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大外交》

零点出发

   

     对于任何卷入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而言,对外事务在和平时期关乎利益的增减,而在战争时期则直接意味着生存与灭亡。套用中国古代的一句老话“兵者,国之大事”,我们现在可以说“外交,国之大事也”。经历了18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不断加深相互依存关系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中国内部的变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后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同时,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责任和地位也正处于变化之中,中国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塑造自身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实呼唤中国外交要生发出更多的战略性理论思考。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外交哲学”,而不能仅限于把外交事务当作“行政问题”来处理。

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书,可以说正值其时。亨利·基辛格是本世纪最负盛名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1994 年出版的《大外交》则是他的最新作品,凝聚着其长期从政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堪称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此书对中国国际问题学界的参考借鉴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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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客气也太在意俄国的援手，因此并未指出，倘若中欧强大到足以对抗法国的压力，同样也可以阻挡俄国的侵略野心。）全欧和平方案的第一步必须是，剥夺法国自大革命后所征服的所有领土，同时恢复各低地国家的独立。如此便不着痕迹地将英国最主要的顾虑变成和平方案的原则之一。
    但德国如仍是三百余个小邦，难令法国除去觊觎之心，压制法国的势力也是徒然。为消弭法国的野心，皮特认为有必要在中欧建立“大集团”(greatmasses)，将各诸侯国集结为较大规模的组合。有些曾加入法国或已遭屈辱的灭亡者，将由普鲁士或奥地利兼并。其余的也会合并成较大的国家。
    皮特避免提及组织一个欧洲政府。反之，他建议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罗斯，针对法国的侵略组成永久性联盟，借此作为新的领土安排的保证，就如同小罗斯福在二次大战后，试图以反德日的联盟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不论是拿破仑时代的英国或二次大战时的美国，均未能预见到日后对和平最大的威胁，结果是来自目前的盟国而非眼前去之而后快的敌人。是出于担心拿破仑的考虑，才促使英相居然愿意接受迄今一直为英国断然拒斥的政策而长期介入欧洲，并愿意牺牲战术上的弹性，而将其政策固定在有一永久敌人的假设上。

    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均势的出现，在某些方面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有相近之处。当时跟现在一样，既有的国际秩序瓦解，冒出众多只顾追求本国利益，不受任何更高原则拘束的国家。也跟现在一样，当时参与国际秩序的各国正在为其国际角色寻求某种定义。当年的各国决定完全以追求国家利益为依归，把一切委诸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问题是，后冷战世界是否能找到某种原则来节制各国对国家实力及利益的主张。当然，几国互动的结果，最后必然会形成近乎均势的局面。问题在于对国际体系的维护是否能出于刻意的规划，还是任其由一连串的实力测试中产生。到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时，欧洲已准备以均势为原则来建立国际秩序，这是欧洲史上空前绝后之举。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各次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所得的教训是，不可任由均势自各国交战的灰烬中产生。皮特的计划列有领土重整的方案，借此匡正十八世纪国际秩序的弱点。但其欧陆盟国尚学到另一个教训。一国的实力如何太难评估，各国愿支持此种评估的程度各异，因此它不足以作为建立国际秩序的可靠依据。有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均势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capacity)，基于共同理念的协议可扼阻破坏国际秩序的“欲望”(desire)。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如何结合这两者是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的挑战，也是其成就，由此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有一世纪之久未见到全面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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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专制体制不像西欧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统治各国的君王，有传统习俗或具独立自主性的贵族作为缓冲。俄罗斯一切的事务都要看沙皇是否高兴。外交政策仅凭沙皇的心情好坏，便由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也是绝对可能的，当时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的确就这么做过。但在国内从未尝试过自由主义。

    一八○四年，全俄罗斯的统治者，善变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向英国首相也是拿破仑的死对头皮特二世(Pitt the Younger)提出一项建议。深受启蒙时代哲学家影响的亚历山大，自诩为欧洲的道德良心，对自由体制一时的向往也接近最后阶段。他在此种心态下，向皮特提出一个世界和平的大略概念，吁请各国以终止封建制度，建立宪政为着眼点，修改其宪法。经此改革的国家将因此放弃武力，将彼此的争端交由仲裁解决。至此，威尔逊认为自由体制为和平先决条件的想法，居然会有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出人意表地成为其前辈提倡者，不过他从未热衷到有意将这些原则应用在他的人民身上。不出几年，他又摆向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信奉了保守主义。

