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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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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上一篇揪到了欧文几个可能的错处,晚饭后闲着无聊,又翻了翻,顿时又有新的发现了。刚看到一段精彩的七律风格的论说,随即就发现了几处扎眼的东西,真是白璧微玷,如蝇在食。这本书真是宝藏一般了,常读常新,亦常读常错矣。
一.P151 刘得仁诗句:石溪盘鹤外,岳室闭猿前。欧文释为:同样,我们也可以将第二句理解为“在猿开始叫之前”,驱散一些奇怪之处。
按:欧文的释读才真的是“奇怪之处”。“闭”在此处怎么可能是停止叫的意思呢?目测是翻译和欧文单纯从英文语法出发的原因导致了这等低级失误。估计译诗把“闭”直译成了“shut”,欧文就理解为室可close,猿亦可shut,故而闹出了这个笑话。
二.P157脚注[1]“李商隐说他二十四岁时去世,这是错误的。但在早期的中国评论中,人们常常引用这个数字。”
按:“他”指李贺。然而P162引的义山文曰:长吉生时二十七年。欧文,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查《樊南文集詳註》(影印乾隆刻本),P582,卷八之《李賀小傳》,云:長吉生二十四年。李贺的寿命历来是诗家一大公案,冯浩在文集此处的注即对此有征引辨析。近人朱自清《李贺年谱》考订其生卒年为(790-816),学人大多主此说。看来欧文主张26周岁之说,但是引文不要错误百出好不好。
三.P198脚注[32]:据说黄河有九曲。然而,传说中的大禹开凿了至少在现在的山东地区的河道。张继此处的意思不明确。
按:我不得不怀疑欧文是不是没看懂这首诗了。张继《秋日道中》,全诗如下:齐鲁西风草树秋,川原高下过东州。道边白鹤来华表, 陌上苍麟卧古丘。九曲[32]半应非禹迹,三山何处是仙洲。 径行俯仰成今古,却忆当年赋远游。
再明白不过的怀古诗了。状物,怀古,叹息,“俯仰成今古”是一篇之旨,最后乃以“远游”结,“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屈原《远游》)。欧文所注释的这句显然得跟对句照应着看,张继的意思是,俯仰之间,古今已变,黄河现在大半已不是禹迹了,三山又哪里有仙洲呢。欧文却全落到了实处,论证大禹曾经开凿过“齐鲁”的河道,这是哪跟哪啊。如果这句得如是辩,那下句岂不是也得称引《史记》说明三山真的有仙洲?
四.P167脚注[19]称张祜诗《雁门太守行》引自严寿澂,201页。P171脚注[28]称张祜诗《题苏小小墓》引自严寿澂,14页。P211脚注[64] 称张祜诗《上元怀古》引自严寿澂,152页。然而P288 脚注[74]称张祜诗《到广陵》引自严寿澄,119页。欧文所用书当为严寿澄校编的《张祜诗集》(江西人民1983)。澂通澄,然而一本书里最好还是要用统一的名字。这恐怕不是欧文的错,但也说明本书做的粗率。
五.P230许浑《题苏州虎丘寺僧院》:“暂引寒泉濯远尘,此身多是异乡人。荆溪夜雨花开疾,吴苑秋风月满频。万里高低门外路,百年荣辱梦中身。世间谁似西林客,一卧烟霞四十春。”欧文释二联云:“第二联是这一形式通常要求的描绘性对句:溪中的落花与秋风相配;长江中游的荆州与下游苏州的吴地相配。此联不动声色地展示了时间的迁移和空间的移动,并暗示了时光的紧迫。”
按:查《全唐诗》卷534,许浑诗集卷七,本诗第二句为“此生多是异乡人”。更大的问题是,欧文把“荆溪”理解为“荆州的溪水”,并由此推出“空间的移动”的解读,这就不得不让人暗笑了。许浑题苏州僧院的诗与荆州有何干系?在此处写荆州的溪水岂非跑题?再者,荆州没有一条叫“荆溪”的溪水,(检索荆州市-水系黄页而得,历史资料待考),“荆州的溪水”也不可能被简称为“荆溪”。查苏州水利局《苏州水系简介》有言“太湖之源分南、西两路,南路为浙北天目山区的苕溪水系(又称霅溪),西路为湖西宜漂山区的南溪水系(又称荆溪)” (据《苏州水利志》摘编)。许氏最终隐居于今镇江丹阳,固熟谙东南风物者,在吴言吴,与荆州无涉,自然是明显不过了。
六.P527第十五章《温庭筠》之第五节小标题为“李贺的遗产”,而P157第五章的题目即是“李贺的遗产”。题目虽是小事,但是也可见治学严谨与否。本节论述温之学长吉,仅各举一首诗对比,声色之美没能阐发完整,是不足以言“遗产”的。仅以一章内容论温,似嫌太少。杜牧(P251-307),李商隐(P326-505),而温庭筠(P506-543)为三人最少。其中,温本章的大段内容在谈他的社交经历,手抄本,最后还谈了一部分他的词,而对于温特色同样鲜明的诗没能展开论述,是一大憾。难道是因为其好友Paul Rouzer专治温诗,而欧文不敢掠美抑或抗礼乎?(Paul乃哥大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著有《Writing Another’s Dream——The Poetry of Wen Tingyun》。