チグリスとユーフラテス - 书评

书虫百变

　　遠い未来。地球の人々は他の惑星への移民を始めた。その九番目の惑星「ナイン」に向かう移民船に搭乗したのは、船長キャプテンリュウイチ、その妻レイディアカリを含む30余名の選りすぐりのクルーたち。人々は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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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虫

　　还是第二部，后半篇却有了出人意料的转折。黛安娜从记忆中回归现实，她想起第九行星与地球之间一直在进行定期的联络，虽然两个星球来往讯息需要十几年的时间，但至少在黛安娜的时代，每年四次的现状通报始终是一项必须执行的制度。
　　
　　黛安娜是在考虑现状的时候想到这个的。她罗列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最终发现唯一可行的只有向地球母星承认第九行星殖民失败，请求母星派出宇宙船接收“最后的孩子”以及所以尚处在冷冻中的人。为此目的，她开始检索第九行星与地球的通讯，发现最后的讯息正是由第九行星发出的求援信，而地球方面也已经派出了宇宙船，时间是在黛安娜苏醒之前的四十年……黛安娜赶到宇宙港，指挥来自地球的无人驾驶宇宙船登陆，但是这艘飞船本身却出乎她的预料：宇宙船送来了许多地球物种，仿佛古老的《圣经》中所记载的诺亚方舟的翻版，而且宇宙船的型号非常古老，仿佛自人类离开地球前往第九行星殖民以来，地球上再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一样。
　　
　　地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黛安娜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便染上了感冒。对于一般人而言非常普通的感冒，对免疫系统缺陷的她来说却是致命的。但就在黛安娜临死之前，她又发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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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无论如何转折，作者的视线仍旧着重于人性之上。下半部大半的篇幅依然在写黛安娜的过去，写她生长的环境，写她在六岁上考取行星管理员候补资格，同时也写她如何失却人生中的种种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黛安娜患上的免疫缺陷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其中暗含着黛安娜在感情上的缺陷。也许在作者的心目中，缺少父母的责骂，缺少家庭的温暖，这样的人生甚至比缺乏免疫系统更加可悲吧。所以黛安娜的结局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意义更强的隐喻，当她第一次体会到悲伤与愤怒的时候，她的人生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完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她的人生因此而更加不完整。无论如何，在她终于有了感情的时候，她的生命在这里便走到了尽头，至于是否感染病毒，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丁丁虫

　　近十几年来，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日本的许多社会学家与人口学家都在关注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会将日本社会引向何方，其中最悲观的看法甚至认为日本这个民族都将由于出生率的原因而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所以在看到《第比利斯与幼发拉底》（チグリスとユーフラテス）的故事背景——第九行星在人类殖民400年之后因为再没有孩子出生而终于重新归于荒寂——的时候，人们大约很容易想到作者的日本人的身份吧。
　　
　　但我很反对这种认为本书仅仅是在反映日本生育率低下的现实的提法。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禁锢在所谓“反映某某现实”的似是而非的解释之中。谁能说《时间机器》只是在反映韦尔斯所处时代的英国的现实？谁能说《华氏451》只是在反映雷德伯利所处时代的美国的现实？谁又能说《1984》只是在反映奥威尔所处时代的俄国的现实？好的科幻是跨越社会、跨越时代的，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关于未来的逻辑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会因它产生的社会与时代背景的差异而有所减弱，也不会因为读者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同作品问世的时候有所不同而失去其逻辑上的合理性。《时间机器》中刻画的两极分化即使在西方的黄金时代找不到足够的共鸣，但在全球经济衰退的今天，尤其是在贫富差距愈加严重的中国，难道它不是一种可能趋向的未来么？《华氏451》中描写的人文主义的全面衰微又难道不是今日社会越来越明显的特征么？更不用说《1984》中极权主义的阴影从来就没有从我们头顶消失过了……
　　
　　归根结底，如果承认社会学同样是科学，那么也就必须承认，那些看似是在反映当时社会的科幻小说，它们实际上是在反映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或者至少是发展历程中的一段，即使这一段有时候并没有真正发生过。就本书而言，生育率的低下在日本是个问题，但在中国同样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就像老龄化是日本社会的问题，它如今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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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第比利斯与幼发拉底》的第二部《黛安娜·B·9》（ダイアナ·Ｂ·ナイン）已经将重点转到了人口与资源的问题上。作为第二个被“最后的孩子”自冬眠中唤醒的人，黛安娜生活于人类殖民第九行星之后的一百五十年。殖民最初的五十年被称作“开拓时代”，随后的五十年被称作“安定时代”，但再往后却发生了连续八年的农作物减产，这个时期又正值人口的生育高峰，由此带来长时间大面积的饥荒，这八年也就因此被称作“噩梦之八年”。如果说第一部《玛丽娅·D》是在反映日本的生育率低下的现实，那这一部《黛安娜·B·9》岂不是可以和中国解放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拉上某种关系？
　　
　　当然作者的关注点绝对没有这么政治化。新井素子在这一部中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被反复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当资源只能养活九十人的时候，该如何在现有的一百人中分配这些资源？本篇小说的主人公黛安娜所属的行星管理局给出的回答是“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人”，而她的另一方，一个有着七个孩子的母亲，她选择的答案是“尽可能挽救所有的人”。
　　
　　我无法判断哪一种选择更“好”。也许从理性的角度上说，“挽救可以挽救的人”才是合理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真是理性的么？换言之，这种理性是否仅仅是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的形式理性，而与人类真正应当追求的实质理性南辕北辙呢？
　　
　　作者没有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中那个有着七个孩子的母亲对行星管理局的评价却也可以借来用在许多“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譬如挂出“经济学免责声明”的薛兆丰）的身上：你们不是人。你们没有人的心。你们是鬼。你们是恶魔。