    皮特与亚历山大所处的地位，非常类似于丘吉尔于近一百五十年后与斯大林所处的地位。他迫切地需要俄国伸出援手以对抗拿破仑，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击垮拿破仑的办法。另一方面，他跟后来的丘吉尔一样，都无意于送走豺狼又引进虎豹，或支持俄国成为欧洲的仲裁者。最主要的是，英国国内的气氛绝不会允许首相许下以欧洲的政治社会改革为和平基础的承诺。英国从未为这类理由而战，因为英国人民不觉得欧陆的政治或社会动乱有多大威胁，唯有均势改变才会使他们产生威胁感。

    皮特给亚历山大的回复顾及了上述的每一个因素。他不提俄国倡议的欧洲政治改革，只举出要维护和平所必须建立的势力均衡。自一百五十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现在首次有全欧洲的和平方案出炉。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明白根据均势原则所设计的方案。

    皮特认为欧洲不稳定的主因在于中欧的衰弱，诱使法国一再地入侵，企图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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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英国一贯奉行符合英国人天赋的务实政策，对抗任何威胁破坏平衡的国家，在十八世纪那无疑是法国。战争多以妥协收场，通常法国的地位会略有增强，却无法达到它想独霸的真正目标。

    法国无可避免地提供了让英国首度阐明其均势理念的机会。经过一个半世纪以国家至上为名，追求无上权势的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又回归早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它不再拿出国家至上的理论作为扩张主义的烟幕，更少提及过往君王的光荣史。大革命后法国对其他欧洲国家作战，是为保存革命的成果并在各地传播共和的理想。再一次，又出现一个占优势的法国有主宰欧洲的危险。征兵制征来的军队，结合意识形态的狂热，驱使着法军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下，走遍全欧洲。他们在拿破仑领导之下，险些便成功地建立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协。至一八○七年时，法军已在意大利与西班牙沿莱茵河建立了许多卫星国，将普鲁士降级为二流强国，并重挫奥地利。俄罗斯成为妨碍拿破仑及法国主宰欧洲的惟一障碍。

    但当时俄罗斯已是令人又期待又害怕的国家，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未改变。十八世纪初，俄罗斯的边疆在第聂伯河(Dnieper)；一百年后已向西扩张五百英里，到达维斯瓦河(Vistula)。十八世纪初，俄罗斯仍在深入今日乌克兰的波尔塔瓦(Poltava)与瑞典做生死存亡之战。但到十八世纪中叶，它已参与七年战争，其部队曾抵达柏林。迄十八世纪末，它更是瓜分波兰的主谋。

    俄罗斯纯物质条件上的强大实力，又因为其国内残酷独裁的政体而更加令人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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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外交策略上的歧异是实务上而非理念上，是战术而非战略，也反映出各党对英国安全地位不同的评价。辉格党静观其变的政策反映出该党相信，英国所保持的安全距离够广够宽。托利党却觉得英国的安全不是如此万无一失。二十世纪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论战，其分野几乎与此完全相同。但不论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或廿世纪的美国，要说服其国民相信，为维护自身安全必须做长期承诺，不能闭关自守，均非易事。

    这两国不时会出现某位领袖人物，向人民提出长期介入的必要性。威尔逊倡议国际联盟，卡斯尔雷数度倡言长期参与欧陆事务。一八一二至一八二一年任外相的卡斯尔雷(Castlereagh)赞同有系统地召开欧洲会议；十九世纪末的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提出最早的集体安全构想。但他们的提议最后均未实现，因为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英美两国人民在国家安全未明显受到挑战前均不会接受这个事实。

    英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欧洲均势的保持者，最初是情势使然，后来则是主动采取此种策略。若无英国如此执着地扮演这个角色，法国几乎无疑地会在十八或十九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也会在当代登上欧洲盟主地位。就这一点而言，丘吉尔在两百年后宣称英国“保住了欧洲的自由”，实非虚言。

    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将随机应变式的保护均势的作法，转变为精心设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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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末，英国的民意倾向于孤立主义，颇似二百年后的美国。当时普遍的观感是，即使万一英国真的遭到威胁，也总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因此不必为了别国日后可能有的行动，而对想象中的危险先下手为强。
    威廉一世所处的地位就如同后来老罗斯福在美国的角色，他警告基本上不愿涉外的英国民众，他们自身的安全有赖参与海外的均势以获得保障。英国人民接受其号召比美国人接受罗斯福的号召要快得多。威廉一世死后约二十年，一家通常代表反对言论的报纸《工匠》(The Craftsman)报，指均势是“英国政治最具创见的、最持久的原则”之一，而欧陆的和平“对以贸易为主的岛国的繁荣极为重要，因此应当有某个英国部门自行长期负责加以维护，并在和平遭到破坏或干扰时设法予以恢复。”

