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上卷） - 书评

小书虫

　　深邃睿智的政治理论圣经
　　畅销70年的大学经典
　　最新修订版 全新中译本
　　在本书中，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做了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的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做了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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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飞

　　第一遍是倒着读，从下卷的第三十六章“法西斯和民族社会主义”开始，往上，一直逆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猎奇，外加一睹为快的自我放纵。一遍下来，捣浆糊般，除了任着性子的那种阅读快感，章章云里雾里（99%的读书皆作此情状）。
　　第二遍做用功的好学生。读读，划划，写写，想想。读到中世纪“法律是天空中笼罩一切的法则”，突然想大喊一声，有了。读到下卷二十二章“现代化的自然法理论”，窃喜。然后就一路翻到二十八章，心怀恶意般地，看看大卫。休谟到底是如何来摧毁这个自然权利方法论的。“理性，事实，价值”，拗口的陈述，第一遍还是云里雾里，第二遍一字字读，一句句划，“观念的比较”，经验关系或因果关系，价值，正当正义，真真费力，慢慢来，既然读懂了，暗喜。
　　“国家是一切科学领域的合伙，在一切艺术领域的合伙。。。而且也是生者、死者和即将出生之间的合伙”，天才呵！柏克！
　　“如果能把理性、事实和价值三者融为一体，或者说如果能把理性解释为同时包含这三者，那么便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逻辑，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以及一种对绝对价值的新辩护。这就是那种在康德指引下并最完整地体现于HEI格尔唯心主义之中的哲学所选择遵循的道路。。。不论如何，休谟的实证主义导致了一种与其自相矛盾的后果，因为它产生了种精致的形而上学，造成了宗教的复兴，而且还使得人们对绝对伦理价值产生了一种更为坚信的信念。”
　　那么，我倒要看看，HEI格尔是如何来建构这个宏大精致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哈哈，都等不及了呵。。。
　　读政治哲学，都能读到福尔摩斯的味道，是我走火入魔，还是萨氏的魔力？
　　

sueded

　　      邓正来老师译的《政治学说史》，语言倒也平实流畅，然而许多译名都另辟蹊径，与通行译名不符，兹举几例如下：
　　    Pindar，品达，邓译作“平德尔”；
　　    Anaximander，阿纳克西曼德，邓译作“厄纳西曼德”
　　    Sophists，字面意思是“诡辩家”，但是众所周知，这个词在特指古希腊的一个学派时应被译作“智者”，但邓依然直译为“诡辩家”；
　　    《Apology》，柏拉图对话录里的《申辩篇》，邓译作《自辩篇》；
　　    还有几处前后译名不一致，比如Euripides，通行译名是“欧里庇得斯”，邓有的地方照此翻译，有的地方却译作“尤里庇迪兹”。又比如Isocrates，通行译名“伊索克拉底”，邓在有的地方却译成“伊索克拉特斯”。
　　    还有的著作也与通行译名不符，比如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邓译作《论政治》；笛卡尔的《谈谈方法》，邓译作《论方法》。
　　
　　    固然，译名只是音译和意译，因此能够做到读音相近、意思通达即可，所以邓的这些译法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些译名在学术界早已有约定俗成的通例，邓却大量采用冷僻的新译名，未免看上去有些不够专业。那些前后不一致之处，更有理由怀疑是他的不同的学生们分头翻译此书的结果。
　　   

雷子

　　纯粹因为顾准的缘故，他在残破之年对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孜孜探求，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但并没有划亮那个癫狂年代的黑暗夜空。民主之于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皇帝的新衣。

