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且介亭杂文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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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这时——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５３〕和李健吾〔５４〕。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５５〕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软文〔５６〕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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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４５〕，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４６〕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４７〕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４８〕，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ＰｅｔGｆｉＳáｎｄｏｒ）〔４９〕题ＢＳｚ夫人照像的诗来—疤?的闶鼓*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５０〕，后来是《京报副刊》〔５１〕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５２〕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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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３２〕，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３３〕，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３４〕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ＧＧｉｓｓｉｎｇ）〔３５〕的坚决的句子——“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３６〕，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３７〕的果汁：王尔德（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３８〕，尼采（Ｆ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波特莱尔（Ｃｈ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３９〕，安特莱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４０〕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４１〕，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４２〕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４３〕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Ｐｒｏｅｍ”里说——“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

      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４４〕。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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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２０〕，《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２１〕；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２２〕和七千部《点滴》〔２３〕。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２４〕。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２５〕。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Ｍｕｓａｉ）上，由胡山源〔２６〕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２７〕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２８〕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２９〕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３０〕；钱江春和方时旭〔３１〕，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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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１０〕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１１〕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１２〕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３〕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１４〕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１５〕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１６〕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１７〕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１８〕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郯：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１９〕，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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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我探了探她们的意见，那回答是：“看这样子，两角钱是打发不走的。”

      独唱，对唱，大布置，苦肉计，在上海都已经赚不到大钱，一面固然足征洋场上的“人心浇薄”，但一面也可见只好去“复兴农村”〔６〕了，唔。

      四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九期，署名康郁。

      〔２〕“寄沉痛于幽闲”这是林语堂的话。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于《人间世》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发表后，林语堂随即在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周作人诗读法》一文，其中说：“昨得周先生与《人间世》稿，内附短简云：‘……得刘大杰先生来信，谓读拙诗不禁凄然泪下，此种看法，吾甚佩服。’吾复周先生信，虽无存稿，大意如下：‘……此诗自是如此看法，寄沉痛于幽闲，但世间俗人太多，外间颇有訾议，听之可也。’”

      〔３〕Ｒｉｎｇｏ日语“林檎”（苹果）的语音。Ｂａｎａｎａ，日语“香蕉”的语音。Ａｐｐｕｌｕ，日语外来词“苹果”的语音。

      〔４〕Ｈａｎａ，日语“花”的语音。

      〔５〕“超现实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流行于西欧的一种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流派。语录体，我国古代一种记录传道、授业时的问答口语而不重修饰的文体。这里是对林语堂的讽刺，当时林语堂提倡脱离现实的“幽默”、“性灵”文学和语录体诗文。

      〔６〕“复兴农村”一九三三年五月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发起所谓农村复兴运动。这是国民党政府用来掩盖他们对农村的剥削和缓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的一个政治骗局。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２〕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３〕的创作小说，陈嘏〔４〕和刘半农〔５〕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７〕一八八三年顷，尼采（Ｆ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８〕也早借了苏鲁支（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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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生意古今谈

      “薏米杏仁莲心粥！”

      “玫瑰白糖伦教糕！”

      “虾肉馄饨面！”

      “五香茶叶蛋！”

      这是四五年前，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假使当时记录了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居民似乎也真会化零钱，吃零食，时时给他们一点生意，因为叫声也时时中止，可见是在招呼主顾了。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这是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但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使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现在是大不相同了。马路边上的小饭店，正午傍晚，先前为长衫朋友所占领的，近来已经大抵是“寄沉痛于幽闲”〔２〕；老主顾呢，坐到黄包车夫的老巢的粗点心店里面去了。至于车夫，那自然只好退到马路边沿饿肚子，或者幸而还能够咬侉饼。弄堂里的叫卖声，说也奇怪，竟也和古代判若天渊，卖零食的当然还有，但不过是橄榄或馄饨，却很少遇见那些“香艳肉感”的“艺术”的玩意了。嚷嚷呢，自然仍旧是嚷嚷的，只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约决不会停止的。然而现在却切实了不少：麻油，豆腐，润发的刨花，晒衣的竹竿；方法也有改进，或者一个人卖袜，独自作歌赞叹着袜的牢靠。或者两个人共同卖布，交互唱歌颂扬着布的便宜。但大概是一直唱着进来，直达弄底，又一直唱着回去，走出弄外，停下来做交易的时候，是很少的。

      偶然也有高雅的货色：果物和花。不过这是并不打算卖给中国人的，所以他用洋话：“Ｒｉｎｇｏ，Ｂａｎａｎａ，Ａｐｐｕｌｕ－ｕ，Ａｐｐｕｌｕ－ｕ－ｕ！”〔３〕“Ｈａｎａ呀Ｈａｎａ－ａ－ａ！Ｈａ－ａ－ｎａ－ａ－ａ！”〔４〕也不大有洋人买。

