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的皺紋 - 书评

大道说书

　　《時光的皺紋》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際詩人在香港」系列叢書中的第五部作品。阿多尼斯（）被喻為是當今最大膽、最引人矚目的阿拉伯詩人，同時也是思想家、評論家、翻譯家和畫家。他對這個世界的觀點是悲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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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咖啡

　　有很多人以為，誰都可以寫詩，就像很多人想誰不可以畫畫一樣。記得有人說過，詩的語言應該是全新的語言。很認同這樣的觀點，詩應該是以自身足夠的力量去穿越所有常規界限，而達到美學的境界。阿多尼斯做到了，他是真正的詩人！
　　
　　讀他的作品，開始會有點反感他的狂妄，後來越讀越出味兒來。那種縱橫天地、宇宙的狂妄使他能無所顧忌地去表達他心頭的一切，那麼自由。希望能讀到他的長詩，據說，那才是他擅長的。力薦！

废柴

　　“他属于一个国家，却无法在其中居住；他居住在一个国家，却无法归属其中。”
　　
　　读至这一句，阿多尼斯的右手微颤，握拳，缓缓起落。儘管阿拉伯语的陌生音节，次第而出远如驼峰，香港中文大学利黄瑶壁演讲厅的台下还是有观众眼角闪光。
　　
　　近日，阿多尼斯首部母语与中文双语诗选《时光的皱纹》在香港出版。北岛组织的“国际诗人在香港”工作坊请来这位以“当代阿拉伯诗歌先驱”着称的叙利亚诗人。他的身后，除了卡佛文学奖、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连续数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等一串光环外，还有爱德华·萨义德称其之“当今最大胆、引人注目的阿拉伯诗人”。他是思想家、评论家、翻译家，还是拼贴画家。更重要的是，他“既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魔鬼”，兼有挑战西方与阿拉伯世界，是同时批判执政者与反对派的叛逆旗手，要在“尘埃中清洗众人之眼”。
　　
　　对于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争议一事，阿多尼斯说：“任何一个作家，若全收穫讚美，没有异议，反而是不正常的”，他表示“尊重评委会关于文学的决定，儘管这种决定有时候是错误的”。
　　此次首至香港，当听说香港年轻人为反思“六四”、佔领中环、反国教等议题长久行动时，这位八十二岁的“异见者”诗人，想与香港分享一句话：反抗你的父亲，以便瞭解你自己。
　　
　　
　　世界是一个童年
　　
　　「 我依然追随着那个儿童，他依然在我的身体内行走」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叙利亚国王忒伊利亚之子）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他生于叙利亚海边叫卡萨宾的小村庄。幼时家中贫寒，除了种地还是种地，阿裡13岁时都未曾进入学校。所幸身为农民的父亲，除了教他读《古兰经》，还引领他进入阿拉伯古典诗歌探秘。
　　
　　1944年，一个树下的梦，让阿裡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做首爱国诗，为前来家乡附近巡视的叙利亚独立后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朗诵。那天下着大雨，他光着脚一路冲到位于塔尔都斯的会场，却被护卫拦下。第二次，换了个地方，小男孩阿裡终于如愿以偿。总统听后大喜，当即允诺国家资助他读书。随后，在大马士革当时的第一家法语学校，他开始穿着背心上课。对于父亲，少年阿裡就此走上反叛之路。虽然后来，他记得更清楚的，并非家裡的宗教氛围，而是那首诗，他是先于总统念给父亲“这个宽容的朋友”听。这个因诗歌而起的奇迹，令阿多尼斯唏嘘至今，他也因此自称“诗歌之子”。
　　
　　“我生来就是青年”，阿多尼斯解释他的诗随处可见“孩子”“童年”字眼时，会孩子样大笑，“缺失的那部份，现在也想重新过一下”。对他来说，“世界也是一个童年，有可能变化”，所以“诗人应该有儿童的眼光，去直接体验”。
　　
　　1952年，父亲去世，阿多尼斯没有落泪，直到多年后，记忆浮上来，他才嚎啕大哭。2008年，他写下：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
　　
　　
　　
　　囚徒、流亡与爱情
　　
　　「 自有青草懂得雨的语言」
　　
　　
　　令青年阿裡想不到的是，五十年代他在叙利亚军队服役的两年中，因加入左翼政党，被投入监牢六个月。其中的屈辱令多年后写自传的他依旧纠结，担心写出来会“使叙利亚人民蒙羞”。
　　
