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童年 - 书评

粉晶乖乖

　　长期逃学的沈从文
　　屁股挨板子的郭沫若
　　晚饭后听四叔钱穆吹箫的钱伟长
　　大年初一外出讨饭的彭德怀
　　满脑子地狱惨象的胡适
　　……
　　100余位民国人物 200多部自传作品
　　细笔勾勒民国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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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

　　作者：张向荣
　　
　　合上《再见童年》的封面，看到这四个字，心中还是觉得不甘心，也许“再见”，意味着还会有再次相见的那一天吧。
　　张倩仪女士的这本书很特别，既不是散文随笔，也不是研究著作，而是把近代一大批名流的自传搜集起来，摘出其中关乎童年的种种记录，将其分门别类，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气加以解说。或议论或抒情，但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清末民初渡过童年时光的这几代人，他们的童年是否还值得留恋？是一座遗迹还是一份遗产？那个青布袍千层底儿、《三字经》《千字文》、旧私塾新学堂的童年，是否真的和今天说了再见？
　　在我看来，本书的“童年”包含了更复杂的含义。清末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期的开端，如此表述是因为这一变革至今仍未结束。这次变革被晚清人士概括为“天崩地裂”，被近现代学者概括为“古今之变”。这一堪比历史上周秦之变的巨大变革，本质即是天道的变革，或者平实一点说，是道德伦理的巨变。而清末民初则是新旧并存、古今交融的特殊时期。而青少年的培养正是那个新旧参半的时代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方面。将清末民国和当下青少年的“童年”进行比较，我们丢弃了哪些？又过分追求了哪些？这不是主流话语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平庸论调，而是从头审视清末以来的变革脉络，得以更深刻理解今日中国的必要条件。
　　在我看来，这本书虽然列举了清末民国儿童视野里的种种方面，例如教育、家族、前途、宗教等，其实都是在讲一个问题：青少年的教养。但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清末民初恰好是一个传统社会教养方式逐渐走向终结，而现代教育制度逐渐占据主流的时期。两者的不同反映出的正是“古今之变”。当然，在这里显然无法详细精确的谈论这一巨变，但不妨较为简略笼统的来对比一下。
　　那虽贫苦而清高的处世方式。儿童的感觉简单而敏锐：他们既感到束缚又颇觉心安。是故，传统对青少年并没有特定的“教育”，因为整个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庞大的教化体系。
　　而现代社会，则完全不同了。教养的核心不是教养君子，而是培育公民。二者最显著的区分是，公民已经消除了君子的道德意旨，只是一个宪法的概念。这就使得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内敛的教养体系，教育也沦为各种社会制度之一种。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被解放”，恰恰相反，现代国家一旦形成，教育势必被整合，制度化的教育更深刻的将青少年束缚起来：传统的私人教师和私塾被标准化的、整齐划一的学校所取代；国家制定统一的若干套教材并提供标准答案；孩童从小学就被纳入统一的教育体系，要知道传统社会中朝廷只抓高考（科举），并不插手孩童早年的教育。总之，现代社会把教育从培养“单个人的道德”变成了整体的社会行为，雅斯贝斯曾评论现代教育“要把孩子们从他们的双亲那里拖走，使他们可以成为只属于社会的孩子”（《时代的精神状况》）。当然，现代教育也有很多优点，例如追求识字率普及、体育锻炼、美育培养等，这几点都是传统中国所缺少的。
　　但最大的不同仍然在于，当社会培养的目标从君子变为公民，那么现代社会就已经把传统意义上关乎道德伦理的“教化”变成了只关心知识授受的“教育”。一方面，现代教育的使命是提供各种各样的专科知识，培养出的人才也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毕业后进入社会各个专业领域，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零件，而不再是以追求道德升华的君子；另一方面，教育也提供一种整齐划一的公民意识，以便于支撑一个现代国家。传统社会虽然也讲忠君，但天道、圣人是大于君主的。现代中国已经把孔子降格为“古代哲学家”之一，传统社会的君主却不敢不承认孔子是唯一的圣人。
　　《再见童年》里记录的青少年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大都既念过私塾、考过科举，又上过学堂、出海留洋；既对人生有着道德伦理之追求，又热烈学习各种专科知识；既得益于大家族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哺育，又在中西碰撞的前沿城市沐浴了自由的空气。作为后来的观察者，我们会发现传统教育的很多优点都已经失落，复制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个庞大的教养体系已经崩溃。而现代教育体系则形成了崇拜知识的新宗教，但这些知识无法提升出让一个人道德自足的伦理。在西方上帝已死，在中国则君子无觅矣。
　　于是想起常有人说，民国培养大师，现代社会不培养大师。民国那些名流学者有谁够格称为大师，我们按下不表。但民国那批风流人物并非只得益于传统，也不是当时的社会空气多么“自由民主”，无非是得古今教养之利而已。再笼统一点说，民国的这些人物从传统中得益的是伦理，尚知道如何做君子；又从现代教育中得益于知识的爆炸，信息的传播，以及治学的方法。两相结合，才熔铸成所谓大师。
　　张倩仪女士写了这本书，或许并没有本文这样的想法，我想起她在一次讲演中颇有兴趣的谈论，古代的童书很多都是由像朱熹这样的大牌人物来写，而现在的童书作者最好的也不过是作家。在我看来，原因亦是古今之变：古代最好的学者懂得教化对培育良好社会与道德人生的重要意义，而今天这种语境已经消失。现代童书主要的目的是“开发智力，提高艺术修养”。
　　所以，《再见童年》的确是一本好书，你可以纯粹当做散文来读，对那个逝去的时代巡礼，也许未来我们还会与这样的童年重逢，是的，当年好，风景旧曾谙呢。
　　

