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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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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通
这本书放在枕边已经一年多了,2012结束前终于读完第二遍。
鲍鹏山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带着深刻的体悟和清醒的理智。
天朝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稳定的传承。不过悠久的历史却写满专制压迫,不平等和杀人(从个人分尸到族灭,手段凶残)。
作为一个文人,他从典籍从史书中去发现民族的过往,流淌在书本间的思维传统,行为传统(我们往往美其名曰文化传统)。从孔子到孟子的儒家,到法家、墨家。从带有贵族传统的项羽到痞子流氓实用主义的刘邦,历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强梁的人书写历史,羸弱的人全是注脚。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不给人安全感的国度。土地、财富、学识都不能给人安全感。皇帝富有四方也停留在深刻的担忧中。我们无一例外的都有“行货”感,一如林冲在狱中那般。暂时的安全感只能从权势处获得,在牢中就是牢头。但是权势是把锋利无柄的利刃,进退间耗费精力又胆战心惊。不去奢谈什么民主什么选举,有一天沐浴在祖国的阳光中,能像一个自由人一般,无所畏惧,我们的历史才算走到一个拐点。
一辈子很短,读史未尝不是延年益寿的好方法,将出生时间延伸到文字出现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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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
好一个《风流去》
文/管卫中
二十多年前,有个安徽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了青海某所不起眼的高校。江南学子乍到西北,想必满眼都是荒凉、凋敝与陌生。说是去教书,又似乎无书可教。那时候“文革后文学”正闹得轰轰烈烈,青海也有以诗人昌耀为核心的一小群诗人作家在闹腾文学。他,一个钟情古典文学又写点儿新诗的青年学生,自然只有坐在会场角落里听听的份儿。一间斗室,一箱旧书,几件简陋的家具,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青年已成为著作累累、蜚声海内外的实力派学者。他就是前不久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析《水浒传》、人称“麻辣教授”的鲍鹏山。他讲起梁山好汉、恶名女子来果然“麻辣”。但观众兴许不知,鲍鹏山的学术著作尤为“麻辣”。依我看,他真正的学术成就,在于他的著作,特别是最近出版的这部集众作之精华的《风流去》。
鲍鹏山的文章,很让我品出了些异样的味道。读者不妨细细品味一下《风流去》的序言。在这篇看似与全书学术内容毫无干系的文字中,鲍鹏山讲述了已去世的父亲的故事。一个身为农民而心忧家国的乡村“读书人”的形象跃然纸上。父亲“读书人的气质”传递到了儿子身上,渗进了儿子的骨髓,令儿子永远铭记,不管自己混到了多高的位置上,你都必须清楚自己是一个平民百姓的儿子。如果有可能,你得代表底层民众说话——因为这些人从来都缺少话语权——你必须“一直秉持良心写作和教书”。我理解,这个“良心”,是对中国民众的良心,对中华民族的良心。
这是研究我国思想史和历史人物时极为罕见的一种眼光。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荀子、韩非、商鞅、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的分析。关于儒家第三号代表人物荀子,多年来学界似乎不像对孔子、孟子那么热衷。荀子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深,但他却似乎始终隐身在暗影里。如我这样的读者,对他的了解是甚为粗浅而模糊的。鲍鹏山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位给荀子画出准确肖像的学者。荀子的“性恶论”尽人皆知,这种认识如果仅限于认知层面还不打紧,要紧的是荀子“固执地认定人性的自由发展只能产生恶”,是恶就得想法子抑制、铲除。荀子的这种认知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鲍先生指出,荀子的这种反人性思想,开了后世理学家的先河,在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那里达到了顶峰。这是“性恶论”产生的第一大恶果。更为厉害的是荀子提出来的治理人性恶的办法。这里首先要说的是,鲍先生发现,在荀子眼中,“人性恶”中的“人”,单指民众,而不包括君王。相反,荀子认为君王天生地拥有道德和智力优势,有组织协调人群的能力。因此,欲治理民众的人性恶,就得靠人君的手腕与权势。什么手腕?荀子替君王想出了两套办法:用礼、法锄而去之——明眼人不难发现,荀子的哲学命题于此已经悄悄地演变成了一种统治术。