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红皮书 - 书评

飞雪

　　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的大部分精华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称现代汉语的杰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书中图片亦是隐喻式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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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天

　　深邃、艰涩，面无表情的回忆那个年代，或许时间的关系，有了距离感，读起来真的很辛苦，但并不影响它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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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着记忆的招牌，理所当然承载历史——大可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器物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却没有人会否认这本以记忆冠名的红皮书无处不散发着前卫的气质。说到气质，浪漫或现实原本是可以用来分辨一位作家气质的词，但非此即彼这条旧理似乎没有在朱大可身上成立。非单一的现实批判，亦非纯粹的浪漫追求，甚至也不是单纯的现实与浪漫的短兵相接或和平共处，在朱大可的文字里，浪漫与现实之间有反讽，有妥协，有共鸣，有融合，姑且就把这样无法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一言以蔽之的气质称为大可主义罢。如果说浪漫是一根木头，现实是一块石头，或许朱大可的思想就是摩擦出的那一抹奇特的火光。
　　
　　九岁到十九岁的十年是一个人生命中有着化不开的记忆浓雾的十年，是一个人正逢懂事之后参悟之前的十年。这个十年里的人是标准的少年，刚逐渐挣脱儿童时代的蒙昧无知，又没有到达看破红尘的彼岸，他们或许尚未完全成熟但并不幼稚，他们有恐惧徘徊也有好奇胆大，他们对未来充满热切的渴望。朱大可生于一九五七年，他的那一个十年正值历史上的文革十年。同时出生于五十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另一位学者刘小枫有过这样一段评论，他认为他们这代人从出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日后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怀疑浪漫的真伪，亲历理想的幻灭。
　　红皮书，原本是指关于危机警示的研究报告，而最负盛名、发行最多的“红皮书”莫过于文革时代的《毛主席语录》。“记忆的红皮书”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名为“记忆的红皮书”一辑无可辩驳地成为了整本《记忆的红皮书》的同名重头戏，朱大可在回忆文革的这一辑里记录下了全书浪漫与现实对抗斗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水乳交融的巅峰。
　　
　　文革对于我们而言兴许是一段历史教科书上轻描淡写的文字，兴许是父辈讲述的一些蛮荒岁月中不可理喻的故事。我们作为热爱祖国和民族的青年会有隐隐的遗憾，但我们没有回忆就不会有切肤之痛，我们尚可以遥远地谈论它，而无法参透很多亲历者对于此已经悲愤到了一种极致则变成良久的缄默是一种怎样的悲愤。文革在我们心目中是梦魇的代名词。比如说巴金在回忆文革时，看见的是“带着血的手掌”、“吃人的白牙”和“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断自己的喉咙”。文革中丑陋血腥的现实本是与浪漫毫不相干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但在朱大可的文革回忆录里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浪漫的种子在残酷悲怆的现实夹缝中悄然萌芽。浪漫对于今天的人而言或许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种高级消遣，但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一种伟大的解放。
　　在《音乐的秘密节日》中，朱大可记叙的是一九六七年左倾极端主义风暴后上海西区隐形的小布尔乔亚式浪漫文化开始悄然流行。少年朱大可偶然地在一个午后应母亲的要求给钢琴打蜡时奏响了“发闷但动人”的钢琴声，“心中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动”，感到“爱轻轻掠过了”。无心插柳柳成荫，自从他无意开启这扇指引浪漫的音乐之门后，更多意想不到的浪漫接踵而至，第一次暗恋的钢琴女孩、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在《书架上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童话的名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千零一夜》）、诗人的名字（雪莱和莱蒙托夫），这一切名词都指向了浪漫二字，朱大可说“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烧了微妙的融合”。《众神的嬉戏》记录的是作者的游戏童年，我们依旧能从中看到浪漫主义所具备的自由与狂欢。《领与袖的红色风情》捕捉的是文革年代的美艳与时尚，无处不散发着一种浪漫的小资美学气息。无论是音乐、书、游戏、时装还是其衍生出的纯澈的友谊与青春期朦胧的情欲，这些都在浪漫主义探究的范畴。
