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 书评

书虫百变

　　本书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国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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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彬

　　象牙塔还是战场？——读《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 张洪彬
　　
　　大学校园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象牙塔”，被视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然而，这种看法离真实情况可能相去甚远，在近代中国尤其如此。透过叶文心所著《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一书可以看到，古今之变、中西交冲这些时代命题都具体而微观地体现在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中，阶层分化、城乡断裂、派系斗争也如幽灵一般游荡在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中。
　　
　　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1879年，美国圣公会成员为了传教，在上海建立了这所教会大学。这所学校起初旨在对中国的基督徒进行教义训练，但是因为相信“科学的真理来自上帝”，他们提供用英文授课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课程，吸引了大量非基督徒背景的学生，许多毕业生成为金融界和实业圈的风云人物。宗教目的与世俗功用之间的紧张自始至终存在于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史上。到1920年代，该校学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有基督教背景。伴随着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来的，还有民族主义的挑战。与英文教育的发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会大学中的汉语教育、中国文化教育相当薄弱，这成为民族主义攻击的重要口实之一。此外，教会大学许多毕业生因其西化的教育背景和出色的国际交流能力而从事跨国贸易，因而被视为外国人的“买办”，像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自然也被目为“帝国主义”的桥头堡。1927年后南京政府规定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在学校教育中须是自愿活动而非必修课程，要求所有教会大学到教育部注册登记，服从这些规定。有赖于美国圣公会的撑腰，圣约翰大学在1948年前从未在中国教育部注册过，但世俗化倾向使得该校的教堂礼拜不得不改为自愿，宗教课程也成为选修，乃至到1934年，神学院因为招不够学生而关门。从该校的建校初衷来说，这已经不仅是本末倒置的问题了，“本”已经被拔掉了。
　　
　　相较于教会学校，1922年在国民党支持下成立的上海大学具有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根据叶文心的解释，上海大学简直就是“一所为推翻通商口岸体系、掀起社会革命而建的大学”。这个目标事实上是此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的政治诉求，加上1927年国共的短暂蜜月期，上海大学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经营又暗中角力的一所大学。但是激进的政治诉求，以及困窘的财务状况，使该校一直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撑。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共运动，左翼色彩浓厚的上海大学首当其冲，被迫关闭。同样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山大学则呈现出另一种景象。1920年代，国民党学习列宁政党模式，党不仅严格控制党员，还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提出了“党化教育”的口号，因频遭抨击而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国民政府一如晚清皇室，不希望知识分子热衷于人文、法政等学科，不欢迎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它想要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不是思想家。叶文心认为朱家骅治下的中山大学体现了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理念，即“灌输意识形态，建构物质文明，把握并发挥所在地的实用性”，它主要关注的是“提高普通民众的物质福利，而不是重构社会关系”，“它不能回答社会规范和正义的问题，也不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党化教育是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渗透，又是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争夺“立法权”的行为。
　　
　　该书的神来之笔是，叶文心以“中式长袍”、“西装”、“中山装”分别象征北京大学的新文人、圣约翰大学的资产阶级子弟、中央大学的未来国民党干部，又分别对应着北京、上海及南京的校园文化。稍微夸张一点说，这几种服装象征着时代浪潮的起伏流转。长袍可能被西化程度深的读书人批评为“迂腐”，也可能被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表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大革命失败后，西装成为迷途青年沉溺卿卿我我的必备武器，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又可能被抨击是“崇洋媚外”；中山装因其千篇一律被认为是体现了“人人平等”的理念，又被党国体制当作意识形态的表征加以推广，但也易于被批评为政治力量压制自由的证据。
　　
　　总而言之，无论是哪一种大学，在近代中国都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象牙塔”。身处其中的大学师生，虽不至于像政治家那样一不小心就身败名裂，但其间的冲击与撕裂，也颇可惊叹。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叶文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
　　
　　
　　《南方教育时报》2012年12月21日
　　http://szjy.sznews.com/html/2012-12/21/content_2324719.htm

黄蓉儿