半死不

　　邓正来译的第四版，无论是内容、译笔还是装帧，都中规中矩中正平实，作为政治学的入门十分合适。
　　
　　不过还是有些小瑕疵
　　
　　1、一些名词的处理；
　　
　　legalism在书中一般翻译成法律主义，但是在有些地方又翻译成法条主义。诚然这两种说法都不错，但是联系中世纪的历史现实，legalism更应该指的是尊崇法律、认为法律是调整一切关系且无所不在的法则的那种思想，而不是拘泥于具体规定不知变通的法条主义
　　
　　奥肯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更常见的译法是奥卡姆的威廉，或者奥卡姆·威廉。
　　
　　帕都亚的马尔西利奥（Marsilio of Padua）通常翻译为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另，这位仁兄据说曾被阿克顿勋爵赞誉为在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良心自由这些方面走得比孟德斯鸠、洛克更远，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确实是这样。他的所有主张基本上就是主张一个反对教皇霸权、把政治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绝对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有权力控制一切宗教事务，他认为世俗国家有权干涉一切，而教会无权采取强制措施；看后半句，他在赞同宗教自由，看前半句，则是另一回事。仅仅这一点，就让他关于法律与国家的那些精彩论述黯然失色。不过，就中世纪的环境来看，他已经足够超前了。关于法律的实证主义观点，以及主权者的论述，要等到300年后的霍布斯时代，才能够被真正的超越。
　　
　　绝对国家主义，或者国家万能主义（Erastian），被直译为埃拉斯图斯派，严格来说，这并不是错误。但是p359出现诸如“各种埃拉斯图斯理论（the Eeastian theories)”的字样时，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
　　
　　主权者，被翻译成十分别扭的至上权者，诚然至上权和主权都是sovereignty的翻译，但是读起来就是别扭。我不知道这么处理是不是有区分现代概念与中世纪概念的意思，可是就算按照罗马法对皇权（imperium）的定义，这也完全是两个同一概念，内涵是一样的。
　　
　　Constantinus 有的地方翻译成君士坦丁，有的地方翻译成康斯坦丁；具体页码没记住。
　　
　　
　　2、翻译风格上的小问题
　　
　　邓正来延续了他在翻译哈耶克作品时的习惯，通篇看到他不停的用情势、达致之类的词。尤其是“达致”，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词如此情有独钟。一些句子，例如，“……通过……达致了自己的结论”，直接翻译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是更好么？不过这个是风格问题，也许有人喜欢这种处理方法也说不定。
　　
　　3、缺乏关键字索引
　　
　　不过因为没出全，还不好下定论。也许出版全以后索引会附在最后一卷吧。
　　
　　
　　p383，结构——结果。
　　
　　白表扬了

