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自由 - 书评

飞雪

　　在本书1982年版的序言中，我证实了舆论气氛的一次戏剧性的变动；这次变动，被1962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所遭受的待遇和我妻子与我在1980年出版的、表示同样哲理的后继著作《自由选择》所遭受的待遇之间的差异明白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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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a

　　《Friends》的开场，是一场逃婚， rachel从她和那个秃顶牙科医生的婚礼上逃开，然后她的好朋友速度补上。接触美国文化不多的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片子里面那么多女人都想要嫁给医生。考古学博士的ross有一次很不服气的问-MD和PHD有这么不同吗？
　　这个问题曾经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读个博士，医学博士和理科博士在收入上可以差距那么大？拿个数学物理博士的难度一点都不低于拿一个医学博士。
　　虽然美国医生的高收入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但是不管高收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一样东西投资回报率高于平均，必然的结果是更多的资本会流向它，在竞争中拉低回报率而最后回到平均水平。如果一个行业可以保持高回报率，那么往往是因为垄断。
　　熟练工联合起来，排斥或者限制新人进入这个行业，然后保持垄断价格。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美国执业医师协会势力是非常强大的，从每年可以入学的医学系学生开始，就设有严格的数量限制，以此维持垄断。
　　书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希特勒上台之后，大量的德国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包括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在美国拿到行医执照的德国医生的数量在那几年维持不变，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说明了行会制度是排斥竞争的。
　　在俺还不懂事朦朦胧胧的时候（其实素高中）翻了《凯旋门》，只记得里面的男猪脚是个医生，而且技术高超，但是因为是个难民而没有行医许可，只能做人家的捉刀医生。麻醉前病人看到的是另一个医生的脸，睡过去之后由我们的男猪脚操刀。这个故事多生动，你有行医的技术不代表你有行医的资格。行医执照的获得条件，有很多是和技能无关的。
　　
　　前两天看到一个香港mm说，只有医生律师会计师才算专业人士，工程师什么不算。现在联系行会观点回味一下，很有意思。
　　大胆假设，这些行业的回报率高低，应该是和行会的强大程度成正比。医生行会最强大，律师次之，会计师再次之。工程师虽然有认证，但是没有执照。这些认证也没有广泛的权威性。也就说，我没有sap认证也可以在做相关的行业。这个是一种软限制，所以工程师的准入门槛要低，竞争相对充分，所以收入就要低一点。不被归为所谓“专业人士”。
　　
　　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讲述了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家史，里面提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手工业为什么从来没有摆脱过家庭作坊的模式？为什么没有产生过集中作业的工厂？吴晓波给的答案是农村劳动力在农闲的时候织布，价格低廉，而集中作业需要机器，一次性投入太大，竞争不过家庭作坊的廉价劳动力。这个答案当时并没有让我信服。
　　奥尔森表达过一个不同的观点–中国的行会制度是非常强大的。比如丝绸业，每个作坊的产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行会通过限制产量来维持丝绸的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生产的需求被抹杀了。我们自然就不需要机器了。也不会有人费脑子去发展技术了。西方工业的萌芽是从水力推动的织布机开始的，这个技术门槛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中国人是没有需求去发明这种东西的。
　　
　　政府的垄断也好，私人的联合垄断也好，说起来都是通过一种权力集中的方式来限制他人的自由。团结就是力量，这个话不错，但是现在体会起来有点让人颤抖。

MRande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共产党宣言》
　　
　　
　　
　　反对凯恩斯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弗里德曼，他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圣骑士。在他之前有哈耶克，与他相比，哈耶克生不逢时。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暂时挽救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人人为私利运动的社会中，凯恩斯主义无法避免退化——官僚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利。如果不加以约束，同杨可能造成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危害，很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资本主导经济的危害。
　　
　　
　　
