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詩歌集解（全五冊） - 书评

看书问道

　　此书是李商隐诗作的会校、会注、会评本。书后附录李商隐的传记资料、年表、生平考辨以及各本的序跋凡例、书目著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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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谷

　　关于李义山《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中的“羡杀乌龙卧锦茵”一句，钱钟书先生解曰：
　　
　　    “无使尨也吠”传：“贞女思开春以礼与男会。……非礼相侵则狗吠。”按幽期密约，丁宁毋使人惊觉、致犬啀喍也。……李商隐《戏赠任秀才》诗中“卧锦茵”之“乌龙”，裴鉶《传奇》中昆仑奴磨勒挝杀之“曹州孟海”猛犬，皆此“尨”之支流与流裔也。《初学记》卷二九载贾岱宗《大狗赋》：“昼则无窥窬之客，夜则无奸淫之宾”；而十七世纪法国诗人作《犬冢铭》，称其盗来则吠，故主人爱之；外遇来则不作声，故主妇爱之，祖构重叠。盖儿女私情中，亦以“尨也”参与之矣。（《管锥编》第一册）
　　
　　另:李商隐《肠》诗中有“隔树澌澌雨，通池点点荷”两句，集注未曾注明，不知何解。
　　

黄山谷

　　目前发现的错误：
　　
　　第四七四页集注⑤“李善注”下“」”应为“「”。
　　
　　第五一九页《幽居冬暮》诗“急景倏雲暮[一]”下应有③，以此类推下句“退年寢已衰③”应为④，“如何匡國分④”应为⑤，“不與夙心期”无注。
　　
　　第五七九页集注②“揚雄方言”缺书名号。
　　
　　第八七八页集注③“贊曰”以下「」部分应用『』括之，末尾应加“」”总括。
　　
　　第一○六七页《對雪二首》其二“侵夜可能爭桂魂”句，“魂”应为“魄”。
　　
　　“腸斷班騅送陸郎⒂”应为⒃。
　　
　　第一一一一页集注③“築免園”，“免”应为“兔”。
　　
　　第一二○四页《王十二兄……》诗“萬里西風夜正長⑧”应为小号的⑧。
　　
　　第二一五三页《憶匡一師》“童了開門雪滿松”句，“了”应为“子”。
　　

╄盡→

　　时间永远也无法回到往昔，可那怀旧的脚步却总会沉沉地踏上心头。往事如风亦如尘，轻飘飘却也会迷乱人眼。那些散乱的记忆，不知不觉串成了串，只要稍一开头就会源源不断的如潮水般袭来，让人在回忆中或喜或悲。而那些能让人轻松的总是淡然一现，还未等笑容完全在脸上展现，沉重的记忆就会一涌而至不可理喻的刺激着人全部的感官，让人无法不心痛，也让人无法不心动！于是在这悲喜交加里，人只能够欲语还休！ 　　人生有苦也有甜；人生有欢喜也有泪水；人生有许多透明的忧伤；人生更有着许多难言的无奈；人生许多的阴差阳错会划出一道成长的痕迹；人生许多的相聚别离也会刻下成熟的轨迹；人生最无理可讲的是爱；人生最无据可循的是思念；人生最难解的是缘，人生最难猜的份。然而人生最让人始料不及的却是相遇。也许你不远的前方正有人等着你，也许你也正在等别人。也许从此“低眉浅笑情相牵”，也许从此“长发轻挽为君盘。” 　　思念如梦中惘然的蝴蝶，夜夜吟唱着缠绵的歌。遥望那天际飘散的云，不知那天涯的尽头，你还好吗！你可知在这同一片冷清的月华下，夜阑人静处有人在静静地想你。花开时那留香的思念都已付之东流。寒冬将近，独影人消瘦，又怎能够迎雪翩然留下倩影。 　　归期无尽吧！因为你总不做答。墨守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只为让自己也相信，那份长久的连自己都已经怀疑的期许不是一个白日的梦。好想用柔情铺一条幽雅的小道，静候着你的足迹。于是我就有了那无数的日子在落日余辉下向远方眺望。却只见夜珊珊来，人却遥遥不见影。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帆樯

　　夜雨寄北——四封家书
　　
　　君问归期未有期
　　______________
　　君问归期计短长
　　归期已入雁南翔
　　雁过衡阳即背飞
　　君且勿忧