      间或有算命的瞎子，化缘的和尚进弄来，几乎是专攻娘姨们的，倒还是他们比较的有生意，有时算一命，有时卖掉一张黄纸的鬼画符。但到今年，好像生意也清淡了，于是前天竟出现了大布置的化缘。先只听得一片鼓钹和铁索声，我正想做“超现实主义”的语录体诗〔５〕，这么一来，诗思被闹跑了，寻声看去，原来是一个和尚用铁钩钩在前胸的皮上，钩柄系有一丈多长的铁索，在地上拖着走进弄里来，别的两个和尚打着鼓和钹。但是，那些娘姨们，却都把门一关，躲得一个也不见了。这位苦行的高僧，竟连一个铜子也拖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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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积习好像也还是难忘的。关于小说史的事情，有时也还加以注意，说起较大的事来，则有今年已成故人的马廉〔３〕教授，于去年翻印了“清平山堂”残本，使宋人话本的材料更加丰富；郑振铎〔４〕教授又证明了《西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录在《痀偻集》里。还有一件，是《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５〕，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但我却并不改订，目睹其不完不备，置之不问，而只对于日本译的出版，自在高兴了。但愿什么时候，还有补这懒惰之过的时机。

      这一本书，不消说，是一本有着寂寞的运命的书。然而增田君排除困难，加以翻译，赛棱社主三上於菟吉氏不顾利害，给它出版，这是和将这寂寞的书带到书斋里去的读者诸君，我都真心感谢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灯下，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该书于一九三五年由日本东京赛棱社出版。参看本书《后记》。

      〔２〕增田涉（１９０３—１９７７）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时，常到鲁迅家中商谈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的事。著有《鲁迅的印象》、《中国文学史研究》等。

      〔３〕马廉（１８９３—１９３５）字隅卿，浙江鄞县人，古典小说研究家。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三四年影印的“清平山堂”残本，是在他的故乡发现的，题为《雨窗欹枕集》，共话本十二篇（原订三册：《雨窗集上》五篇，《欹枕集上》二篇；《欹枕集下》五篇；其中有五篇残缺）。据他考证，《雨窗集》、《欹枕集》等书题，或系藏书人所题；其版心刻字情形，与一九二九年以北平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名义影印的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话本》十五篇相同。清平山堂是明代洪~F的书斋；洪~F（约当１６世纪），字子美，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４〕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曾任燕京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痀偻集》是他的文学论文集，分上下二卷，一九三四年生活书店出版。考证《西游记》的论文题为《西游记的演化》，收入该书卷上。

      〔５〕《金瓶梅词话》发见于北平一九三二年北平文友堂在山西介休县发现了一部明万历间刻印的《金瓶梅词话》，卷首有“万历丁巳（１６１７）季冬东吴弄珠客”和欣欣子的序文各一篇。是现在所见的《金瓶梅》最早的刻本。这部小说以前的通行本有明代崇祯间的“新刻绣像原本”和清代康熙间“张竹坡评本”。相传为明代太仓人王世贞所作，但欣欣子的序文则说是“兰陵笑笑生”作。按兰陵，即今山东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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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４〕，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还要有意思一点罢。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国的姿态》。

      《活中国的姿态》，日本内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东京学艺书院出版；有尤炳圻的中文译本，书名改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本篇原以日文写成，由作者自译为中文，参看本书《后记》。

      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先经营药品，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经售日文书籍。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国。

      〔２〕《支那人气质》长期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ＡＨＳｍｉｔｈ，１８４５—１９３２）著，日本有爱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

      〔３〕指日本安冈秀夫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一书中对中国人的随意诬蔑。该书《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篇中甚至说：“彼国人的嗜笋……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四日）》。

      〔４〕“亲善”、“提携”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欺骗中日人民，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在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经与黄郛在上海进行“中日亲善”谈判；六月间有吉明又到南京见汪精卫，商谈“中日提携”问题。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译《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但因此又感到自己的衰退了。

      回忆起来，大约四五年前罢，增田涉〔２〕君几乎每天到寓斋来商量这一本书，有时也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很为愉快。那时候，我是还有这样的余暇，而且也有再加研究的野心的。但光阴如驶，近来却连一妻一子，也将为累，至于收集书籍之类，更成为身外的长物了。改订《小说史略》的机缘，恐怕也未必有。所以恰如准备辍笔的老人，见了自己的全集的印成而高兴一样，我也因而高兴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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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曾在苏联留学和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归国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等校任教。译有长篇小说《铁流》等。

      〔７〕梭可罗夫（ffPGLGQG，１８２１—１８９９）俄国画家。

      〔８〕吴朗西四川重庆人，翻译家。当时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收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２〕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３〕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久，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

      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长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的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蒂，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