　　近些年来民国题材的著作一直是图书市场的宠儿，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出于对当下大学教育的诸多不满，常常被塑造为散发着理想主义气息的圣地，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怀着这样的阅读期待，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以下简称《民国》）虽然有些姗姗来迟（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倒也颇为应景。然而，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可能会让读者失望，因为它讲述的恰恰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未能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悲剧故事。
　　
　　《民国》一书勾画了“五四”运动至抗战爆发二十年间大学教育的多重图景，它的问题意识则源于对二十世纪初科举制度废除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思考。如果说科举制度保证了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也提供了上下阶层间社会流动的渠道，那么“晚清新政改革和1911年共和革命以后，高等教育制度与新兴党国体制之间相互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个关系如何取代科举的功能为国养士”（第2页）？这正是本书着力回答的问题。
　　
　　与传统科举制度不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产物。除了清政府建立的国立大学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由地方士绅创立的私立公学和教会兴办的教会大学。这一三足鼎立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国家、士绅与知识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市场需求，这三重力量共同塑造了民国时期大学的面貌，它们之间往往冲突多于调和，各自的分量又随时势而发生变化，彼此消长起伏，这就形成了民国时期大学流动而多样化的形象。在这一背景下，《民国》一书为我们呈现了不同时空中不同类型大学的各色风景。
　　
　　“五四”运动的爆发将大学生推上社会的中心舞台，北洋政府的相对弱势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大学中还是在社会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后来看，上世纪二十年代也许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大学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北方的国立大学，还是上海的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私立学校，师生都怀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大学亦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大学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力量，这个理想角色在二十年代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而像上海大学这样的学校甚至把激烈的政治实践直接引入到校园中，过度的政治化为外部势力的干预埋下了隐患。此时的圣约翰大学则满足于向上海的新兴阶层培养金融和商业精英，这些精英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上层资产阶级网络，但学校也因此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批评。
　　
　　二十年代充满活力的大学也隐伏着某种危机。蔡元培、胡适和傅斯年都曾对北大学生的热衷政治表达过担忧，在他们看来，大学生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求取高深学问。上海大学一方面推动街头与教室的结合，表现出激进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仍开设大量实用课程来招揽学生，以满足筹措经费的需要。在上海这座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中，经费的考虑是第一位的，为此学校必须与工商界建立良好的关系，对私立学校来说尤其如此。到了三十年代，由于政治活动的空间急剧缩小，像复旦这样的私立大学大多放弃了早先的社会抱负，在功利主义的主宰下，把自己的角色限定在专业教育的范围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兴的党国体制试图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统一的管理体制中来，通过“党化教育”的形式，加强国家对大学的控制，朱家骅治下的广东中山大学成为国民政府向全国推广的范本。作者把三十年代的大学概括为北平、上海和南京三种范式，并巧妙地以蓝袍、西装和中山装三种学生服装作为各自的标志。然而，在这表面的多样性下面，隐藏着的共同特征是大学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之场所这一理想的失落。南京的大学培养的是技术官僚和政治干部，上海的大学培养的是都市的职业精英，北平的大学则培养学者。它们服务于一个现代国家不同层面和不同岗位的需求。尽管北平的大学堪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胡适为领袖的《独立评论》同人群体）的阵地，但他们活动的空间也相当有限，更吊诡的是，他们并不希望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
　　
　　从国家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本身就是现代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大学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在经济上则仰仗政府或工商界等其他领域的经费方面的支持。除师范大学外，大学生也要承担不菲的学费。简言之，在现代国家框架中，大学教育的维持须以满足诸多外在条件为前提，大学的“自主性”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神话。这与科举制度某种程度上的自治性形成对比。梁启超在1924年就已意识到，“我国近来学制为贵族的，适以造成阶级制度”，只有家境丰裕者才能从中获益，而在旧日科举制度下，寒苦子弟却往往能出人头地（《在香山慈幼院之演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这种情形在三十年代愈演愈烈，且有固化的趋势。许多人为此批评大学教育未能促进社会阶层上下之间的流动，反而被用来巩固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等级。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既然只是现代国家建设下的一个部门，它的目标也是为这一更宏大的计划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所培养的精英无论就其社会意义还是文化特征而言都与传统的“士”相去甚远，这些精英大多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是掌握某一特定技能的专业人士。