　　书信已改乘水路
　　鱼儿驼书自潇湘
　　更下湘江向珠江
　　鱼雁皆已轻车熟路
　　寄到时
　　报以珮玉鸣鸾的水声
　　一如驿马驰至的叮铛
　　何必问
　　家在何处
　　云横庾岭
　　我心即君家
　　君心即我家
　　两心牵系徊徜徉
　　君心我心
　　客路夜行
　　良人牵肠
　　中庭君立露气
　　板桥我顶霜月
　　望眼互越几重短亭长廊
　　柚熟橙黄洞庭色
　　菊华金英无人赏
　　桂枝疏影映书窗
　　云崖秋露茗芽香
　　竹筒斜引溪涧水
　　居士论道不染尘
　　我思君心愈盈盎
　　君学烹雪新茶铛
　　
　　巴山夜雨涨秋池
　　______________
　　今夜迢递三巴行
　　滂沱大雨漫洪涨
　　羁危人
　　心万里
　　谁叫咱客于异乡
　　怕你担心
　　我穿上你去年挑灯针缝的裘氅
　　怕雨发霉
　　我撑起你元宵灯会买的油纸伞
　　打算一会就去投宿
　　前面旅店透出微光
　　明日就暂时不走了
　　湿衣好趁晴尽快晒晾
　　夜间没有彩虹挂空
　　不能为你寻取七彩的诗行
　　已淋巴山雨
　　犹念故园塘
　　无论
　　花落几许
　　水漫几池
　　我只在意
　　此一别后
　　暖寒嘘呵
　　玉容几肥瘦
　　秋水思漾漾
　　我若匹马东还
　　远见你倚门迎望
　　烁烁双目
　　一见如火山喷撞
　　
　　何当共剪西窗烛
　　______________
　　巴山带雨参差没
　　渔火沿流次第生
　　客路风霜
　　捣声梆梆
　　衣帽已旧
　　不舍丢弃
　　君缝密意
　　未敢刻忘
　　行途倥偬
　　我没带针线囊
　　破鄙处回去留君密缝
　　妻之巧手应只半晌
　　吾衣君可补
　　君衣须自添
　　秋风频至
　　昼短夜长
　　夜气寂厉
　　忧君寒凉
　　我已用过餐饭
　　君食饱暖
　　耿然萦怀
　　天末木叶落沆漭
　　
　　却话巴山夜雨时
　　______________
　　一纸竟藉轻研墨
　　莫管城头奏笳苍
　　公事已了
　　我即归来
　　书信内详
　　丢掉狼毫
　　疾呼绕梁
　　我要返乡
　　我要返乡
　　大概就这几日
　　我或比信先到
　　骑驴返家需时太久
　　预乘李白之船路归航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心已到衡阳
　　到时正好看中秋明月
　　三分我们只取一分
　　留两分秋思给别家怀望
　　殷勤君手握
　　泪痕我亲拭
　　室内暖薰
　　红泥火炉
　　新裱纸窗
　　旧衣取出
　　你素手密密缝来
　　我剪烛脉脉看来
　　此会翩翩总相思
　　留他烛照瞳瞳光
　　共君今夜不须睡
　　焚膏继晷话离觞
　　至于巴山的夜雨
　　该抛之脑后忘却不讲
　　明晨
　　无风雨
　　有晴阳
　　我们拥被过午
　　一只青鸟衔来
　　橄榄色的苍茫
　　我为君画眉共望
　　
　　

十四

　　                                                     
　　摘  要：在汉语古典诗歌史和批评史中，道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使得许多诗人对于诗歌语言本身作出的重要贡献没有得到清醒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而李商隐因为其卓著的才华和晦涩的诗篇，既受到雅士们的推崇，又为其所诟病，且因为不同理念的影响，对其诸多诗篇的评价也群议纷杂，使得李商隐成为处于道统与变革交界处的代表人物。本文力图通过分析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建构与接受过程中一些有争议处，批判诗歌批评中隐藏着的道统偏见，以求证明诗歌作为一门以语言为载体的艺术具有自身的自律性，作为诗歌的批评者，应当聚焦于“语言”本身。并且引入“语言游戏”这一概念，揭示李商隐如何自觉地、深入地探索古典诗歌语言并独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李商隐；道统； 语言游戏
　　
　　一、        李诗接受与文学史建构
　　
　　在唐晚期至宋初的诗歌史上，李商隐是由于极偶然的缘故得到了推崇。据统计其注疏数