　　西方民主政治一直与幕后交易分不开，为政客服务的人，往往能获得必要的回报。历史上，在美国替总统候选人募捐的人，如果押对了宝，往往能获得大使等要职。这是个人的好处，具体到利益集团，则往往选择一个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的候选人。反过来，因为靠个人财力难以支付耗资巨大的竞选，候选人也必然主动投靠利益集团以求获得资金支持。利益集团和候选人的关系，往往长久而稳固。许多候选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候选人服务于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出资支持候选人，彼此成为一种互利互惠的主仆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颠倒了这种主仆关系。是你给我赞助，我当选以后投桃报李，还是我能掌握你的发展情况，所以你要给我赞助。看似微小的差别，其实很重要。虽然皇帝与太监都处在金子塔的顶端，但是皇帝一旦被太监篡权，结果往往是很悲惨的。尽管凯恩斯也对集权主义高度警惕，但是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背景下，管不了这么多。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使官僚获得了极大的权力，资本积累的决定权不再在于资本总量或生产效率，而在于与官僚的关系。获得伊拉克重建的订单的决定权，并不在于投标公司的综合实力，而在于其公关能力。美国和英国公司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其次，官僚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换句话说，官僚也关心自己手中的资本。如此一来，资本积累与市场无关，而决定于官僚机构内部的博弈，即所谓通往奴役之路。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演化为与民争利和假公济私，制造新的贫富差距，不同的是资本积累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市场上的性价比的竞争变为与官僚关系的亲疏比的竞争。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并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成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的反动。
　　
　　
　　
　　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给官僚划一条界限，避免凯恩斯主义无限退化下去。
　　
　　
　　
　　第一个给官僚夺权敲警钟的是哈耶克。不过，生不逢时的哈耶克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众的认同，更没有改变当时的历史进程。
　　
　　
　　
　　由于二次大战使英国社会出现了既深且广的变化，遂促使社会上出现要求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的急迫需求。在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更明确指出战后政府应该以全民就业为目标。工党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之后，丘吉尔如获至宝，把这本书用于选举宣传：这本书使他更加忧心工党上台以后的后果。尽管保守党大量印刷这本书，但是仍然无改变历史。战争还没有结束，丘吉尔就落选了。
　　
　　
　　
　　当时的英国人对苏联普遍印象不错。苏联印象破灭，铁幕、柏林墙、匈牙利事件，《新阶级》在纽约发表，都是以后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西方有力的盟友，一方面是因为十月革命后二十多年，苏联就由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与半死不活的欧洲相比，苏联模式确实很有吸引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距离产生美，身在欧洲的人们对苏联国内悬殊的等级制、翻来覆去的大肃反和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几乎一无所知。大洋的另一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给予了欧洲劳动者的希望。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疑给世界其他国家有榜样的作用。这个时候，说政府干预会如何如何，自然没有听众。
　　
　　
　　
　　弗里德曼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这时，铁幕已经落下，种种关于苏联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播出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否定了斯大林，也震惊了世界——苏联国内原来是酱紫啊。彼此为领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立，双方的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1962年，美国和苏联在古巴剑拔弩张，全世界担惊受怕。美国人严重受惊，从没有感觉过外来的威胁离自己如此之近。在此之前，即使两次大战，也是海外的事情。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随后的越战和水门事件，美国政府在民间的信用跌到二战以后最低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权力却扩张到了战后的最高。尼克松已经轰炸了柬埔寨，却根本不和国会打招呼。政府几乎失控，三权分立原则面临失衡，国会和最高法院都被政府扔到了一边。尼克松的“管子工”是属于总统私人的秘密调查部门，准备使用非常手段收拾泄密者。国家大政方针的是非对错，完全在美国总统的私人判断。这种倾向非常危险。更让资本郁闷的是，做出这些事情的居然是要强烈反共，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右派尼克松。“想不到啊，你这样浓眉大眼的居然也叛变革命了……”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变成另一个苏联，无疑是美国人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弗里德曼的理论流行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是美国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二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弱化。美国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三方之间，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美国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的结果，资本家受到削弱，工人得到扶助，美国政府借维护工人利益扩张了自己的权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矛盾下降，美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矛盾上升。另一方面，工人生活改善，工会实力增强，工会领导人逐步向官僚化发展，工人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