    英国人民虽认同均势的重要性，但对于实行这个政策的最佳策略却始终没有定论。有两派分别代表国会两大主要政党的学说，颇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出现的争议。辉格党(the Whigs)认为，英国只有在均势确实遭到威胁时才应介入，且一待威胁消除便应抽身。相反的，托利党(the Tories)主张，英国的主要职责是主动塑造而非仅是保护均势。辉格党的看法是，一旦各低地国家真正遭到侵犯，一定会有很充裕的时间进行抵抗；托利党的论点则是，做壁上观的政策可能导致侵略者对均势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因此英国若想避免在沿海的多佛(Dover)作战，就必须在莱茵河沿岸，或任何欧洲均势可能遭到威胁的其他地方，抵抗侵略。辉格党认为结盟只是权宜之计，一旦赢得胜利，结盟的目的达成，就应中止，托利党则拥护英国参与长期的合作协议，以便于主导情势发展，维持和平。

    一七四二至一七四四年任外相的托利党人卡特雷(Lord Carteret)，对长期参与欧洲事务曾有一番颇具说服力的辩解。他指责辉格党倾向于“不理会欧陆一切的问题与动乱，不走出国门发现可能的敌人，却只顾本身的生意及快乐；不在意于外国发生的危险，高枕无忧，要到我国的海岸发出警讯才被惊醒。”但他表示，英国需要面对支持哈布斯堡制衡法国符合其长期利益的这个现实：

    “因为法王若发现在那片大陆上少了一个对手，他便可稳稳守住征服所得的战利品，届时他可能削减驻军，放弃碉堡，解散部队；但当前使大地布满士兵的庞大势力，很快便会被用于对我们更加危险的图谋之中，因此，各位大人，我们必须支持奥地利的皇室，那是惟一可与波旁王朝相抗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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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矮小、驼背、又有气喘的威廉，乍看之下实在不像是注定要挫太阳王威风的人物。但这位君主有铁一般的意志，再加上不同于常人的敏捷机智。他自己的看法，而且是相当正确的见解，是认为路易十四已是欧洲权势最大的国君，倘若听凭他征服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Netherlands，即今日的比利时），那英格兰便岌岌可危。因此务必要结成一个能制得住法王的联盟，这不是为了抽象的均势理论而做，而是基于维持英国及荷兰独立的实际需要。他体认到路易十四对西班牙及其属地的图谋万一实现，将使法国成为超级强权，其他国家再怎么组合也无法向其挑战。为防患于未然，他积极寻求盟友，很快便有了结果。瑞典、西班牙、萨瓦(Savoy)、奥国皇帝、萨克森、荷兰共和国及英国结成了大同盟(the Grand Alliance)，这是近代欧洲史上，针对单一强权所形成的规模最大的大结合。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一六八八至一七一三年），路易十四对这个同盟所发动的战争几乎不断。但是到最后，法国对国家至上权威的追求，仍受到欧洲其他国家基于本身利益而采取的压制。法国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无法独霸。这正是说明均势如何发挥作用的最佳实例。

    威廉对路易十四的敌意既非出于个人的好恶，亦非源自反法的情绪，却反映着他对太阳王的权势及无穷尽的野心冷静的评估结果。他曾对一位亲信透露，如果他生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眼看着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国独大的危险，“他也会是个反奥的法国人，就如同他现在是个反法的西班牙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别人指责他反德的回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情况相反，我们一样可能亲德而反法。”

    威廉一世若觉得与路易十四谈判对维持均势最有利，那他会百分之百地愿意这么做。对他而言，这算数很简单，英国要设法维持哈布斯堡与波旁王朝(the Burbons)之间大致的平衡，好让较弱的一方在英国协助之下，维持着欧洲的平衡。而自黎塞留以来，较弱的一边始终是奥地利，因此英国与哈布斯堡结盟，反抗法国之扩张。

    扮演制衡者的角色这个构想刚提出时，英国的舆论反应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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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统治者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反而不及宗教、意识形态或民选政府所能激起的同仇敌忾的情绪。他们受限于传统，或许也因为不敢课征所得税和其他现代的苛捐杂税，使之能够用于作战的国库财富有限。
    最重要的还是英国的出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明白支持维持均势，这强化并维持着欧陆的均势。英国的政策是衡量情势，然后站在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以为制衡。首倡这个政策的是英国威廉三世(King William III)，他是个果决而有世界观的荷兰人。在祖国荷兰，他曾备受法王路易十四的野心所苦，即位为英王后，便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联合他国来对付路易十四。英国是欧洲各国当中惟一不需在欧洲扩张便可维持国家最高利益的国家。有鉴于欧洲的均势对英国有利，因此她成为对欧陆仅求其不出现独霸的强权，此外别无他求的惟一一国。为达成这个目标，英国愿加入任何反对独大势力的组合。