　　量，仅次于杜甫。然而在宋以前，李商隐仅以文称世，旧唐书文苑传中仅载其以“书判拔萃”。而唐人李涪《刊误》中责李商隐为文不据正典，“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唯逞章句”，并蔑称“彼商隐者，乃一锦工耳”，虽至偏隘，亦非无稽之谈。宇文所安在《晚唐》一书中推测，其评价“可能不仅是因为偏见和盲目，而很可能是李涪没有见过全部诗集，只见过李商隐诗的一个小集”。[ ](P327)史册有载，商隐在世时不得志，陷于党争，身负背德之骂名。且师从令狐楚，攻四六骈文，专修令谍笺奏，酬酢唱和，诗涉艳情，都曾成为一时定论。时至北宋初，杨亿执掌文坛，迁馆阁、知制诰，遍求李诗，模仿精研，与钱惟演、刘筠等人编《西昆酬唱集》，才开始推举李商隐的诗文。虽有替太宗粉饰太平意，但恰因其私爱，可能才促成了李诗的普及。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杨亿的偶得，太宗的赞助，恐怕就不会有后来元好问“诗家独爱西昆好”的繁荣场面。李诗湮没无闻，亦不可知。《唐集叙录》载杨亿自叙搜求事，始得百余篇，遍摭拾，才得四百余篇。更令人惊讶的是，名篇如《贾谊》者，亦在亡佚之列。[ ](P283-284)
　　当然，不能说李商隐诗歌的发掘、传世完全得益于馆阁文人私下的推崇，但或多或少牵扯到了北宋初期文坛权威的建构。杨亿与李商隐，并非单纯是才华上的区别。宋史载杨亿官至工部侍郎，太宗尝召命赋诗于坐侧，破格直亿于集贤院，已为御前近臣。真宗时又徵为首僚，拟定书疏。杨亿门人遍布，不仅处于权力中心，且在文人群体间有极大影响力，因此其即便有李商隐同样的才情，由于精力倾注于庙堂，自然不可能精研诗学。相比之下，李商隐仕途坎坷，陷于党争，奔波幕府。如《流莺》中首联云：“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然而正是因此，其对诗歌，特别是修辞、表意的探索才能无所拘碍，甚至具备试验性质，拥有一种失败者的自由感。[ ](P37)在极为稳定的秩序中，又需要借助杨亿辈的推广，才能抵御巨大的阻力挤入主流文学史。语言秩序和革新的缠绕关系，也决定了杨亿在仕途与文学追求间的取舍，力图成为宋初文人的样板这一功利行为的深层目标，是为他赢得朝廷中的话语权，而补偿其隐藏的文学缺憾的方式，则是通过其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广前辈诗人李商隐的作品。这种深层的亲和关系，与利奥塔德在《后现代状况》中描述的后现代很接近，即“后现代不只是权威的简单工具；它提炼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性并支持我们忍受不可通约性。它的原则并非注重于专家式的同构，而是注重于创造家式的相似。”[ ](XXV)后现代在此并不能表现为一种划时代的新概念，“它们之所以看起来接近当代，恰好是因为它们那奇异的（exotic）的特征，排除了具有约束性权威的所有说法”。[ ](183)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必须让诗歌从权威话语的胁迫中逃脱？如何逃脱？诗文的语言遗产中，是什么真正构成了其得以流传和被后人欣赏的魅力？
　　
　　二、        道统与诗歌的纠缠
　　
　　在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下，“诗人”这一身份在唐晚期至民国以降都是尴尬的。诗歌大多作为取士、应酬的途径，开元廿四年（726）后，省试由礼部主持，且在玄宗朝后，制试重诗、赋，皆可佐证。虽其中尝有寄情思、抒志趣之篇目，但在功能上，反倒居于毫末，实是本末倒置。批评更以道统领衔，颇多拘碍。有宋一代，李商隐诗毁誉参半，南宋张戒言“义山多奇趣”，同时又斥其“邪思之尤”，可见思想上的矛盾。敖陶孙“百宝流苏，千丝铁网”之评殊为世人称道，但其谓义山诗“要非适用”语，方是侧重。王安石、范温、叶梦得、刘克庄诸家，皆有片言点评李诗，暗合《文心雕龙》隐秀篇之味旨，虽未见深入，但可以看出，作为诗人和评论者在心性上和鉴赏判断方面都达成了很高的默契。宋人若非囿于理念、道统之争，在批评上当有绝高之建树。