　　
　　
　　
　　当然，工人最不满意的还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工人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政府能有必要的救济）、物价别太贵——自己的劳动力能以卖出，自己用工资卖生活用品的时候别太贵。这两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都做得差强人意。当时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常年保持20以上。
　　
　　
　　
　　哈耶克的时代，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他的理论，自然生不逢时。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要领先于时代，这样才能体现他先知先觉。但是也不能太领先，否则在著作发表的时代难以引起共鸣。所以，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杯具了，而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洗具了。
　　
　　
　　
　　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为资本主义正名分的，要知道谁是皇帝，谁是太监。这本书开篇讲的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不要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或者“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应该说“我和我的同胞能够通过政府做什么。”——开篇明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是皇帝，是太监。
　　
　　
　　
　　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做的第一要务是国防，第二要务是保证契约的实施，而调节财富分配则属于“是一个人认为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认为是有害的”范畴，是多管闲事。
　　
　　
　　
　　三件事说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要求的话，就会发现：第一是不要外来势力干涉稳拿；第二是要求法律是保证契约的执行，不要插手稳拿利用契约合法地抢劫卢瑟；第三是不要试图触碰，甚至返还抢劫的赃物。具体地说，就是保护本国稳拿，不许外来的势力推翻本国稳拿，保护本国稳拿剥削卢瑟，不许本国卢瑟赖账。除此以外，政府做的其它的事情，都可能是多余的，尤其是试图重新分配财富。美国政府确实干涉过资本的行为，比如强行拆分垄断企业。历史经验表明，这样行为是必须的，而且美国政府的操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低限度的。但是即使这样，资本也无法忍受。资本要求的就是剥削的自由，任何制约它的外来限制，都会让它觉得不自在。
　　
　　
　　
　　表面上看，维护契约的实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实际上，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中，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签订的契约必然对强者有利，弱者不利。对弱者来说，与强者费厄泼赖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在普通公民都有普选权的社会中，弗里德曼显然不能直接说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稳拿的剥削地位，于是就说要维护契约的实施。虽然换了个说法，但是本质上还是资本至上那一套。由国家暴力为资本搭建一个擂台，在这个擂台上稳拿和卢瑟公平竞赛，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稳拿不必心慈手软，卢瑟也不许赖账，这就是弗里德曼要求的社会。至此，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宣扬的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就很清楚了。
　　
　　
　　
　　接着弗里德曼介绍了若干天才，这些天才的成功都是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会用停滞代替进步。但是，弗里德曼却闭口不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上学，要去工厂做童工。这些孩子即使有超人的天赋也可能在劳累中过早的夭折，或者一生无缘接触现代科技，仅仅作为人肉电池贡献最简单的体力和脑力。智力是不稳定遗传的，财产是稳定遗传的，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接受相应的教育。所以，教育的权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显然不能与智力完美匹配。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很常见的事情，却被无视了。
　　
　　
　　
　　弗里德曼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经济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是公开的观点，骨子里还是要宣扬资本至上。在他看来，资本是皇帝，政府是太监。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皇帝权柄下移，太监犯上作乱的风险。
　　
　　
　　
