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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衣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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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其实我对于民国了无概念。
你知道,我不曾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的祖辈也都在西海固,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地在黄土高原的深处,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地过活。
没有毛爷两万五千里的无奈挺进,没有毛爷吆喝着大家支援边区建设,没有毛爷动员大家上山下乡,我生活的黄土高原,一定不会有六盘山顶上的意气奋发和埋葬着西路军的沟沟坎坎。
之后,也曾经有过个把学生领袖千里跋涉,终于站在了学校的红旗底下,但口干舌燥的他们,刚刚开讲,便被保安带走。万年黄土,千里荒山,让这块贫瘠的土地格外沉静,她接受不了太多变化,她惯于被动地等待,即使是再大的风吹草动,即使山河变色,即使星星之火马上就要燎原。
有一天,我侥幸,或者说真主相助,我得以考进京城,无论在任何方面,我都眼界大开,世界在我面前展现出来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丰富、迷人、让人沉醉。在京城,我一天所见的人和事物,几乎超过了我此前18年的积累,京城的巨大和丰富,几乎让我都摸不着头脑了。
这种震撼,在我来到京城的头些年,给我心里烙下了巨大的印记,我不知道那是好是坏,我努力适应全新的环境,全新的人和事儿,全新的规则,全新的一切。
直到年过三十,我才从自卑自负自傲的复杂情绪中走出来,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山汉在城市生活中的自信。个中的心历路程,复杂多变,有时山重水复,有时柳暗花明,有时豪迈,长歌当哭置之死地而后生,有时低迷,忍辱负重心中块垒暗筑,现实生活里你上演的剧情,虽未如民国大儒那样历经外界的纷扰战乱,更少生死离别,但对于敏感于生命际遇的人来说,也真是风雷阵阵!
所以,民国这样一个离我们不是很远,而且还有一脉偏安台岛,香火虽不是很旺,但足够温暖的存在,对于我来说,真是隔膜得很。即便如天朝圣明,愿意将更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恐怕也难改我的隔膜——你知道,我一直忙着适应京城,京城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应接不暇。
偶尔会有出版圈子的朋友努力,出版些关于民国的书籍,包括前阵子大家都很关注的民国语文、民国教育,我都是一笑而过。不是怀疑的讥笑与嘲讽,也不是难以理解的苦笑,只是微笑,很高兴我们能够翻开历史的一角,看到美好,同时,我也很满足于我们正在书写的历史。
我知道,草根如我,屁民二字可以准确形容。我知道,这一世,我会被忘记,我会消灭,消灭在虫子的肚腹,消灭在黄土长坡,消灭在风中……
如果真主保佑,我还会路过,我还会看到厚土长天,看到大儒们流浪在战乱的民国。我会看到梁思成夫妇带着学生翻山越岭,冒着战火和硝烟,记录每个古老的建筑。
不知道,我会不会碰巧看到一个黄土高原的山汉,碰巧走进了京城,他时而慌乱,时而坚定。
一定会的吧,一定会看到一批批的年轻人,走进城市的熔炉,锻造自我,历经心理的磨难。不幸的,就迷失在城市的狂野和水泥的丛林,幸运的,得到真主的护佑,最终总能听到内心的召唤——
即使曾经迷乱,即使外界再多诱惑,即使要承受逼仄的价值观不停地打击……日趋坚定、丰富、包容的内心,让他们能够不断锤炼自我,并且回到满怀善意的路上。
真主保佑,还在这一世的我,能够像我期待的那样,最终能够听到召唤,让我有力量,即便要经过暗夜的漫长旅程,也能够勇敢坚定地前行。就像《民国衣冠》里面素描的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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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剑
对于民国的历史可能由于某种原因,给以误判。但那个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极为丰厚,影响深远,在今天回顾民国史时,并非是在探寻如何回归,而是在谋求如何在文化上突围。这也是“民国热”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民国时期的文化风貌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挥之不去的历史刻痕,比如北大清华学人在学术上的执著,艺术家在艺术上的追求,都达到了一个高峰。这其中不可忽略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它是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可谓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在岱峻最新推出的《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我们读到的是一个鲜活的中研院,在风雨飘摇中,依然在坚持学术研究和创新。这让我们看到的或许是民国风华的一面了。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蔡元培任首任院长。1948年,评选出了81位首届院士。这些院士囊括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学术高手。其辉煌成就也为世界所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有人这样评价中研院全盛时期的学术水准:“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研究成果可谓名重当时。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研院也开始了“衣冠南渡”的文化西迁。史语所和社会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等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在李庄,这一时期的中研院在困苦时期,缺衣少食不说,即便是学术需要的环境也大不如从前,科学研究、实验因相应的器材不全,难以做出相应的成绩。而人文组却因有着大量的藏书得以保存,在学术研究中,不仅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在《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中,岱峻并没有对中研院进行宏观描述,而是截取中研院在李庄的一段历史,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同时采访学者的后人,昔日生活宛然眼前,人物性情跃然纸上。比如“娶在李庄的学者”一章中,记录了在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与社会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他们已到了婚龄,甚至老大不小。在李庄婚娶也就成了自然的事,但随着抗战结束,中研院回迁,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由此演绎出的悲欢离合实在是令人唏嘘,但岱峻如实展现了一辈学人在战乱年代扎根山坳的学术追求与家庭生活,其所反映的不再是简单的情感纠葛,而是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
从这日常生活中或许我们能洞察学者在时代变迁中的任何一个选择,其实早已注定了结局。对中研院而言,亦如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有个著名的论断所言: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在情感上却割舍不掉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在作家岳南所写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中所记录貌似客观公正的论述中却掺杂了太多的虚浮,却不够细致。但岱峻所走的路径显然跟岳南大不相同,他治学勤谨,爬梳史籍、钩沉史事、探访史迹,还原史实。材料丰赡,视角独特,往往从平凡琐事切入历史肌理,把社会生活与学术思想巧妙地勾联起来,呈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这一点上,正像岱峻所说的那样:“学术史也是学人的历史”。那么,我们今天再看中研院,其故事远去,其精神风华绝代,依然有“对历史的温情、自由的信念与文化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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