尤如许顗言李诗可去“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一说，触及了诗歌艺术创造语言、及更新意识的要义。[ ](前言P2-4)哈罗德布鲁姆曾将难度确立为评价诗歌优劣的一条标准，并将这种难度细分为：（一）持续有力的用典（在西人处，典多指化用前人诗句）；（二）认知的原创性；（三）个人的神话建构。并解释说，这种普遍和本质的难度是“扩展我们意识的真正模式”。[ ](P43-44)显然，宋人诗论尚未细致到布鲁姆的程度。直至王国维，因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方尝试在批评中将其诗歌艺术从权威中分离出来，并直斥诗在纳入制试科目后，逐渐沦为“羔雁之具”的现象，方是窥得诗艺批评之真髓。[ ](P28)
　　李商隐自身的仕途，特别是登进士第、应宏博试与入泾元幕这一系列的沉浮，更是诗歌与权力相搏的一出惨烈悲剧。李于开成二 年(837) 第五次应举，恰逢文宗朝。文宗耽玩经典，且亲自出诗题，已为历来罕有。耐人寻味的是，主考官高锴所录前五名，不仅诗作水平极为庸下，且多媚上之词。虽李商隐此次试贴诗、赋皆不传，但不至低劣，却未见提名，可见文宗所谓好诗赋，也仅是标榜。诗、赋看似是制试的重头戏，实则铨叙官员取决的是出生、保荐、党派和物议的博弈。令狐綯在高锴处极力奖掖李商隐，可见端倪。另外，在试前、试后拣选诗文作纳省卷、行卷，博得上层关注，亦为惯例。可以想见，为了早作准备，其间诗文必考量道统、时风、避讳，文宗重典丽，令狐楚因文受宠，又私授商隐骈文秘要，后钱钟书先生称李诗“以骈入诗”，恐非诗人之自觉。且因甘露之变，令狐楚忌宦官专权，乞解尚书省使务，于开成元年出调山南节度使，离开权力中心。后李商隐回籍侍母，耽误入幕、选官期限，不得已，应博学宏词科。介时，作为李商隐生命中唯一的贵人，令狐楚却卒于山南道。恰当此刻，中书省某位元老一句“此人不堪”将其除名，断送了商隐的仕途。诗才，是商隐唯一的资本，却又诬为“露才扬己”。商隐仕途的种种沉浮，令人唏嘘有浮萍之哀。[ ](P124)
　　身份的缺席，在东西方历史上都甚为普遍，睿智如利奥塔德，早已在《后现代状况》的附言中总陈道，“艺术家和作家必须被带回到社群的怀抱中，或者至少，如果社群处于危机，他们必须被指派以治疗的任务。”[4]( P73)问题是，在李商隐所处时期，真的有“诗人”这一身份吗？或者仅仅是擅诗文之士人。甚至诗文本身，多数时候也并非一种考量士人价值的标准，而是用以交换意识形态暗号的政治符码。但同时，李商隐只能压抑而无法抹灭他自身的诗人魂魄，《牡丹》一诗中有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画花叶寄朝云”，可窥其心迹。同为酬答诗的一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中，其后诗名、权柄双收的王维，词句圆熟精道，不凿痕迹；曾参却以一句“阳春一曲和皆难”作结，难掩诗在朝堂之尴尬；杜甫名句“诗成珠玉在挥毫”，颇见诗人对诗是吾家事的满满自得。义山之沉湎、摩诘之圆融、子舆之桀骜，子美之自负，四者对比，出入有无间，似唐诗的一副群像。道统的影子，则是其晦暗的底色。
　　商隐《幽居冬暮》被认为是一首带有宿命论色彩的五律。同样，著名的《乐游原》也被归为此类，特别是“夕阳无限好，只是尽黄昏”一句。[ ](P70-71)然而五律显然比五绝包含的信息量更大：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
　　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 　
　　急景忽云暮，颓年浸已衰。