　　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读者难免要问：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资本家的在经济上的自由，就是尽最大幅度压迫工人。如果资本家在经济上的自由是政治上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不是就是工人经济上的不自由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的不自由呢？如果政府不干涉经济，那么会不会成为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压迫工人的局面呢？当然，这种压迫不仅仅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也表现在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稳拿要用边际效用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交易是你情我愿的彼此互利互惠的行为，尤其是雇佣，所以不存在压迫——“你是自愿来应聘，接受这样的劳动合同的，我没请你来，也没逼你了，你不愿意来可以不来。既然你来了，那就说明雇佣对你有好处，那就不存在压迫。”经济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政治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卢瑟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被稳拿代表了。卢瑟被自由了。
　　
　　
　　
　　卢瑟的利益也一样被代表了。弗里德曼反复强调一个命题：交易使双方获利，只要双方自愿并不带欺骗性。那么抢劫算不算自愿交易呢？某甲用枪顶着某乙的脑袋，某乙自愿交出自己的钱包。于是，某甲获得钱包，某乙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当然，有人可能说这个不是自愿的，某乙不接受某甲的条件就会丧命。那么，如果某乙不接受某甲提出的条件，就可能饿死，某乙接受某甲的条件，就能苟且活下去。这算不算自愿呢？自愿与双方获利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实际上，按照日常的经验，自愿和双方获利，只有在双方经济地位接近的时候才能存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贫富分化，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很快就不会平等，不但会不平等，而且会越来越悬殊。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是一种比例代表机制，在市场中少数派必须顺从多数派的意见。但是，少数派和多数派是怎么确定的，他没明说。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每个人拥有的财富量是不同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弗里德曼没有明说的是，某些人的代表权比别人大得多。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有钱人显然比没钱的人更自由，他们显然比穷人有更大的权力。没钱的人必须顺从有钱人的意见，人数上的多数派（卢瑟）要顺从人数上的少数派（稳拿）的意见，这是市场这种比例代表制的真相，也是卢瑟反对自由市场的根本原因。
　　
　　
　　
　　弗里德曼说反对自由市场的人是因为市场能很好的完成资源配给的任务，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完全是栽赃。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必然有不同的结果：从一个角度看，市场给资本家廉价的劳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给工人的就是低廉工资。从一个角度看，房东的房子租个好价钱，可以不劳而获；从另一个角度看，房客就要承担高昂的房租，要节衣缩食。卢瑟激烈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稳拿渔翁得利。所谓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给，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控制这些资源的人获得最大的好处。相比控制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稳拿，卢瑟怎么可能不反对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呢？
　　
　　
　　
　　能够制约资本的，只有工会和政府。这两者都成为资本极力攻击的目标，也是弗里德曼反对的对象。历史上，工人福利的改善，不是资本家发善心的结果，而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结果，工会的作用功不可没。政府的财政调节给大量的社会底层提供了机会，为形成橄榄型社会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之中分配比例的提高正是工会斗争和政府进行财富分配调节的结果。如果没有工会和政府的牵制，资本是否还会如此善待工人，显然值得怀疑。
　　
　　
　　
　　在政府和资本的关系上，弗里德曼争功诿过，翻手为雨覆手为雨。弗里德曼说美国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自由选择的结果，把经济波动归因于政府干预。他这样说，非常不厚道。美国的资本与美国政府，如同皇帝与太监，是利益共同体。美国资本的每一步发展壮大都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持，没有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就夭折了：高关税保护了幼年时期的美国资本，避免被英国资本吞噬，避免成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充当经济危机替罪羊；南部农场主要求独立，美国政府平息了反叛，为北方的资本家巩固了经济殖民地，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谢尔曼法避免了垄断企业过度膨胀。罗斯福新政避免了革命；战后美国军事扩张，美国获得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资本获得了原先英国资本控制的资源和市场；中情局为了美国资本的利益在世界各地搞了包括暗杀、政变、支持独裁军政府在内的数不清的拿不上桌面的事情。这些都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美国资本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对皇帝来说，太监是很尽职的。
　　
　　
　　
