或者：“今天，我谈论爱情之时，草在倾听。让我觉得，“爱”这个词对自己不够真诚。”
——摘自《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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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汐
国王追赶着我，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他是我一些永远无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当大脑迷失，词语失灵时，它将这些事物拟人化了。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喜欢说：啊，国王来了！
到了德国之后，一个朋友被发现吊死在住所。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国王又一次鞠躬杀人了。罗兰德基施， 年仅二十八岁的建筑工程师，寡言少语，话音轻柔，不事张扬，喜欢写诗和摄影。我被宣布为国家敌人后，不论我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德国期间，他从未像别人一样与我断交。我定居柏林后，他明知有危险，还是不断给我写卡片。我曾希望他断绝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同时又盼望收到他的来信——这意味着他还活着。他最后的消息，是他死前几个星期寄来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们曾经常散步的一条街道，在我走后变化很大：街上新铺了有轨电车道，轨道上长满半人高的野胡萝卜，开着金边白伞花，似乎在向我预示朋友身处危险。我从那里抬脚离开后，我们的距离被拉开，随性的交往被没收，无法再直抒胸臆，阅读来信时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寻找隐蔽的含意。野胡萝卜是我们分离的意象，我想，也许所有注视着人类无望的植物，都可能变成野胡萝卜。卡片背面只写着一行字，字体很小，仿佛不打算把纸上的空白填满：“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句话的分量，比它所有词加起来所能表达的内容要重得多。它引领我们走到词语无法忍受自身之处，包括我们引用他的话时需要使用的词语。不是因为这句话，而是因为这个人，人本不应该像他一样，待在这样的一句话里，但他也是逼不得已。他死去的日子和这句话的情况类似，是五一。在劳动节这一天，热衷于草菅人命和建纪念碑的独裁者干掉了一个建筑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国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让我们想象一下：晚上你独自坐在家中，有人敲门，你打开门，然后就被吊死了。邻居们现在回忆说，当晚他们听到不止一个人的喊叫，但没有一个人去帮忙。尸检也被拒绝了，因为国王不允许别人看他的牌。死亡证明书上，官方的结论是自杀。问题是：原本的计划就是吊死，他反抗时头被套进了绳索呢，还是被审讯和拷打致死，刽子手不知如何处理尸体，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预谋好的，还是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蔑视中，或者只是为了好玩儿，临时的一个处理办法。杀人者是职业特工，还是被雇佣或是被胁迫的罪犯？
我在翻看自己童年的照片时，国王也在鞠躬。我从自己每张照片的发型上，能看出母亲当天早上的心情。摄影师很少到村子里来。我已经记不得当年的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站到村中的一面墙前，院子里的一畦花前，或是教堂边铺满雪的小路上，让人给我照相。照片上有关我的信息很少，更多是关于我母亲的。从照片可以推断出以下三种状况。第一种：头发的中缝是歪的，两条辫子在耳后高低一样。说明我父亲在前一天晚上只是轻微醉酒，母亲给我编辫子时心境淡泊，脑子里想着她自己的事，手指习惯性地动作着。婚姻总体还可以，生活还能够忍受。第二种情况：头缝和辫子歪歪扭扭，我的头看上去像被挤过，脸颊错位。这说明父亲头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母亲一边梳头一边流眼泪。我成了一块多余的木头，像她常说的，如果不是我，她早就离婚了。第三种状况：头缝和辫子都很正，左右脑和脸完全对称。说明父亲前一天晚上是清醒地回家的，母亲心情轻松愉快，也能喜欢我了。不过第三种情况的照片很少。因为摄影师只在节假日来。平日里，我父亲在工作时间也能喝点，但在节假日，他唯一的消遣就是酩酊大醉。他没有别的爱好，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喜欢下棋、打牌、打保龄球，他也不会跳舞。他一味地端着酒瓶看着别人玩，直喝到眼睛肿胀，舌头变大，双腿发软。从我的相片也能倒推出他的三种状况，在第二天通过梳齿钻进我的发型里。
——摘自《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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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汐
○我们常说：“他肩膀上扛着个脑袋，是为了不让雨淋进脖子。”
○母亲把她的衬衣和父亲的衬衫，她的长袜和父亲的袜子，她的裙子和父亲的裤子，重新叠好，摞起来，或一件件挂好。两人整理过的衣物挨在一起，仿佛能阻止父亲醉醺醺地把自己从婚姻中摇出去。
○人们活在时间的一个断片，坐在里面可以回首张望记忆中的故乡，同时翘首企盼着早日回家。人们逃进棋子，遁入游戏时光，不必再忍受时间的空乏。
○人天性中的固执使他热爱生命，学会喜欢生活，使每一天都拥有价值。告诉自己我活着，尤其这一刻我要活着，这就够了，这比想的更具有生命意义。它是经过检验的生命价值，和呼吸一样有效。
○沉默与说话同等重要。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
○我发现，是事物决定着一个人，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哪里忆起过去的场景或人。那些由坚不可摧的、没有生命因而更持久的、与我们自身完全不同的物质组成的事物，决定着它们在大脑的回归。事物在出击之前先撤身，以偶然的露面回望过往，用当下把过去推向顶点。