　　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说宿命亦可，但晚唐以哀国伤己语入诗不在少数，如张籍《蓟北旅思》有句“日日望乡国，空歌白纻词”，又如贾岛《旅游》颔联“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皆意味相近，显然这并非李商隐诗艺独到处，恰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亦即西哲所谓“治疗任务”。贾岛此诗中恰也有一联景语：“空巢霜叶落，疏牗水萤穿”，但相比李诗，却颇滞涩，且突兀，有奇巧之嫌。李诗首二联则诗情、诗才皆不可遏。纯是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且八音克谐，声律奇警。与前人在写法上最微妙的不同，在于将羽翼之兴，晓鸡、寒鹜之暗喻贯通，以惊、守二动词应于心、得于手，景语由是骤变为情语，情状飞动，“恍惚迷离，融成一片”，即景会心，发展出了一个融贯的象征形式。盛唐、中唐诗格，依然讲究风骨清健，即便旁採博引，但多是点水而过，追求不着一字的风流态度，在写景摹物方面，且因循文赋“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 ](P170)的技法，不多着墨。但对想像力的经营发展却少有自觉，无怪乎如现代学者视晚唐、南宋诗词看作象征主义高峰，并视商隐《锦瑟》为水乳交融的象征杰构。[ ](P252)然以象征比附商隐诗又有不妥，如《锦瑟》，既非声、味、触感的横向应和，也非心物的纵向应和，而是借典实自身储存的张力，囊括五十柱华年之哀思，包蕴密藏，将语言的隐喻性压缩到极致，超以象外，心与“典”和。比之早期唐诗流连山水、风物，有更高的密度。是以七律形制，写歌行容量。与瓦莱里《海滨墓园》相比，一似自成宇宙之星系，一似高爆坍缩之超新星。即使同时期的《井泥》，创歌行体咏物诗，俯仰宇宙，也是以典故充盈其中。不能否认，这是王士桢所谓“獭祭曾惊博奥殚”对于近体诗创变的贡献，是长处，而非短处，只不过更考验创作者对疏密的控制力，因而容易陷入晦涩生硬的境地。李诗的自觉还不单单是追求技法，创革语句，作为李商隐生前收官之作，以“茫茫此群品，不定轮与蹄”为干，以“但歌井中泥”作结。且不计较笔力如何，仅仅从士人之志、私人之情中摆脱出来这点看，已不似杜甫在晚年依然顾念朝廷，如《秋兴八首》中“五陵衣马自轻肥”、“几回青锁点朝班”等句俯拾皆是，亦未如王维、李白一径堕入佛老空境，纯是一种个人经验之“意思”，升华至纯粹诗人之体悟，是“琥珀初成忆旧松”的生涯结晶。虽欧美诗歌亦有典故入诗的传统，但并未渗入整个语言系统，积累为一套结构性符码，因而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富诗意的语言，实不为过。然而，在《幽居冬暮》中，商隐才华可嘉，却依然处于“言志”传统的支配下，尾联属“国士语”，与前二联“诗人语”虽并非不可以相颉颃，然而与晚期《锦瑟》、《井泥》等丽篇巨制相较，落于有我之境。实则，是司风骚之职责，担国士之忧患，怀有复杂的身份焦虑。如有学者指出，“诗言志”传统虽不排斥言情，亦有韩愈“不平则鸣”等对抒愤情绪的肯定作为补裨，但仍然主张“志”，即讽喻、教化等社群治疗功能的支配地位。然而李商隐一方面受言志因素的强烈影响，写下大量咏史诗和政治诗。另一方面，李诗独有的个人风格似又在无题诸篇中，隐秀深蕴，如陶文鹏先生所言，旨在“纯情”，此纯情又并非私情，而是“摆脱了对具体生活事象的粘执，在审美的体悟中升华为超功利的艺术境界”。[ ](P67-68)但是，此类批评以总领的方式消解情、志之间的牴牾，亦有弊端，一是无助于对古典诗词中的政治符码去蔽，二是无法描述李商隐又在诗人与士人之间挣扎摆荡，逐渐成为自觉之诗人的坎坷的精神史。
　　
　　三、        以“语言游戏说”解读李商隐
　　
　　可以说，李商隐是一位在缺乏艺术自觉时代很罕见的自觉之诗人。这一点，正如上述，肇因于社群对于诗歌指派的任务过于繁重，而在晚唐，又由于诗歌艺术的成熟和社群组织的崩解，使得像李商隐这样的诗人给了诗歌艺术新的生长点。这反应在李商隐的作品中，自然让限于传统期待模式中的读者生出“锦瑟一篇解人难”的困惑。对于李诗漫长而崎岖的接受史，反应出了古典诗歌批评的缺陷，迫使诗歌批评本身应该反省自己的立足点是否必须受制于政治。没有了天下幻想对于诗文的拔高，诗文的意义是否就会变得虚无化？对于求助于何种批评理念，仅仅仰赖于欧美的批评传统又是危险的。因为欧美诗歌艺术本身也有着自己的困境，并且求助于东方文化。正如费诺罗萨在接触了汉诗希望借助汉字这个表意文字系统的符号美学来对抗“中世纪的逻辑暴政”。