他所谓的“礼”治,就是将社会人群划分为尊卑贵贱不同的多层等级,用严格规定的“礼”来约束各层民众,使其接受“不平之平”,人人规规矩矩,安“份”守己,以保证社会始终有秩序,稳定。在我看来,荀子的这种“礼”治思想,从一开始就杜绝、封杀了人的平等意识。这就使得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很早就出现了分野:中国人的思想武库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从皇帝、士大夫到平民,人人自认身份,或为“今上”,或为“大人”,或为“草民”,在上者权势赫赫,在下者卑躬屈膝,理所当然,几千年一以贯之。“礼”的渗透力、延续力是惊人的。时至今日,“礼”这种说法虽然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了,但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却依然深埋在中国人的意识、潜意识中。它是今日中国人的一大心病,是中国建设民主政治之大敌。荀子思想之毒素的厉害,于此可见一斑。仅有“礼”这一道防线犹嫌不够,荀子认定民众是天生“顽劣丑恶的愚氓”,他们的堕落、犯罪都是君王放纵出来的,因而应当用法制来制裁(他说的法,与今日之法治显然不是一个内涵),或者说,要“用绝对的权力来防止世俗之‘恶’。这就出现了荀子‘性恶论’的第二大恶果:绝对的君主集权和集权政治”。就当时看,荀子的这种思想至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两个弟子:在韩非那里,它发展成为严刑峻法以治民的法制思想和极端集权主义思想;在秦相李斯那里,则兑现为他亲手制定的《大秦律》。仅以其中的劓刑为例,后人云秦国往往“劓鼻盈蔂”(《盐铁论·诏圣篇》)。满街都是无鼻之人,以至于“秦时不觉无鼻之丑”(《抱朴子》)。“秦割六国之君,劓杀其民,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丑”(《文选·广绝交论》注)。秦国刑法之细密酷烈,实令人骇然。可以想见,人在秦国,不啻活在天罗地网控制下的人间地狱之中。一道“礼”网,一道“法”网,荀子的想法着实厉害。
荀子还有另一番发明。据鲍先生揭露,荀子以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宦的口吻,教人们以为官之术,那就是对君王要媚、顺、忠,以求“持宠处位终身不厌”。这样的为官之道,能使官员们保官升爵,也特别适合君王的胃口。原来,荀子才是千百年来那些苟合取容,以媚、顺固宠的官僚们的祖师爷!荀子的这种为官经验究竟影响了后世多少官员,是没法查证统计了。但可以肯定,他的弟子李斯对乃师教导是心领神会、铭记于心的。李斯在察觉胡亥对自己有所冷漠、相位在动摇之时,及时献上的那份“谏督责书”,正是“苟合取容以媚、顺固宠”的典型文本。如果将荀子的这一套为官之道推广开去,官吏们一个个、一代代都学成了泥鳅,那中国的政治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在荀子精明的头脑中,有君国、官员的利益,唯独没有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思想家、儒家大师!而一位当今青年学者,敢于而且有能力揭开这位儒学大师的真面目,这需要怎样的识见与学术勇气啊!
话说至此,我们已经接触到了集权专制的话题。中国人苦于政治专制、文化专制久矣,那么,中国专制思想的源头在哪里?在观察先秦及汉代的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论时,这个问题显然是鲍鹏山关注的焦点。他发现,在西周初期,中国人也曾有过“贵族民主制”,即君权必须接受贵族集团的约束和限制。“这种约束机制确实可以有效地制止一些独夫民贼滥用权力残民以逞,从而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崩溃。发生变化的只是统治集团中的个别人,而社会则安然如故。这确实是一种制度长治久安的真秘诀”。这也许正是周朝寿命特别长的原因。到了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的争夺日益加剧,和各国自强的需要,政治集权专制理论应势而生——似乎,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国家只有被收拾得像军队一样高度集权,令行禁止,统一行动,统一思想,才能变得像攥拢的拳头一样坚强有力,而从没有人像西方人那样想到过民主才是真正长远的强国之路。这种理论最先出现于正在崛起的秦国,随后在魏、楚、赵、韩诸国也次第出现,而后集中实施于秦帝国。这些其实就是所谓的法家学说。其始作俑者应该是商鞅。关于商鞅,人们熟知的是他的变法强秦,他个人的故事还颇有些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遮蔽了商鞅的深层面目。或者说,很少有史家从考察专制思想史的角度观察这位秦国风云人物的政治思想。这一课,被鲍先生补上了。他从研读《商君书》入手,层层剥析,彻底揭开了商鞅令人惊怖的狰狞面目。读《商鞅:斯人自杀》才明白,此人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专制崇拜者和心狠手辣的实施者。他的“壹民”“胜民”理论,是中国最早出现、也是最残酷歹毒的法西斯统治术。不错,商鞅的政治目标达到了,他使边鄙羸弱的秦国一跃成为凶猛残暴的虎狼之国,但秦国人民却从此落入深渊,成为一群活在枷锁利剑威慑之下的无期囚徒。如果不是鲍先生言之有据,证据凿凿,我实在不敢相信中国历史上竟有过如此狂悖残忍的统治理论。