    经由在英国领导之下频频变换的各种对抗法国野心的组合，欧洲的均势渐次成形。几乎十八世纪的每一场战争，还有以保卫自由为名，一如黎塞留最初在德国所号召的对抗哈布斯堡的理由，在英国领导下组成的每一个对抗法国的联盟，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平衡。各国得以保持势均力敌，正是因为反对法国霸权的力量大到无法压制，也因为一个半世纪来的对外扩张逐渐耗尽了法国的国力。

    英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乃是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像这样一个位于欧洲外海的小岛，设若整个欧陆的资源全部汇集在一个统治者之下动员起来，则其生存势必受到威胁。因此如此一来，（在一七○七年前尚未与苏格兰合并的）英格兰所拥有的资源及人口均远远有所不及，迟早会落入某个欧陆帝国的宰制之下。

    一六八八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使她与法王路易十四产生直接冲突。光荣革命罢黜了信仰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并在欧陆寻找信仰新教的继任者，最后选中荷兰君主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相当薄弱，只因为他娶了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威廉一世入主英国后，也带来了他正与路易十四进行的战争，争夺的目标即后来的比利时，那里有成群的要塞及港口，要接近英国的海岸是易如反掌（虽然这层顾虑是渐渐才显现的）。威廉深知若路易十四成功地占领这些要塞，不但荷兰的独立地位不保，法国称霸欧洲的可能性大增，而且英国也会直接受到威胁。于是他决定派遣英军为今日的比利时与法国作战，这可算是一九一四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时，英国也决定派兵的滥觞。

    自此威廉一世成为对抗路易十四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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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扩大普鲁士的势力而夺取西里西亚。他心目中惟一考虑的阻碍是来自强国的抗拒，而非道德戒律。他分析的是风险与报偿如何：倘若征服西里西亚，别国是否会报复或要求补偿？

    他所得的结论是此举对其本身有利。他并吞西里西亚的行动，使普鲁士跻身强国之林，但也因各国须应对这股新崛起的势力，而引发一连串的战事。最先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一七四○至一七四八年。普鲁士有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Bavaria)及萨克森(Saxony)为盟国，英国则支持奥地利，萨克森于一七四三年投入英、奥这一阵营。接着是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交战国也有变化。奥地利此次与俄罗斯、法国、萨克森及瑞典为伍，英国及汉诺威(Hanover)则为普鲁士后援。各国作战的动机纯粹是利害关系的考虑，不涉及任何国际秩序原则。

    然而在这看似混乱，各方一味只求壮大自己的争夺战中，却渐渐出现一种平衡。这并非各国自我节制的结果，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国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国家屈服、从而建立帝国的地步，即使法国也办不到。每当有某一国可能占上风时，其邻国便会联合起来，不是为了实践某种国际关系理论，而是纯为防范最强国家的野心，保护自身的利益。

    这连年不断的争战并未像前面的宗教战争如此惨烈，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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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有数国的相对实力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及瑞典沦为二流国家。波兰开始逐步走向亡国。俄罗斯（安全未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普鲁士（只是次要角色）却逐渐强大。在成员相当固定的情况下，要对其均势加以分析已属不易。而在各国相对的实力变动不已时，想要评估其均势，在各国不同的评估结果中取得共识，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十年战争在中欧造成的真空，招致邻国染指的野心。法国不断自西方入侵。俄罗斯自东边蚕食鲸吞。普鲁士则在欧陆心脏地带开疆辟土。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对哲学家们所极力推崇的均势，自觉负有任何特殊使命。俄罗斯认为自己鞭长莫及。普鲁士身为欧洲强国中最小的一国，其力量尚不足以左右整体的均势。各国国君均认为，加强自身的实力便是对整体和平最大的贡献，并把本身的作为归因于受一股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所驱使，其野心便没有任何限制。

    国家至上观念的本质基本上是一种风险与利益的估算，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关系素来良好，且有尊重奥地利领土完整的条约的义务，仍夺取奥国的西里西亚(Silesia)，他所持的理由便是明证：

    “我军之精良，部署之迅捷，简言之，即其显著优于邻国之势，令吾国于此突发之紧急状况中，享有高于欧洲他国之无尽优势。英、法相互为敌。若法国插手奥国之事，英国必不能坐视，因此联必得与其一结盟。英国不致嫉忌朕之获取西里西亚，此举对其无损且彼亟需盟友。荷兰亦无顾虑，尤其阿姆斯特丹商界于西里西亚贷出之款项均获保证。倘与英荷结盟不成，仍可与法国联手，彼无从破坏吾国之计划，亦乐见奥国之衰微。如此仅余俄罗斯值得顾虑。如女皇在位，我等可贿赂其大臣；若其辞世，俄人将内斗不已，无暇顾及外务。”

    腓特烈大帝将国际事务看做一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