　　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会不会重新发生类似1929年至1939年之间的事情？历史无法做出实证校验，会与不会完全在个人的解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人已经淡忘了1929-1939年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历史记录还在。如果我们回顾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以及当时世界的巨变的话，尽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很糟糕，但是相比三十年代最惨的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则好的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要大于实行凯恩斯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掀起了迫害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高潮，整个社会谈共色变。美国政府的雇员，要接受忠诚调查。仅仅因为莫须有的怀疑，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毫无疑问，美国政界的初衷，是为了在共产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也成了美国政府的罪状。那么美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呢？如同胡佛那样彻底放手吗？如果那样的话，美国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就难免被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了。铁腕大臣用血腥手段镇压了反叛，皇帝日后以滥杀无辜为名镇压铁腕大臣。历史总是如此地相似。
　　
　　
　　
　　弗里德曼对工会和政府的批评从来是毫不留情，对资本从来都是宽容的。他把资本描述成只做善事的天使，只讲资本的权利，不讲资本的邪恶。事实上，资本是可以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冒上断头台风险的东西。对资本来说，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资本的市场行为只是为了私利，而不是任何公心。只要能赚钱，物美价廉也是它，质次价高也是它。发展生产，囤积居奇，甚至杀人放火都可能是它。
　　
　　
　　
　　资本只愿意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显然，有大量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比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在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市场化的国家，社会中下层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是很常见的。如果把政府的投资方向选择在这些领域，显然不会对原有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因为对原有市场来说，这些需求虽然迫切，却没有支付能力，所以并不是原有市场的一部分。即使人们再健忘，也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诞生后，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满足穷人这部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行为，一直是空白或者接近空白。
　　
　　
　　
　　对大资本家来说，政府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等目的而主动采取“劫富济贫”的经济政策，是巨大的威胁。所以，在弗里德曼的书中，强烈反对社会财富调节，回避社会财产分配的重要性，似乎全社会的主要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或者随机分布的。按照他的说法“身分或地位或财富的大部分的差异归根结蒂可以被认为是机会的产物。努力工作和节俭的人会被认为是‘该受奖的’；然而，这些品质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他幸运地（或不幸运地）所继承到的遗传因子。”然而，现实之中，显然不是这样——资产决定社会分配方式，劳动力要服从资产的安排。对于身份或地位或财富，遗产比遗传因子更有意义。
　　
　　
　　
　　“同事们中彩得奖的大学教授会羡慕他的同事们，但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不满之处，或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应有的待遇。假使这些同事的薪水稍有提升，从而使他们的薪水高于该教授自己的，那末，该教授远为更可能会感到不快。”因为大多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所以工资绝不是极少数社会顶层者主要的收入来源，也决不会是社会收入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少数稳拿获得巨额工资，但是这些稳拿所处的职位决不是向社会所有劳动者开放的，所以这样的巨额工资与其说是劳动所得，不如说是以其它分配要素为依据的收入伪装成工资而已。）社会收入主要差距绝不存在于同行劳动者之间，而是存在于以不同要素为分配依据的不同阶级之间。教授是属于高级体力劳动者，教授之间的收入差距做例子显然不能说明收入差距的来源。事实上，社会顶端的人，基本是不劳动的。越向顶层越是如此。社会底层的人，则是终日劳作不休的，不如此便难以糊口。这就如同用两个佃户之间每年一、两百斤粮食的收入的差距的例子，来掩盖地主与佃户之间每年几万甚至几十万斤粮食之间的差距。
　　
　　
　　
　　稳拿经济学总喜欢用鲁滨逊的例子推而广之，大而化之，弗里德曼也不例外。“设想有四个鲁滨逊各自飘流到邻近地区的四个岛屿上去。一个人恰好登上了一个使他生活容易而美好的大而富饶的岛。其他人则登上他们仅能维持生计的小而贫瘠的岛屿。一天，他们发现相互的存在。其他三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他和他们分享他的财富是否有理呢？很多读者会倾向于说有理。但是，在顺从这种倾向之前，考虑一下在不同形式下的完全相同的情况。假设你和三个朋友沿着街行走，而你恰好看到并且拾到在人行道上的20美元一张的钞票。当然，你会是很慷慨的人，假使你和他们均分这些钱，或者至少请他们喝一盅的话。但是，设想你没有这么做。另外三个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你和他们平均分享这20美元是否有理呢？我怀疑，大多数的读者会趋于说没有道理。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他们甚至可能认为，上述慷慨的行为方法本身并不显然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准备劝说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人类伙伴们，当任何人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平均数时，他便应该立即把多出的数量平均分配给世界上所有的居民呢？当少数人这样做时，我们会羡慕和称赞这个行动。但是，普遍的‘分享财富’会使文明世界不能存在。”