或许只有文法科系中的少数大学生可能具备知识分子的素质，而在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文科在三十年代本身就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参见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那些怀抱某种理想和抱负的大学生，因而陷入极其苦闷的心境之中。三十年代弥漫在大学生中的普遍的政治幻灭感，与二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活力和行动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民国》一书最后一章，描述了三十年代大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他们不再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只能在现成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出选择。”（第188页）清末以来大学引领中国之现代性进程、大学生作为承担此项使命之“士”的宏大理想，至此可以说基本归于失败。
　　
　　自然，所谓“失败”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言。民初知识分子确实继承了传统“士”的经世关怀，他们也努力以大学为阵地，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1932年，胡适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中，提出重建“社会重心”的使命，可以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某种自我期许。这也是科举制度废除士大夫阶层消失以后，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然而，且不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否堪当此任，他们的观念中本身就包含某种暧昧和矛盾之处：即希图以学术的方式（建立“学术社会”）来介入社会和政治，自己参与政治却又反对学生谈政治。他们的目标是培养若干专心致志于高深学问的人，等过一二十年他们成为社会的重心，便可转移社会（参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收入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只是在急剧变动的近代中国，这一方案显得迂远而不切合实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汇聚的大学，未能成为知识分子再生产的场所，固然是多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身也难辞其咎。晚年的傅斯年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一文中反省道：“教育学术界未免太懒，读书只在怡然自得；青年心中的问题，不给他一个解答，时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条坦途，于是共产党乘虚而入。”
　　
　　傅斯年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耿耿于怀，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思考科举废除后“社会重心”重建的问题。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现代中国的“社会重心”没有落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上，也没有落在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而是落在了共产党及其动员的下层民众身上。1931年大学生的人数约为四万四千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01%。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学中激进政治活动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数量众多且多数来自乡村的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成为革命的主体（参见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8号）。如果我们暂且撇开民国时期大学学术上的成就不谈，不得不承认，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国家重建过程中，大学只处于相对边缘和疏离的位置。
　　
　　“疏离”正是《民国》一书的一个关键词。本书英文版题作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直译应为“疏离的学院：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作者和译者也许是出于让题目更加显豁的考虑，采用了现在的书名。然而，这个书名未能点破题旨，且容易让读者产生该书是系统讨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教育史著作的错误印象，似乎有些欠考虑。民国时期的大学，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疏离感，这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大学疏离于乡土，疏离于社会变革，疏离于政治舞台，但这并非它的初衷。“至少在理念上，高等院校仍然是一个规划中国未来以供他人追随的地方”（第188页），结果却是理念和现实的背离。民国时期的大学既依存于它处身其中的社会结构，又试图去改变它，最终则在现代中国急剧变动的潮流中，在其他社会力量的控制和挤压下逐渐边缘化，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要描述这样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疏离”一词确实是合适的表达。
　　
　　诚然，正如作者所言，“疏离的学院”并非毫无建树，“当‘学而优则仕’这一顺理成章的预设破碎时，这一决绝的断裂状态为创造性追求释放了能量，而创造性追求不仅出现在艺术、科学、学术和专门职业技能中，而且表现为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形成独立政治见解”（第4页）。民国的大学在学术和思想的创造方面功绩卓著，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至今仍为我们艳羡称道，但这终究无法掩盖其未能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悲凉处境。《民国》一书将民国时期的大学重新放回现代中国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全方位地呈现大学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冲突与纠葛，揭示其变迁的轨迹，直面其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对习惯于将民国大学理想化乃至神话化的当代读者来说，这本书不失为一部警醒之作。