成刚

　　乔治·萨拜因的著作《政治学说史》自1937年问世伊始就被目为政治理论史方面的经典，与邓宁、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和波科克等人的同领域著述联 袂为我们呈现出政治理论史嬗递演变的完整谱系，也是透视西方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的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在自由空气开始复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此书经由 商务印书馆译介出版，如今大概只有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才能觅到，且被炒到了240多块，二十年间价格翻了百余倍，近来由邓正来翻译的新版《政治学说史》低调 面市，对渴念良久的国内读者，不啻是一个福音。
　　
　　在施特劳斯与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一个重要主题乃是揭示历史主义与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共同导致了政治哲学的凋零衰 败，引发了对人类目标的理性思考的放弃，然而并不能因此认为历史主义被施特劳斯等人彻底否弃，相反，正如此二人在前言部分所述，他们并不相信排除掉自身历 史的政治科学同排除掉自身历史的化学和物理学一样是科学的；再者，如果结合《政治哲学史》写作的时代背景——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不难发现，作为理性主 义者的施特劳斯的笔锋实则指向西方文明和政治文化的总危机，意欲在历史中为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内在危险求得一帖良方。
　　
　　理性主义者施特劳斯犹如此，作为历史主义者的萨拜因在条路上则走得更远。《政治学说史》第一章中，萨拜因明确指出“我们认为那些希腊人是‘古代的’，恰如 我们用以指称他们的术语所示。然而，从另一种在许多方面更为妥帖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视他们是‘现代的’，如果还不完全是当代的话。”与其思想 之父休谟一样，萨拜因坚信文化传统和思想史对政治学的重要性，在第一版的序言中，他清晰阐明政治哲学不可能超脱时代偏见的种种关系之外，“以不偏不倚自 诩，不是浅薄便是撒谎。”任何作为人类扩展部分的政治理论都必须回归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否则便可能致使偏差，加剧当代西方人的狭隘视角，正如基督 教教义不能仅同当代的科学唯理性主义相对照，也必须与神话的思想方式相比较，因为其诞生目的乃是为了与神话思想方式抗衡。
　　
　　一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是对城邦危机的反应、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是对17世纪总危机的反应、柏林与哈耶克等的自由主义复兴运动是对二战前后 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的反应，萨拜因的著述也有其独有的历史土壤。《政治学说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走红，部分原因在于对彼时风行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另 一部分原因是他着力于探索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对抗的历史语境，以便为民主制度和民主主义价值观提供凭据，也正是由于后者的缘故，在政治哲学史 的书写工作中，萨拜因被誉为自由主义现代性范式的创立者，和他并肩享此殊荣的另一人是汉娜·阿伦特。由此观之，商务印书馆首次引介《政治学说史》适逢其 时，让人遗憾的是当时它的普及程度远未达致其所应该拥有的。
　　
　　《政治学说史》与《政治哲学史》的出版分别指向各自所存在的时代，意在诊治各自的时代特有的症结，然而萨拜因和施特劳斯的研究路径与意旨却大相意趣。前者 自柏拉图开始叙述，后者则是以修昔底德作为起始点，与其说是修昔底德因在《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战争》对战斗及其苦难的严肃生动的叙述而被长久以来贴上 “历史学家”的标签使然，毋宁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性”的欠缺所致。与其前辈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其实从未用过“历史”一词，他的视野也不限于一场具体的 战争，他对战争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一般地了解过去与未来，他敢于称自己的著作是“一切时代的财富”。对施特劳斯，普遍和永恒的真理等真正知识的倡导有可能 挽救虚无主义和道德思想的堕落；对萨拜因，政治哲学只有在政治自然界中才能够重发新枝，并不存在如几何原理般客观存在的至高理论。
　　
　　萨拜因对社会相对论修史观点的忠实同样体现在萨拜因与思想继承人托马斯·兰敦·索尔森对本书两番煞有趣味的增删上：1961年，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的 第三版修订中，大幅度地缩减了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讨论，他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整个世界都乐于——也许是太过乐于——把希特勒忘掉”，再来长 篇累牍地复述“国家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已经无甚意义；1973 年，索尔森重新刊发了萨拜因十二年前删除的章节，因为由于种种缘故人们在此论题上的兴趣已经被再次激发起来，邓译《政治学说史》所依据的便是索尔森的修订 本，这给国内读者带来了更大的期望值。有一点让我倍感兴趣，假设萨拜因依然健在，在此中译本出版之际，他是否会做修订？他将会如何批改？他究竟会对自己作 品在东方古老国家的流布抱持何样的期望？
　　最后要格外提及的是萨拜因的学术结构中关键性的概念“勾连”，它对我们理解自希腊城邦以降的各种政治理论有导航作用，也在暗示时人该如何完善政治自然界。 萨拜因认为，人们只有在采取指向政治制度的行动时，他们和他们的利益才与政治自然界勾连起来，从而使自己及其利益成为政治自然界的一个有机部分。政治自然 界和个人之间是全然互动、共同成长的，这给予了多数普通人改变政治的可能，使它们并不仅是制定及运作政治制度的少数人的特权，也唯有这样的认识与行动，才 可以唤醒现代社会日益萎靡的公共生活，才可以让律法真正保障所有公民权益而非被一小撮人玩于股中。
　　
　　如此说来，《政治学说史》虽初版于上世纪30年代，却像是一剂不断改进配方的“自由民主制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