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中国通史 - 书评

天天向上

　　《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前一部称为《白话本国史》，1923 年9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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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园

　　中国文化可以说未成断链过，这必须要归功于中国的记载史。让我们后人有机会去了解前人。而通史的含义是那么的明朗和模糊，用我们特有的文言文写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样的感觉很贴切，就像冬天里男友为女友泡上一杯暖手的奶茶。至于它的内力是否可以震到人，就看机缘巧合了，但至少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灰烬拾

　　文化转变的物质基础
　　
　　吕思勉将中国文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诸子学说，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玄学佛学，第三期为宋元明的理学。他指出，专制主义社会草创、沿革、停滞、衰败的历程，正是文化转变的物质基础。
　　
　　先秦两汉是专制主义国家草创阶段。此时政治制度国家形态的构建前无古人、尚在摸索，因此知识分子心理总体昂扬进取，以矫正社会弊病为志；又因未尝碰壁而认为不存在独立于人力之外的社会规律，诸种心理促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到王莽变法失败之后，宣告此路不通，知识分子“求变”的热望不免骤冷，于是转向探讨如何使内心去适应有弊病的社会。玄学和佛学恰恰满足了这种“反求诸己”心理需要，因此在汉末魏晋南北朝繁荣起来。这种保守的心理倒置了社会与个人内心间的关系，把社会成员看做单个分子加总，而这些单个分子的内心善恶又决定了人的好坏从而决定整个社会的好坏。把这种思想推演极致，就认为社会改良根本没有内心改良重要。这种避世情节到佛学鼎盛的唐代，心行合一都可以不要，只要心上觉悟就照样是圣人，已经是极端。
　　
　　虽然第二期文化给出的出路不是期盼来世就是内心自省，但至少还肯定社会弊病存在。到第三期的宋代，社会发展已近资本主义前夜，也是专制主义进步作用耗竭、由盛转衰的拐点。作为专制主义社会为自我保存而生的反动思潮，理学固守基于封建社会、农业社会形成的一整套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它已不言社会弊病，而是干脆称社会本身是好的；仅仅因为封建意识形态得不到遵守、社会成员不按专制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组织，才导致了社会不好。这种逻辑看似荒唐，但我们必须看到，当时根除社会弊病的唯一出路仅有近代化。宋代的商业、社会分工扩展达到了历代极致，对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破坏也空前未有。可谓在经济基础的发育上，宋代已经穷尽了专制主义的潜力。因此此时的社会弊病不再是以往那样局部的、可以改良的，而是总体性的、必须以炸裂专制主义社会自身才能获得根本出路的。
　　
　　宋代士人学子毫无疑问意识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求变”呼声复起。但中国思想界的遗产仅有先秦诸子、玄学和佛学。所以在“历史站位”上，宋人选择了站在上层建筑一边“求变”，因此他们以极大热忱去完善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理学“理智地反动”的合理性正在于此。与这种全面收紧退后的社会心理相适应的，纲常伦理的刚性在元明清逐步达到了巅峰。至于近现代资本主义中国，旧民国有新生活运动，新民国有以德治国八荣八耻管理学各种left翼right翼改良主义。以古度今，不过尔尔。
　　

黑木无

　　这是我读了吕先生这本《中国通史》的第一感觉。
　　
　　以往读任何历史书，特别是通史类的，从来没有像吕先生这么重视民族史，特别是异民族的。先生读书之广，让我叹为观止。
　　
　　异民族的历史也是最难阅览的，光是一个个不知所云的名字，就能让人退避三舍。吕先生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异民族，从最早的鬼方到近代的满清都做了详尽的追考，每个民族之来历、传说、发展至与中国的关系，在书中都可找到。此书几可作为一本参考资料。以异史校国史，大概是民国时代学人的一种较为流行的方法。