　　
　　
　　
　　用鲁滨逊作例子的好处，可以掩盖地主与农民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分配关系。孤岛上的鲁滨逊之间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地主和农民之间却要分配农民的收成，扣除地主的租子，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地主和他的孩子易于生活的原因，恰恰也是农民和他的孩子难以谋生的原因。
　　
　　
　　
　　地主拥有的财产所获得的好处决不是比其他三个同龄人能多喝一杯，而是有资格决定三个农民要缴纳多少租子。弗里德曼用20美元的钞票做例子，20美元能干什么呢？最多只能多喝两杯。他为什么不用2000万美元做例子呢？因为2000万美元能做的事情显然不是多喝两杯而已。如果我们承认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话，那么20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都不会被用来消费，而是用去“钱生钱”。如果这个例子是20亿美元的话，那么即使这笔巨额财产的所有者穷奢极侈也只能在短时间内消费掉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将成为他未来更多的收入的依据。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看到，在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资产收入和劳动力收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地主与农民之间，租子和口粮的关系，就是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农民要求地主“分享财富”，那么文明世界就不能存在。那么农民便难免要问一句，什么是弗里德曼眼里的“文明世界”呢？或者说，什么是“文明”呢？是否可以认为一部分人利用财产优势占有大部分社会产品压迫另一部分人，就是弗里德曼眼中的“文明”呢？这样的“文明”显然不是多数人的文明。
　　
　　
　　
　　进一步考虑，鲁滨逊自己种粮食，和别人分工合作收获更多，于是大家都获得好处。收获更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获得好处，这是大大可疑的。大家一起种粮食，做大饼，最后必然有人负责分大饼，我们并不能确定分大饼的人一定会给每个人更大的一块大饼。如果我们回想亚当斯密的分工的例子，由于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工人的人均日产量由二十个扣针提高到四千八百个，提高了二百四十倍。另一方面，每个工人多生产的出来的四千七百八十个扣针，却未必完全分给工人，只要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给工人就可以了。实际上，机器价格越贵，工人数量越多，需要分给工人的数量越少。
　　
　　
　　
　　如果鲁滨逊觉得与别人合作不合算，分配者太贪婪，给自己的份额太少，可以自己单干，自己生产各种生活用品自己消费。工人完全没有这样的自由。如果工人不满意这样的分工，想另立门户却已经不再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独立生产的日均产量太低。无法在价格上与资本家的产品竞争。除非他们回去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可是，圈地运动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断绝了他们当小农的路。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进程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企业归原来的厂长或经理所有，工人被赶出工厂，切断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联系。工人只能廉价出卖劳动力，厂长或经理则可以坐拥巨额资产，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不打算自己经营，厂长或经理也可以把这些不义之财转化为房产、股票或海外存款（比如塞浦路斯银行中的大量俄国富豪存款），获得地租、股息或利息。所以，即使这些前管理者没有最基本经营能力，也不妨碍他们（和他们的后人）舒舒服服地享受若干年（甚至若干代）富裕的生活。在这些国家，私有化进程成为社会贫富分化的分水岭。决定这些国家私有化之后个人命运的关键，不是勤劳、节俭、诚实或者懒惰、贪婪、狡诈，更不是弗里德曼吹嘘的“遗传因子”，而是个人在原有企业之中的地位，是属于领导层，还是属于一般工人。
　　
　　
　　
　　这样的社会之中，工人一无所有，男耕女织绝无可能。不出卖劳动力，不到市场上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经济行为的起点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终点是用出卖劳动力的钱购买生活必需品。稳拿则控制生产、生活资料，一方面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一方面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两头挤压工人。对工人来讲，接受剥削，或者饿死，只有两条路。人总是要求生的，所以进血汗工厂总比饿死强。事实上，即使接受剥削的机会，也是要互相竞争的。这就为资本家使用童工和女工（甚至奴工），压低工人工资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弗里德曼宣扬的自愿交易，皆大欢喜的真相。
　　
　　
　　
　　鲁滨逊的孤岛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是每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的，弗里德曼却视而不见。如果他不是智商低下的话，就是想掩盖资产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他为什么要掩盖这些关系？
