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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5 18:52:05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回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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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奥登, Auden, 外国文学, 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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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敖　　奥登与叶芝　　　　奥登的《悼念W.B.叶芝》是现代挽歌中的杰作。在西敏寺的诗人角，奥登的纪念碑上刻着这首诗里的名句，“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导自由人如何赞美。”这是个冷酷的讽刺，会让奥登的灵魂感到难堪，因为奥登不会认为这句诗适合他本人。　　　　大诗人相轻，多半是因为对方的强大。比如，奥登认为史蒂文斯只写了一句好诗，奥登自己都未必相信这样疯狂的否定。他晚年复杂的长诗，有时会以史蒂文斯作为潜在的争论对象，这反倒证明了史蒂文斯诗歌的力量。相比之下，奥登与叶芝的对抗则更为复杂，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几乎成了奥登毕生的情结。　　　　奥登最初喜爱的现代诗人是哈代和弗罗斯特，此后就是叶芝和《荒原》时期的艾略特。他去世之前曾说，叶芝的作品“是一个帮助”（A Thanksgiving,1973）。在奥登看来，叶芝的用词是大师级的，这一点始终没有疑问。但是，奥登对叶芝的不满甚至憎恶，远远超出了这些常识般的赞美。奥登曾经敬仰叶芝，他的浪漫冲动也带有叶芝的印记，他对叶芝的浪漫主义的否定，实际上包含着他痛苦的自我否定。所以，奥登说，“我无法原谅叶芝”，然后他会为此修改甚至抛弃他自己的经典作品，因为他也无法原谅自己。　　　　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让人们相信，大诗人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歌手。从瓦格纳，惠特曼，丁尼生，到后来的吉卜林，叶芝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个流行的观念。年轻气盛的奥登也曾经被它蛊惑，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西班牙内战中的诗人英雄。但是奥登后来发现，实际上，这种观念跟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成民族的精神领袖如出一辙。在30年代，奥登已经很反感叶芝，40年代以后，他开始彻底的自我清洗，并且明确地攻击叶芝。在奥登看来，叶芝的神秘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装神弄鬼，是浪费天赋的愚蠢行为。叶芝晚年跟纳粹主义危险的调情，更让奥登对他产生了本质上的怀疑，认为叶芝把自己的直觉变成了一贯正确的教条，这跟希特勒是一样的。更严重的是宗教观念上的分歧，叶芝的诺斯替主义的观念认为真理来自于个人内部的上帝，这在奥登看来是绝对的异端。　　　　奥登多次修改并最终抛弃了自己的名作《1939年9月1日》一诗，因为他觉得这首诗“不诚实”，这种不诚实恰恰来自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中的戏剧化的姿态。奥登还改掉了《悼念W.B.叶芝》中带有叶芝腔调的句子，代之以他本人常用的冷静客观的陈述。这一切都没让奥登满足。1961年他和情人科尔曼合写的歌剧《年轻恋人的挽歌》以叶芝和他的朋友们为讽刺对象，并反思“艺术天才”在宗教，政治和伦理上犯的错误。在奥登眼里，叶芝代表了浪漫派最危险的一种倾向，即把艺术家等同于使徒，把美当作真理。奥登曾经多次批判雪莱的“诗人是世界未经承认的立法者”这一观念，因为很多表面上反浪漫派的现代诗人都暗中赞同它，“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导自由人如何赞美”正是这一观念的翻版，这句诗是送给叶芝的，不是写给奥登自己的。　　　　从根本上说，奥登和叶芝就是两种人。叶芝认为，诗人是用全部真诚来生活的人，他的生命是生活的实验，后人应该知道关于他的一切。而奥登厌弃这种自我膨胀，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无名无姓的金字塔的建造者。这样的人不会爬上金字塔的尖顶，也不会说“在我的岁月的监狱里，教导自由人如何赞美。” 　　　　　　详情发表于 2013-8-10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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