如意

　　当我一开始着手准备读史的时候就犯了难，上下五千年（其实还不止）浩瀚史海无数文献论著究竟该从何入手呢？虽也曾有通读《二十四史》的“豪言壮语”，但自己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理想中的理想而已，落实到可操作的具体行动，恐怕还得从白话文的通史著作入手，无他，谁叫咱就这点水平呢？那就考虑近代史学四大家：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的大作。于是便首先买了诚之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来拜读。说实话，刚一开始读的时候真是觉得困难，虽然这本通史用白话文写的，但是书中用语词汇和当下的文章相去甚远，有时候一个句子，要仔细读上两三遍才明白是在说些什么。而且由于成书时间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有很多史学上的概念和认知和今天的也有巨大差异，比如说先生所谓的“古代”乃是指有史料以前的年代，好比三皇时代，这可和我们当下的概念差得远了，使得我初读起来，觉得是云里雾里，要仔细对比了前后文才明白过来。但这些差异只是徒增了一些困难而已，只要入了门，想必没有人不为先生丰富的学识所倾倒。而且先生另辟蹊径的把书分为两部分，先是把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社会乃至人文学术分门别类的详细解说，然后再按着年代更替来论述政治历史。无疑这样的方式能使读者首先对于中国这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在历史上各个方面的发展演化过程，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接着再来看每个朝代每个时代的具体历史，这样一来读者对于那些纷繁的人物兴衰朝代更替的大致来龙去脉心里有个谱，知道些大概的缘由，避免了看史料如同听故事一样的泛泛而谈。
　　
　　而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我想先生的这本通史最大意义在于，先生的治史方法乃至整个史观和我们当下所熟悉的，或者说我们从小课本上的那些大不一样。那是因为先生身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当时西学为广为国人所接受甚至收到热烈追捧，和所有学科一样，治史的方法也毫无例外的也为之一变，从千百年来的左史记言右史记行，到了融入西方哲学的新史观。而且身处在那个外忧内患的动荡年代里的学人，无不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所谓治史也比必是抱定着以古为鉴的目的去的。所以先生的著作有很深刻的时代烙印，比方说，先生对于秦汉之际社会情况的论述，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些观点就大相径庭。而正由于他是个新旧时代中间的人物，所以他在著作中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乃至思想和西方社会思想进行的对比，就显得分外重要，由我看来而言，可谓是精辟已极，那怕是到了今时今日其中的意义仍可为我们所深思和借鉴。
　　
　　当然这不是说先生就此放弃了传统的“史官精神”，或者应该说在接受了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显见于文章各处）后，先生看待我们的历史较以前所有的学人都更为客观和公正吧。好比对待儒家的的态度和论述就十分的中肯，要知道在他那个年代是打到孔家店的闹的最凶的时候啊。诚然先生有很多观点在我看来是充满了学究气的，但这也未尝不是一大长处。好比谈到佛学，先生是完全用一种学究的角度来阐述佛学的情况和发展历史，说实话，我觉得和通常读到的那种充满宗教层面敬畏精神的佛学著作相比，先生的论述真是殊有异趣。而且先生关于佛学和宋代理学的对比一段论述，也堪称精妙。无论先生对于佛学，理学，儒学的个人观点是怎么样的，但是就他的论述而言，毫无疑问他是认真深入的研究过这些学术理论，且绝对的就事论事的，所以论述很是公正。绝不似当下那些半杯水就上讲坛，一开口就是偏薄的人物。或许这个时代最缺少的就是先生的那种学究气吧。
　　
　　史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后来人谁也不知道，即便是再标榜公正，只要是人记录下的历史，总是有偏薄的，无论如何有时代局限总是在的。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样来读所谓的“历史”呢？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从他人论述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那份能理解的历史呢？想必也只有博采众长，好在我们很多前辈们的大作可以拜读，以此来丰富自己的史观。而作为那个新旧过渡年代的代表性学人，先生的这本通史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我们绝对不应该错过的。