　　
　　就学术史而言，这部出版于二十年前的著作也未失去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阶层的变化与走向，已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课题。余英时、罗志田对近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察，王汎森、章清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立“学术社会”之努力的探讨，不过其中荦荦大者。这些论著大多取径思想史和文化史，聚焦于知识阶层自身之流变，往往有意无意地会放大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作用。《民国》一书则从知识社会史的方法出发，选择大学这一社会建制和空间作为分析对象，呈现的图景更为完整和丰富。维系士大夫阶层之再生产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功能，而民国时期大学培育的精英却绝不是“知识分子”所能涵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作者擅长于以空间视角大范围勾勒社会图景，个案方面略嫌单薄，特别是未能分梳大学师生之代际分野，不无遗憾。个别史实和细部论述亦有疏失，如将攻击鲁迅抄袭的陈源误作陈垣（第212页），把仅为撰稿人的胡适提至《现代评论》的主编之位（245页）等。翻译方面，因有作者把关，大体值得信任，个别人名的翻译和还原偶有失误或欠妥之处，如将陈季同（Chen Ki Tong）译作“陈其同”（第201页），刘若愚（James J. Y. Liu）译为“詹姆斯·刘”（第212页），那志良译作“纳志良”（第267页），韦丛芜译作“魏从吾”（第285页），郭颖颐（Daniel Kwok）译作“丹尼尔·夸克”（第292页）等。如有机会再版，径行改正即可。
　　
　　原载于《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12/23/916103.shtml
　　
　　

书白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2月23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12/23/916103.shtml
　　
　　       近些年来民国题材的著作一直是图书市场的宠儿，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出于对当下大学教育的诸多不满，常常被塑造为散发着理想主义气息的圣地，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怀着这样的阅读期待，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以下简称《民国》）虽然有些姗姗来迟（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倒也颇为应景。然而，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可能会让读者失望，因为它讲述的恰恰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未能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悲剧故事。
　　
　　　　《民国》一书勾画了“五四”运动至抗战爆发二十年间大学教育的多重图景，它的问题意识则源于对二十世纪初科举制度废除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思考。如果说科举制度保证了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也提供了上下阶层间社会流动的渠道，那么“晚清新政改革和1911年共和革命以后，高等教育制度与新兴党国体制之间相互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个关系如何取代科举的功能为国养士”（第2页）？这正是本书着力回答的问题。
　　
　　　　与传统科举制度不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产物。除了清政府建立的国立大学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由地方士绅创立的私立公学和教会兴办的教会大学。这一三足鼎立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国家、士绅与知识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市场需求，这三重力量共同塑造了民国时期大学的面貌，它们之间往往冲突多于调和，各自的分量又随时势而发生变化，彼此消长起伏，这就形成了民国时期大学流动而多样化的形象。在这一背景下，《民国》一书为我们呈现了不同时空中不同类型大学的各色风景。
　　
　　　　“五四”运动的爆发将大学生推上社会的中心舞台，北洋政府的相对弱势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大学中还是在社会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后来看，上世纪二十年代也许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大学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北方的国立大学，还是上海的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私立学校，师生都怀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大学亦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大学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力量，这个理想角色在二十年代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而像上海大学这样的学校甚至把激烈的政治实践直接引入到校园中，过度的政治化为外部势力的干预埋下了隐患。此时的圣约翰大学则满足于向上海的新兴阶层培养金融和商业精英，这些精英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上层资产阶级网络，但学校也因此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批评。
　　
