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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纪事校笺(全八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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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窓舊
將本書和《唐才子傳校箋》一起看很有意思,當然我指的是兩本《校箋》而非原書。從原書上看,《才子傳》錄近400人而《紀事》錄1000多人,《才子傳》重在少數人物的批評而《紀事》重在錄詩及本事。文獻學上講,今天所能看到的唐詩絕大部分來源於宋人的各類編集,《全唐詩》更是明顯對《唐詩紀事》有所沿襲,這些無論如何都是《才子傳》所不能比肩的。由此聯想到宋代史學,所謂五代變革論,其實從《史通》、《通典》、蘇冕《會要》等書開始,史學已經發生轉變,開始關注典章制度和資料彙編的價值。今人能看到如此數量的唐詩,無不得益於《紀事》和《萬首唐人絕句》之類資料彙編。陳寅恪說關於唐代的史料數量適中,其實以得益於將唐代通史修了三遍的宋人。
然而,雖説《紀事》比《才子傳》重要得多,但兩書的整理確適足相反。相比《才子傳校箋》的詳盡,本箋在箋注和《才子傳》相同的内容時,大多只在結尾引《新唐書》和一些常用文獻,那大多是《才子傳校箋》的第一段。而且也沒有《才子傳》裏關於著述的那部分考證。大概是因爲《紀事》卷書巨大吧。
事實上,本書的問題不在箋得不詳盡,而在於校。這點上《才子傳》運氣很好、有個很完整的日本藏元本,而《紀事》苦乏善本,校勘上只有幾個明本和民囯后整理本,所以本書大多是他校,這就涉及到改字的問題,本書的正文部分大多有根據別集、總集、類書、甚至新舊《唐書》來改字的,還有將原文小注刪除的地方;雖在箋文中均有説明,然畢竟無形中抹煞了《紀事》的史源意義。王先生前言中說《紀事》一書經歷代刊刻,早非計有功原貌,但王先生据改的依據如類書之流,又那是宋時原貌?或者說王先生判斷出來的錯誤,焉知不是計有功編纂時的錯誤?本書的改字,頗類《世說新語校箋》的改動劉注、和《東觀漢記校註》的編改輯文。義例上的欠妥,使得全書校勘上的努力失色,亦使得後人徵引《紀事》時不能窺見原貌,不能以古人之得失還諸古人。
最後想問一下,從王先生的名字看來,似乎與王靜安、仲聞二先生有所聯係,不知王先生是靜安後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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