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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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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入
读“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一、斯文世家
比毛泽东大4岁的梅贻琦先生出生诗书人家,比他的老师代表南开大学同为西南联大三常委的张伯苓小13岁。梅先生有着十分深厚的国学根基。梅先生曾经说过“假如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典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五兄妹4个考入清华,其中一个小妹妹考入南开大学,其中五弟梅贻宝后来还出任燕京大学校长。要是他的爸爸在,自然可以写出一本新书“我的事业是父亲”了。
或许是大清帝国的内乱,或许是列强的不断入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心怀苍生,前赴后继,最终寻找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之光——也就是后来陈独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相比当年很多人选择到日本留学,梅先生选择耻辱的利用美国庚子赔款到美国留学,并且选择到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同时选择皈依基督。读书期间,对中国国内尤其关注,要求其弟弟订阅报纸,看后分批次寄送给他。
归纳起来,对祖国有着殷殷之情的梅先生,在有坚厚国学功底的前提下,不光是首先选择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还躬身全面体悟西方的文化, 可以说,这样的学习选择,才是奠定梅先生一生斯文,且始终坚持做谦谦君子的基础。尤其是皈依基督,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西方人评价我们的话“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就离民主有多远。”
二、教育理念
通才教育,强调大家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习,需要融汇贯通。目的不是培养匠人,而是培养“士”。
提倡教授治校。在学校的管理过程中,不轻易发表意见,坚持无为而治,最经典的莫过于“大概或者也许是,然而我想不见得。不过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够在短短的10年左右时间,让清华大学从草创跻身为国内一流大学,光靠充足的经费保障,没有梅先生的胸怀和气度肯定是不够的。
尊重学术自由,这里面还包括了他对自己并不一定认同的过于左倾的闻一多先生的包容和保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梅先生对于建设好大学有自己读到的见解。强调师资第一,设备第二,交流第三,对我们现在不管是学校还是科研机构,都是直接可以奉为圭臬的。
对于出去留学的这些人,他专门向大家灌输了自己的留学观: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疑问的时候,务必保持科学的态度,追求真理。这,或许是每年50万人(当年只有47个)外出留学的学生首先应该掌握的,因为这或许是留学生确保自己不成为“用人民币换美元花光光后回到祖国来做海待”的金科玉律。
三、疑问
1、为什么西南联大选择在昆明而不是重庆?
2、我们后来的大学教育,虽然更多的学习了苏联,但是俄国也是给法德这些国家先学习而已。我们强调“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教育,为何偏偏就不提当年完整的“德智体美劳群”六个方面呢?
3、解放北平的时候,梅先生为何毫不犹豫选择到台湾?我想不仅仅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党员。
其实,第三个问题,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缺陷,后面的交待过于粗浅。或许,这也是因为作者作为资深出版人的一种无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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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7
十年砍柴
他真正把维护“斯文”——尊重文化和学术放在第一位,而自己的名利和政治、人际上的恩怨则在其次。
清华百年校庆举办了一个超级隆重豪华的典礼,这所名校什么时候建成“世界一流”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在我看来,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或许就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至少是离“世界一流”很近。在历数清华灿若群星的人物时,有一个人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他就是服务清华近四十年、执掌清华和西南联大十七年、又在海峡彼岸创办了新竹清华的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但在大陆他的一生行为并不被更多人的了解,这或许是和他晚年的选择有关,而不像蔡元培这位资深的同盟会员,抗战时在香港辞世,国共两党领袖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近日,我阅读了黄延复和钟秀斌合著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才对梅贻琦的生平和思想有所了解,知道梅先生除了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还给中国教育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也能解开我曾有过的一点疑问。以前我看钱钟书、曹禺、吴晗、韦君宜、赵俪生、何炳棣、何兆武等人的传记和自传时,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大家都出自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要知道,1925年清华才从预备留美学堂改成大学。清华大学短时间内能跻身全国一流乃至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和梅贻琦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梅贻琦在清华学堂改大学的第二年即1926年任教务长,在1931年至1937年清华的黄金时期任校长,抗战八年他作为西南联大事实上的校长(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弦歌不辍、斯文不断。
梅贻琦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他是一个最没有“大师范儿”的大师,寡言少语而内心坚毅,初与人相交并无多少人格感染力,看上去没有什么鲜明的领导才能,连他常说的“大概、或许、也许是”也被师生善意地调笑。但正是他办事公道、生活俭朴清廉、尊重人才和教学规律、刻意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品德和办事风格,能使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生敬服,从而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梅贻琦比蔡元培小21岁,比梁启超小16岁,和胡适、蒋梦麟是同龄人。与蔡、梁、胡等人相比,他少了些传奇色彩。和他们相比,他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家,一个纯粹的大学校长。他不去追求自己的学术地位——现在某些大学的校长在科研项目上“有权者通吃”的状况在当时恐怕是丑闻,他也很少就政治、经济等公共事务发言,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办好清华这件事情上,心无旁骛,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这才是他的最伟大之处,这也是清华的最大幸运。