　　朱大可写文革，不一个劲地描绘现实的苦难，而把笔墨大肆用于捕捉那些微小的浪漫细节。但这些浪漫的情节却又不同于我们对浪漫的一般印象：热烈奔放、无拘无束。相反，在朱大可的笔下，琴声是压抑的，书是被禁的，游戏是血腥的，时尚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友谊是不可告人的，爱情是扭曲的。现实与浪漫交织的文革时代仿佛是一卷色彩弄反了的默片，残酷的现实是鲜红的暖色调，而浪漫的理想是灰白的冷色调。这无疑是朱大可要以浪漫来反讽现实，使文字颇具残酷美感。但无论如何，荒诞而见不得光的浪漫在那个喑哑年代依然是一声声窸窣的呐喊，它昭示着人们还没被现实剥夺地只剩下动物性，对美的追求虽然艰难但尚未沦丧。若没有那一代人的荒唐浪漫，或许也就没有人构成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中坚力量。
　　
　　朱大可用诙谐调侃的语言，在《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迷津里的少年行旅》《祭坛上的童年》《疯癫的喜剧》中述说了老师“怒气冲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尸”、华侨邻人在“小型狂欢庆典”上被批斗、邻人家的洋房被“搞得天翻地覆”、名门望族的衰落、伙伴无缘无故的失踪和死在乱棒之下、大批人变得疯癫呆傻或“被怀疑装疯卖傻”、自己的家庭躲过劫难的侥幸，在《吃喝的自白书》中写出了食物的稀缺和人们的饥渴，在《1967年的鸡血传奇》中记录了文革时代风行一时的“鸡血疗法”，揭示出广泛的政治死亡阴影下人们对生命狗急跳墙似的热爱。这种创作态度类似于一种叫做“黑色幽默”的美学形式——这种幽默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交织的混杂，完美地表现出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性原则破灭后的惶惑和自我挣扎的徒劳。而面对这一切，人们发出玩世不恭的笑声，用幽默的人生态度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维护饱受摧残的人的尊严。有一些评论家把“黑色幽默”称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或许我们也能把朱大可写文革时的轻佻成为“绞架下的浪漫”或“大难临头时的浪漫”。但是他的轻松调侃并不是为了蒙蔽现实，相反地，他是在用寻求一种最强烈的反差以刺激读者的神经，以轻松的浪漫主义笔触写严肃的现实主义批判，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发出现实主义的呐喊。也怪不得一个满腹浪漫主义情怀的学者会被人带上“文化恐龙”的犀利外号，浪漫在大可主义里是掷向现实的匕首和投枪。
　　
　　这一辑写文革中浪漫与现实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与第一辑脚与颅的叙事中《隐士的游戏面具》遥相呼应，或者说文革时的苦难早在历史的江湖上初见端倪。在《隐士的游戏面具》中，朱大可写到：“在英雄和侠士的最后时刻，江湖开始沉默，随后又变得更加聒噪，因为无赖整大规模涌现，像飞扬在庞大旧宅里的灰尘。”而“隐士跟无赖构成了流氓的两级。在无赖的卑琐背景下，隐士的面容放射着恬淡的光辉。”或许我们太容易由这些话想到文革，只因为那个混乱的年代无赖和隐士是两个最庞大的阶级。 “隐士虽然睡了，可是他却内在地醒着。”这就是文革时代理想和浪漫存在的历史佐证。如朱大可自己所说的“文革无疑是黑暗时代，但是因为个人原因，始终有些闪光点与温暖。”
　　
　　后记：
　　虽然朱大可在日渐“口水垃圾化”的中国文坛却自嘲此作为“盲肠”之作，但更多人认同《记忆的红皮书》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又是一本读过不可不哭笑的书。对于这样的一本书，我读了数遍才敢提起笔来写下一点关于自己的粗浅感受。
　　在老师布置作业之前我尚不知朱大可是何方神圣，但是我现在俨然已经成为老师所说的“很多人很迷他的”很多人之一。也有人或许会认为他的器物研究文学过于枯燥过度，他的小说诗歌过于晦涩深沉，但这一切都带给了我巨大的震撼。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洗脚也可以暗喻着人生态度，一座墙也是一个迷津。在他前卫开放的思想的鼓励下，我的思想也变得更加“敢”了，比如我甚至猜测“雷雨前书”中的雷是否就是雷锋的化身，为的是颠覆推翻那些被塑造起来的绝对偶像，诸如此类。但对于朱大可的很多文字及其蕴藏的思想，我尚且只能去悟，只敢去猜，无评说可言。
　　最后我只好捕捉了一个我曾在很多其他学者中读过的时代，欲对朱大可不同的视角浅谈一番，固然不期待自己能写出及其深刻或高度理论化的书评，而且题目就打着主义的高深旗号多少有些惭愧，但朱大可的这种集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关怀于一身的气质实在让我心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