　　
　　
　　
　　弗里德曼的理论要流行必须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弗里德曼当然不能说要自己的目的是要维持“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那样的话，除了极少数社会顶层的大资本家，还有谁愿意接受他的理论？弗里德曼要把少数人的目标伪装成大多数人的目标，把少数人的利益伪装成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就要集中火力攻击社会矛盾中他可以利用的“官民对立”，同时尽量伪装掩饰可能妨碍他传播理论的“劳资对立”。
　　
　　
　　
　　政府控制在颟顸、腐败的官僚手中，确实会培养官僚资本家，同时压迫包括非官僚资本家在内的其他民众。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民众之间没有其它矛盾。历史上，官府加重税收，地主会把其中的大部分转移到农民身上。反过来，官府减轻税收和徭役，地主往往截流其中绝大部分的好处。这是很常见的。官府、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三角利益关系，用简单的“官民对立”把官府划到一方，把农民和地主划到另一方，仿佛农民和地主一家亲，同仇敌忾对官府。这显然掩盖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争夺。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刻意淡化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仿佛大家都是挣工资吃饭的，即使社会顶层也是如此，用孤岛上的彼此之间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分配冲突的四个鲁滨逊作例子。现实中显然不是这样。弗里德曼用彩票、勤奋的教授和20美元的钞票的财产作例子，也是为了动员尽量多的社会成员加入反对“财富调节”者的队伍。很显然，如果弗里德曼用巨额遗产、华尔街的肥猫[1]和20亿美元的资产作例子，是不能迷惑多数人的。
　　
　　
　　
　　要让卢瑟拥护他的学说，必须给卢瑟一个香甜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负所得税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最伪善。方案说得很好听，不足一定收入的部分，政府按固定比例给予补贴。（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这样一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等于实际工资收入加政府补贴（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许多事情听上去很美，实践之中细节是魔鬼。收入标准怎么定？政府比例是多少？这两点是关键，而且决定整个政策的性质。如果收入标准定得很高，而且比例也很高，那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如果都很低，那就是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极大地削弱工会，束缚政府以后，社会权力全部属于资本。这个时候，资本还会允许把这两个参数定得很高吗？所以，负所得税方案，如同当年谷物法，是动员工人的画饼。
　　
　　
　　
　　相比卢瑟，更容易被弗里德曼动员起来的是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也就是俗称的中产和小资。“只要你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外加一点好运气就会像我一样……”这是稳拿最喜欢用来忽悠他们的鬼话，弗里德曼自然也不例外。当然，心中充满发财梦的他们也最容易上当，乐于接受这种鬼话。在弗里德曼的时代，由于政府和工会的作用，大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其它阶级的现象日益减少，或者不那么露骨，部分工人贵族和中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上升，发财梦膨胀。弗里德曼让许多工人贵族或者小资产阶级产生危机感，加入支持大资产阶级的队伍。其实，在没有财富调节的社会中，由于马太效应，大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把社会中下层的财产吞吃掉。
　　
　　
　　
　　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经过不断兼并和联合，迟早会出现很少的几个甚至一个大资本家控制某些行业的局面。这就是垄断阶段。这样的行业，对消费者来说，根本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态，也是我们多数情况下见到的资本主义现实形态。既然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必然无法绕开这个形态。
　　
　　
　　
　　对于垄断，弗里德曼扭扭捏捏地说：“我倾向于相信：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坏处最少的是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动态的变化很可能减少它的垄断的作用，然而，在这里，至少存在着允许动态变化发生作用的某些机会。甚至在短期内，一般存在的代用品似乎比初看起来要多，所以私人企业能使价格高于成本以便牟利的程度具有相当狭窄的范围。”不知道按照弗里德曼的代用品的定义，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粮食、能源、铁路运输和银行这些天然垄断商品和服务，难道是观音土、木炭、牛车和以物易物吗？现实生活中，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根本没有其它的替代品。何况，这些产品和服务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不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的结果，只能是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如果拒绝现代金融产业，就要回到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时代。何况，就是某些个人试图回到这样淳朴时代，也难以找到立锥之地。因为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就很容易成为高度垄断性的资源。