　　“我在狱中经历的那些遭遇，不堪回首”，2009年阿多尼斯在中国说，“我决定把这把刀吞下去”。他的中文译者薛庆国教授，还记得他所看过阿多尼斯当兵时的照片：剃着光头、神情呆滞的青年，令人联想起关塔那摩的囚犯。
　　
　　那时候，整个叙利亚社会就是“无牆壁的监狱”。因为不能自由表达，即便出狱了，也“仍在狱中”。1956年，士兵阿裡退伍后决定前往邻国黎巴嫩。他刚过边境的5分钟后，苏伊士运河战争打响，叙利亚政府便向全国宣告徵兵总动员，历史的吊诡交织其中——
　　
　　他回不去的祖国，从此少了一名战士，多了一位诗人。
　　
　　作为阿拉伯世界“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黎巴嫩贝鲁特恰到好处成为诗人的新阵地。“阿多尼斯”从此与《诗歌》、《立场》杂志及阿拉伯自由体新诗革命连在一起。
　　
　　以色列围困贝鲁特之时，流亡的阿多尼斯在朋友家避难。一天早上他去厨房用餐，前脚刚离开卧室，炸弹就在身后爆炸。一切都在焚烧和杀戮：“她正在沙砾之上/在恶的汪洋里辗转/在她的身体上/有几团人类的呻吟”。这让他想起在狱中他曾感到最困惑的问题：作为最伟大生灵的人，爲什么有时候会变成野兽？野兽饿了才吞噬别的动物，人有时杀人，就是爲了杀人？黎巴嫩陷入战争，使他再度流亡，到了巴黎。
　　
　　现在，阿多尼斯回想起令自己渡过一切的力量，除了诗歌，是爱情。他与哈丽黛结婚时，两人身无分文，连办理结婚手续的印花税都没有。儘管他对贫穷刻骨铭心：“什么是贫穷？/在大地上移动的坟墓”，他也相信“只要这个民族里边有一个女人爱你了，爱就能让你忘却一切。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把一切（创伤）都忘掉了”。
　　
　　
　　
　　两者都是墙
　　
　　
　　「 你最美的事，是成为辩词，被光明与黑暗引以为据 」
　　
　　
　　在“双重批判者”阿多尼斯看来，一切艺术皆在政权之外。他既对西方殖民主义保持警醒，也批判阿拉伯文化糟粕与神本主义。“诗人和世界之间，应该保持一道鸿沟”，他说。
　　
　　1973年，阿多尼斯获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稳定与变化》出版，这本“第一次向阿拉伯人展示了隐藏在他们文化深处的可怕地狱”的书在阿拉伯文化界引发震动。后来，他的书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成为禁书。他也在文章中宣称：西方殖民主义过去用铁丝绞杀阿拉伯人，现在用丝线绞杀阿拉伯人。
　　
　　九十年代中期，曾因主张阿以和谈，阿多尼斯与阿拉伯作家协会官员激辩，最终被作协开除。在他看来，正是那些歌功颂德、攻讦谩骂的文人“将无比绚丽的阿拉伯语变成了一汪腐臭的沼泽”。
　　
　　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阿多尼斯分别向叙利亚执政者与反对派致以公开信：他既指责复兴党的铁腕统治将政党与国家溷为一谈；又批评反对派斗争仅局限于直接的政治行动，以成为另一种政权。对于均为牆的两者，他都拒绝，自称为“不以成为统治者为目的之‘反对派’的一员”。阿多尼斯的激烈引发极大争议，甚至招来“反对派”发出死亡威胁。
　　
　　
　　
　　自由即祖国
　　
　　
　　「 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 」
　　
　　对背叛者阿多尼斯来说，对政权和阿拉伯神本文化的不停批判，就是“与你的时代作对”，“走在一条更深、更美境界的路上”。
　　
　　对流亡者阿多尼斯来说，祖国是“注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
　　
　　他穿黑西装、条纹衬衫，说流利法语，行贴面礼，喝低咖啡因的咖啡，俨然崇尚精緻的欧洲老绅士——他一直试图走出身份：从卡萨宾到贝鲁特，再到巴黎。总之，他为之折腰的“祖国”，不是大马士革指向的政权。
　　
　　名为《祖国》的诗，不仅使香港年轻人与薛庆国教授几乎同时潸然，至今诗人自己重读，感到“一生都在里面”，“都要哭了”。
　　
　　令人想起阔别祖国近半个世纪后，2003年诗人首次重返首都大马士革。面对近千名同胞，他读一首长诗：“大马士革，请原谅/倘若没有你，我不会深入岩穴/不会摧毁墙垣/不会认识喧腾在我们历史中的火焰……”完后，他悄悄躲进一间屋子，泣不成声。
　　
　　“一切政权都会终结的。政权的力量，应该来自其有勇气赋予社会成员以自由。”如今的诗人谈及祖国与政权，言语间，略有停顿。或许，他正想起自己的诗句：“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本文採访经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教授薛庆国担任口译和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改动版发于香港明报212.10.23，这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