　　　　二十年代充满活力的大学也隐伏着某种危机。蔡元培、胡适和傅斯年都曾对北大学生的热衷政治表达过担忧，在他们看来，大学生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求取高深学问。上海大学一方面推动街头与教室的结合，表现出激进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仍开设大量实用课程来招揽学生，以满足筹措经费的需要。在上海这座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中，经费的考虑是第一位的，为此学校必须与工商界建立良好的关系，对私立学校来说尤其如此。到了三十年代，由于政治活动的空间急剧缩小，像复旦这样的私立大学大多放弃了早先的社会抱负，在功利主义的主宰下，把自己的角色限定在专业教育的范围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兴的党国体制试图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统一的管理体制中来，通过“党化教育”的形式，加强国家对大学的控制，朱家骅治下的广东中山大学成为国民政府向全国推广的范本。作者把三十年代的大学概括为北平、上海和南京三种范式，并巧妙地以蓝袍、西装和中山装三种学生服装作为各自的标志。然而，在这表面的多样性下面，隐藏着的共同特征是大学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之场所这一理想的失落。南京的大学培养的是技术官僚和政治干部，上海的大学培养的是都市的职业精英，北平的大学则培养学者。它们服务于一个现代国家不同层面和不同岗位的需求。尽管北平的大学堪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胡适为领袖的《独立评论》同人群体）的阵地，但他们活动的空间也相当有限，更吊诡的是，他们并不希望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
　　
　　　　从国家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本身就是现代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大学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在经济上则仰仗政府或工商界等其他领域的经费方面的支持。除师范大学外，大学生也要承担不菲的学费。简言之，在现代国家框架中，大学教育的维持须以满足诸多外在条件为前提，大学的“自主性”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神话。这与科举制度某种程度上的自治性形成对比。梁启超在1924年就已意识到，“我国近来学制为贵族的，适以造成阶级制度”，只有家境丰裕者才能从中获益，而在旧日科举制度下，寒苦子弟却往往能出人头地（《在香山慈幼院之演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这种情形在三十年代愈演愈烈，且有固化的趋势。许多人为此批评大学教育未能促进社会阶层上下之间的流动，反而被用来巩固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等级。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既然只是现代国家建设下的一个部门，它的目标也是为这一更宏大的计划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所培养的精英无论就其社会意义还是文化特征而言都与传统的“士”相去甚远，这些精英大多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是掌握某一特定技能的专业人士。或许只有文法科系中的少数大学生可能具备知识分子的素质，而在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文科在三十年代本身就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参见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那些怀抱某种理想和抱负的大学生，因而陷入极其苦闷的心境之中。三十年代弥漫在大学生中的普遍的政治幻灭感，与二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活力和行动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民国》一书最后一章，描述了三十年代大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他们不再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只能在现成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出选择。”（第188页）清末以来大学引领中国之现代性进程、大学生作为承担此项使命之“士”的宏大理想，至此可以说基本归于失败。
　　
　　　　自然，所谓“失败”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言。民初知识分子确实继承了传统“士”的经世关怀，他们也努力以大学为阵地，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1932年，胡适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中，提出重建“社会重心”的使命，可以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某种自我期许。这也是科举制度废除士大夫阶层消失以后，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然而，且不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否堪当此任，他们的观念中本身就包含某种暧昧和矛盾之处：即希图以学术的方式（建立“学术社会”）来介入社会和政治，自己参与政治却又反对学生谈政治。他们的目标是培养若干专心致志于高深学问的人，等过一二十年他们成为社会的重心，便可转移社会（参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收入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只是在急剧变动的近代中国，这一方案显得迂远而不切合实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汇聚的大学，未能成为知识分子再生产的场所，固然是多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身也难辞其咎。晚年的傅斯年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一文中反省道：“教育学术界未免太懒，读书只在怡然自得；青年心中的问题，不给他一个解答，时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条坦途，于是共产党乘虚而入。”
　　
　　　　傅斯年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耿耿于怀，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思考科举废除后“社会重心”重建的问题。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现代中国的“社会重心”没有落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上，也没有落在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而是落在了共产党及其动员的下层民众身上。1931年大学生的人数约为四万四千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01%。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学中激进政治活动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数量众多且多数来自乡村的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成为革命的主体（参见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8号）。如果我们暂且撇开民国时期大学学术上的成就不谈，不得不承认，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国家重建过程中，大学只处于相对边缘和疏离的位置。