如果仅仅以“逻辑的暴政”推翻社群主义的暴政，那也只是饮鸩止渴。关键正是要深入诗歌艺术的根基，也就是语言本身，才能找到一个具有普泛适用性的理论基石。这个基石应该说始于东西诗学的碰撞，特别是以庞德为代表的一些象征主义运动主将对于汉诗的关注，以一种世界主义的态度，为诗歌创作和批评带来了新鲜的生机。庞德1932年出版的《阅读初阶》（ABC of  Reading）中有段非常中肯的说明指出，在欧洲，让人定义某物，总是脱离熟知的简单事物，退入未知领域，退入遥远更遥远的抽象。更热衷于分类化和抽象化。例如把颜色视作光谱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定义颜色，譬如红色，则写下玫瑰，樱桃、铁锈、火鹤的简略式。通过这样的对比指出“中国词……永远基于每人都知道的事物。” 庞德接受费的汉语理论，目的是建立一种诗学，这种诗学信任语言直接表现物象及物象本身意蕴的能力……寻找“诗歌语言‘再语义化’（re-semantization）的途径”。[ ](P174-176)
　　从漩涡主义强调意象之间的叠加，回归到“自然事物”，到《诗章》中对于“拆字”的实验都可以看出，庞德对于汉诗的接触基本还是启发性的，对普通语言学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对语言的理解还停留于通过中西文字对比所引起的震撼情绪中。其代表作如《在地铁站》基本上类似于中唐诗人声画相昭，隐秀相成的手法。如流沙河所评论，意象近乎《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庞德“这一类诗作所想捕捉的，是当一件外在的、可观的事物，突然转化或突然渗入一件内在的、主观的事物的一刹那。”[ ](P32-35)可见，当时的欧美诗人于汉诗的见识、消化还是粗糙的，实验性的，甚至有些浅薄的。如果说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门槛对于当时欧洲诗学及诗人群体来说还太高，使得庞、费仅能停留在拆字、拆句的浅唱，那么诗学发展到晚唐，特别是李商隐，已经是在拆诗、拆史、拆经、拆文，使得整个文学的武库得以在诗人这一化学媒介作用下，进行更高层次的熔炼，近乎痴狂地追逐隐篇、秀句，由圣入神，甚至独辟蹊径，追求瑰丽、奇异的字句、意象和篇章，但这种艺术自觉的、独立的，实验的行动，本身正是对于诗歌语言的“再语义化”。可以说，从“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的早期唐诗，到“一番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的晚期唐诗，对应的是象征派自身的发展轨迹，从早期的应和，到晚期的再语义化。“大漠”、“红旗”这样的意象，仍然行使着形象化、图解和叙述的功能，而“梦雨”、“灵风”之所以给读者的神经造成完全不一样的冲击，正是因为诗人沉入语言与记忆的羊水中，即如同普鲁斯特所说的“非意愿记忆”，不再关心形象化的其他功能，而专注于如何把“自在的形象”给呈现了出来，因而更为纯粹。[ ](P69) 可见，即便诗歌与意识形态割裂，由于语言符码充分的完备性和创造性潜力，是可以有自身的上升阶梯的。只是这种上升不能太过理想地归于艺术的自律。在唯美主义和艺术纯化运动中碰壁的研究者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这种上升，这种诗歌内部的规则、标准和等级制又该如何处置？
　　在象征主义诗学运动的过程中，瓦莱里也逐渐将焦点从浪漫主义的情绪转移到象征物和词语本身，并称“一个词的激发功能是无穷无尽的”。在《象征主义诗学的演变》一书中，安娜巴拉基昂（Ana Balakian）把这种开放的换喻视作一种使得符号获得解放的游戏，并进一步说明，“换喻和作为象征的词是以组合网络形式的游戏立足于读者面前的，组合网络相关联的世界本身没有结构上的任何暧昧性，但是它是暧昧性现象的源泉”。[12]( P257)这些批评，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些思想，但仍然没有说明没有暧昧性的结构如何能产生出暧昧性的现象？