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无论这些资源或服务是控制在政府还是私人都手中，都可以榨干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私人垄断由于政府垄断的目的，是为某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之后，少数控制这些核心资源的寡头，取代政府获得了主要社会收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政府如果利用垄断品，获得巨额收入，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民众越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国家，政府承担的舆论压力越大。相比之下，私人寡头则无所顾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谋求最大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弗里德曼就像一个辩护律师：“这些不可替代的商品和服务，由我的当事人控制更好，因为其它人可以爱用不用。”这样的辩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自己也心虚。
　　
　　
　　
　　不过，对于俄罗斯寡头那样的人来说，推崇并大肆投资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弗里德曼的思想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与之类似，英国推行铁路等国有垄断行业私有化之后，获得好处的也只是一小撮人。觊觎这些天然垄断性行业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窃国大盗，还有国外资本，这些垄断资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某国天然垄断性行业进而控制该国经济是经济殖民的重要手段，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等新殖民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弗里德曼的思想。所以，在政府内部出现大量支持弗里德曼的声音就不足为奇了。
　　
　　
　　
　　官僚资本家之中，同样有很多弗里德曼的支持者。这些官僚资本家在政府的扶植下，在短期内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他们也要支持限制政府，甚至仇视政府呢？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却不难理解。如果政府是皇帝资本家是太监，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登基必然更换臣子，原有的臣子或者隐退或者遭清算。由于政府的换届行为，他们的靠山迟早有离开政界的时候，这时如果没有找到新的靠山则难免失去聚敛起来的财富，他们之中的个别人甚至可能被清算。这是让官僚资本家寝食难安的事情。反过来，如果资本家是皇帝政府是太监，那就是“铁打的华尔街，流水的白宫”。这些官僚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富，就能有效地控制选举，操纵白宫——现任靠山退休以后，再扶植一个新的代理人就是了。
　　
　　
　　
　　于是，政府内部希望自己成为寡头的官僚、官僚扶植起来的官僚资本家、觊觎他国经济命脉的新殖民主义者和被他们忽悠起来的中小资产阶级成为弗里德曼的支持者。
　　
　　
　　
　　同样要政府少管闲事，李嘉图是真小人，弗里德曼是伪君子。李嘉图说人们希望和谐社会，但是那不过是美好的愿望：“人道爱护者，希望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都安适快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希望罢了。”李嘉图能这么直来直去，与当时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有关。到弗里德曼的年代，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普选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约定俗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弗里德曼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直白。他的经济理论需要进行打扮，必须把资本的利益充分伪装，把对资本有利的事情说成对全社会，尤其是掌握广大票源的中低收入阶层，都有利的事情，不然没有市场。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先后给稳拿的主流经济学打了两个补丁，官僚和资本都有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彼此争论不休，达到动态的平衡。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凯恩斯是必须的，弗里德曼也是必须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如果完全按照弗里德曼的主张，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回到资本最自由的阶段。一切交给市场，你死你活该。如果完全按照凯恩斯的主张，同样可能很糟。资本和官僚任何一方无拘无束，都难免成为整个社会的灾难。这两位为资本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上世纪第一、第二的经济学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冲突，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冲突异曲同工。都是两个集团在争夺经济主导权。作为打酱油的卢瑟，对两派之争，则大可不必认真。
　　
　　
　　
　　下一部份，我们看看不太稳的拿是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神职人员、官僚、大资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轮到小资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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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华尔街的银行家的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