丁丁虫

　　无论东方西方，也无论哪个领域，男性始终牢牢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当然也不可能例外。我们所接触的作品，尤其是经过历史的沉淀方才流传到我们手中的那些作品，几乎无一不是男性话语权的体现。即使自从女权主义者第一次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为人们注意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反抗男性的话语霸权，但是其中做得好的并不多，更不用说其中还有许多是男性。至于科幻文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当然也就更少了。
　　
　　说这些是因为我今天终于看完了《玛丽娅·D》（マリア·D）。这是新井素子荣获1999年日本SF大赏的长篇《第比利斯与幼发拉底》（チグリスとユーフラテス）中的第一部。这一部的情节并不复杂，“我”——叙述者——从冬眠中被人唤醒，映入眼帘的女子有着奇异的外表。她看上去已经是个成年女性，但是举止打扮都与孩童无异。通过同这个女子的对话、以及医师遗留的讯息，“我”明白了目前的状况。本希望借助冬眠去一个美好的未来来治疗自身的疾病，然而现实却是“我”醒来的时候整个第九行星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人：“最后的孩子”。接下去，第九行星的种种事情在“我”的回忆中一点一滴铺展开来。具备健全生殖机能的人——这种人被称为“有资格者”——的人数减少、出生率年年下降，即使在生理上具备生殖机能的夫妇也因为不可知的原因无法妊娠，人群中开始流传“最后的孩子”的传说……“我”作为有资格者，却也无法怀上梦寐以求的孩子，对丈夫的迁怒和对孩子的渴望让“我”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
　　
　　这篇小说当然不是靠情节取胜的。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情节之外，在于“我”蕴含的强烈的感情和叙述时的恬淡的镇定。就像是面对着风平浪静的海面一样，在阅读的时候，人们可以感觉到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有汹涌的暗流激动。
　　
　　不过更让我注意还是这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这里我特意不用“女权主义”这个词，因为本文远没有女权主义的激烈与偏执（譬如说象耶利内克，我承认我对她的东西一点兴趣/性趣都没有）。我一向认为女性作家笔下的性仍然只是男性霸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即使她们打着反抗的旗号，然而正因为太过看重男性的关注，这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才会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吸引男人的目光。
　　
　　而《玛丽娅·D》不是这样。作者通过“我”的叙述，通过对“我”渴望孩子的细腻的心理描写，将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最柔软的母性的心灵展现在自我的展台上。她不是给男人看的，当然也不是给女人看的。作者仅仅是将她展现出来，让这种展现本身体现出她身为女性的价值。如果一定要说这篇小说和男性发生着关系，那也只是作者在提醒男性——同时也是在提醒女性——女性，是与男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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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女性的幻想小说作家还是不少的，譬如路易丝比约德、譬如厄休拉·勒奎恩、譬如我极崇拜的罗苹·荷布。不过喜欢归喜欢，我还是要说，这些女性作者的作品并没有跳出男性话语霸权的圈子。即使是象《灵魂骑士》这样号称为女权主义运动张目的作品，也未见得在夺取女性话语权的阵地上圈出多少地盘。归根结底，这些作者写的仍旧是取悦男性的小说。虽然有些女性可以因为《刺客学徒》的细腻文笔而赞叹不已，但这并不代表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喜爱刺客三部曲，恰恰相反，它只能说明有些女性的审美已经被男性同化了，就像作者本人被男性同化了一样。
　　
　　所以《玛丽娅·D》更显珍贵，这也许也是有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吧。西方的女性给人的感觉总是外露的、激情的；东方女性则更加内敛含蓄（无视某些豪放女的基因变异）。两者之间，我当然更欣赏东方的美，就像相对于西方赤果果且千篇一律的AV我更欣赏日本的东西一样。
　　
　　只不过《玛丽娅·D》不需要我的欣赏。
　　她是写给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