○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在辽阔的、放肆地碧绿着的山谷中，我无数次问自己，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我把皮肤上捏出块块红斑，想知道我的腿和手臂是什么材料做的，上帝会在什么时候把它们从我身上拿走。我嚼着叶子和花，希望舌头变成它们的同族，希望自己像花和叶一样通晓生命之道。
○花序是老人的白发，可以用来编辫子。玉米粒是破碎的黄色牙齿。我的身体簌簌作响，像尘土中空旷的风一样微不足道。嗓子干渴，头顶一个陌生的太阳，像上等人把一杯水递给客人时手中的托盘。直到今天，长长的玉米地依然会令我感到悲伤。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在汽车里，每每驶过玉米地，我都被一种恐惧攫住，我闭上眼睛，怕玉米地会直挺挺地环绕整个地球。
○我不想被这盛开的、铺张着所有颜色的陈列馆俘虏，我不要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这贪婪的、用鲜花伪装的燃烧的夏天。我要离开花边，走上地毯，那里的脚下是坚实的柏油路，死亡无法从泥土爬上脚踝。
○我们沉默着。祖孙三代同居一所房子，同处一个庭院，却擦肩而过。我们使用共同的物品，我们的心却孑然离散。如果没有倾诉的习惯，也就不需要用词语思考，不需要用说话提示自己的存在。这样的一种内心态度，是城市人不具备的，却是城市的大丽花所拥有的。习惯了这样的态度，就不会注意到人们的沉默。大家根本不想着说话，只将自己锁进沉默中，用目光将他人环抱。
○理所当然是我们最无须努力的拥有，和我们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当人们的存在不再为着自己时，它是完美的呵护。最困难的是，理所当然在离开时不是单个地、有数地遗弃，而是一下子扔掉许许多多与之不协调的东西。此时会生出一种感觉，不停地飘，不断地跳。这不间断的自我感知与外界乱伦，与自己通奸。我们能感觉到身体里一根根过度紧张的神经，却无法摆脱。我们既厌恶自己，又不得不爱自己。
○风景冷漠地站在那里，对人类身上发生的一切无所谓。它是停火状态，是避开了繁忙时光的静穆，是长着绿色牙齿的浑然不觉，它只需要自己就够了。过度紧张的神经无法承受美的出其不意。风景成为存在闪亮的上演，是所有恐怖的全景画面，是被剥夺的理所当然的加倍。如果柏油马路上没有出路，风景在人们的感知中就是一种傲慢的物质，占尽时间的优越：远古的石头，永恒的水流，花叶与青草无尽的轮回。它们全都没有记忆，对过去和未来没有任何思虑。
——摘自《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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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豆
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题记。
我国60年代经历过一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其间除了没有话语权外，还要受尽“非人的虐待”。今天看完《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我联想到了二者的相似性。只有一句话：人性都是一样的，政治都是可怖的。
很难想象，作者赫塔*米勒拥有那种令人感到恐怖的经历，更难想象她依然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游刃有余”，这其中更多的恐怕不是单靠勇气使然，也许还有我毅力、追求及人格定位等。用一个更好地词来形容——渴望真理。
只是一块手绢，一块手绢而已。它传递的不仅仅是物相的表面，更代表着其深层的实质——它的功用。它可以作为手帕，可以作为头巾，还可以作为给自己提升勇气的“伙伴”。一块手绢，承载着一辈辈的亲情，绾续着一个民族的印记及希望。他们充满希望，而希望却在政治的“黑暗”下显得那么的苍白，此时，你想说点什么，也许别人不会理解，即便理解了你说的也会是错的；如果你保持沉默，你讲可以挽救自己的灵魂与尊严，至少你不是暴政的“行尸走肉”。
一个作家，敢于用一根轻飘飘的笔，用一张轻飘飘的纸，诉说着她的希冀与梦想，抨击着世道的苍凉与黑暗，这是何等的胆略，这是何等的英爽！不仅作者做到了，她的很多“朋友”也做到了，那种“背信弃义”或者“临阵脱逃”的伴侣充其量只是一个伴侣而已，他们没有资格跃然于作者的纸上，跳动于作者的指尖。
时代在发展，社会却未必不是再愈加败落。想追求自由，想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你要出卖的不是你的灵魂而已，还有你的生命。这是令人发指的理由与要求。然而，很多人不想失去生命，更不想失去话语权，这不是懦弱，而是真正敢于直视黑暗的勇者，这种人生才是分量十足的。这个人就是赫塔*米勒。
也许“国王”会在“鞠躬尽瘁”的掩饰下尽显他的“兽性”，他们是非人，他们是禽兽，如此，他们只能面目狰狞地“杀人”。你甭指望他会给你一个微笑（即便有也是阴笑），他的骨子里流动的是黑色的血液。你的对与错都由他的指针说了算，你只是一具“尸体”，一根“草木”。你还想拥有话语权，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不过，如果你有足够的胆量，你一定可以做到“离经叛道”，你可以躲藏，但不是为了害怕失去生命的脉动，勇敢的心是不会失去符号的。你可以紧紧抓住属于你的独有手绢，它的物身未必能够万事凑效，但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坚韧，你会从它那里得到动力，或许还有寄托。没错，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过前提是你对这个确实黑暗的社会有自己的看法。
挥挥手绢，带走的是一阵凄凉，是政治的凄凉；你终于沉默了，并用另一种声音呼唤人间的温暖。依旧是那片手绢，带着你穿越漆黑的山洞，你要去探测光明，为了自己，也为了民族，更为了国家，幸许，还包括了人类。
带上手绢吧！你可以看到人生的光亮！此时，你不需要沉默，因为沉默也会引你走向歧途，那么，握紧你的笔，走向你的灵魂深处，赫塔*米勒，我们都与你在一起！因为，你的文字是一种痛苦的解脱，是一种黑暗的明灯，是一种生命的跳跃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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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5 00: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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