　　
　　　　“疏离”正是《民国》一书的一个关键词。本书英文版题作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直译应为“疏离的学院：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作者和译者也许是出于让题目更加显豁的考虑，采用了现在的书名。然而，这个书名未能点破题旨，且容易让读者产生该书是系统讨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教育史著作的错误印象，似乎有些欠考虑。民国时期的大学，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疏离感，这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大学疏离于乡土，疏离于社会变革，疏离于政治舞台，但这并非它的初衷。“至少在理念上，高等院校仍然是一个规划中国未来以供他人追随的地方”（第188页），结果却是理念和现实的背离。民国时期的大学既依存于它处身其中的社会结构，又试图去改变它，最终则在现代中国急剧变动的潮流中，在其他社会力量的控制和挤压下逐渐边缘化，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要描述这样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疏离”一词确实是合适的表达。
　　
　　　　诚然，正如作者所言，“疏离的学院”并非毫无建树，“当‘学而优则仕’这一顺理成章的预设破碎时，这一决绝的断裂状态为创造性追求释放了能量，而创造性追求不仅出现在艺术、科学、学术和专门职业技能中，而且表现为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形成独立政治见解”（第4页）。民国的大学在学术和思想的创造方面功绩卓著，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至今仍为我们艳羡称道，但这终究无法掩盖其未能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悲凉处境。《民国》一书将民国时期的大学重新放回现代中国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全方位地呈现大学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冲突与纠葛，揭示其变迁的轨迹，直面其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对习惯于将民国大学理想化乃至神话化的当代读者来说，这本书不失为一部警醒之作。
　　
　　　　就学术史而言，这部出版于二十年前的著作也未失去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阶层的变化与走向，已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课题。余英时、罗志田对近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察，王汎森、章清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立“学术社会”之努力的探讨，不过其中荦荦大者。这些论著大多取径思想史和文化史，聚焦于知识阶层自身之流变，往往有意无意地会放大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作用。《民国》一书则从知识社会史的方法出发，选择大学这一社会建制和空间作为分析对象，呈现的图景更为完整和丰富。维系士大夫阶层之再生产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功能，而民国时期大学培育的精英却绝不是“知识分子”所能涵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作者擅长于以空间视角大范围勾勒社会图景，个案方面略嫌单薄，特别是未能分梳大学师生之代际分野，不无遗憾。个别史实和细部论述亦有疏失，如将攻击鲁迅抄袭的陈源误作陈垣（第212页），把仅为撰稿人的胡适提至《现代评论》的主编之位（245页）等。翻译方面，因有作者把关，大体值得信任，个别人名的翻译和还原偶有失误或欠妥之处，如将陈季同（Chen Ki Tong）译作“陈其同”（第201页），刘若愚（James J. Y. Liu）译为“詹姆斯·刘”（第212页），那志良译作“纳志良”（第267页），韦丛芜译作“魏从吾”（第285页），郭颖颐（Daniel Kwok）译作“丹尼尔·夸克”（第292页）等。如有机会再版，径行改正即可。
　　

黄蓉儿

　　这些年，对民国大学的怀旧成为文化界的一股经久不衰的热潮，何兆武《上学记》、鹿桥《未央歌》、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口述史、文艺小说与回忆录作品，让很多如今在日益工具理性化和行政化的宰制之下疲于奔命的师生，都对那段消逝的民国大学史有着重温进而接续的心情，与此相对照的是，却是当代中国大学史写作的整体性缺席，即使偶尔有一鳞半爪的大学史，也多是索然乏味的大学编年史，简单地罗列大学历史沿革、规章制度、师生人数等，根本无法有力地将大学的精气神及其在历史中的挑战与困境叙述出来。因此，这些大学史既无法建构出该校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和学术传统，也没能将大学放置在政经框架和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进行细致分析，这样的大学史的命运自然是自产自销而无人问津的，说到底不过是大学的一个自娱自乐的形象工程罢了。
　　
　　我不得不说，这绝非一本可读可不读的校园文化的“软书”，而是一本将民国时期三种类型的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等）归置在学术、社会与政治的三角互动之框架中进行考察的文化史著作，因此可以说中文版的书名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叶文心治史的长处（包括《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在于整体感强，有着历史的通透和洞见，注重细腻之处的深描，而且她的史学语言也是格外清新和优美，不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滥用学术名词。因此，这可以说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
　　
　　【大学与社会革命】
　　
　　此前很多著作都比较关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但对于民国大学格局中至少占据三足鼎立之一的教会大学缺乏必要的关注，其实当时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叶文心的著作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初衷、团队精神、校园社群和文化、及其面临的民族主义挑战。
　　