如果深入到哲学层面，以语言哲学的方式考察，特别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及文学“显现说”来理解这一问题，会更为清晰。维氏语言哲学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影响深广，按照研究者对维特根斯坦理论的概括，语言是由“各种各样、或大或小、或原始或高级、功能各异、彼此间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语言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 ](P77)在《哲学研究》中，维氏对此有段更富诗意的描述，“（应该有多少房舍和街道，一座城市才成其为城市？）我们的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座老城，错综的小巷和广场，新旧房舍，以及在不同时期增建改建过的房舍。这座老城四周是一个个新城区，街道笔直规则，房舍整齐划一”。[ ](P10)而诗歌，特别是强大传统支配下依然求新，求异，形成独立风格的声音，可以说是这座语言之城中的应当保护的遗迹，因此可以说，语言在结构上的稳定性还是规划的结果，而诗歌恰好是不可被“规划”的或者正处于“建设”中的那块领地，那么象征主义所追求的“再语义化”目标，对于语义暧昧性的探索也变得更明朗了。在维氏的语言理论中，尚有几点需阐明，语言游戏（Sparachspiel）虽然译作“游戏”，但并非特指其具有娱乐性或竞技性。而是指更广泛带有规则说明的人类活动。但过分强调规则的统一和强制，则是维特根斯坦所反对的，“‘语言’游戏这个词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18] (P15)除了强调语言不能与活动割裂，必须能建立对于 “生活形式”的想象外，维氏亦强调了规则。但对于规则，也不能仅拘泥于历史继承的惯例、风俗和传统，正如各种其他游戏（或活动）的规范是既定共识和生成之间不断互动的表现，语言游戏也强调“增建”和“改建”，甚至是拆除重建。正如维根斯坦所言：“新类型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产生了，而另外一些则逐渐变得过时并被人们遗忘。”[ ](P23)这“另外一些”的游戏，在诗史中亦常见。李商隐的前辈诗人元稹与白居易之间动辄上百韵的酬答诗，虽是“熟玩”章句，却并无建树，如同在了若指掌的家乡街道与同伴玩捉迷藏游戏一般。而在李商隐的后辈中，如黄庭坚所创江西诗派，则又是一种新类型，恰以朱卉所言，是“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混成之地”。这类改建活动的意义，近似于雪莱所说的“诗人为世界立法”，康德所说的“天才为自然立法”，然而又不能过度强调其偶然因素。否则，层出不穷的“天才”足以让流动性过强的语言潮流将我们赖以记忆和交流的语言之城冲毁。规则，乃至批判标准，作为一种在僵化与变革之间维持秩序的缓冲带，是众人的决定，也是众人的希望的潜在形式。在社群主义间趋于集中，在多元状态下又趋于瓦解，因此，强调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的集中是必须的。维特根斯坦也正是这么说的，一旦选择了进行某种游戏，“那么我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17](P79) 这种特殊的集中，在掌握完美的诗文创作技巧和规范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申诉其个人化的意志，即表现为李商隐诗歌的张力。在诗歌的这个“游戏”中也是一样，一个角色，要么参与其中，并且遵守规则，要么拒绝参与，选择别的游戏（多元之所以常常遭到中心主义者的诽谤，即不了解多元仅仅是给于“参与别的游戏”的选择权）。甚至改造、创造一种新游戏，并且招徕参与者，组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