本书中欧文称引Paul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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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欧文的胜处在于能在中国诗歌惯有思路之外别有怀抱,能给人新的思索,即如本书,论自然风格、田园诗、诗歌独立场域、修辞层次诸节皆能给人启发。然其流弊亦发端于此,联想时有过多之嫌,不能完全据实梳理,这恐怕也是西人治中国之学的通病。欧文识见不可谓不深,视野不可谓不广,或曰,“义理”或臻精纯之境,“训诂”则多有硬伤。虽然作者声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远远超出三十年前我研究初唐和盛唐时的情况”(P11),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反而不如初唐和盛唐论说之精粹。姑举数例,以备查考。
一. P4 释温庭筠句“茂陵仙去菱花老”之“茂陵仙”为对汉武之讽刺性称呼。按:汉语里不会这么表达,“仙去”是一个独立的词组,“去”在此处则不能作动词解。即便温对汉武有讥刺之意,“茂陵仙”也不会是一个冠名。我推测(一时找不到原文)欧文所用译诗,把仙译成名词“immortal”,而把“去”译为动词“pass away”,才有此说。另,查今本《温庭筠全集校注》(中華書局2007)卷二,P110,本句下劉學鍇【補注】云,【漢武好神仙,妄求長生,故於其逝世曰[仙去]。】
二. P23释文宗年号“开成”为“完结的开始”,属臆测。
三. P48 脚注[8]云,“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对此故事和张耒的注有一个评语,但我未能找到。”按:这个故事就是传说白居易写诗念给老妪听,听不懂就改,听懂为止。谁能告诉我原来还能这么加脚注?欧文倒是很诚实,直接说“没找到”,呵呵。《苕溪渔隐丛话》是很难找的书吗?岂非研治诗歌史的必读书目?不翻阅该书就不要称引该书嘛。
查今本《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人民文學1962年版)P50,《卷第八杜陵三》,有云:《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為得於容易而來,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苕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泠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惠”原作“德”,今改。)
四. P288 张祜《到广陵》末句“不堪明风满扬州”。按:从平仄和句意都能很明显的判断出,“明风”在此处绝对讲不通。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P615,《張承吉文集卷第七》,本句应作“不堪風月滿揚州”。该书影印南宋蜀刻本,比《全唐诗》卷510、511所载张祜诗多150多首,《到广陵》一首即不见于《全唐诗》。复旦教授陈尚君所辑《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之《第二编全唐诗补逸卷之八》载有此诗,也是以上述宋刻本为依据的。另,张祜承吉乃吾乡先贤,断不能忍外国佬唐突佳句也。(可能是印刷错误。但是“风月”误印成“明风”的可能性不大。欧文脚注称该诗转引自严寿澄,119页。我没找到相关文本。)
五.P421 释《曲江》为明皇杨妃事。按:此诗历来就有两个解释,欧文所本盖张采田说。但欧文给出的解读十分可笑,仅以第三行断为杨妃故事是站不稳脚的,而且完全不知义山所谓“伤春”者何,所谓“天荒地变”者何。不说其他,华亭鹤唳,铜驼陷于荆棘,这都是亡国的象征,上联是个人际遇,下联乃不能忘情于国事,“忧”“伤”道尽全篇旨意。综合义山一生,有亡国之象征的大事件实乃甘露之变,力图振拔的文宗毁于宦官之手,满朝文武被大肆屠戮,长安变作人间地狱,瞻望唐王朝的前途,自是有无限心折之忧患。甘露事变作于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廿一,本诗作于开成元年(836年)春,血腥尚未走远,国运微茫,岂能无感?另,反证,义山写爱情全出温柔蕴藉,或缠绵幽秘,不可能以“鬼”等字眼写的凌厉粗鲁。
《李商隐诗歌集解》所辑甚详,手头无书。现查刘学锴《汇评本李商隐诗》(上海社科2002)P56,P57,对该诗的集评附下,可自行判断也。(程梦星所论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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