我以为,之所以说梅贻琦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斯文”,是他真正把维护“斯文”——尊重文化和学术放在第一位,而自己的名利和政治、人际上的恩怨则在其次。梅氏的办学理念概言之为三句话: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三句话,可与至今尚立在清华园内一块石碑上镌刻的陈寅恪悼王国维的一段话参看。陈氏在悼文中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若无梅贻琦维护“斯文”的努力,靠庚款乃至更多的钱,是办不好一所大学的。
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病逝,葬在新竹清华的校园内,他的同道蒋梦麟先生为之撰写的碑文称其“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不为过誉。而今,其墓地所在的“梅园”花木成林,成为校园一景,正合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说。
在百年盛典的清华校园里,冠盖如云,繁花似锦,不知道会有几个人想起梅贻琦。能否问一句:斯人已去斯文尚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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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7
袁帆
隆重非凡的清华百年校庆,随着盛典的结束,渐行渐远在消失在人们的心海中。热闹平静之后,人们开始反思了。百年清华给清华,给教育,给社会,给民族留下什么?清华的精神是什么?清华的未来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人们不能不追忆一个在校庆期间被淡忘的人物。因为他与百年清华所有的荣光都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他虽然沉默寡言,但却刚毅坚卓,以强大的人格力量带领清华度过惊涛骇浪的岁月,创下中华民族高等教育奇迹。虽然他在62年前离开了“生斯长斯”的北平清华园,却在台湾新竹再建一所仍然享誉海内外的清华。他就是被人们誉为永远的清华校长——梅贻琦。
在热闹的校庆期间,清华资深校史学者黄延复教授和图书出版人钟秀斌先生合著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一如梅贻琦先生静默的品性,平静地走进读者。这本书通过大量文献史实,旁征博引,由《格物致知》、《初登教坛》、《崭露头角》、《清华盛世》、《中流砥柱》、《乱世磨难》、《台湾功业》、《修己安人》等章节,精确解析,清晰地勾勒出梅贻琦先生主要的人生轨迹,公允地阐述了梅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向读者全面再现了一位可信、可亲、可敬、可畏的梅校长——一生专注做了一件事:教育,领导清华大学;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生只爱一个地方:清华园。
解读梅先生,人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他出生于1889年,73年的人生是在皇权专制、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民族危亡、两岸分离的剧烈动荡中度过,而能在这样宕荡起伏的大变局中成功地将一所“留美预备学堂”建成极具影响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流大学,这是一件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大功绩!做成这件事的为什么是梅贻琦先生,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先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因为梅先生的“专、大、公、爱”,而这些恰恰是构成一个大师“斯文”的核心所在。梅先生的“专”是真“专”,一生只做教育,一生只为清华,一生只想干好校长。梅先生的“专”即是他成功的坚实基础,也是他道德境界和人生能力的集中体现。因为他的真“专”,他的大理想、大公心、大仁爱才得以发挥与实现!
梅校长于清华的最显赫功绩,莫过于在清华1911年建校的20年后,临危受命,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短短五年半的时间,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将清华一举从一个“校长频繁更迭、师生人心不稳”的“乱摊子”,治理成了一个当时国内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他的“六年胜治”,主要做了八件实事:
1.力行“大师论”,为清华建立了一支具有当时世界一流大学水准的强大师资力量;
2.增扩校园、新建6座专业教学馆、增添大量教学科研设备;
3.大力发展研究事业,特别是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和国情普查等特种研究事业,为全民族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4.合理使用经费,特别是“庚款”基金的管理;
5.创建清华工学院,为现代中国工程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办学经验;
6.发展农业科学教育,最终使清华成为包括文、法、理、工、农五学院26系的综合性大学;
7.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国外名校交流师资、互派留学生,提高清华的国际化水平;
8.以学生为本,发展校友联络及学生职业发展指导。
1937年抗战开始后的12年间,梅贻琦先生在带领清华师生经历南撤、主办西南联大、复员清华园等一系列动荡,备受局势煎熬,但他竭尽心力,矢志不渝,传承清华优秀的人文和科学“薪火”,做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在面临政权更迭的重大变故面前,梅先生在“走与不走”的纠结中,最终做出“离开大陆”的明智选择,在寓外六年后,回到台湾再次创业,创办新竹清华,直到燃尽生命。尽管梅先生自出走清华园后再也未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清华,但这从未改变他对清华“吾爱吾庐”的深厚感情和人生信念。这本书第一次以独立章节详细记述了梅先生在台湾创立新竹“清华”的艰难经历以及逝世后享尽哀荣,使读者有机会走近那段被人为割裂的历史,有利于读者全面了解梅先生在台湾十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有助深入了解他的人品和道德风范。
当年,梅校长仿照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说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旷古名言。梅校长以自己的一生奋斗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个“沉稳校长、敬业校长、纯粹校长”,造就了一个品德高尚、能力卓著的“大师”典范!
清华百年诞辰收到了许多祝福。其中最令人心动的,无疑是人们寄望于清华在新的百年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寄望于清华能够像梅贻琦时代那样培养出一批学贯中西,对民族、对世界卓有建树的学术大师。如今,清华处在百年来最好的发展阶段,不缺大楼和设备、不缺资源和品牌,唯独缺乏具有梅校长那样斯文水准的大师,缺乏培养大师的体制和综合氛围,缺乏斯文修养的自我意识。人们深知,有了斯文未必一定成为大师,但是成为大师一定不能没有梅校长式的斯文!这正是:
百年沧桑筑名校、硕果累累誉天下;大师斯文传世代、道德精神照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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