　　根据作者在此书以及《上海繁华》一书中的考察，当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私立大学，是上海的资产阶级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的管道，而且依托于上海这个最具有国际性和现代感的大都会，这些大学成功地实现了儒家中国的知识范式的现代转型，通过科学知识、职业技能、良好语言等来获取财富，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伦理，但是这种对于财富的渴求与追逐，并未导致暴发户式的浅薄与庸俗，因为这些教会大学有着良好的道德训育与宗教熏陶，这就类似于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
　　
　　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那样一种强劲的民族主义潮流之下，作为天然具有保守性质的教会大学，自然会面临来自社会各界（自政府到知识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指责，当整个国家都在民族危机之下摇摇欲坠，一个私立教会大学的大学生却还在做着成为高等华人的美梦，这既在道德上是不可欲的，也是在现实上不可能的。
　　
　　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叶文心在著作中对上海大学的分析。上海大学如何从一所被时人所不齿的“野鸡大学”成长为一所“革命大学”，这在此前的历史叙述中是面目模糊的。在于右任担任校长后，左翼知识分子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彭述之、李季、李达等人都成为上海大学的教师，当时上海大学最著名的社会学系开设了诸如“近代中国外交史”、“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史”等课程，而这些课程为年轻一代的学生灌输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观念。
　　
　　读者切莫以为这仅仅是革命大学上海大学的独特现象。事实上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上海的左翼文化蓬勃兴起，唯物辩证法等理论著作风行景从，年轻一代的左翼在政经结构上边缘化，反而强化了其心态上的激进化和控制文化话语权的冲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早期成为出版社会科学读物特别狂热的时期，社会问题与社会科学成为上海大学校园文化的两个关键词，个人问题在革命理论的映照下，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可以解困的，而成为具有共通性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量引入社会科学理论，因此，当时翻译出版的最大宗就是社会科学理论，理论成为照亮灰色生活的最大探照灯，也是指引年轻人走出人生困境的明灯。
　　
　　而上海大学可以说是这一现象的风暴中心，正如叶文心所言，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据点，这些知识分子领导并启发了整整一代进步青年。如果说一所大学体现了那些支持它的人的集体热情和信念，那么上海大学就是一所为推翻通商口岸体系、掀起社会革命而建的大学。
　　
　　【高等教育与社会平等】
　　
　　自然，即使对处于历史风云激荡中的民国大学来说，除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革命文化的传播，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的塑造，同样存在着大学生如何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这部分内容（书中第六章《大学生活之代价》）在我看来很有价值，因为之前的民国大学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写作更多的是关注政治和文化的层面，而相对轻忽了日常生活的层面。正如革命有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性格一样，大学同样如此。
　　
　　大学既是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又是高度政治化的空间，同时还必须应对贫困与苦难。叶文心通过大量的当事人的记录和事后追忆，呈现了民国大学的收费、学生日常生活等多重层面。显然，私立大学的逐利冲动压制了很多年轻人的求学欲望，而公立大学的制度性保障，却也培养了年轻人志怀高远超越世俗的情怀。作者呈现了社会舆论、政府、知识界等对当时学生群体的各种评价，高等教育成了社会公平最重要的聚焦点。
　　
　　亦学亦官的陶希圣就曾经尖锐地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级小学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更就能够升大学的来说，大抵是中资以上的富裕人家。大学则是所谓‘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
　　
　　或许正因如此，上海一些昂贵的私立大学里的学生，在教育部的报告里呈现出的完全是消费主义者的形象：“这些大学生们从不关心任何严肃的事情。他们过着娱乐休闲的生活。他们的衣着昂贵，饮食考究。他们消费进口商品。他们经常出入影院和舞厅。他们出门坐着雪佛兰汽车。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他们的学业。”高等教育成了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有效机制，而堵塞了社会不同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会引发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强烈的不满，而这些学生的公共形象，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民族国家处境中更是显得格外刺眼。
　　
　　叶文心敏锐地注意到了当时的社会舆论的表达困境：“当舆论聚焦在大学生的失业问题上时，大学毕业生被看作清寒子弟，需要工作来养家活口。但是当舆论聚焦在教育机会的结构性不公时，大学生又被描绘成资产阶级的富家子弟。”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舆论在议论大学生群体时的复杂心态。
　　
　　无论是培养资产阶级的圣约翰大学的分崩离析，还是培养左翼激进者的上海大学的被关闭，都在映照一个急剧变动的大时代里学术、文化与政治之间强烈的依附性与疏离感，近代中国大学的主体性仍旧在艰难地重建，它必须面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挤压、政治力量的控制、社会舆论的话语暴力，不同的大学与政治、资本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在这种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大学呈现出的“整体情绪氛围明显陡然消沉”，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幻灭感成为一种尖锐的集体心态。当稳定成为大学校园压倒一切的政治诉求的时候，其实，它也悄悄地酝酿着反叛的潜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现代和西化的民国上海，左翼政治和左翼文化一直是它挥之不去的文化精神的内核之一。
　　
　　作者：□唐小兵（大学教授）
　　原载于：《新京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1/05/content_401711.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