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史实硬伤

一代天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确实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值得细细品读，甚至多读几次也是收益良多。
下面是一个作者所写，感觉作者功底也相当深厚，拿来，放到这里，供大家阅读。

【一】

第四十二页，……唐“县”分上中下三等，六千户以上为上县，六千户以下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下县”。

【楼主按】：据唐人杜佑所撰《通典》卷三三所记，“大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通典》卷十五又言“县自赤至下凡八等”，故而唐县至少是有七到八个等级，而非钱穆所说的只有上中下三等。另据吴松弟在《两唐书地理志汇释》中所考证的，唐县其实又能细分为“十等”，在“赤、畿、望、紧、上、中、下”之外另追加“次赤、次畿、中下”三等。如《新唐书·地理志》载“三原，次赤(县)”、“扶风，次畿(县)”、“同川，中下(县)”。

总而言之，无论是按照唐人杜佑所撰《通典》所记，唐县分七等或八等，亦或是宋人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县分为十等。这都远多于钱穆的“唐县三等说”。因而，此为钱穆书中史实硬伤之一也。

【二】

第八十三页，……到清代中叶以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然而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

【楼主按】：据今人何炳棣教授在氏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的考证，“丁”是一种赋税单位，而不是人口单位，“顺治八年到乾隆五年的丁数从来都不代表人口”。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在述及明清时期，对何炳棣之说是予以支持的。

或者再简单点来说，任何将明清时期“丁”简单视作人口单位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或者将“丁”数乘以五六倍以得出当时人口总数的做法更是荒谬的〔如E.H. Pasker和W.W Rockhill就这样做〕。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原文里，不难发现钱穆确实将“丁”与“人口”进行直接挂钩，认为清代的“丁”代表人口。事实上，这是错误且有悖史实的。此为钱穆书中史实硬伤之二也。

不过钱穆老先生也不是最后一个躺着中枪的人，到今天为止，圈内依然有人对这一史实没有清晰认识，以至于错误一犯再犯，比如点击这里和那里。

【三】

第一百零七页，……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
第一百三十九页，……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事派出，事完撤出。

【楼主按】：据生于万历年间的学者型官员孙承泽在氏著《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记载，“问总督军务者，本朝始于何时。曰：都御史总督军务，自正统四年始于麓川之役，王骥始也……继是而四方多警类率如，例如马昂于两广、石璞于关外、王来于湖广、侯琎于云南，然事平则罢……又继是而为任官矣，成化六年开总府于梧州，此任官之所由始矣”。

这段史料把意思说得很明白了，即明代的总督最初是临时性质，由都御史兼任，事毕即撤。后来到了成化六年，从两广总督（即原文“开总府于梧州”）开始，总督成为定制、常态，变成地方官群体中的一员，属于地方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为巡抚〕。

事实上，学术圈内对明代督抚的性质早有讨论，对于明代督抚从何时起演变成地方官，已有基本共识，主张成化年间的居多。因而，说巡抚总督在明代只是非常设官，以及地方最高首长为布政使，这只能适用于描述明朝初期。故而，此为钱穆书中史实硬伤之三也。

【四】

第一百零七页，……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

第一百零八页，……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楼主按】：很多时候，我们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之所以然。就好比我从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引的这段话。其实钱穆在书中对行省诟病甚多，远不止这些。那为什么钱穆会对清代省制如是不满，这要追溯到钱穆的早年阅读史里。

钱穆在《师友杂忆》里曾追忆当年为了考燕京大学，因燕大规定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必读书目，他就找来读了好几遍。恰恰是这本《文史通义》深深地影响了钱穆对清代省制的看法。

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有一篇不太为人所道的小文，即《地志统部》篇。该篇提到“明改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则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统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连四字为言，而行省则又可单称为省，人情乐趋简便，故制度虽改，而当时流俗，止称为省。沿习既久，往往见于章奏文移，积渐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旧制，而沿习称省，亦仍明旧。”

事实上若将钱穆的论述与章学诚的小文进行比照，我们会发现钱穆多有“暗袭”章学诚之说。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件题外话，早几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一位年轻博导写了几篇论文，提出“清代省制是层累出来的”，其中最为代表的〈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一文给历史地理学界扔下了一枚深水炸弹。该文认为“清代的‘省’只是一种区域的通称，不是巡抚辖区的专称，更不是正式的政区，因此才出现了众多十八省体系外的省，省下有省，辖区空间混乱……”。

不过，后来一位年轻学者，写了篇〈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予以反驳，认为清代的“省”字包含“政区”、“官署”及“省会”三重内涵，这也就解答了为什么在清代文书中出现“安庆省”、“西安省”及“湖广省”等问题。私以为，这也算是纠正了钱穆对清代省制的错误认识与偏见。

【总结】

其实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所犯史实错误，远不止我上述列出的这些，不过这篇小日记也这么长了，也累了，就此歇笔。说实在话，我对钱老先生还是很尊重的，他的上述史实硬伤，有一些是时代局限所致，当时学术研究没发展到那步，认识不到也在情理之中，无所谓再“得理不饶人”了。

其实真要苛责起来，许多著名历史学家都把一些基本史实给弄错过，比如隋唐史学家岑仲勉在《隋唐史》中就完全忽略了唐代官制中“职事官”与“使职”的重要区别，这一区别在今人看来算是“常识”了。而明史学家顾诚，则在一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论文里，莫衷一是，差点将“同姓同字”者当做沈万三的后代。


本文所涉参考文献：
1、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
2、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华书局，2004年
4、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
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
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三联书店，2001年。
7、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8、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9、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侯杨方〈“安庆省”考〉，《历史地理》第23辑，2008年。
11、侯杨方〈“西安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
11、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
12、傅林祥〈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期。
13、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
14、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5、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
16、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中华书局，2011年。

淡淡的空气

长见识了，原来我读书真的是“不求甚解”啊，向楼主学习这种质疑精神及读书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