叮当

　　敢写中国通史的人并不多
　　以一己之力写中国通史的人更不多
　　写了中国通史还被认可滴就绝对是稀有动物了
　　吕先生就是这样的“稀有动物”
　　
　　关于吕先生和这本吕著中国通史的什么地位啊影响啊我就不赘述了 大师就是大师。我只说说觉得最有意思的几点。
　　
　　1
　　本书前半部分讲了社会史
　　对兵制，官制，选举，语言，甚至衣食住行等等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演变进行了详细的讲述
　　后半部分才是我们熟知的从上古到清朝近代，以时间顺序写的各朝各代历史
　　这样特殊的体例使读者可以从纵横两方面了解中国历史，非常全面深入，写法十分少见
　　吕先生这么写的原因是他认为过去的史书太注重政治史，太注重皇帝和贵族阶层，你很难看到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的前半部分要写社会史。社会史又不仅是制度史思想史，更有建筑，服装，艺术，习俗等等许多方面。其实习俗这些才是最接近生活的内容，看起来十分有意思。
　　
　　2
　　本书的语言非常非常非常简洁
　　可以说是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一个字多余，中文功底十分深厚。
　　阅读起来十分流畅痛快。
　　估计这是和作者清末出生，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有关
　　要知道这本包含了上下五千年王朝更迭，中国社会的全貌的书却只有500多页呀！
　　
　　
　　3
　　我喜欢看讲述历史的书是因为可以看到很多八卦（比如石崇斗富这种），有的人是为了YY，如《新宋》之类，像唐太宗这种搞政治的则多是为了“以古鉴今”....不过吕思勉却不同，他写中国通史不仅是为了告诉我们中国的过去是什么样的，更是想从中探讨出一种更合理有效的制度，从而让我们的国家独立而强大，人们的生活富裕而幸福。当然这是因为他生长于哪个落后屈辱的时代，有人说历史学家应该有观点但是不应有主张，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吕先生的这份用心在过了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十分让我感动和敬佩。

书签儿

　　贺卫方推荐的:
　　
　　　　1、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广外翻译组译，商务。
　　　　
　　　　2、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孟鞠如、李直译，商务1981。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4、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
　　　　
　　　　6、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版，1994年修订版。
　　　　
　　　　7、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
　　　　
　　　　9、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1985。
　　　　
　　　　1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1988。
　　　　
　　　　1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1992。
　　　　
　　　　12、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张洪岛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
　　　　
　　　　13、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14、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1987。
　　　　
　　　　16、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版），东大图书公司1998。
　　　　
　　　　1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9、唐德刚：《胡适杂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20、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21、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卷二），人民出版社1993。
　　　　
　　　　22、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1990。
　　　　
　　　　2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2005。
　　　　
　　　　24、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5、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1980。
　　　　
　　　　26、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1963。
　　　　
　　　　27、卫三畏：《中国总论》，陈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8、加缪：《加缪全集》（4卷本），柳鸣九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9、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等译，商务2004。
　　　　
　　　　30、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罗珞珈、莫洛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须臾之

　　中国二十世纪，有两部半的通史，最为值得称道，它们都成于1937年至1949年之间。受西风渐入影响，此辈学人视野更为开阔；在见解上，既继承了传统史书的春秋笔法，又借五四新风跳出了传统史书的固见，更为重要的是，尚未受到此后马氏史观的干扰，显得尤为璀璨！特别是1935年后，与邻为恶者乱我华夏，遂呈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之高潮。民族忧患最深重的时期，又正是民族学术生命力特强，放出异样光彩的时期。逆境行进，彰显出特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吕思勉，字诚之，长于经学﹑文字学﹑文学，与钱穆曾有师生之谊，宾四先生对其爱戴备至，印象至深。《吕著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册，两册内容不均，前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上册于1940年出版，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则晚至1944年出版，以时间顺序起自黄帝而至民国止。
　　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以治诸子入手，全书贯穿于思想文化的脉络，读来一气呵成，胸有成形；但是，于思想文化之外的其它文化内涵，则颇显不足。与此相比，诚之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则恰好可补其不足，全书含盖之广、立论之准，却非《国史大纲》所能比拟。宾四先生的弟子严耕望强称，“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又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此评论诚为是也！
　　这两部通史，在风格上可谓窘异，小子不学，姑妄论之。读《国史大纲》，如观龙游于云，气势雄浑旖旎，大迹可循而不识其形，连呼过瘾之际，却不免叹神龙见首不见尾。而读《吕著中国通史》，则如拨云见日，爪鳞晰晰可查矣。以下评论引自《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王家范）：
　　
　　吕思勉早年受康有为“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影响至深，乎昔就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屑罕见。自述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吕著中国通史》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即称此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沿革，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已有长期研究积累，不仅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这是当时许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先生以期望中国进入新时代、走向世界“合流”的特殊史学关怀，考辨中透出的议论，确多有不同凡响之处。如论婚姻以男女平等为旨归。预言家庭制度必当改革，论财产谓均贫富宗旨虽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谙现实变化之故，论阶级称“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论政体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由丰富的本土历史感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思虑特别的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