左页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本名为《清贫思想》的著作在日本变成了畅销书。这是日本萧条时代人心思变的结果。在这本书中，作者中野孝次把“清贫”说成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它倡导住简单的房子、过劳动的生活，生活贫寒但内心自律。这是和消费时代、物欲生活“唱反调”的生活方式，它促使人们去思考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的未来。
　　
　　    张倩仪非常重视这本著作，她在《再见童年》一书中用了大篇幅的段落介绍它，而她也相信，“《清贫思想》所写的变化，也是香港由五六十年到今天富裕社会的路途，同时也可能是中国由八十年代到将来富裕之日的路途，日本人反过来向清贫求营养的时刻，我们正在走工业化、现代化的不归路”。
　　
　　    作为一本“另类”的史学著作，或者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又或者是文化读本，《再见童年》有一个很简单的、甚至可以说粗糙的假设和划分，即农业时代的童年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童年。而所谓“再见”，也就是对于农业时代的怀念，有时候这种怀念其实和“童年”没有关系，因为“童年”也不过是张倩仪洞观“新旧中国”生活方式变迁的窗口。
　　
　　    这个关于时代变迁的粗糙描述，在《再见童年》里似乎并不值得注意，但是仔细琢磨，你能发现它其实代表了某种观察历史的独特方式。历史在此刻，其实是“倒退的”，即它让我们反思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在走向“进步”吗？而过去真的就那般不堪吗？至少，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可以让我们观察这个时代时保持独立性。
　　
　　    《再见童年》不是一本系统的历史哲学著作，它是一本“散书”，里面记录的是各种传记回忆童年时所建立起来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生活画面，这也是它最有趣、最值得回味的部分。放下“进步的”历史观，重新观察过去时代里的生活方式的片段：童年被打屁股(今天被视为虐待儿童)、课堂里摇头晃脑诵读(今天被视为不科学的死记硬背)、清明节烧纸钱洒酒祭祖(今天被视为不文明的祭祖方式)等等。在“倒退的”历史观念里，它们或许并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糟糕或者“不文明”。比如，上文提到的“节俭”，在这个需要消费，认为消费促进生产的时代，它从一种美德变成了羞耻、无能、愚笨的代名词，但一旦萧条到来，我们却开始重新怀念它。
　　
　　    在西方，一直到十七世纪，童年才刚刚开始被认为是生命中的一个独特阶段。不过，十七世纪的洛克还主张儿童用冷水洗脚和洗澡、睡硬板床。那是一个童年和成年并没有彻底明确区分的时代。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早期，由于进入现代工业时代，需要掌握某种特别的知识技能，儿童需要被送入学校加以特别培训，才使得儿童最终从成人世界分离出来。而到了今天，由于电子媒体、信息的公开化，私密的消失，成人世界被暴露于孩子面前，才会有波兹曼《童年的消逝》里的担忧。
　　
　　    《再见童年》没有关于童年的概括性的整体描述和评论。但是，从私塾教育，到家族生活，再到自然环境，《再见童年》还是可以大致看见一个这样的童年：旧中国的孩子们像大人一样做工，比如童年时代的彭德怀、毛泽东；像大人一样进花船，由妓女陪着嗑瓜子，比如童年时代里的包天笑、杨布伟；另外，他们也像成人一样，受到祖辈、传统的严厉钳制，无一例外，违背传统会受到像成人一样的谴责。总之，过去时代里的童年并没有被“特别”从生命里“拎”出来，被特殊地加以保护，加以培育，或者要特别学习一种“儿童的行为模式”，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成人的生活方式，所谓三岁看八十。
　　
　　      波兹曼的担忧是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担忧，他一方面期望现代社会带来“文明”，即让童年与成年分离，加以特别的保护，另外，又担心现代社会的科技文明毁了这种“分离”。相对而言，《再见童年》的“怀念”就显得更加直接了，张倩仪把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直接“对立”起来，而她对于农业时代的描述，也就显得浪漫主义了一点。因为她“怀念”的，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同样也可能只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而已，但无论如何，《再见童年》缺乏这种“祛魅”的反思。
　　
　　    不过，《再见童年》赢在它的“散”。过去的时代在书里不是铁板一块的，是一幅幅的风景画，有残酷的画面，也有美丽的画面，作者从不做系统性的概述。从这个角度思考，说张倩仪把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简单“对立”起来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本书的标题里的两个词都将失去它的意义，因为此时的“再见”不再是什么“怀念”，而所谓的“童年”也从来不是重点。
　　
　　    年龄是一种社会的结果，有时候甚至还是某种政治权力的塑造，童年也是如此。麦兜的纯真与现代世界的残酷竞争形成痛苦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意味着过去时代的童年生活值得提倡，同样也不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童年生活需要改变。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萨摩亚人身上，就已经发现，人们通常所习惯的“自然年龄”，以及这些年龄表现出来的“自然行为”，并以此为标准的“青春期危机”，可能只是“文化”的结果。与此类似，工业时代里的童年，被人们过分保护，“纯真的童年”也可能不是“自然的”，它仅仅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想到此，童年还真是无所谓“再见”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