比起“天资刻薄”、类乎施虐狂的商鞅来,鲍先生对韩非是颇为欣赏的,尤其是对韩非关于人性的深刻洞察赞叹有加。他不止一次地说儒家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十分幼稚,有粉饰人性、美化现实之嫌,而韩非目光犀利,一把撕去了儒家罩在人性面庞上的温情面纱,使其鄙相毕露。既然韩非认为人性是绝对自私自利的,那就得采取相应的办法来控制民众,整治官吏,使其统统为君王所驱遣。他提出了一整套御臣之术和御民之术。在这种时候,哲学家韩非酷似一位站在帝王之侧的智囊人物,在以过人的精明为帝王出谋划策,指点路径。在这一点上,他与乃师荀子何其相似!鲍先生还不无惋惜地指出,韩非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第一个洞悉权力的巨大危害性的思想家。既然权力是“天下之大患”,就该有防治的办法。韩非提出的办法是“法势并治”,即以法来约束权力。鲍先生欢呼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这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光这一点,就已远远超过当时的儒、道等家了。”鲍先生显然寄厚望于这位深刻过人的思想家,但是他却发现,韩非不仅没提出如何以法约束、限制君权的途径,相反,他居然更加坚决地鼓吹集权专制。鲍先生于此长叹:“韩非在这里止步不前,甚至后退一步:把法置于权力之下。这就痛失一次接近真理的良机了。”
事实上,读鲍先生解析商鞅、荀子、韩非、李斯、贾谊、董仲舒诸文即会发现,如何限制、约束权力,是他在寻找专制思想源头时更为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令他深深失望的是,法家诸人最终皆主张集权于君,使君主既无法,又无天,可以为所欲为。道家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儒家虽也意识到“苛政猛于虎”,但他们推崇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至多搞一些道德宣传。这显示出儒家在政治体制构想方面,是实足无能、无知与不负责任,是孱头政治”。董仲舒倒是想以天吓唬君王,但也不过是巫师的把戏而已,无济于事。倒是年轻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别具慧眼地看出了秦帝国亡就亡在权力制衡的丧失。他是结结实实指出权力制衡之重要性的第一人,可惜他不见用于汉文帝,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卓见。掰着指头数说一遍后,面对集权专制肆虐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夜,鲍先生怆然仰天发问:“为什么在中国,就是不能产生分权思想呢!”我以为,他的这千钧一问,比他对此问题的匆忙解答更有价值,值得有勇气的学人循此深究。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鲍先生专节剖析了韩非对“私学”的看法。韩非说:“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大者非世,细者惑下。”“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他为君王献上的良策就是“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的这些看法显然影响了对他的学说极为欣赏的秦始皇,以及他的同学、秦相李斯(与他们的老师荀子也有关系)。李斯主张焚书的言论,连词语都与韩非之学相似。于是秦国便有焚书坑儒之“壮举”。中国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与暴行,肇乎此四人矣。此后数千年间,有多少君王对此心领神会,手法不断翻新,终使我泱泱中华历几千年,只是一种思想独统的天下!个中损伤,又有谁能计量得清呢?
当然,如果吹毛求疵,此书也不是找不出个把多少有些情绪化的毛病。也许是对暴秦、嬴政、胡亥太痛恨了,鲍先生不光将此辈称为“无赖”,且说秦族有“代代血脉相传的无赖本质”,这似乎有失察之嫌。事实上,至少在秦襄公之前的嬴姓先祖们,就与残暴狡诈的惠文王、昭襄王、秦始皇们大异其趣。秦国统治者的性情也在随境遇、实力之变易而变化,且秦人秉性如何,似与地域的贫瘠无多大关系。又如李斯之与赵、胡合污,实与人之趋利避害的本性有关,大多数人遇此境,难保不作此选择,故与所谓“老鼠哲学”无关(学者们多将司马迁的这段描述理解错了),否则不就是说他从来就不是个好人了么?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理解,我以为还应细加体会,不宜简单。这似乎可以见出鲍先生于史料、史观仍有精细化的空间。从一个老编辑的眼光看,我真为此书抱憾的一点倒是,这本是一部精彩纷呈又趣味盎然的思想论著,理应让更多的读者进入,方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启蒙效用。而鲍先生作为学者,本意是想写给学界看的,所以文中几乎省略了所有的历史情节与细节。如此一来,便将众多缺乏历史知识的读者拒之于门外了。历史细节中的深长意味也被一并放弃。这岂不太可惜?学术写作,究竟该写给谁看,二者能否兼顾,似可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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